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留學之夢，曇花一現
1986年，大概是我有生以來最“時來運轉”的一年，我的人生像是突然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年末時，我那原本平淡無奇的人生竟同時綻放了兩朵花，其中一朵便是單位同意我考研。所謂“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此處再來講講另一枝——我突如其來的留學之夢。
說起留學，這曾是我連做夢都不敢想的事情。我們家往上數幾代，都沒有任何海外關係，親朋好友中也鮮有人有出國背景。單位能同意我報考國內研究生，已屬意外之喜，至於出國留學，想都不敢想，更別提托福、GRE考試了，我連培訓班都沒報過。
然而，人生的轉折點往往來得毫無預兆。1986年年末，一個越洋電話打破了我生活的平靜。那是我的大學同學從美國打來的，她問我：“想不想出國？如果想，我可以幫你試試。”
事實上，當時我們班已有兩位同學自費赴美攻讀博士學位。這位來電的同學大學時成績優異，赴美後在極短時間內就完成了導師交給的研究課題。她對我在1982年國家統一分配時所遭遇的不公深表同情，一直希望有機會幫我一把。那年她的導師剛好申請到一筆巨額科研基金，便問她是否有人推薦。她當即想到了我，於是，用導師辦公室的電話給我打了這個意想不到的長途。因為當時中美通話費用極高，她表示隨後會寫封信詳細告知我下一步該如何操作。
說實話，我對出國留學毫無準備，連最基本的流程都不了解。但我還是根據她的來信，一步一步盡力去完成所有材料。
第一關便是英文成績單。這看似簡單，卻幾乎成為我留學路上的致命障礙。華東化工學院院辦規定，必須有所在單位的證明，才能申請辦理。在那“沒有單位證明，寸步難行”的年代，這簡直是天方夜譚。上海牛奶公司組織處明文規定，考國內研究生的證明都不開，又怎麽可能同意我去資本主義國家留學呢？滑稽的是，就連開具自己大學成績單，也得先獲得單位批準，現在看來這幾乎是天方夜譚。
我試圖通過正常渠道向學校申請辦理成績單，結果屢屢碰壁。萬般無奈之下，我做了人生第一次“壞事”。長陽生化製藥廠每年都需從青島、煙台、大連等地采購大量魚精，由我們技術股負責出差驗貨。那時出差需由單位開具介紹信，蓋章後方可購票住宿。有時廠辦的W廠長親自蓋章，有時就讓我代勞。這一次，我偷偷多寫了一張證明，再次來到廠辦蓋章。那一刻，我的心跳得厲害，幾乎要跳出嗓子眼。幸運的是，W廠長一如既往地讓我自己蓋章。我強作鎮定，迅速蓋章後匆匆逃出辦公室。
當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四年大學生涯的成績單時，內心頗感欣慰。除了第二學期的高等數學考了74分，其餘大多是“優”，少數“良”。 對於一個當時隻有小學四年級文化水平、卻通過自學考上大學的工科生來說，這簡直是莫大的榮耀。
有了成績單，辦理推薦信就相對容易多了。我所在係有兩位老教授：一位是建國初期留美的Y教授，一位是留蘇歸來的C教授。他們都對我早年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在我登門拜訪、說明來意後，他們毫不猶豫地為我寫了推薦信。通過朋友，我又聯係到上科院有機所的一位研究員，他也爽快地答應幫忙。這樣，三封推薦信便湊齊了。
我將所有材料寄給那位同學，半信半疑地踏上了出國之旅。
大約在1987年上半年，正值我準備參加北醫複試期間，我收到了來自美國學校的I-20表和博士全獎錄取通知書。因為沒有托福和GRE成績，這份獎學金並非學校提供的TA（助教獎學金），而是由教授自己科研經費資助的RA（助研獎學金）。
通知書有了，接下來自然是申請護照。然而，雖然1986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已正式實施，明確規定除勞教、服刑等五類人外，公民因私出境原則上都可批準，但現實操作仍困難重重。申請護照仍需層層政治審查、邀請函、親屬關係公證、經濟擔保書、單位或派出所同意函等一大堆材料。
我前往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谘詢，對方給我列出了三種申請方式：
以自費留學身份申請，即使有全額獎學金，仍需提供美方經濟擔保材料；
以“自費公派”方式申請，需通過單位申請；
辭職回到街道，以社會無業青年身份申請。
我家沒有海外關係，無法找到經濟擔保；此次辦理留學單位毫不知情，更不可能幫我申請；而辭職回街道的風險又太大。這三種方法，根據我的主客觀情況，沒有一種行得通。
最終，我隻能黯然放棄。就這樣，我的留學之夢，如曇花一現，綻放得短暫卻炫目，隨即歸於沉寂。
好在，我的碩士研究生申請早已被北京醫科大學（今北京大學醫學部）錄取。1987年9月，我高高興興地啟程前往北醫，開始了人生的新旅程。而在那裏，我又親曆了一場舉世震驚的曆史事件——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風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