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老屋，在一條與愚園路平行的宣化路上，是外公年輕時賣掉了老屋西麵的一塊地而建造的一棟兩層樓房。
老屋坐北朝南，大門很寬有四扇，一樣大，中間兩扇是對開式門，白天總是敞開著，到了晚上關上後就從左右的兩扇進出，大門的門閂是一根很結實的長木棍，從裏麵橫插在門內。四扇門的上方有一排長條木質花紋和一排小正方形的玻璃窗，再上麵便是二樓房間的大窗戶了，房頂的斜麵上一塊塊青瓦整齊排列，遠遠望去非常幹淨，屋頂上還有兩個老虎天窗。
走進大門，裏麵便是客堂，記得小時候有個表叔結婚擺酒席，在這個外客堂裏就放了三隻大圓桌，當時最開心的就是我們這些懵懂的孩子了，足足吃了三天玩了三天。
之所以叫這個是外客堂，因為外客堂往裏走是一個方形天井，再往裏走是差不多同樣大小的裏客堂，裏客堂再往裏走，還有一個小天井，所以老屋從大門走到底還是有深度的。小時候有次下雨時，沒人一起玩，我就在外客堂和裏客堂的天井間跑來跑去跟雨玩，跑一次就看看多少雨落在身上，還穿著棉鞋踩水塘，一次比一次用勁，就想看看水能濺多高，為此惹得從來不生氣的外公在我屁股上拍打了一下。
外客堂和裏客堂的東西兩旁，是一樓房間以及通往二樓的樓梯，整個一樓和二樓的房間都是東西對稱大小一樣的。天井的兩旁是燒飯的灶頭間，以前是不叫廚房間的。灶頭間裏有個大灶頭，用灶頭上的大鍋燒出來的飯底下一層硬硬的，吃起來可香了。
我們一家就住在外客堂東麵的一樓房間裏，老屋是外公的房子，父親當然就是住進女方家的女婿。我不清楚父親年輕時遭遇過什麽，那時隻隱約地知道被割了工資。
外公不識字，出身成分好，勤勞本份守規矩，遠近聞名的老實人，外婆生了九個孩子而活下來的隻有五個。到了我們這一代，表兄弟姐妹們共有九人都出生在老屋，我是最小的一個，童年的時光和玩耍的記憶都是老屋。
老屋門前的弄堂對著宣化路，宣化路很短不起眼，而平行相鄰的愚園路上因為有許多花園住宅和新式裏弄，早早地成為上海最高級的住宅區之一，我的小學就在愚園路上的愚園路第三小學。與愚園路、宣化路垂直相交的江蘇路上，有個花園洋房裏弄叫安定坊，5號的那棟英國鄉村式建築，是翻譯家傅雷的住所，也是他們夫婦自縊的地方。安定坊斜對麵不遠處便是我的中學，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學。
愚園路是平坦的，但有很多不平凡的名人故事，而老屋所在的宣化路卻是一條台階路，就是一種用石頭鋪成的高低不平的路。路雖不平坦，住在老屋時的兒時歲月倒是平凡又平淡，在天井裏玩耍，用外公買的粉筆在地上學寫數字、畫做遊戲的格子。
我還喜歡搬出一隻方凳放在天井裏當桌子，坐在小板凳上寫作業，打開鐵質的鉛筆盒蓋，把課程表貼在中間，把“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兩條字像對聯一樣貼在課程表的兩邊。我還有一本心愛的筆記本，吵著讓父親題字，父親在第一頁寫上了“有誌者，事竟成”六個字，我抬眼仰望高高的天空，是一方天井的大小。
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剛開始，老屋就被拆遷，也就是在那一年我考入了市三女中，又逢父親平反後得到啟用調入華東政法學院，就是原聖約翰大學，我們家也就搬去了學校裏麵住，那一年還有個表哥從交通大學畢業被派去美國讀博士，我用盡零花錢買了一本《傅雷家書》送給了遠渡重洋的表哥。
老屋拆遷全家搬離的那一天，我清楚地記得那隻雕花的大衣廚、帶鏡子的五鬥櫥、八仙桌和有靠背的木椅子、還有樟木箱、皮箱子等大件物品，一件件地被搬離，而那隻上海弄堂裏家家戶戶都曾有過的馬桶被留在了屋裏，永遠停放在木地板上，它如同一個句號，終止了老屋的生活時代。
隨著老屋的拆遷，我們都過渡到周圍不同的地方生活和學習，大家庭的生活徹底地被改變了。雖然早期的老屋拆遷是原拆原位項目，就是拆了舊房在原地蓋好新房後還能搬回居住，但是宣化路的那一片房子造了很多年，以至於我都記不清大家搬回去的確切年份了。
等到外公搬回了宣化路，那塊土地上早已沒有了老屋的蹤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六層樓高的住宅小區，外公居住在那塊沒有老屋的熟悉土地上，直到壽終正寢，虛歲一百零一歲。而我們家，跟著父親留住在了大學裏，教了一輩子書的父親，有時間還是會去那邊親戚家走走。當年走出老屋去美國讀書的表哥沒有再回上海。而我，在成年之後，越搬越遠，再走更遠，忙忙碌碌之中，回望的次數越來越少。
在去年父親生日的特別的日子裏，我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昔日教書育人艱難歲月中點亮莘莘學子前行之路；如今矍鑠身心溫暖如春西海岸安享晚年天倫之福。
（此文首載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四日世界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