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新時代的皇帝遊戲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句話放在今天的中國，精準得像是量身定做。從官場到商界，從媒體到學界，乃至社會輿論，都沉浸在畸形的“政治共振”之中：習近平的每一個喜好、每一句話，都成為全國上下行動的風向標，比皇帝時代還要精準有效。結果就是，決策被集中到了一個人的個人偏好之上，而全國上下則陷入了一種僵硬、戰戰兢兢的集體癲狂。

 

自“核心”確立以來，中國的政治邏輯，就進入了一種新的運作模式。習近平的講話，不再是指導性的參考，而是絕對的政策指令；他的個人觀點，不再是領導人的意見，而是必須貫徹執行的國家意誌。他喜歡什麽，全國就流行什麽；他討厭什麽，全國就群起而攻之。

 

 

看看李嘉誠的例子，就知道這一模式運作得多麽絲滑。李嘉誠不過是個商人，按照市場邏輯，他的投資與撤資完全是商業決策。然而，習近平對香港局勢的某番不滿，配合上對“資本無序擴張”的批判，結果，李嘉誠的撤資立刻被解讀為“不愛國”、“逃跑”、“背叛祖國”，從黨媒到自媒體，從微博五毛到央視新聞，一時間形成了一場“愛國狂潮”，齊聲譴責這個昔日的“愛國企業家”。

 

李嘉誠的決定，不是基於政治，而是基於市場：香港經濟下行、營商環境惡化，他自然要轉移資產。這原本是一件市場行為，卻因為“核心”的話鋒一轉，立刻上升到了“政治忠誠”的高度，成為全民討伐的對象。這就暴露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在當今中國，市場不再是市場，法治不再是法治，邏輯不再是邏輯，隻有習近平的態度，才是決定一切的唯一依據。

 

過去，中國的政治決策還有一定的集體討論空間，政策製定也有較為穩妥的程序。但如今，情況已經完全變了，變得簡單粗暴：習近平的個人意誌，就是最終決策；其他人，連附議都要小心翼翼，生怕錯了節奏。

 

某省官員做項目時，首先考慮的不是經濟效益，也不是社會需求，而是要先問：“核心怎麽看？”於是，大量工程、項目，乃至城市建設，都是在“精準揣摩”習近平意圖的基礎上開展的。比如，他提出要“綠水青山”，結果全國各地一刀切式關停工廠，不管經濟後果如何，隻要顯示出“絕對忠誠”就行；他說要“共同富裕”，於是資本家一個個被罰款、被抄家，馬雲、許家印等昔日風雲人物，紛紛被“共同富裕”了。

 

這些官員和企業家都明白一個道理：在當今中國，法律是模糊的，市場是波動的，規則是隨意變動的，唯一不變的，就是習近平的意誌。所以，任何決策，都必須先揣摩習近平的喜好，確保“思想對齊”，否則隨時可能被碾成粉末。

 

“核心”掌握一切的結果，就是下屬根本不敢主動做決定。為什麽？很簡單，因為你不可能比“核心”更英明，凡是“拍腦袋”的決策，最終都要看他點頭。如果你的決定“核心”認可，那是你運氣好；如果“核心”不喜歡，那你就是政治不正確。最保險的做法是什麽？就是不做決定，什麽都等上麵的指示，確保自己“絕對安全”。

 

於是我們看到，官員們變得越來越保守，越來越謹慎，越來越不敢承擔責任。遇到問題時，能拖就拖，能推就推，能繞就繞，誰都不想成為那個站在風口浪尖的人，因為誰都無法預測，今天習近平高興的事，明天會不會變成“錯誤路線”。這種現象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的經濟政策。習近平說要“防範金融風險”，結果銀行收緊貸款，企業融資困難，市場低迷；他說要“房地產不能炒”，結果樓市直接暴跌，恒大崩盤，房企集體陷入危機。政策變化如此劇烈，但底下的執行者誰都不敢質疑，誰都不敢提出異議，因為誰都明白，質疑習近平的決定，就是在質疑整個體製的正確性，後果不堪設想。

 

最荒誕的是，這一切並不是秘密，而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實。官員們知道自己在演戲，媒體知道自己在撒謊，企業家知道市場環境被破壞，普通人也知道所謂的“政治正確”是怎麽回事。但沒人敢說破，因為這就像《皇帝的新衣》，所有人都必須參與其中，所有人都必須表現出對“核心”的忠誠，否則就會成為眾矢之的。

 

更諷刺的是，這種模式已經深深嵌入到社會文化中，形成了一種可笑的“政治風尚”：隻要習近平喜歡的，無論多麽荒唐，都要全力支持；隻要習近平不喜歡的，無論多麽合理，都要堅決反對。正如李嘉誠的例子，一個完全市場化的商業決策，也能變成政治鬥爭的標誌性事件。

 

如果說古代皇帝還會因為決策失誤而被大臣勸諫，那麽現在的“核心”，已經不需要任何反對聲音。整個國家都在執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極端模式，所有政策、所有輿論、所有社會現象，都圍繞著習近平的喜好而展開。這種模式，讓國家陷入集體愚蠢的怪圈——人人都在揣摩上意，人人都在自我審查，人人都在等待指示，而沒人敢真正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