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後兩個月,即1931年11月7日(即蘇聯國慶日),中共宣告其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囯燾為副主席,並設立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這個臨時“中央”於1932年1月9日作出《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工農紅軍“將中央區閔粵贛,贛東北,湘鄂贛,湘贛邊北蘇區聯係成整個一片的蘇區,並以占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來結合目前分散的蘇維埃根據地,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
接著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了攻取贛州的軍事訓令。訓令中說“繼續著1931年的工作,貫通了閩贛蘇區,目前應該更進一步的貫通湘贛蘇區,造成以湘贛為中心聯係到湘贛,閩贛的廣大版圖。進而威脅吉安,向閩北發展,使革命更迫近,爭取一省和數省首先勝利的前途”。
根據這個訓令,以第三軍團為主力,由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於2月3日起打響了圍攻贛州的戰役,“4月20日,東路軍攻占漳州。這次戰役的勝利,消滅了張貞的大部分兵力,剪除了敵人的一翼,同時又擴大了紅軍的政治影響,獲得大量武器,彈藥和軍需物資的補給,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彭德懷部署兩路軍在湘贛邊區也擴軍40個營。”
6月5日,中共“臨時中央”發布軍事訓令“一、五軍團主力應與和西三軍團相呼應,解決入贛閩敵??隨後第一、五軍團經過酷暑下的長途行軍,趕到廣東的烏經地區??進行了一場異常激烈的惡戰,擊潰粵軍20個團。”
中共“臨時中央”發布的係列軍事訓令還顯示,8月8日,中共中央下達了一、三、五軍團發動樂安、宜黃戰役的命令。“17日攻占樂安,20日攻克宜黃。23日乘勝占領南豐。這一仗打得異常迅猛,速戰速決,一周內連克三城,俘敵5000多人。”“10月18日、19日、22日連克贛南邊界的黎川、建寧、泰寧、邵武四城。11月間,又克光澤、資溪、和金溪。這是一個重大的勝利,它擴大了蘇區地域數百公裏,建立了閩贛省,並使閩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1933年元旦,紅一方麵軍全軍在黎川城舉行北上誓師大會,周恩來參加了。2日他和朱德隨軍出發。5日、6日在黃獅渡首戰告捷。8日、9日又在滸灣同孫連鈡、吳奇偉部展開激戰。這兩次戰鬥共俘敵4000。”
1933年元旦,日本也在北方開始進攻榆關(即山海關),與中共軍隊配合南北夾擊囯軍。中央政府立即抽調中央軍關麟征部北上增援,與北方各軍編組8個軍團準備進攻。6日,蔣介石委員長也匆匆自漢口北上保定指揮軍事。3月9日,29軍宋哲元部在喜峰口以大力奇襲日軍,血戰三晝夜,殺死日寇逾三千,成為震驚中外的首次抗日勝利。宋部劉汝明師又在羅聞塔大勝日軍。
抗日戰史敘述稱,“蔣委員長坐鎮保定,抗敵將士獲精神上之鼓舞,戰況成樂觀取向。不意共軍突於此際擴大叛亂,分路鼠擾贛、閩,蔣委員長遂不得不於26日離保南返。 ”這就是說,蔣介石在“九一八”後長城抗戰之際,受到日本和中共南北夾擊,不得不疲於奔命應付外侮和內賊。
蔣介石到了台灣以後,曾檢討對中共認識不透徹,誤以為中共畢竟也是中國人,麵對民族危難,總不至於真的??所以未下決斷清除之。不成想養虎終於為患、釀成國家、民族之大悲劇。
看看你認識多少枚“中國”國旗?
https://youtube.com/shorts/WEaVE5sQGy8?si=A-8R6AFaYCA-bE1n
這個視頻其實有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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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更“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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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裏麵是什麽樣子?
人間地獄
中共信奉暴力革命,主張徹底消滅一切剝削階級,蘇維埃存續的曆史就是一部血醒的屠殺掠奪史。譚平山、鄧演達就曾指責中共暴動是殺人放火的過激行為,是赤俄陰謀唆使共產黨徒搗亂國民黨統治。
對此共產黨自己也不諱言。
毛澤東在《紅軍第四軍前委約中央的信》中發出這樣的牢騷“屠殺主義又固然是為淵驅魚,改良主義也不能再號召群眾”。
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簡史叢書》記載湖北陽新縣僅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半年間就殺死地主、富農三千一百七十人,一九二八年元月中共遊擊隊襲擊劉家祠堂,殺死地主劉慧臣一家五口。
地主黃香穀六十壽辰,中共農民武裝殺死黃香穀,搶走銀元八百元。
大冶縣地主黃曉階嫁女兒,中共手槍隊打死黃曉階並搶走嫁妝。種種暗殺、沈塘沈江、燒人住宅的暴虐行為書不勝書。
這樣的屠殺搶奪就連共產黨內部一些有良知的人士也自覺不安,陳獨秀曾主張以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來代替建設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合法運動的口號來取消奪取群眾準備武裝暴動的工作,經在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者下去和平發展的思想來取消推翻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統治的行動。
他因而以“右傾”錯誤而被開除出黨。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紅四軍第六次黨代會上,有人提出“禁止盲目焚殺”的提案而無人理會。
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說“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寧岡,批評我們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於是改變原來前委的領導人,政策一變。四月全軍到邊界後,燒殺雖仍不多,但對城市中等商人的沒收和鄉村小地主富農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厲害的”。
一九三一年八月,《中共鄂南蘇區特委目前工作計劃的決議案》明確提出發動貧農、中農起來驅逐反動家屬。
各級蘇維埃政府命令赤衛軍、少先隊用強迫手段將“反動家屬”趕出蘇區,對不願離開者施以棍棒,斷絕飲食。
於是這些被沒收了全部財產、土地,身無分文的地主及家屬四處亡命。可見整個蘇區對地主、富農的屠殺、流放是有指示、有計劃、有組織進行的。
其組織內部在反“改組派”、“AB團”、“托—陳取消派”、“羅明路線”鬥爭中采取“一疑、二捉、三打、四供、五殺”的簡單政策,也有數萬人頭落地,其中僅陽新、大冶兩縣就殺了兩千多人。
除了屠殺,紅軍平民財產還進行了有組織的搜括搶掠。
福建省中共黨史研究會《黨史研究參考資料》一九八二年第五期記載了紅軍打下福建漳州時的情況:楊成武回憶說“看是戴禮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鏡、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當土豪。我們那個團就抓了一百多個,有的不是土豪,而是華僑。”
《聶榮臻回憶錄》:“當時陳嘉庚先生在漳州開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開始不交。我們隻是派人進入他的商店,取走相當於所派款項的罐頭、膠壢等給部隊吃用,仍令其繼續”。
紅軍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籌集了款項一百多萬元。
“全軍在汀做了整齊的服裝,每人發四元零用費,給養已不成問題”(毛澤東語)。三零年紅三軍團“在黃石港宣布沒收帝國主義的洋行、商店,成千上萬農民組成搬運隊”,“農民挑著銅幣、銀幣,一擔一擔送到紅軍司令部”(《彭德懷自述》),黃石港乃鄂東一小鎮,不知那裏哪來的帝國主義?紅五縱隊在大冶縣金牛鎮殺了幾個土豪,籌得大洋三萬塊。
毛澤東在其文集不止一次地說“僅僅發油鹽柴菜錢,每月也需現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政府和赤衛隊用費,靠向白色區域打土豪。至於紅軍給養……錢亦完全靠打土豪”,“九月罰地主九元,捐富農二百二十五元(十一家,多的捐四十元,少的十元),富農的現款過去罰的也有,現在罰的也有,無所謂捐”。
其搶掠民財已經成了毫不掩飾的公開行為。
紅軍不僅自己搶掠,還組織群眾參與,毛澤東在文集中自豪地誇耀“湘潭馬家河,有率領一萬五千群眾向六個劣紳問罪,延時四日,殺豬百三十個”,“閩西贛南的民眾都非常之好,在長汀縣城及新橋、河田等地工作時,奪取土劣穀子的群眾,一聚就有幾千”。
燒殺掠奪使蘇維埃政府一時間聚集了巨額財富,以致紅軍後來從蘇區潰逃時,蘇維埃國家人民銀行行長毛澤民找到其兄,商量搬運“秘密金庫”,將大批金條、銀元分散搬運,這些金銀成為紅軍潰逃時的主要經費。
溥儀有冤情啊!天大的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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