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相之國的製度回聲：從胡惟庸到總書記中心製 ——七百年中樞空位的製度慣性

文明係列·製度節點圖譜（其四）

 

無相之國的製度回聲：從胡惟庸到總書記中心製

——七百年中樞空位的製度慣性

 

七百年中樞空位未曾歸還，權力越集中，製度越虛空。

從廢除宰相到黨政合一，中國政治結構始終繞過一個問題：誰協調？誰糾錯？誰容納異議？

 

一、節點之一：胡惟庸之死，不隻是權臣伏法，而是製度中樞的被剔除

 

1380年，丞相胡惟庸因“謀反”被朱元璋處死。

但真正被終結的，並非胡惟庸個人的生命，而是自戰國以來中國政治製度中的“中樞結構”——中書省與宰相製。

 

朱元璋隨即下令：

    廢除中書省；

政務由六部各自奏報，皇帝親批萬機；

不再設政府中樞，權力直接從皇帝垂直觸達行政末端。

 

自此，中國進入一個無相之國的時代——不設協調機製，不容製度緩衝，一人獨裁成為權力新常態。

 

 

二、節點之二：宰相製度的功能，從分權到被誤讀為“異己”

 

縱觀秦漢至唐宋，宰相從未是皇權的對手，而是製度性的“減壓閥”與“協調器”。

宰相負責統籌六部，節奏調和、職責分流；

能夠在皇帝與施政之間提供策略過濾與責任中轉；

類似於政體中的“操作係統”與“協調神經”；

 

但朱元璋對“權力中介”的高度不信任，使得宰相製度不再是製度分工，而被視為潛在威脅。

 

結果是：製度理性退位，個人意誌主宰。

 

三、製度後果：政務結構“去中樞化”，皇權由全能轉為全責

 

朱元璋的決策讓明朝官僚體製出現三個結構性後果：

1，權力集中：皇帝成唯一中樞，日理萬機，批紅製度高度依賴個人精力；

2，部門割裂：六部不設橫向調度者，造成軍事、財政、民政各行其是；

3，責任下沉：政策失敗歸責模糊，官僚變得機械而非主動。

 

明朝表麵集中，實質是以“個人高壓”代替“製度效率”的代償結構。

 

 

四、七百年後的製度回聲：總書記製下的中樞再空缺

 

2018年，中國憲法修改，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製，正式打破自鄧小平以來“最高領導有限任期”的製度護欄。

 

與此同時，國家治理結構開始呈現出與明製高度相似的“垂直集權 + 去中樞化”趨勢：

所有重大戰略、改革、金融、外交政策，不再由國務院主導，而由黨內“領導小組”體係統籌；

總理職權急劇收縮，政府部門淪為執行中轉台，類似“六部直報皇帝”；

總書記個人兼任所有核心小組組長，形成前所未有的“意誌中心化”結構。

 

與明初廢相異曲同工：不是廢掉一個官職，而是廢掉一個製度緩衝機製。

 

 

五、中樞之位，七百年未歸還製度

 

自胡惟庸案後，中國政體始終缺乏一個穩定、合法、協調、負責的製度性中樞。

清代軍機處隻是延皇之手；

民國總理製被軍閥結構碾壓；

毛時代以批示替代中樞；

當下，則以組織機製再度規避製度分工。

 

      無論稱帝、稱總理、稱總書記，本質不變：權力不容中樞共存，製度回避協調設計。

 

文明從不因技術前進而自然進步，

當製度中樞被剝空，政體運行的“協調、糾偏、容錯”能力也將隨之消失。

所謂“無相之國”，從未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