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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英美美德, 製度文明筆記,海外原創,即興隨筆,筆落於Lake Michigan與The Pacific Ocean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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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度之殤與正義之辯:從“拜登曲線”到奧巴馬追責的憲政底線

(2025-07-21 09:10:57) 下一個

 

 

《文明係列·製度文化篇(特別篇)》

 

製度之殤與正義之辯:從“拜登曲線”到奧巴馬追責的憲政底線

 

 

 

一、圖爾西·加巴德站了出來

 

2025年7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圖爾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在一場公開聽證會上擲地有聲地宣布:

 

“美國情報體係在2016年大選後,曾在奧巴馬總統主持下,有組織地封鎖真實情報、誤導國民、幹預選舉製度運行。我們必須啟動追責。”

 

她隨後提交超過一百份機密文件,指控包括奧巴馬本人、時任CIA局長布倫南(Brennan)、國家情報總監克拉珀(Clapper)等人,在2016年12月刻意壓製“俄羅斯未篡改美方投票係統”的情報評估,轉而推動“通俄門”調查。

 

這是對製度本體的操控,而非普通執政誤判。

 

這份長達八年的製度裂痕,終於在她手中被撕開了。

 

這是一次意義深遠的製度動作,不是黨爭,而是一次聯邦機構內部對憲政底線的反問。它不隻涉及一位前總統的道德評價,更觸及整整一個時代的製度合法性。美國再次回到那個老問題:

 

製度本身是否還能被信任?

 

或者更直接地說:

 

如果一位總統操控情報係統、幹預選舉機製、誤導公眾認知,那美利堅共和國還是憲政國家嗎?

 

這一刻,整個國家回想起了上一次“製度爭議後的沉默”——1960年,尼克鬆選擇了體麵的忍讓。而今天的問題是:如果製度已經不再體麵,還能再忍嗎?

 

 

 

二、高貴的克製:從1960年尼克鬆的“製度忍讓”說起

 

1960年,美國大選戰至白熱。共和黨候選人理查德·尼克鬆以極微弱差距敗給民主黨的約翰·肯尼迪。

 

根據當時統計,尼克鬆在全國普選票僅落後十餘萬張,而在伊利諾伊州與德克薩斯州,多方確鑿證據指向民主黨機器操控計票,包括芝加哥“死人投票”與德州選務部門人為濫權。

 

尼克鬆幕僚建議立即訴訟翻盤,他本人卻做出出人意料的選擇:

 

“我不想因為一個總統職位,破壞全世界對美國選舉製度的信任。”

 

他承認敗選,等待四年後卷土重來(1968年成功當選),並由此確立了一個共和體製中至高的美德:製度忍讓(institutional forbearance)。

 

那是一個製度尚有文化基礎的年代。當時的政治精英普遍認為:敗選不可恥,破壞製度才可恥。

 

 

 

三、拜登曲線與製度信任的臨界點

 

六十年後,這一信念在2020年的深夜被重新拷問。

 

當年大選,唐納德·川普在多個戰場州領先,但午夜後拜登票數出現“垂直上升”,尤其在賓夕法尼亞、密歇根、威斯康星等州。

 

“拜登曲線”一詞由此而生——數十萬張郵寄選票集中清點、且幾乎一邊倒支持民主黨,造成圖像化“跳躍”,引發廣泛質疑。

 

盡管各州完成了合法認證程序,但製度上的裂痕無法回避:

 

    1.    多州通過州法院臨時更改投票規則、延長計票期限,規避立法審議;

 

    2.    部分計票中心限製觀察員監督,媒體封鎖相關報道;

 

    3.    社交媒體平台集體屏蔽亨特·拜登家族醜聞,輿論一邊倒。

 

這一切雖未被認定為刑事舞弊,卻動搖了製度最寶貴的資產:被普遍接受的公平感。

 

1960年,尼克鬆選擇沉默,是因為製度仍可信;2020年,川普不再沉默,是因為製度已不被信任。這不是同一場較量,也不應要求同一種克製。

 

 

 

四、兩次容忍之間的製度斷裂

 

川普的行為固然激進,但根本問題不在於情緒,而在於結構:

 

        第一次容忍,是對製度的禮讓;

 

        第二次容忍,若仍選擇沉默,就意味著縱容體製化欺詐。

 

如果每一次選舉都允許程序操作而無人問責,民主的外殼將失去實質內容,最終走向“程序合法化的非民主”。

 

正如有人所說:

 

“不是輸了不服,而是贏的方式已不值得信服。”

 

這才是2020年之後,美國真正的製度焦慮來源。

 

 

 

五、圖爾西·加巴德的製度叩問

 

2025年,圖爾西·加巴德作為國家情報總監,選擇代表“體製內部”發聲。她不是政治對手,不是川普的私人律師,而是一個製度中人,站出來清算製度本身的錯誤。

 

她的刑事移交建議(criminal referral),不是針對意見不同者,而是指控製度操盤者。她問的,不是“奧巴馬錯沒錯”,而是:

 

“當總統主導情報封鎖、誤導選民、啟動不實調查,這種行為應否在製度內承擔代價?”

 

若司法機關接手,這將成為美利堅共和國製度史上第一次對前總統以“叛國之名”正式調查的行動,遠超過水門事件時對尼克鬆的潛在起訴威脅。

 

 

 

六、國際語境下的製度自證

 

當全球威權政體紛紛以“選舉”為外衣進行合法化操作——

 

          俄羅斯修憲至2036年;

          中國強調“全過程民主”;

         伊朗、委內瑞拉、土耳其皆模擬選票機製——

 

美國若仍回避內部問責,將失去最後的製度優勢。

 

選票不再是自由的證明,而成了統治的工具。

 

在這種大局下,清算奧巴馬不是破壞製度,而是恢複製度的最後努力。不是為了打擊某黨,而是為了告訴全世界:

 

“我們不是完美的共和國,但我們仍是能自我修複的共和國。”

 

 

 

七、總結:製度越界之後,唯有自我清算才能保全正當性

 

圖爾西·加巴德的追責行為,或將成為一場製度風暴的起點。但這場風暴不是毀滅性的,而是清潔性的。

 

民主的勝利,不能隻靠選票,還必須靠製度誠實。

 

如若不糾正製度犯罪,選票本身就失去意義;如若不敢追責體製操盤者,製度本身將成為套在共和國身上的空殼。

 

1960年,尼克鬆選擇信任製度;

2020年之後,美國必須選擇——

是否還值得人們信任它。

 

這是共和國真正的十字路口。是忍辱繼續沉淪,還是刮骨療傷走向複原?

這一切的答案,正藏在我們是否還願意“向製度問責”的勇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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