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子羅衿
為親身經曆留下筆墨
終於，無產階級教育路線指導下的新語文課本出來了。新的課文不會出現孔融讓梨之類的故事了，代之的是領袖詩詞，歌頌領袖的讚歌，批判萬惡的舊社會的批判稿，學習英雄的宣傳稿，等其他宣傳革命的選文。文革之後專家評價我們文革中用的第一版課本：“幹巴巴的選文，沒有寫作，也沒有練習，缺乏基礎知識和基本能力的訓練。課文導讀中除了思想政治方麵的要求，完全沒有語文能力的指導”。有了課本，班級的紅寶書語錄和老三篇的學習便重點放到每天上課前的自習中去了。
當時我隻知道我們的新課本“全無古人”，古人都是反動的。後來又增加點新感覺，感到新課本隻是將之前紅寶書語錄和老三篇那樣的學習，變得更係統和更豐富，同時針對時弊。那時市場的供應不如之前了。但課本裏有一篇宣傳一位榜樣人物的課文，主人公語重心長地教導那幾位吃不下他請客端上來的難以下咽的菜的客人：湯裏至少已經有幾滴油了；引導客人們憶苦思甜，同時想想世界上的那三分之二。學完這樣的課文後，我便感到滿足於當時文革所造成的生活現狀。我主動地、心安理得地忘掉那個櫥窗裏的沙琪瑪。再次讓我想起沙琪瑪是近二十年之後出差上海在南京路上的一個櫥窗再次看到沙琪瑪。還有，在沒有課本的時候老師曾經帶領我們狠批過“馴服工具論”，我還以為從此以後可以隨心所欲了。課文裏有一篇《小車不倒隻管推》，及時地糾正了我那自以為是的錯誤認識。課本裏也有讓我放眼去認識世界的課文，比如《克裏姆林宮上的紅星》。
沒有多少意識形態聯係的數學課在狠批了讀書無用論後繼續照常進行。新課本裏在對教學和應用題的陳述之前，一般都會戴上一頂“廣大貧下中農響應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之類的大帽子。我對數學的信心從來沒有缺乏過。甚至還因為下麵那樣一類的應用題的求解讓我在班裏出了點名氣：一輛快車要用多長時間能追上一輛已經提前一段時間上了路的慢車？或者同時起步但相隔一定的距離的一輛快車需要多長時間能追上前麵那輛慢車？老師為班裏不少同學一時開不了竅發了急，課堂上我被點名從座位上站起來講解我的求解要點，這讓我高光了一刻。還有後來那些數腿算動物數量之類的題目，在沒有引入代數概念之前，隻用單項公式直接一次性求解，的確有挑戰性，但我也能應對自如。 以至於到了真地學到二元一次方程，這樣的應用題用代數求解本可以簡單直接，我還是熱衷同時也通過表述二元之間的關係列出單項公式直接一次性作出求解。我覺得挺有趣的。多元的關係之間又可以顛三倒四地建立聯係，然後通過數學公式表述出來，多有意思！懷著那本另類紅寶書傳授給我的“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我在數學上升華起自己舉一反三的思維能力。
除了語文和數學，我們還有思想教育課。改造世界觀融入到我們之前從未有過的日事日程。家庭成份被認為是個人世界觀的基礎。自從文革開始，班裏同學都大眼盯著小眼地想知道誰是班裏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每當發下的有關表格需要填寫家庭出身的，如果隻需要填寫父親一方，我便能因父親的勞動人民出身表現得若無其事。個別情況需要填寫父母雙方的，我便千方百計地掩蓋住我母親的會惹上麻煩的出身不讓任何同學知道。班裏其他像我這樣來自知識分子家庭的都說他們的家庭出身是“幹部”或者“職員”。他們真是幸運於家裏的前三四代早就脫離了農村而且幾代人的城裏生活並不貧窮。班裏剩下的都是家庭出身苦大仇深的。思想教育課說：改造世界觀來自不斷地鬥私批修。如果出身不好，就需要更加深刻地多鬥些私、多批些修。還好，家庭出身這點沒在我們班造成同學間有人抬不起頭的。
家庭出身不好隻是反映了“地、富、反、壞、右”中的來自建國前曆史緣由的前兩項，剩下的後三項是建國後的運動產物。隨著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的深入發展，還是讓我們班先後蹦出了三位“可以改造好的子女”，而且都是女生。
第一位是那位能從我們家的二樓陽台看到她家洋樓後院的、胳膊有兩道杠的、能歌善舞的那位有著爸爸在廣播電台當高官的女孩子。文革爆發不久掀起打倒走資派的浪潮，她爸爸便首當其衝被帶上大高帽、臉部手部被用墨汁塗黑，架著胳膊“坐小燕飛機”，拉上汽車全市遊鬥。爸爸被打成修正主義路線的鼓吹手讓她一夜間跌入深淵。放學的路上，班裏的一幫男生，不包括我，跟在她的屁股後高喊：黑爪牙！黑爪牙！打倒反革命黑爪牙！悲傷的她眼光中並無示弱，時而還回頭懟這幫喊叫的。老師喜歡她，反複地對班級同學進行可以改造好子女的政策教育。老師把她樹立成我們班可以教育好子女的榜樣。
接著沒多久，社會上砸爛公檢法，那位比我大一屆、帶著三道杠、住在我家門洞相鄰的二層小洋樓裏的小女孩，同樣的命運，從此從學校的舞台上消失了。
第二位是和我同樓、同幼兒園、同桌的中蘇混血小女孩。69年珍寶島事件的發生，讓以往還能在每天都喊著打倒蘇修的社會中相安無事的她，一夜間變成了焦點。放學後，又是班裏的一幫男生，不包括我，跟隨在她的身後高喊：打倒蘇修！打倒蘇修！委屈的她沒有回懟，自己低著頭、手按著背在身前的裝著紅寶書的小紅書包，默不作聲地走去。
第三位是位家庭勞苦出身的工人家庭的女孩子。她那位在文革武鬥後期革命派大聯合時當某派造反派頭頭的爸爸被全市通緝，通緝照片貼滿各處電線杆。原本在班級裏不顯山不顯水的她，又是被一幫班裏的男生從後麵跟著高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同學們流傳的故事中，她的父親在睡夢中被抓捕時急起身，從他們家住的平房跳窗逃跑。麵對同學的叫喊，平時不太說話、長得挺有點大骨架子的她，帶著哭腔轉過身沒什麽畏懼地跟那些男生對罵。
與語文和數學課不同，改造世界觀、思想教育、靈魂深處鬧革命，更多地體現在個人的積極表現上。班級裏免不了總會有幾個“彪子”把這個表現理解為積極向老師打小報告。正道的當然是多寫思想匯報、發言時多舉手；盡管那時我們文字的水平還不高、語言的表述還不強，這裏的關鍵是“積極”。但總體來說，孩童時期人還是單純，老師也不在這上特意做文章。整個一、二、三年級，我和這個“積極”沒有關係。那個時間段裏，就我們班而言，這個“積極”重點發生在固定的一小群女生身上。就我而言，也有點特殊之處。想到自己家庭出身還需要半遮半掩的狀況，想到班級同學並不清楚文革中我家正發生的事情，同時我也記著那本另類紅寶書學來的另一句話：人怕出名豬怕壯，我朦朦朧朧地明白我不要給我惹事。
都說這個年齡段是每個人開始奠基自己一生個人行為其背後哲學思維的起始之時。小小的我那時並不懂得什麽叫“辯證”，然而，朦朧中我一麵的“打破砂鍋問到底”，另一麵的“人怕出名豬怕壯”，已經無形地“辯證”著我的思維，潛移著我的行為。辯證得好，讓我平安，辯證得不好，便可能惹禍；當然人生的成長還和時運、能力、等其他方麵有關。每個人都是這樣成長的。隻不過我們的特殊之處在於遇上了這場“史無前例”、“世無同例”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社會在大動蕩。紅岩小學，至少在我們低年級的班級裏，學習秩序有幸能得到保證。學校不是世外桃源。文革中的每場運動都毫不容情地衝擊著學校，讓我們度過了另一樣的學生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