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on Musk 的 DOGE 調查揭露了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令人震驚的腐敗。但這隻是 DOGE 工作的開始可以預見，未來還會有更驚人的發現。
去年，當我站在雅典的帕台農神廟前時對這座建築奇跡的驚歎轉瞬即逝, 想到了長城兩者同樣是統治者以國家之名對人民施加苦難的見證。曾經被認為是最先進的政治製度的雅典民主，最終陷入了帝國野心和內部腐敗的泥潭，正如今天的美國現代西方民主的巔峰所經曆的一樣。
如果曆史上曾有一個政府接近哲學上的理想國，那便是公元前 5 世紀伯裏克利統治下的雅典。
在民主立法者梭倫（Solon）進行改革後，被譽為民主之父的克裏斯提尼（Cleisthenes）奠定了雅典民主製度的基本框架。隨後，在被稱為民主捍衛者的伯裏克利（Pericles）領導下，雅典民主達到巔峰，同時雅典成為當時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當時的雅典民主製度倡導公民參與、法律至上和公共問責，理論上這樣的政府應當能抵禦腐敗。然而，即便是在民主的黃金時代，腐敗和衰敗依然不可避免。
伯裏克利本人操縱了民主機製，以鞏固自己的權力。他利用國家財政修建龐大的基建項目，如帕台農神廟，以提升雅典的國際地位，並增強自己在民眾中的威望。他還挪用提洛同盟（本應是防禦波斯的軍事聯盟）的資金，強行將雅典變成霸權國家，甚至鎮壓盟友，將整個城邦體係變成了帝國。最終，伯裏克利的政策導致了雅典與斯巴達之間長達 27 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這場戰爭摧毀了雅典的民主製度。因此，當你站在宏偉的帕台農神廟前時，你不應隻看到它的輝煌，還應看到它腳下掩埋的累累白骨。
如果說雅典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搖籃，那麽美國便是其巔峰。美國憲法精心設計了製衡機製，以防止政府濫用權力。然而，盡管有這些防腐機製，官僚主義、浪費和腐敗依然不可避免地滋生。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原本是為了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經濟支持而設立的機構，但實際上已淪為政治操控的工具，並成為稅款浪費和腐敗的溫床。
如果連美國西方民主的巔峰都無法避免腐敗，那麽政府本身是否不可避免地走向墮落？換句話說，所有政府是否在本質上都是壞的？
如果說民主製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延緩腐敗的進程，那麽專製政權則徹底被腐敗吞噬。在這樣的體製中，腐敗不是偶然現象，而是治理的基礎。決策過程缺乏透明度，領導層永遠不受問責，政府將公民變成完全的服從者。更可怕的是，在專製政權下，人民甚至無法公開批評政府的腐敗，任何異見都會被鎮壓。而在民主國家，盡管腐敗存在，至少仍有揭露、批評和改革的可能。
政府的存在意味著強製性。正如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常識》（Common Sense）中所說：政府即使處於最好的狀態，也不過是必要之惡；而在最壞的狀態下，則是無法容忍的。 政府之所以能夠運行，依賴於對法律執行、稅收征收和軍事力量的壟斷。而這種壟斷，使得掌權者天然具有利用權力為自身謀利的傾向。
尼科洛馬基雅維利（Niccol Machiavelli）在《君主論》（The Prince）中指出，統治者必須以維護自身權力為首要目標，而道德不過是政治手段的一部分。他的觀點不僅是對統治術的指導，更是對政府本質的揭露治理本身就需要操控、欺騙和強製。
因此，政府的腐敗並非偶然，而是其存在的邏輯結果。曆史證明，即便是最完善的政府體係，比如古希臘的雅典或現代的美國，也無法逃脫這一命運。而專製國家的腐敗更是製度化的，因為它們缺乏民主製衡，腐敗反而成為了一種統治手段。
政府是一個悖論：它既是必要的，又是邪惡的。每一個政府最終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腐化、低效和自我服務。民主製度可能會延緩這一進程，而專製國家的腐敗因缺乏製約，反而成為治理方式本身。
因此，我們隻能得出一個不可回避的邏輯結論：政府在哲學上是天生敗壞的。 它可能是必要之惡，但它絕不值得被信任。政府的權力越大，其腐敗就越深。唯一的解決方案，是對政府保持永遠的警惕，推動透明度，並盡可能限製其權力。
一旦人們停止質疑政府，他們便已經成為它的奴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