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祭
1989年6月4日那個夜晚，和隨後的黎明，從未遠去
隨著數字化生活全麵滲透，從社交平台到遊戲服務，從電子商務到雲端存儲，各類互聯網賬戶已經與公民的日常生活、社會參與乃至財務狀況緊密綁定。然而，在這類賬戶的實際控製權上，平台與用戶之間出現了日益擴大的權力不對稱。
特別是在**賬號密碼完全正確的情況下仍被強製要求額外驗證（短信、手機號、人臉識別等）**的趨勢，已引發關於隱私權、平台權限邊界與公共政策的必要討論。
本文試圖從製度角度分析為什麽問題正在產生、平台的行為是否合理，以及公共政策應如何回應。
一、平台“安全策略”正在演變為事實上的權限擴張
從平台角度，“異常登錄攔截機製”被視為安全措施；
但從公共政策視角，它本質上改變了用戶憑密碼自主訪問數字資產的傳統結構。
當前情況呈現出一個值得警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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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不再是決定權力的憑證
平台有權單方決定用戶是否為“本人”，用戶並不能依密碼本身獲得完整的訪問權。 -
額外驗證要求不斷升級
從短信驗證碼到實名手機綁定，再到動態風控、人臉識別，平台在不斷要求新的私人數據。 -
平台掌握解釋權與否決權
任何用戶行為都可能被平台算法認定為“異常”，從而觸發限製甚至凍結。
這些機製沒有經過民主討論，也缺乏政策層麵的透明度，卻在事實上成為行業通行做法。
這種做法可能導致的風險之一是——平台在沒有法律授權的情況下，掌握了類似身份審查、社會行為評估的權力。
二、隱私權與“默認無罪”原則正被侵蝕
在公民權利與隱私的政策邏輯中，“默認無罪”是基本原則。
然而平台的風控體係往往建立在“默認用戶可能存在風險”的前提上，因此需要不斷要求更多驗證步驟。
從政策角度看，這種邏輯帶來的問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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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含推定用戶存在風險或有罪
平台可以以“安全”為理由介入用戶正常行為，這在權利結構上已經構成不對等。 -
隱私暴露範圍不斷擴大
手機號、設備指紋、生物信息，都在被納入風控體係，但用戶並無談判權。 -
用戶不能拒絕，隻能服從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用戶無法選擇不提供額外信息，否則就會失去賬號訪問權。
這意味著平台在事實上擁有“限製公民數字身份”的能力，而這一能力並沒有與公共監管進行製度性接軌。
三、責任邊界模糊：平台利用“安全”概念轉移責任
根據常識與法律原則，平台應承擔以下明確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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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泄露用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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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密碼係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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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內部數據庫與認證係統不受侵入
然而平台往往將更廣泛的用戶端風險（如電腦中毒、密碼外泄等）也納入“安全驗證”的理由，從而提高驗證門檻。
這導致兩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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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通過額外驗證抵消自身責任壓力
既然平台可以將所有異常歸類為“用戶環境不安全”，那麽平台內部安全責任就被弱化了。 -
用戶的自主責任被替代甚至被剝奪
本來屬於用戶自行承擔的電腦風險（如本地病毒泄露密碼），現在變成了平台可以幹預用戶正常登錄的合法借口。
從政策角度看，這是典型的權責錯配：
平台通過控製入口獲得更高權限，但並未承擔等比例的責任。
四、數字主權與個人數據權利的監管空白
在國際數字治理趨勢中，多個地區已經開始討論“數字身份與賬號所有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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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在GDPR中提出數據可攜帶權和最小必要收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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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部分州討論在線服務必須提供“無強製手機號登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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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要求平台限製使用生物識別作為單一強製驗證手段。
這些趨勢反映了一個事實：
當平台的驗證機製影響到公民的正常數字生活，監管就必須介入。
然而在許多司法體係中，尚未對以下問題提供明確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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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是否有權在用戶密碼正確的情況下阻斷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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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是否有權要求手機號、人臉等額外隱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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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作為賬戶持有人，其“數字資產訪問權”如何在法律上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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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如果誤封或誤判“異常行為”，用戶有哪些救濟手段？
缺乏監管導致平台的風控係統天然處於“擴權狀態”。
五、政策建議：構建“用戶優先”的數字賬戶製度
為了在安全與權利之間取得平衡，可以從以下幾個方向開展製度建設：
1. 製定明確的賬戶訪問權法律框架
包括但不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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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擁有對賬號的基本訪問權，隻要提交正確密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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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在何種情況下可以限製登錄必須具有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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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風控算法需受到透明度與監督要求
2. 明確規定額外驗證的“最小必要性”原則
任何額外信息（手機號、人臉等）的使用必須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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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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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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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可選擇替代方案
3. 將“誤封責任”納入平台義務體係
平台應承擔因為風控過度導致的服務中斷責任，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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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快速申訴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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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誤封用戶提供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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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誤封比例與風控算法風險報告
4. 強化用戶端責任與平台端責任邊界
政策上需明確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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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可控的內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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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自主承擔的外部風險
不要讓平台借“安全”理由取得不必要的權力。
結語：
數字時代的關鍵問題不是“安全如何增強”，
而是“增強安全的同時平台的權力是否得到製衡”。
若缺乏監管，
額外驗證最終會演化成對用戶數字身份的實質控製；
而若政策能及時跟進，
數字生活的安全與公民權利之間才能達到合理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