別人眼裏的中國（6）：海外華人的看法與期待

一個有希望的民族，首先一定是個胸懷寬闊的民族。無論是友人、敵人、還是外人，無論是左派、右派、中間派，無論是善意、惡意、還是他意，他都能夠靜下心來看看別人的文章，洗耳恭聽一下人家的意見，開闊一下自己的視野。三人行必有我師，取它山之石，可攻世界之玉。何況知己知彼，方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這就是老祖宗孫子給我們留下的寶典精義。

海外華人對自己的祖國有著一份異樣的感情。有時候隨祖國的成功而雀躍；有時候隨祖國的失誤而沮喪；有時候歌頌，有時候譴責，.....

在中國快速發展的年代,在舉國為崛起歡欣鼓舞的當下,海外華人也不甘寂寞,執筆檄文,各抒己見。最近各大報社報道了餘英時教授的訪談，觀點中肯，任人以平常心去看待這些變革和發展。他也意識到，一個經濟發展的中國，用什麽來維持自身的持續繁榮？那就是要保證有一個和平的、穩定的社會環境。為了這個穩定的環境，那就需要有一個合理的、健全的社會管理機製。順著這條思路，讓人們意識到了未來的艱難，讓人們對未來也有更多的期許。

我們就來看看訪談的紀要：

《大國崛起》的背後

自《大國崛起》2006年年末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以來，各種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談論此起彼伏，但無人否認，該片的潛台詞卻是為中國崛起這一未來“大戲” 而草擬的。眼下，人們更願意以一種平穩的心態去看待中國現時及未來可能遇到的種種機遇和挑戰，但有學者提出，分析該片的政治背景看出，中共領導層比中國的知識界更早地談民主。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一個國家外部的崛起，實際上是它內部力量的一個外延。內部製度還沒有健全的情況下，很難成為一個大國，即使成為一個大國，也不是可持續的。”----這是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鄭永年在中國電視片《大國崛起》中說的一句話。

“強國都是由內到外”

鄭永年的這句話在海內外中文網站上被網民廣泛引用。新年伊始，鄭永年又複述了這句話。鄭永年隨後詳細闡述了這句話的含義，他說，一個國家內部製度的健全，包括經濟製度、社會製度和政治製度的健全。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確實是在高速發展，但單純的經濟崛起，還難以稱得上是真正的、全麵的崛起。

鄭永年說，自從1978年以來，中國開始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改革；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國又開始了社會改革。近30年來，雖然中國並非如外界所言隻有經濟改革而沒有任何政治改革，但也應當承認，中國以往的政治改革都是輔助性的。

鄭永年強調說，中國的漸進改革模式是否能維持下去，主要取決於現存政治體製能否應付中國社會所存在的各類問題和所麵臨的各種挑戰，而隻有整體性的政治改革才能應付今天的新問題和新挑戰。

在年齡、背景、工作地點、研究方向等方麵，74歲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餘英時與44歲的鄭永年顯然有很大差別，但他們在大國崛起原因的看法上卻不謀而合。

餘英時說，近現代強國的崛起，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經濟上占上風，二是內部有很好的製度。近代史上最早崛起的國家，主要是一些海洋國家，他們靠著海洋貿易先起來了，實現了亞當·斯密所說的“國富”；但能否維持這種“國富”，則要取決於內部的製度。近代以來，那些比較長期地維持國力富強的國家，即使尚未實行完全的民主，也至少有憲政和法治，內部秩序比較清楚。換句話說，強國都是由內到外，絕對不是僅僅靠有錢，就能發展起來的。

餘英時不久前剛剛獲得素有“人文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之稱的“約翰·克盧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生成就獎”。年逾古稀的餘英時思路和口齒卻非常清晰：“我想強調的是，大國崛起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內部秩序要比較安定，比較合理，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發展起來，例如，英國如果沒有那麽好的製度，它也不可能在海外擴張和發展。”

“政治製度創新”？

雖然《大國崛起》講述的是近現代其它強國崛起的故事，但無人否認，該片的潛台詞卻是為中國崛起這一未來“大戲”而草擬的。那麽，中國怎樣才能實現餘英時所說的“比較安定、比較合理”的內部秩序呢？

鄭永年認為，中共要承擔起政治製度創新的曆史責任。他強調說，政治製度創新並不是說要仿效任何西方民主製度，民主製度是仿效不來的，並且也並不存在一個固定的民主政治模式，盡管民主政治是個大方向，但民主隻能是中國政治發展和政治創新的結果。中共隻有通過政治製度創新才能實現國家內部的長治久安，進而實現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全麵崛起。

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中國問題專家李成看來，中國最高領導層正在探求這種“政治製度創新”之路，《大國崛起》電視片的播出就是這種探求努力的表現之一。

李成從更為寬泛的角度理解“政治背景”這一詞語的。他說：“麥天樞說此片的製作不是上麵授意的，他說的可能是事實，但是，此片顯然是在一種大的政治背景下孕育和誕生的，其最初的起因就是因為總編導任學安聽到了一則新聞廣播：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錢乘旦等人為中共政治局講述曆史上九個大國崛起的經驗教訓。中共中央政治局請人講這些東西，這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信息，後來中共中央又同意中央電視台在黃金時段播出《大國崛起》，這就更不是一件輕易簡單的事了。”

李成經常去中國調研、講學、訪問，也經常接觸中共上上下下各層領導人。據他透露，中共最高層對“政治製度創新”的探求，早已遠遠超出了請人講課或批準《大國崛起》播出這類行為。

“兩個月前，我參與的一個代表團見了中國總理溫家寶，非常有意思的是，他這次主要講的就是中國的民主化問題，”李成說，“溫家寶從三方麵來定義中國的民主：一是選舉，二是司法公正，三是對政府的監督，包括媒體對政府的監督。從一定程度上講，這與普適的民主定義是一致的。”

李成回答說：“溫家寶談的是兩種選舉：一是直接選舉，即人大選舉，二是間接選舉，也就是黨內民主。他談的並不是很多，但概念是非常清楚的。在談到基層選舉時，他說，這種選舉如果可以在縣一級進行，那未來也可以在市一級進行，也可以在省一級進行。他談的兩種選舉，也許是中國漸進民主的一個比較可取的方案。”

談到如今中共高層忽然毫不避諱地大談民主的內在原因，李成分析說：“胡錦濤、溫家寶等中共領導人意識到，雖然中國現在並非處於一個革命的階段，但是如果不改變政策的走向，如果不更多地關注弱勢群體，尤其是中國的農民和民工，社會就會出現問題。當然，中國社會目前還不會馬上出現問題，所以，胡、溫執政時期出現的一些政策變化，都是一些預防性的政策變化。也許目前中國國內知識界和民眾當中呼喚民主的聲音並不是很強，但是這一天遲早會到來，因為一黨製的國家在當今的世界上隻有不多的兩、三個，而且由於中國中產階級的崛起，由於中國中央和地方之間關係的變化，由於中國和世界非常密切的聯係，由於中國新的社會群體的出現，也由於中國媒體的商業化，這些變化都會對中國的政治體製有所衝擊，所以，談民主是遲早的事情。非常有意思的是，實際上，是中國的中央領導人、地方領導人比中國知識界更早地談民主，當然，他們談的民主與西方的民主有區別。”

餘英時也認為，“中國如果僅僅發展經濟、開放經濟，但不改革政治製度，那不是真正的崛起，將來甚至還會造成大混亂的，因為如果中國不改變目前的政治製度，它就很難妥善地解決地區之間和階級之間的貧富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