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MARTINI
希望感動別人就先感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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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前，有兩批特殊的大學生幾乎都在 1982 年走出校園。這群特殊的學生是中國恢複高考後的首批學員—— 77 、 78 級，入校時他們從 16 歲到 40 多歲不等。他們當年如何，現在又處於什麽樣的狀態？
可怕的 2.5 代
1977 年 8 月，鄧小平請來包括周培源、蘇步青在內的 40 多位教育界人士和官員在人民大會堂暢談教育。會上，湖北大學的查全性教授(應為武漢大學的查全性教授---非常感謝楊子提供確切資料,見留言部分)激動地站起來請求改變當時的大學招生辦法。當時，大學招生采取的方法是各級組織推薦“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青年”。鄧小平詢問身邊管教育的劉西堯部長有關具體細節後，當即拍板恢複高考。
於是，這一年出現了新中國教育史上的兩大奇觀：一是中央連續 44 天不停地開教育工作會議，決定第一次在冬季進行大學招生；二是這個消息一下就吸引了上千萬的應試者。 1977 年 10 月 20 日，被他們永遠地留在了記憶中。
中國兒童劇院編劇、北京師範大學 78 級學生陳傳敏說“當時一個同學特別興奮地騎車來告訴我，說要恢複高考了。我一下子就驚呆了，眼淚一湧而出。我跟同學反反複複地說一句話：這下有希望了！當時那種情況，有點像在黑夜裏走路，四麵全是黑的，什麽東西都看不見。恢複高考這個消息，相當於前頭突然冒出火光，當時沒有別的念頭，隻想著趕快蹦到那兒去。”
消息在中國飛快地傳播著，像火一樣在高粱地、橡膠林、稻田、軍營和車間裏蔓延，帶給無數在文化的黑暗中掙紮的青年尤其在農村的青年們一個巨大的希望。人們的命運和試卷再次聯係了起來。
上千萬的試卷需要大量的紙張，而當時國家並沒有這個準備。中國人民大學姚裕群教授告訴記者，國家緊急調用紙張印刷當年考試用的試卷，那時全國都窮，中央決定：不增加群眾負擔，每個考生隻收五毛錢考卷費，不足部分由國家補貼，試卷先調用準備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
在記者的采訪生涯中，再沒有比追蹤 77 、 78 級更讓人激動的事情了。原本以為， 20 年前的風雲一代，要找到他們的蹤跡很難。可後來的結果是，隻要記者將視野掃向中年的成功人士，總會不斷發現 77 、 78 級的蹤影。
由於這一批人包括 77 級、 78 級全體和 79 級的一半大學生，因此，國外有人給他們取了一個名稱：“可怕的二點五”。而在國內，區別於老三屆（ 1966 － 1968 年畢業的初、高中生），他們被稱作“新三屆”。
考試：百裏挑一的精英
與現在近 2 ： 1 的高考錄取比例相比，當年的高考可以說是十分艱辛。
當年北京電影學院宣布招生後，申請報名者居然逾萬，而導演、表演、攝影、美術、錄音五個係總共才招收了 153 人。
“從宣布高考到考試隻有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能考上大學，說明這群人起碼在文化上是出色的。而且在當年的環境下仍然堅持學習，這本身就很了不起。”陳昕認為，能從當年激烈的高考競爭中脫穎而出，這本身就是 77 、 78 級學員的一個重要特點。
自 1968 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到 1978 年，先後上山下鄉的青年學子達到 2000 萬人。在那個年代，學習文化知識被認為是不正經的事。多少走入農村的知識青年隻能在勞動了一天後才能在夜晚挑上煤油燈學習，就算這樣，有時也得“偷偷摸摸”進行。
“如果堅持讀書，會被稱為‘白專道路’，當時是用批判態度來看待讀書的。在工廠，別說上班的時候看書，就連下班後看書都是領導所不喜歡的。”陳昕說。
大學生活：爭分奪秒 追回青春
9 年前，當記者還在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上學的時候，不斷聽到任課的老師發出這樣的感歎，在他 30 多年的教師生涯裏，印象最深，感覺最努力的就是 77 、 78 級的學生。
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產學聯合中心主任倪軍是上海交通大學 77 級的學生，他在今年 6 月重返交大的時候，很自然地想起當年的情形：“那時大家都珍惜好不容易得來的求學機會 ?老師經常勸我們不要太拚命?按時睡覺?勞逸結合。”
“他們都經曆過文革，上山下鄉，接受過底層的磨練，來自農村、農場、工廠、部隊，從各工作崗位考過來的。進入學校後，他們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學習非常刻苦，活動範圍基本上就是四點——教室、宿舍、圖書館、食堂。”陳昕認為，非常刻苦，珍惜機會是 77 、 78 級學員的另一個顯著特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沈傑博士認為：“ 77 、 78 級先讀了社會這本無字的書，再讀有字的書，有著很豐富的社會閱曆，理解力和思考力很強；他們出身在經濟很匱乏的年代，有很強的緊迫感，很懂得珍惜機會、珍惜時光。”
現任四川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局長的韓儒理是上海交通大學 77 級的學生，入校時已經是有了孩子的 “老學生”，才到交大，既聽不懂上海話，又聽不懂英語。據知情人士描述，當時他學習的情形可以用“發瘋似的”來形容。在今年 6 月交大 77 、 78 級返校聚會的時候，班上的同學憶起那時的學習情況——“當時我們每周用於學習的時間竟然高達 90 小時。有一位同學家就住在徐匯區楓林街道，可他硬是一個學期隻回了三次家，而三次加起來的時間還不足一整天，大家總覺得回一趟家，和留校的同學相比就‘虧了’。”
成功和遺憾
迄今為止，並沒有調查數據對這群人進行統計，隻在各高校的校友會中，記錄著他們畢業 20 年後的成就。政界，有財政部副部長羅繼偉，海澱區代區長周良洛……學術界，有知名學者魏傑、陳平原……文化界，有王小波，陳小奇……企業界，有清華同方的總裁陸致成，影視界，還有最負盛名的張藝謀。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科研處長陳昕博士認為，無論在政府還是科研機構， 77 、 78 級都已成為社會各個領域的“中堅力量”。"從平時接觸到的看，許多廳、處一級的幹部都是這一代人。”陳昕說，“他們紮實的知識、久經磨練的心理基礎以及道德素質造就了今天的成功。”
在記者接觸到的眾多 77 、 78 級學員中，他們大多都承認自己畢業後趕上了好時代，他們畢業的時候，整個中國百廢待興、人才斷代，而全社會的思想又十分解放。正是這樣的曆史機會給予了他們大展身手的舞台。
的確，77、78級在政府、高校和文化藝術領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但記者在采訪中同時也發現，在商界，尤其在民營和私營經濟領域，77、78級的成就顯得並不突出。到新經濟領域，就更難看到他們的影子了。
陳昕告訴記者，“‘下海潮’才開始的時候，以待業在家、沒有工作單位的人為主。77、78級並不是當時的主流。畢竟，那時下海並不是說人人都願意的。對於77、78級這些有著光明前景的人來說，放棄看得見的前程而投身尚處於摸索階段的商界，的確需要非常的勇氣和膽識。”
沈傑告訴記者，“在下海潮中，下海的知識分子大多數是淌了趟水就上岸了。”
人文關懷與責任感
“我們在精神的空白裏填滿了音樂的交響／我們在改革的大潮中探索著民主的理念。我們高舉‘從我做起’的旗幟，我們用行動實現著‘從現在做起’的諾言。”當記者來到清華大學校友總會時，校友總會理事錢錫康研究員拿出了清華77級祁海鷹寫的清華“一九七七級世紀宣言”。
“他們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大學生，有著自己的思想觀念，很有理想，也有對社會的責任感與關懷。” 錢老師這樣看待這一批學員。
陳昕向記者表達了同樣的觀點。“那個年代培養了一批理想主義的青年，並且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這不是空話，而是‘新三屆’實實在在的特點。”“他們進入學校後，很快開始了思想解放運動，典型的就有潘曉掀起的人生理想大討論，那是全國範圍內的全員討論，放在今天，根本無法想象。那時大家也有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乃至西方政治民主觀念等的大討論。對理想的追求遠遠勝過對金錢的追求。”
那個時代的人也同樣忘不掉有句口號“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這句話，當年被鄧小平充分肯定。而提出這句話的，正是清華大學化學係77級的學生。
沈潔博士長期研究社會價值觀的變遷，他認為77、78級的學員是成熟、理性的一代，“他們是理性主義、理想主義和具有強烈社會關懷的一群人。”
那麽，他們自己認為，當年強烈的“承上啟下”曆史使命感，到今天完成得怎麽樣了呢？
清華大學李豔和教授認為，20年來，大家都奮鬥著，個人的軌跡與國家的發展直接聯係。從他所見到的清華畢生生，能打上75－80分，也就是基本達到了要求。
清華大學校友總會錢錫康老師告訴記者，他們是否完成了當年的諾言，現在還沒有到做出判斷的時候，更應關注的是在今後，他們會怎樣為國家服務。
沈傑認為，當年77、78級肩負承前啟後的曆史使命，承前已經做好了，20年中國的發展，77、78級是不可埋沒的社會力量。而在啟後這方麵，還正是他們在承擔的曆史使命。
沈傑認為，每一代人都有對社會對曆史的貢獻和局限，放在更長遠的曆史長河裏，77、78級對推進中國的發展功不可沒。他們是值得驕傲的一代。
一個班級的20年—— 對清華大學化學係77·2班的調查
80年代，一句“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口號，整整影響了一代人。即使在今天，這句口號仍不斷被人用以自勉。
20年過去了，當年這句口號的提出者——清華化學係77級2班的同學（清華的習慣，稱為化72班），如今都在何方？
曆史的回憶：“我們曾經很灰心”
“這個口號是在我們讀大二的時候提出來的。”李繼定，這位如今的清華化學工程係的教授、博士生導師說。
正是這個35人的班集體所喊出的口號，首先在清華得到共鳴，繼而被《中國青年報》報道，後來鄧小平看到了，在一次講話中高度肯定。繼而再逐步成為影響一代人的口號。
“那時才經曆文革，大家雖然學習刻苦，但過去的經曆突然都被徹底地否定，很有找不到方向的感覺，思想上出現了空白，”李繼定向記者說起當時的背景，“過去雖然苦，但想著美國的黑人都在垃圾堆裏撿東西吃，全世界都等著我們去解放，都不覺得自己在吃苦；等到國門被打開後，發現根本不是那麽回事，對於過去的崇拜與瘋狂，大家都有受騙的感覺，對於社會的發展也挺灰心，都覺得挺沒勁的。”
“為了給大家鼓勁，輔導員謝新優和團委書記賈成玉組織了大家討論，談論得挺實在，也沒什麽高調。大家都在說困惑、說灰心、說沒勁。”李繼定回憶著，他告訴記者後來有位安徽同學王文一站起來說：“總是灰心、沒勁也不是辦法，對大家也沒任何好處，我們換一個角度，過去的都過去了，該琢磨的是現在該怎麽辦。”隨後，王文一提出了“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想法。
王文一的提議，得到了班上同學的積極響應，於是討論的思路沿著王的提議繼續下去，班上的團支部也據此提出“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多作貢獻”的戰鬥口號，並擬定十一條具體措施。當時的團支書是北京籍學生程宜蓀。
畢業分布均衡 如今成就突出
程宜蓀後來去了美國。化72班的35名同學中，如今定居國外的有6名。自1982年畢業後，他們走出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據調查，35名同學中，如今在高校和科研機構的10名，政府機關10名，企業9名，出國定居6名。從比例來看，分布比較均衡，但是，1／3以上的同學在工作20年內沒有從事自己的專業。
35名同學中如今分布的區域也同樣呈現了均衡的特征，國內的29名同學中，北京、上海的10 名，省會城市的10名、天津1名、深圳1名（廣州沒有），其他城市共7名。當年就業由國家統一分配，而現在的畢業生，特別是對於名牌大學的應屆生，大部分就業範圍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
如同社會上的認識，文革後的第一代大學生在各行各業都走向了領導或骨幹崗位。在化72班，國內外的90％以上同學都當上了單位或部門的主要領導，而在研究領域的，其科研成果亦頗為豐碩。
記者在對該班10餘位同學采訪的過程中發現，他們對自己過去的成績大都看得很平淡，就連職位也是在記者的詢問下才肯道出。譚世語接受采訪時說，我在重慶大學做老師，三次專門詢問下才了解到其為成績突出的教授，化工學院的黨委書記，前副院長；李繼定，這位自稱在班上屬於幹得很一般的學員，直到記者看到他的資料才發現其為德國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大學博士後，在微觀模型用於流體相平衡預測的研究方麵處於國際領先地位，國家級多項獎項獲得者……
隨著采訪的深入，記者越發欽佩這群文革後第一代大學生的成就，但限於篇幅，無從一一道來。
全文：
http://web.wenxuecity.com/BBSView.php?SubID=culture&MsgID=204650
紀念難忘的歲月！
TO Flamenco_Girl和舊金山夜話 ：是啊三十年前這段曆史非常特別，非常值得回顧並總結！相信文學城有不少我們的同輩人！今天突然發現點擊快上一萬了，才知道文章已被推薦上城門，看來是有不少朋友對此題目感興趣呢！謝謝網管！
舊金山夜話新朋友,您可別光顧看山水釣魚兒嗬，這夢雖遠去,激情猶在不是嗎?
君不見,
夕陽無限,
重彩霞光天。
詩懷飛韻賦華章，
依舊好河山!
哈哈
幾萬裏雲和月。
念去去，
往事煙波，
人生幾何？
夢已遠去，
激情猶在，
去何處，
找舊時書箔？
也罷，
也罷，
垂釣南湖，
坐看天水一色！
偶應該改口叫聲阿姨啦...嘻嘻...
很高興結識杜姐你-這些佼佼者中的一員。
你好朋友!說得對..因為年青,就好似有了輕狂與揮霍的資本..
有些不同的是我們這一批大學生生於憂患,長於動亂,好容易有讀書的機會對學業前途就特別珍惜
大學四年可能是人生成長中比較重要的一段時間。很狂: Believe: the sky is the limit. Indeed, tons of them have their dream come true.
Thank you for sharing.
再次感謝
不過晚楓所說73年發生的事我已經沒印象了,73年,我剛剛上調當老師...是不是招考工農兵學員?
好些句子被我劃了杠..它們擊中我心底,引起強烈共鳴,使我邊看邊發出由衷感慨....
偉大的楊子,為這些珍貴資料俺向你致敬!!
(以前看你到處玩還以為你是個小孩子,太不識廬山了嘿嘿..)
查全性的大兒子，跟我是同屆，但不同係（他是物理係）；
查全性的二兒子，跟我是同係，但不同屆（我教過他一門課）；
查全性的二兒子，跟我內人是中學同班。
1977年冬天，中國關閉了11年的高考考場再次打開大門，570萬名考生從山村、漁鄉、牧場、工廠、礦山、營房、課堂奔向考場，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兩季考生達到了1160萬人。
回憶30年前的高考，人們由衷敬佩鄧小平撥亂反正的魄力，也不會忘記一位敢於說真話的知識分子——武漢大學教師查全性，正是他首倡恢複高考，促成鄧小平一錘定音。
元月23日，珞珈山腳下的資深(教授)樓。82歲的查全性院士精神矍鑠，他一把拉開窗簾，滿眼蒼翠，山中濕潤的空氣吹了進來。
查院士從房間裏翻出1977年8月7日中國科學院、教育部匯編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談會簡報》，共4頁，紙張已發黃，約1200字，上麵記載著改變上千萬人命運的一次發言：查全性首倡恢複高考。
“有機會向小平同誌提出恢複高考的建議，對我來說是很偶然的。因為我到現在都不知道，是誰讓我去參加那個會。”查全性院士平靜地回憶起當年的情景：“當時，我是武漢大學副教授，52歲，‘文革’發生後沒機會上講台，一直在實驗室搞科研，事先對會議內容心中無數，所以沒做準備。”
1977年8月3日，查全性接通知趕到北京飯店，發現出席會議的有吳文俊、鄒承魯、王大珩、周培源、蘇步青等著名科學家以及科學院和教育部的負責人。坐下來後，才知道鄧小平要參加。
會議剛開始時，專家們盡說些小問題，而且還都是純粹的專業話題。因為當時“文革”剛過去，知識分子大都心有餘悸。
8月6日下午，清華大學黨委負責人憂慮地說，現在清華的新生文化素質太差，許多學生隻有小學水平，還得補習中學課程。鄧小平插話道：那就幹脆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還叫什麽大學！
這席話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在筆記本上寫了一個大綱，開始發言：“招生是保證大學質量的第一關。當前新生質量沒有保證，原因之一是中小學的教學質量不高，二是招生製度有問題。主要矛盾還是招生製度。”
查全性越說越激動，痛陳當時的招生製度有四大弊端：埋沒人才；卡了工農兵子弟；助長不正之風；嚴重影響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今年招生還沒開始，就已經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後門。甚至小學生都知道，今後上大學不需要學文化，隻要有個好爸爸。”他建議：“從今年開始就改進招生辦法。一定要當機立斷，今年能辦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辦。”
查全性一言既出，舉座驚訝。因為就在這次座談會召開前夕，當年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會已經開過，招生辦法依然沿用“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十六字方針。有關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談會開始的當天送到鄧小平手中。也就是說，1977年按照老辦法招生幾乎已成定局。
沒想到，鄧小平聽完後，向查全性點點頭，然後環視四座問：“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麽意見？”時任教育部部長劉西堯，吳文俊、王大珩等科學家都表示，讚同查全性的意見。“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今年就恢複高考。”鄧小平略一沉吟，一錘定音。
消息傳得很快。
第二天，新華社駐會記者找到查全性，開玩笑說：“查老師，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個重磅炸彈？”
在查全性看來，自己當時提出這一議題，“並不是因為我特別有創見，隻是我有機會說幾句真話。而我敢於說，主要是覺得說了可能會解決問題。”
從1972年開始，武漢大學招了幾屆學員。那時候，大學生中有程度好一點兒的，也有程度差一點兒的。因為還有一個口號叫做“不讓一個階級兄弟掉隊”，所以一切教學都得照顧班上最差的同學。這樣一來教學水平根本沒有辦法保證。
對這些情況，許多高校教師與查全性一樣都很了解，也十分不滿，但又無可奈何。
那次座談會開始時，查全性等人以為，像鄧小平這種身份的領導人，能夠在開始和結束時各來一次，頂多再講幾句話，就很不錯了。但是出乎他的意料，會議期間，除了有一個半天小平同誌有外事活動，非得走不可，就給大家放了半天假。其它時間，小平同誌都按時參加，認真地聽代表們發言，很少插話。
這種氣氛讓大家意識到，“小平同誌很有誠意，是想解決一些問題。”
扔這個“炸彈”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沒有顧慮。因為，廢棄高考、實行推薦上大學，原先都是毛主席決定的，而當時“兩個凡是”的旗幟還在高高飄揚，說這種話無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韙”。
但他最後還是決定將真實意見說出來。“如果說了，興許會起一定作用，冒一點風險還是值得的；如果不說，錯過這種機會太可惜了。”
座談會結束後，查全性回到學校，向學校傳達了座談會的情況，也向家人說了在會上發言的事。
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張畹蕙是他的老同學，當時擔任武大化學係教師；大兒子初中畢業後下農村3年，回城當工人5年，當時在武重車間工作；女兒1976年高中畢業後，下鄉到鍾祥勞動；小兒子還在讀初中。
“那時，兩個大孩子都在努力適應環境，響應上山下鄉的號召，追求進步。雖然心裏也想上大學，但當時大學招生的機會絕少輪到他們。所以，他們沒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可能會發生重大改變，更沒想到我個人會對這個事有什麽影響。”
查全性的大兒子聽了情況後，還曾擔心地說：“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頭號大右派了。”
但是，重大的轉折終於真正發生了。
當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根據鄧小平指示製定的《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規定：廢除推薦製度，恢複文化考試，擇優錄取。
關閉了11年的考場再次敞開大門，一個可以通過公平競爭改變自己命運的時代回來了!
1977年冬天，舉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萬學生報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兩季考生達到了1160萬人。這些考生從山村、漁鄉、牧場、工廠、礦山、營房、課堂奔向考場。
查全性的大兒子、女兒參加冬季高考，一個考上武大物理係，一個考上武大化學係。著名曆史學家吳於廑教授與他們同住一樓，有3個子女同時考上大學。捷報傳來，張畹蕙在樓下見到吳教授，連連致賀：“恭喜！你們家連中三元！”吳於廑也喜不自禁地說：“同喜！同喜！我們兩家五星高照！”
如今，當年參加高考的學生，許多已成為社會的精英和棟梁。查院士的大兒子、女兒大學畢業後，先後出國深造，獲得美國博士學位。查全性說：“我那次發言，也使我子女們的人生發生了改變。”
1980年，查全性被評為中科院院士。除了在1978年至1982年擔任化學係主任外，他一直未擔任任何行政職務。他說：“我不是那塊料，個人的能力、性格都不適合從事行政工作。”
如今，查老仍在指導博士生。隻要天氣晴好，他都要到實驗室去。閑暇的時候，他愛到珞珈山的小徑上散步，“武大的環境很好，在山林中走一走，神清氣爽，特別舒服。”
三十年來，高考和高等教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上世紀80年代，高考上大學是公費讀書、畢業分配工作，到上世紀90年代末的高校並軌、擴招、學費增加、自主擇業，再到本世紀初的分省命題、自主招生。高考一直牽動著億萬人的神經，在爭議中前行。
對於如今的高考，查老說，高考肯定要改革，到底該怎麽辦？還是應該多聽專家的意見。
他認為，“一考定終生”肯定不是好辦法，理想的高考製度是：大家參加統一筆試，再加上學校推薦加麵試。這樣就可以對一個人得出比較準確的評價。不過，實行後者的前提是社會風氣要好。
“如果高校能實行‘寬進嚴出’的招生辦法，則會更好。”他曾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裏斯大學考察，發現該校每年招生10萬，第二年這些人隻剩兩萬，最後畢業時不到一萬。通過逐步淘汰，學生質量得到了保證，被淘汰者學到了一定知識，也不太痛苦。
他認為，“可惜的是，我們目前的社會風氣不允許這些東西。相對而言，目前的高考讓大家都經過一個相同的檢驗過程，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公平公正，仍是一個比較好的製度。”
查全性：著名電化學家。中國科學院化學部院士，教授、博導。1925年生於江蘇南京。1950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化學係，1957年至1959年在前蘇聯留學。1987年獲國家自然科學三等獎。其編著的《電極過程動力學導論》是我國電化學界影響最廣泛的學術著作和研究生教材之一。
"湖北大學的查全性教授"----應改為“武漢大學的查全性教授“
查全性教授的爸就是明國初期的大教授。
查老教授的兒子也是77級畢業的教授。
劉西堯部長武大畢業的，所以嗎!他應當是授意來發表這一段話的。
73年，我曾參加過那次所謂的全國性恢複高考的考試，考試後發生的一切沉重地打擊了我。那段曆史和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刻骨銘心的留在了我的記憶裏。直到今日，三十幾年過去了，可我時常還在夜裏做那個上得了考場卻上不成大學的噩夢！
77，78。。。我與它們就沒緣了！
。。。
“據說這次文革後的首次高考，全國共有五百七十多萬人參加，大多數是來自文革以來一千七百萬下鄉知青，累積了十年的沒有機會上學的中學生！其中有二十七萬人被錄取，錄取率不到百分之五。這二十七萬人中有我！ 何其幸也！由此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我也趕上了這班車，真是何其幸也!
---說得好，真是十分準確的描述！
難忘的四年大學生涯，特殊的一段人生經曆。。。
對我個人來說印象最深的情節不是讀書卻是參加體育運動----百米賽跑跑到腿肚子抽筋倒地的狼狽，代表大學參加市乒乓球賽屢戰屢敗的羞慚，和當四年女籃校隊隊長轉戰江湖之大爽，嗬嗬。。。
特存此文以紀念自己三十年前那一段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