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舟靜泊聽濤聲
讓心之船隨思緒漂流，靜息聆聽歲月流淌的歌
在商務的百年曆程中，我追尋著外公的足跡
6月6日這天晚上，我坐在燈下，饒有興味地細細翻閱一本新近出版的《商務印書館110周年大事記（1897~2007）》。
書的編排很有創意。書的前半部，選擇有不少具有代表意義的老照片及資料影印件，分別嵌入創業—發展—複興—維持—新生—再創輝煌這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從而串起商務印書館的百餘年曆史。之後，便采取編年紀事的方式，每年排成兩頁，左頁為大事記錄，右頁刊有資料，眉目清晰，詳略得當，甚至還留有不少空白，整個設計雅致清新。
突然，我將眼睛停留在1960年的左頁上，在這裏我意外發現了外公謝德風的名字。大事記錄上寫著：出版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古希臘〕修昔底德著）。在後麵的年代裏我繼續發現：1976年，出版謝德風譯《羅馬史》（〔古羅馬〕阿庇安著）；1992年，出版謝德風等譯《曆史著作史》（〔美〕湯普森著）。當然，我還知道，在大事記之外，商務印書館1998年還出版過外公與孫秉瑩、趙世瑜先生合譯的《神聖羅馬帝國》.
這些文字不由勾起了我對外公的懷念，同時也勾起了我對外公一生與商務印書館友好緣分的回憶。
1980年12月9日，身為湖南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的外公以他獨特的姿勢向這個世界、向他的親人做了永久的告別：同往常一樣，他安詳地坐在書房裏，手中握著一支老式的黑色鋼筆，案頭放著攤開的外語原著和譯稿……
外公一生與書結下了不解之緣。他的人生軌跡集中體現在六個字上：讀書、教書、譯書.
憑著頑強、刻苦的精神，1924年秋，外公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上海複旦大學，同時就讀於該校的外語係、曆史係。1926年秋,又考上了東吳大學的法學係。1930年他分別獲得複旦大學史學碩士和東吳大學法學學士兩個學位時，年齡隻有24歲。
外公的翻譯工作，就是從這個時候起步的。在複旦大學留校任教時期，他與文學係主任餘楠秋教授合譯了《歐洲近現代史》。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他隨學校內遷到重慶北碚，盡管頭頂上常有日機轟炸，他仍不時將許多國外的報道譯成中文，發表在孫寒冰先生主持的《文摘》雜誌上。解放以後，他回到家鄉，先後在湖南大學、湖南師範大學任教，並開始了與商務印書館長期友好的合作。
用“泛舟學海，勤奮一生”八個字來形容外公對事業的執著是恰如其分的。1957年以後，外公身處逆境，在每天被迫參加繁重的體力勞動的情況下，晚上仍堅持伏案譯書，《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和《羅馬史》這兩部歐洲古典史學名著，還有《神聖羅馬帝國》、《西亞細亞、印度和克裏特上古史》、《1765~1917年的美國》等一批譯著都是這一時期完成的。
1978年夏天，恢複高考後考上大學的我第一次回到外公身邊過暑假。他的生活、工作環境令我萬分驚訝：“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他被驅逐到長沙郊區一個名為紅泥村的地方。坐落在半山腰的簡陋農舍，沒有自來水，也沒有廁所。屋內陳設除了簡單的兩張床、幾口箱子外，就是一個沒有刷過油漆的四方桌，上麵堆著一尺多高、已經發黃的譯著稿紙和一個8磅熱水瓶。後來我才知道，由外公執筆主譯的上下卷共四冊、長達130多萬字的巨著——美國湯普森的《曆史著作史》，就是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一字一句翻譯出來的。
在這本110周年的大事記中，我還有一個發現：從1960年到1976年，再到1992年,幾乎是每隔16年,外公才有一部重要的譯著問世。應該說，這正反映了外公嚴謹的治學態度。因為他所翻譯的多是世界古代史，而且有些版本是從希臘文轉為英文，然後才拿來譯成中文的，於是他在做案頭工作時，往往要推敲再三，改了又改，盡量做到“信、達、雅”，盡量找來更多的古代地圖、曆史文獻進行反複查證，並在注釋中加以說明，這樣就決定了他的譯著不可能是“速成”的作品。至今我還保留著商務印書館1960年2月寄給外公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校訂本，上麵留著外公用紅筆字斟句酌修訂的墨跡。
外公還常常笑稱自己是“寫長序的人”，他寫作最長的一篇序竟達50多頁。從方便讀者閱讀出發，他會在《序言》中提綱挈領，概述該著作所產生的曆史背景、特點，同時用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點分析其優點和不足。這樣，外公所寫的《序言》往往成為指導讀者了解和學習世界古代史的指南。
外公的足跡已經深深地印在了商務印書館的百年曆程中。幾十年裏，外公翻譯了大約400多萬字。有些譯著，一版再版，有的已累計印刷了7次。他解放後所有的重要譯作，都是交付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即使在他去世後，商務前後有三任編輯一直與家人保持著聯係，從送達重印譯著的樣書到匯寄稿酬，每件事都做得一絲不苟。
1988年商務印書館重印漢譯名著200種，外公獨立翻譯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和《羅馬史》均被選入。同年，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曆史著作史》（上卷）時，在外公寫於1979年11月12日的《譯者前言》後麵，編輯特意加了一個出版者附言：謝德風教授已於1980年逝世，他生前曾將多部曆史譯作交由本館出版，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了大力的支持。謹此表示對他的悼念和感謝之忱。商務印書館對外公的這段評價與肯定，一直讓我們家人備感溫暖和親切。
商務印書館堅持的為學術、為文化的高尚出版理念，外公一生為翻譯、為溝通世界文明曆史所做的工作，都出自一個共同的目的——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當我凝望著《商務印書館110周年大事記（1897~2007）》那象征著事業常青的綠色封麵時，我相信，外公的在天之靈是一定會為此感到欣慰的。
（這是姐姐的近作，寫於商務印書館110年華誕）
Good 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