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老區，是指杭日戰爭勝利前（1945年9月3日前）中國共產黨控製的老解放區，中共黨內普遍俗稱為老區；抗戰勝利至1947年底，內戰期間中共占領的原國統區，稱為＂半解放區＂，簡稱＂半老區＂；1948年元月後中共大反攻時期，占領的原國統區，稱為新解放區，簡稱＂新區＂。最大的老區是晉冀魯豫解放區，包括山西省丶河北省丶山東省丶河南省各一部分區域，連成一片，麵積15萬平方公裏，有177個縣，2500萬人口。這片老區基本上是抗戰時期八路軍的地盤，是八路軍建立的敵後抗日根據地。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和晉冀魯豫軍區以及抗戰時期建立的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同駐河北省涉縣，後遷至邯鄲市。
中共靠土地改革運動，開展農村革命，以農村包圍城市，靠土改奪取了全國政權。中共以土改奪得天下，而土改首先在老區發動，深入研究老區土改，對中共如何奪權天下的當代史能有深入了解。老區土改基本上可按三個年頭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1946年，發動土改；
第二個階段：1947年，暴力土改；
第三個階段：1948年，糾正左傾。
三個階段的土改與奪取政權的解放戰爭息息相關，緊緊相扣，密切配合。三個階段的土改，影響最大丶最深遠，從而最值得研究和關注的是：1947年的暴力土改。
為什麽老區的土改開展這樣早？1946年就開始發動？這個時間節點，隱含著重大的曆史密碼：因為全麵內戰爆發了。中共為著戰爭動員，動員人力丶物力丶財力，支援部隊，支援前線，因而在自己所控製的老區，迫不及待地進行了土改運動。同時，土改也是出於中共的意識形態，出於鬥爭哲學，出於階級鬥爭的理論與實踐，出於農村包圍城市奪取政權的戰略。
本文采用了兩份地主家庭出身人士的土改家史資料。一份資料是本人在美國德卅的鄰居丶好友張宗誌老人的土改回憶錄。張老給了筆者本人他的回憶錄（名為《覆巢記》）的一份打印書稿材料及相同材料的電子版文本。應本人要求，他的姓名在此文中不用實名，而用筆名。張先生出生於1938年，土改時八丶九歲，已開始懂事丶記事。土改時，他家位於河北省邯鄲市東遠郊的韓村，屬於冀魯豫老解放區的中心地帶。另一份土改家史資料，是李魯翁先生所著：《我所經曆的＂晉冀魯豫邊區＂的血腥土改》刊於《大紀元網》2012年5月4日。李魯翁說他出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正好見證了這段曆史。
一丶1946年發動土改
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軍隊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揚言要在48小時內全殲中原解放軍。李先念等將領率部隊主力奮起反抗，分兩路向西突出重圍。以此為標誌，國共談判破裂，和平民主新階段破滅，全麵內戰爆發。到10月份，國民黨向解放區大舉進攻，連續攻占張家口丶長春丶安東和蘇北丶山東等大片土地，至此，國共之間已更沒什麽可談的了。國共內戰全麵開打。
土改運動是中國共產黨為獲得人民解放戰爭勝利而采取的一種社會動員的手段。隨著戰事的規模和烈度急劇擴大，解放軍大兵團作戰的人力丶物力丶財力需要日益急迫，這種戰爭動員手段的財政意義越來越突出。即土改實際上是一種戰時財政動員手段，而且這種動員是通過兩個步驟加以實施的。第一步，中國共產黨利用其強大的政治資源和群眾動員能力，將土地改革確定為解放區財政經濟工作的中心任務，階級鬥爭理論被有機地融進戰時財政動員的操作框架之中，將億萬農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與人民解放戰爭融合在一起，在農村地區成功地激勵起強烈的戰鬥情緒和支前氛圍，迅速地取得了戰爭的主動權和戰略優勢；第二步，在土地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及時進行農村基層權力結構的調整和整頓鄉村財政，把財政征收體製延伸到每個村莊，建立了以軍事財政動員為基本特征的農村基層權力結構，充分動員農民群眾參與和支持人民解放戰爭，將戰時財政動員推進到具體操作層麵，由此獲得了空前雄厚的財政資源基礎，獲得了戰爭所必需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獲得參軍的兵源丶軍隊的糧草丶戰士們的軍衣和鞋丶救援擔架隊丶運輸小車隊及金錢支持，等等。
1946年夏季，國民政府向解放區大舉進攻。中共從未正式宣布戰爭是他們改變土地政策的原因，但他們在1946年時表明態度，老區不再實行抗日時期的減租減息土地政策。隻有土改，才能動員農民擁護他們反對國民黨。或者說，中共起初並未準備在鄉村中立即實行激進的土改運動，而是戰爭的形勢迫使其必須這樣做。土改具有明顯的實用性，並不僅僅是出於意識形態和馬列理論。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改變土地政策的《五四指示》
《五四指示》全稱是：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是由劉少奇起草，中共中央於1946年5月4日發布的關於改變中共土地政策的指示。該指示的基本內容是，改變抗日戰爭期間中共采取的減租減息政策，實行耕者有其田，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用一切方法吸收中農參加運動，不可侵犯中農土地；一般不變動富農土地，對富農和地主要有所區別；不可將農村中反對地主階級的辦法應用於城市中反對工商業資產階級的鬥爭。這一指示是在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麵爆發的前夜發布的。它調動了農民的革命和生產積極性，為中共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奠定了群眾基礎。（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曆史 第一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該指示表明，1946年中共發動土改時，是十分強調政策的，是相對溫和的土改。但一旦發動，在戰爭動員的壓力和階級鬥爭氣氛的推動下，便很難溫和。
1946年下半年，冀魯豫老區的土改，許多地方一開始實施，重點並不是平分土地，而是挖浮財，分浮財，並拆丶搶房屋。這種鬥爭方式，簡單易行。且能很快形成搶和被搶的兩個對立的集團，形成恐懼和仇恨。前者貧下中農丶雇佃農占多數，後者地富是個別，占少數。其實，就像是一大群人去打劫一樣，去搶劫富裕人家的東西，包括：糧食丶棉花丶金銀首飾丶家具丶衣物丶財物丶等等，甚至拆房子，分磚丶瓦丶木材，或直接搶占房屋。
1946年老區第一次土改時，張先生那年8歲，他在《覆巢記》中回憶道：對韓村來說首當其衝的是村內外十幾座廟宇遭強拆，被搶劫，受破壞。遙想當年，一些人抗著砸爛孔家店丶打倒封建迷信的旗號，經過宣揚和鼓動，號召了韓村和周圍村裏年輕氣盛丶膀闊腰圓的壯漢成百上千人，兵分十三路，手持鐵鍁丶斧頭丶梯子丶繩索，推著大小車輛擁上十三座廟堂，上房揭瓦搬獸，拆牆砸窗，推倒砸爛屋內供桌神像，搞得烏煙瘴氣，塵土飛揚。整個過程中，都有一些人在旁邊鑼打鼓以壯聲威。不到幾天，神像全毀，石碑被砸，磚瓦木材遭搶，好端端的廟堂頓時變成斷垣殘壁，一片廢墟天塌地陷毀信仰，百姓心頭迷茫茫。更可怕的是，這些利益熏心之人，並未就此罷手，接著就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韓村內幾戶地主的頭上。我們張家即是其中之一。
韓村第一次土改鬥爭，主要是沒收（搶劫）地主家的浮財即動產。在這次土改鬥爭中，把張家二門以裏各房屋裏的桌椅板凳丶大小櫃櫥丶條桌插瓶丶衣服被褥丶鍋碗瓢盆丶紡線車織布機丶金銀首飾丶古書字畫文物丶糧食棉花等等，凡是能搬動的物品全部一搶而光。當時，村上的壯男大女，老婆娘小媳婦一哄而上，鬧得雞飛狗叫，一片混亂。從主房西裏間翻出的線裝古書丶字畫丶文物，從東房丶西房丶南房搶劫的壁畫丶課本丶字帖丶紙張筆墨等物，堆滿內院，放火焚燒，濃煙滾滾，劈裏啪啦，足足燒了三天三夜，才灰飛煙滅。張家先祖詩書傳家，幾百年積累的物質與精神財富，被毀於一旦。
1946年，張家遭焚書抄家的同時，全家老小被掃地出門。原來整齊有序丶寬大明亮的住房，門窗被拆，做飯大鍋被揭走，大水缸也不知去處。整潔的內院，一片狼籍。食無隔夜糧，夜無安身地。年邁的祖父從五間南房，搬到場院西南角大槐樹下的一間小土屋內安身；大娘住進原牲口房旁一間小房；大哥和妻子住進大院最南邊敞棚裏一間小房；二哥與妻子住進原牲口房；我父母帶著我和清水兄丶青山弟住在大門對麵的土房內。大家庭分家另過，各自謀生，僅靠親朋好友丶左鄰右舍鄉親們送點米麵食物，勉強充饑
韓村領導土改的是農會（即貧農協會），還有權力很大的黨支書。韓村被定了三家地主，除了張宗誌的祖父丶父親（祖父丶父親被定為地主）一家外，北街的王家哥五個定了五個地主，被掃地出門，他們家的大宅後來成了學校；西街的趙家被定成地主，也被掃地出門，大宅被村裏的黨支部書記占了。張先生家的大宅被拆了四分之三，被瓜分了建築材料丶家具，僅留下了幾間破爛小屋給張家住，有：牲口棚丶工具房丶柴火房等。
以上是張老對1946年晉魯豫老區第一次土改的回憶。
據張老講，張家祖傳牌位記載，張家在清朝乾隆至同治年間，一人考中舉人。此人名張南珍，字楚材。官至皇淸勅授修職郎，後被任命河北唐縣縣令。張家詩書傳家，讀書人前後相繼。張家自淸代乾隆年間有人中舉至1911年淸亡，至1946年土改，曆經淸代丶民國，抗戰等二百一十年（17361946）的長期變化，變遷，張家曆代均為當地殷實之家，曆承儒學修身立命，為人德高望眾，勤儉持家，長期積累，修房蓋屋，買地置產，經五代人的積攢，至1946年前家業興隆，人口興旺，長幼有序，子孫福佑，成為韓村名門旺族。
張先生說祖父的治家之道是：每年全家人吃粗米雜糧（高粱麵丶玉麵，小米粥）自種菜（夏天北瓜丶冬瓜根達菜，冬天蘿卜大白菜），新衣不給買，新房不給蓋，省吃儉用幹什麽？都是為了買幾畝地，這是一生奮鬥的最終目的。幾代人省吃儉用丶辛勤耕做，攢錢買地。1945年，張家三代同堂有17口人，200畝地（人均不到12畝），土地並不祘很多。但成了韓村最大地主。張家當時有一名長工，叫老興。 張家老少與老興關係融洽，並不存在緊張的階級對立關係。
地主階級代表了中國農村的主要生產力，絕大多數是靠勞動致富，並且是中國傳統文化在農村的主要傳承者。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轉型期，完全可以和平過渡丶和平長入。例如1949年後，台灣所進行的和平土改。台灣於五十年代完成了和平土改，許多地主經過贖買政策，出讓了土地，轉變為工商業者。從而促進了六十年代台灣農業與工商業的起飛。七十年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八十年代經濟迅猛發展，推動了政治製度的變革，蔣經國先生解除黨禁、解除報禁，逐步擴大選舉範圍，使台灣在亞洲率先完成了向憲政民主製的轉型。
1946年冀魯豫老區的第一次土改，實用效果如何？
老區第一次土改，在內戰全麵爆發的背景下，中共通過土改，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戰爭動員，大力支援了前線。土改首先通過形成緊張空氣，煽動階級仇恨，搶分浮財，分得土地，取得貧雇佃農們對解放軍的支持，踴躍參軍；其次，從地富家中搶分的浮財丶金銀財寶丶糧食丶棉花丶布疋等，很大一部分被農會取走上繳，支援了冀魯豫中共政權和前線部隊，解決了財政困難。正如1946年9月翼魯豫四地委在《總結擴軍經驗》的報告中所說，必須造成戰爭的緊張局麵，大規模地檢閱民兵自衛隊，開群眾大會，遊行示威，鼓勵群眾情緒，提高戰鬥信心，使整個農村進入戰爭狀態去。處處論爭，造成緊張空氣，使群眾感到戰爭威脅，不反對國民黨就有死的威脅。
《五四指示》發布後，晉冀魯豫解放區普遍開展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運動，到1947年2月，約占2/3的老區基本解決了土地問題。據統計，冀魯豫解放區進行土改的有1000萬人口，占全區人口的1/3；土地改革的勝利，極大地動員了廣大農民保衛解放區丶支援解放戰爭的積極性。到1946年10月，全解放區有30萬農民參加了人民解放軍，有300萬至400萬農民參加民兵或遊擊隊，其中有10萬青壯年加入主力部隊。中共的戰爭動員能力和實效，大大地超過了國民黨，在內戰中占據了戰略優勢。
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父親是地主，他老家也在翼魯豫老區，位於河南省滑縣趙莊。趙紫陽1932年6月加入地下青年團，1938年2月加入中共。抗戰時期，趙紫陽祖父丶父親屬於開明坤士，積極參加抗戰打日本，是中共的統戰對象。那時趙家獻金銀，獻糧食丶獻土地。兒子丶女婿都是中共幹部。全家資助丶投身中共抗日。趙家還曾做過抗日救國會的造槍局，為八路軍和民兵製造武器，生產土槍丶土炮丶土榴單。中共在趙家還舉辦過中共地委丶縣委的抗日訓練班。可是抗戰勝利，內戰開打，中共翻臉不認人，46丶47年老區土改，趙家未能逃過大劫。趙家被分了土地丶家產丶浮財。趙的祖父不肯底頭認罪，78歲老人被捆在長橙上灌辣椒水。趙的父親被開大會鬥爭過一次。開鬥爭會時，趙家長工趙滿囤被土改工作隊動員上台，發言批鬥東家地主。滿囤是老實巴交的農民，他發言說，1942年大饑荒，要不是趙廷賓（趙紫陽父親）慈悲救濟，他一家人早餓死了。話沒說完，被土改工作隊趕下了台。經此大劫，趙家變得一貧如洗。趙紫陽父親趙廷賓連病帶氣去世。趙紫陽母親常常對人叼叼說：共產黨不好，拿人家東西。這些東西都不是自己的。文革爆發，趙母說，這是朱元璋火燒慶功樓（迫害忠臣）。老太太對兒子趙紫陽說：你給共產黨拉套，不會有好結果。老太太竟講大白話，也是大實話，她還說：地主沒不好。毛主席是大壞蛋。1976年老太太去世。趙紫陽曾對兒子趙二軍說：你奶奶是個明白人，她不識字，喜歡看戲，曆史知識都來自戲裏。她拿戲裏的人物對號入座。（此段信息，摘自廬躍剛著《趙紫陽傳》上卷，76頁85頁。）
二丶1947年暴力土改
1947年是解放戰爭的關鍵年份，3月，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撤離延安，牽著國民黨主力部隊在陝北轉圈兒。6月，解放軍由內線做戰轉為外線做戰。6月30日，劉鄧大軍突破黃河天險，千裏挺進大別山。戰爭形勢的發展，要求中共抓緊進行土改，並進行更激烈的土改。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召開全國土地會議，9月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公布施行。其主要內容是，規定徹底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製度；規定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製度。規定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發展；規定設立人民法庭。《中國土地法大綱》不但肯定和發展了1946年《五四指示》中提出的將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原則，而且改正了其對地主照顧過多的不徹底性，成為一個在全國徹底消滅封建剝削製度的綱領性文件。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後，各解放區人民政府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又頒布了補充條例。通過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土地製度，挖掉了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基礎，鞏固了解放區；農民分到了土地，為了保護自己的革命果實，保護自己的利益，組織民兵，建立農村政權，並積極參軍；農民的革命熱情被激發出來，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據百度百科：《中國土地法大綱》）。
老區的土地改革在《土地法大綱》的推動下，以越來越大的規模丶越來越強的烈度被人為地推向極端。中共幹部強調地主所有製仍存在，群眾愛怎麽辦就怎麽辦，實行普遍的打亂平分政策，鼓勵積極分子挖浮財，放任嚴刑逼供。一切阻礙群眾行動的可能因素都被搬掉，出身不好的幹部被整肅丶停職和調離。基層黨和政府組織徹底癱瘓，為以貧農團為核心的農會所取代。許多地方采取了聯村鬥爭的方式，甚至跨村分配土地和財產，一時間，亂打亂殺現象俯拾即是，有些地方甚至對地主和地主家庭采取了肉體消滅的政策，進行階級滅絕，有些地方把富裕中農打成富農，引起中農普遍恐慌。
1947年土改為什麽有普遍過火的事情發生？為什麽過火行為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而沒有及時得以糾正？這是由於，在戰爭目的的動員框架內，土改不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因為和平方式與戰爭動員的目標相背離，所以不能考慮。在一定意義上說，過火也是中共高層所默認的。毛澤東早在1945年11月時就寫道:鬥爭中發生過火現象是難以避免的，但隻要真正是廣大群眾的自覺鬥爭，可以在過火現象發生後，再去改正。中共需要的是鬥爭的氣氛，暴烈的行動。
張老在《覆巢記》中講述了家族在第二次土改中的遭遇：
張家經數百年數代人的積累到1947年第二次土改鬥爭前，有二百多畝土地，是韓村擁有土地最多的人家，號稱第一財主。在當時土地收入是農村農民的最主要來源，衣食的最根本保障，是農民的命根子。土地之主叫地主，可是這一正常概念卻逐漸演變成人民之敵，萬惡之首，被人唾棄。祖父丶父親被戴上地主帽子，八丶九歲的我成了出身地主家庭的子弟。.
在1947年韓村第二次土改時，張家四分之三的土地被無償沒收，計有；韓村西門外，通往杜家寺道路之北，有水井的可種棉花的黃土地四十多畝；對稱路南三十多畝；村南張家墓地三十多畝；另外還有寺廟前的地三十多畝；還有一些小地塊；合計一百五十多畝。在這次土改鬥爭中，除強奪土地外，還有牲口丶大車丶水車丶大型農具，敞院裏的石磨石碾，都被奪走。家外的樹林丶棗樹也被砍伐。當時我已九歲，對一些事，已有清晰的記憶。這都是在韓村農會（負責領導土改的臨時農村社會組織，由上級派出人員，與貧農協會丶農村民兵組織聯合組成）主持下幹的。這是張家遭遇的最大搶劫，對張家是致命的打擊與摧毀。從此，家無主事人，一家老小衣食無著落，思念無依靠；白天東躲西藏，晚上回到家戰戰兢兢，圍做一團，這是從未經曆過的，極度恐懼的歲月
毀廟丶抄家丶搶地之同時，對韓村地主家的主事人一律單獨扣押丶拘留，毒打逼供。爺爺和父親被關押。村裏輪番召開全村批鬥大會，摧殘地主的人格。韓村批鬥會場設在十字街西街路口一寬闊場地，會場四周有民兵持槍站崗。全村每戶人必須派家長或主要管事人參加。會議主要角色多人坐在台上，群眾麵對會議主持席地而坐。被批鬥對象麵對群眾低頭跪在台下。整個會場眾人在主持人帶領下高呼打倒XXX丶批臭XXX口號。煽動眾人有苦訴苦，有怨訴怨，有仇報仇，有恨解恨。大街主要路口都張貼標語口號，漫畫丶彩旗比比皆是。我記得專門為張家召開過兩次批鬥大會，批鬥我爺爺時，讓我父親陪綁，實際上是準備挨打。開會時除了敲鑼打鼓丶虛張聲勢外，真正上台批鬥的人寥寥可數，基本沒人上台發言。每次大會很早就草草收場。爺爺和父親被關押了兩個多月。這種對人尊嚴的侮辱，對人格的摧毀，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創傷。
土改中張家的客棧丶店房也被沒收。按當時政策，騾馬驛站應屬於受保護的工商業。但也未能逃過劫難。
位於韓村東街路北丶北街路東，臨近韓村中心十字街處，有一片很大的房產，俗稱店房，這是張家的祖傳產業。具體位置和設施：在東街近十字街三十多米處，座北朝南就是店房高大的南大門，大門的右邊是空地，左邊是四間飯店。前兩間是廚房，後兩間是餐桌，可供二十多人同時就餐。從南大門，麵向北往裏走三十多米是個很大的場院，東場院南側有坐南朝北三間磚房。西場院南側也有三間磚房相對稱，兩座磚房內，設備家俱，供住店旅客晚上住宿。整個北麵，從東到西有十幾間敞棚，內設喂牲口的槽，供牲口夜間吃草休息專用。另外還有一個西大門。這麽大的一塊黃金寶地，托人代管，買賣興隆，每年收入頗豐。1947年第二次土改鬥爭時，全被無償沒收
當年晉冀魯豫老區的土改流行一種極殘酷的刑罰，旨在製造恐怖氣氛，教育農民：地主的後台是蔣介石，必須跟共產黨走，不然死路一條！這種刑罰有個名稱，叫著；拉望蔣杆。意思是，吊拉望蔣介石的木杆。李魯翁先生在他回憶土改的文章中，對此刑罰有詳細記述。
李先生說：1946丶47年，我的家鄉屬於所謂老解放區晉冀魯豫邊區的陽穀縣最東邊的一個古鎮因係老解放區，故土改早於其他地方土改對象當然是地主。殺戮的方式是拉望蔣杆，顧名思義，即：吊拉望著蔣介石的杆子。望蔣杆的形式又有兩種，一種是把滑車拴在古樹杈上，另一種是東西各栽一根長杉木杆，頂端固定一根橫杆，中間拴上滑車，高度約8米。當時我們鎮上鬥爭地主的刑場有3個：海會寺丶北廟口和東關關帝廟海會寺搞的望蔣杆屬於第一種，利用的是戲樓前的一棵古槐，北廟口和東關關帝廟是屬於第二種。
每次開鬥爭會時，農民會和兒童團參加，我屬於兒童團成員之一。在海會寺開鬥爭會時，農民會和兒童團圍成一圈，中間是當天要鬥的地主。鬥爭會開始後，拉出一個地主，在背後把兩個手腕捆在一起，地主麵向南站在滑車下麵，北邊由兩個彪形大漢開始拉滑車，直至拉到最高點。一個地主受刑時，其他地主一定要目不轉睛地看著。不大會功夫，受刑的地主兩隻手掌就被勒得烏黑，兩隻胳膊也由背後扭至兩肩上方，慘叫聲不絕於耳，就這麽一吊，即使不死也要殘廢。拉上去之後，地主一定要麵向南。因為當時國民黨的南京政府在我們家鄉的南邊，中共的邏輯為，蔣介石是地主的後台，所以一定要讓你望著蔣去死，同時你的死也要讓蔣看到。下邊的一個凶手對著吊在上邊的地主喊話，一般有兩個內容：一是你家裏還有什麽隱藏的財物沒有交代？二是你望見蔣介石沒？回答前者時，被吊的地主有的說有，在他家的某某地方，有的說沒有；但對後者的回答則是一致的，就是沒望見蔣介石，望見毛主席啦！你望見誰也沒用，反正你得死。拉滑車的兩個彪形大漢一鬆手，撲通！一下地主重重的摔在地上，我們這些小學生哪見過這場麵，嚇得心驚肉跳，趕緊把臉捂上。摔下來之後人哼！的一聲昏死過去。年老體弱者，隻此一次就一命歸陰；年輕體壯者，有的一次摔不死，還要再來第二次丶第三次，直至摔死為止。當前一個摔下來輪到下一個受刑時，沒等拴繩子，人早已嚇得魂飛魄散，大小便失禁，呼呼啦啦連屎帶尿順著褲腿流了出來！這種血腥場麵，至今回想起來仍心有餘悸。
在海會寺刑場上被拉望蔣杆的是鎮南頭高家丶徐家和鎮西頭楊家，總共摔死約十人。除被摔死的以外，所有地主都被掃地出門。如楊學義家，住在了東關的關帝廟，靠乞討為生。
1947年的土改演變成殺人土改。李先生說：陽穀縣與東阿縣緊鄰，最近的村莊也不過三丶五華裏，再者我家的親戚全在東阿縣，故對該縣的土改情況聽說甚多。其殺戮手段和殘忍程度遠遠超過陽穀縣，詳情如下。
1丶拉望蔣杆：地主被吊得離開地麵之後，先是用皮鞭抽打，用正在點燃的旱煙袋窩燙，待折磨夠之後再摔死。家在孫郭村的親戚目睹了這一場麵。住在緊鄰孫郭村的李莊的李，是我親戚的親戚，家有40畝地，自種自吃，也被定為地主，受刑時兩隻手腕被繩子勒得骨頭外露，之後傷處潰爛，蛆蟲亂爬，飽受痛苦而死。
2丶活埋：每個坑活埋一個或多個不等。例如在焦莊，焦莊很小，像雇傭長工這樣的真地主沒有，但因毛澤東有百分之五的殺人指標，沒有抓到階級敵人是絕對不允許的，那就瘸子裏頭挑將軍，將我表姐家選中，我表姐家地有40畝，有婆婆丶丈夫和三個孩子，於是乎這個自種自吃的六口之家就被拔高成了地主。既然是地主，那麽就隻有死路一條。她家的結局是這樣的，凶手把我表姐的婆婆和丈夫母子倆活埋在一個坑裏，表姐則帶著孩子被掃地出門。在當時，這算得上是上等待遇了。在堤口等村莊，為斬草除根，連小孩也不放過，有的是全家兩代或三代埋在一個坑裏，尚不懂事的孩子也知道不是好事，求生心切，填土時就扒著坑邊想往上爬，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們，當頭就是一鐵掀，其慘狀可想而知。可憐的一家老少，就這樣死在一個土坑裏！
劉集村劉衍厚之弟媳守寡，被定為活埋對象，農會成員劉衍德不忍心害死這個無辜的寡婦，填土時特意留一氣孔，打算夜間將其挖出放走。不料被積極分子李子富發現告密，除將劉衍德立即槍斃外，李子富又把土挖開，用鐵掀將寡婦的頭鏟成數瓣，可憐這一柔弱女子就這樣被殘害致死！
3.拖死：堤口等離黃河比較近的村莊有的則采用拖死的酷刑。先在鬥爭會場上把人折磨得奄奄一息之後，讓人趴下，用繩子拴住兩隻腳脖，係在牛車後邊，然後將牛車趕到黃河邊上扔到河裏。據目擊者講，當拖至黃河邊的時候，人臉已被磨平，身體下邊的骨頭外露，其慘狀實令人目不忍睹！
4.開膛挖心：有一天，孫郭村用望蔣杆摔死了四或五個地主，因我的某位親戚係農民會成員，被指定為去掩埋死者的幾個人之一，當死者被拖至野地後，其中一人用利刃將一死者的心肝挖出拿回家中。在當時挖死人心肝這算好的，更有甚者，堤口丶皋上等村，就在鬥爭會場上，地主被折磨得還一息尚存之時，在眾目睽睽之下，屠夫就手持利刃，挖出地主心肝，拿回家下酒。記得有一目擊者還說，其實皋上村某某是一個大好人，經常救濟有困難的窮人，竟然落得如此下場！
張宗誌老人對筆者講述了1947年老區土改的一件慘案，筆者深受震撼。張老在保定的家，住他樓下的有一位朋友丶鄰居趙先生，他也是地主子弟，也是老家在冀魯豫老區：河北省沙河縣。1947年土改時，趙先生的地主爺爺丶爸爸被活生生地打死。趙一提起此事就大哭，如瘋了一般。他的爺爺丶爸爸死於酷刑砸核桃。所謂＂核桃＂是指人的腦袋。被人把頭按在捶布石上，即石桌子上。然後由民兵劊子手用大木杆子砸腦袋，叫作：砸核桃。用大木杆二三下把腦袋砸爛，腦漿迸裂，當即死亡。趙的祖父丶父親死於此酷刑，這成了趙先生永久的錐心之痛。
據學者楊奎鬆考證，僅從1947年4丶5月份開始到1947年11月份，前後半年左右時間最後統計上來的數字，光是根據地打殺地主的加起來就有25萬人。（楊奎鬆：《中共和平土改的嚐試與可能問題》）中共用暴力土改的方式，讓農村中的多數人群：貧下中農丶雇佃農，衫上染血，從而交上投名狀， 與地富撕破了臉，隻能鐵了心跟著共產黨走，打倒蔣介石。否則國民黨還鄉團回來複仇，那可不得了！窮苦農民手上沾了血，隻能入夥兒，跟著共產黨走到底了。
三丶1948年土改糾偏
1947年的暴力土改，在老解放區掀起一場左傾狂潮。主要表在：
第一，亂打亂殺。晉察冀中央局進行土改大複查時，按照太行區將地主掃地出門的經驗，提出了真正的百分之九十五的農民的意見要打人丶殺人，領導機關也不能製止；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眾意見就是政策，就是法院，群眾要怎麽辦就怎麽辦等。冀晉區10個縣，僅半個月時間，地主普遍被掃地出門，中農亦因受到嚴重傷害而紛紛外逃。阜山縣不到半月打死了300餘人，平山縣3天就打死了100多人，冀晉區在複查運動中被殺者多達4000多人，直受到這種亂打亂殺風潮衝擊的就有七丶八個縣幾十萬人之多。但也因為中央工委就在晉察冀，因此，這場盲動的丶冒險主義的錯誤 一個月後被發現。（注：引自《 聶榮臻在晉察冀邊區土地會議上的開幕詞》1947年10月13日）朱德親自出席了6月在行唐縣上碑召開的緊急會議，說：消滅地主階級並不是在肉體上將其消滅，而是清算其土地財產，罪大惡極者可交政府法辦，群眾不可以隨便抓捕人丶吊打人，更不能隨意處死。（注：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中央移駐西柏坡前後》，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第9091頁。）
第二，各根據地亂劃階級成分。如5月7日晉綏分局就在郝家坡召開了地委書記和各地土改工作團負責人參加的土改經驗交流會，決定重新確定劃分階級成分的標準。後木欄杆村聯係曆史查三代丶看政治態度和看攤攤大小的劃分階級的經驗，在會上被推廣開來。會後全區重劃階級的結果，各縣地主富農最少也被劃到16%以上，多則超過了27%。據《晉綏日報》報道，五寨縣東秀莊在改訂階級成分中，甚至是將地主從過去的1戶改訂成19戶，將富農從過去的2戶改訂成10戶。據謝覺哉日記，木庵康寧村，200多戶，隻有5家破產地富，這時卻定了90多家地主富農。李家口村118戶，隻有地主8戶，富農2戶，卻定出地主富農53戶。最讓謝覺哉感慨不已的，是泉台三並鎮一康姓中農，被錯定為富農，父子6人被打死2人，被逼自殺3人，家產被沒收一空。剩下的唯一一個兒子在八路軍某區任政委，得訊後趕回，亦憤而自殺。（注：引自《謝覺哉日記》）
第三，嚴重侵犯中農利益。重劃階級，調高成分的結果，使大批中農，甚至是新中農，被劃成了地主和富農。結果也就造成更大規模的抄家丶批鬥丶罰沒財產丶掃地出門和挖底財鬥爭。同時，原本就不發達的根據地工商業，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一場浩劫。河南湯陰城鄉農民數千人在土改工作團的組織下，浩浩蕩蕩開進城裏召開批鬥大會，將數十個工商地主公開批鬥，當場槍斃7人，沒收全部財產，並抄沒其他地主的地契丶衣物和其他財產無數。（注： 《湯陰城鄉聯合開展一鍋煮》，《人民日報》1947年7月5日。）
東北雙城也是放手讓農民奪取浮財，於是四鄉農民結隊成群手執紮槍，進城起運浮物，每天總有幾百輛大車從四門湧進湧出，全縣卷入這個鬥爭的村屯達70%以上，取出浮物底財總值共約二十萬萬零五百萬元。（注： 《領導放手群眾放膽，取出浮物二十一億元，雙城月來十分之七村屯卷入砍大樹鬥爭，《東北日報》1947年7月18日。）山東聊城農民受到區批鬥大會的鼓動，先是清算了大地主300餘家，後又分別聯合周邊村莊舉行，五六天光景即將頭等地主鬥了一遍，然後到處點火，村村冒煙，十天到半月又將大小地主掃蕩一遍，取得大批土地財產。（注：《聊城土改野火燎原》，《大眾日報》1947年6月18日。） 山東黃縣同一時間封了全縣各村地主丶富農和部分中農的門，將其全家掃地出門，沒收全部財產，實行武裝管製，並責令一切富裕些的農民獻房丶獻地丶獻東西。（注：張可盛丶殷華：《黃縣的土地改革運動》，《山東黨史資料》，1990年第1期。）
由此所帶來的，是逃亡現象大量發生。最典型如山東根據地，因為普遍亂打丶亂抓丶亂殺及將地主丶富農，甚至中農掃地出門，導致大批受到衝擊的地主和農民舉家逃亡。僅膠濟線東段四五個縣，就有十萬多人逃往國民黨統治區。國民黨乘機將逃亡的地主分子組織起來，組成武裝還鄉團，進行報複。8月，乘著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膠東之際，地主還鄉團在濰北丶昌南丶平度丶萊陽等地殺害中共黨員幹部和土改積極分子16177人，造成根據地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注：曹亞東：《解放戰爭時期山東土地複查運動中的左傾錯誤及其原因和教訓》，《山東檔案》1996年第1期。）
第四，許多地方貧農團代替了黨的領導，而有些貧農團被地痞丶流氓丶勇敢分子所把持。1948年2月8日，習仲勳就土地改革問題，致電毛澤東。其中提到：在老區不能堅持貧農團領導一切的方針，因為老區的貧農團很複雜，有的是由於地壞丶地遠，或人口增加，經濟困難；有的是遭到災禍，生活下降；有的是因為吃丶喝丶嫖丶賭，不務正業而致貧。這種貧農團在老區一組織起來，就必然向中農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來。
內戰打到1948年，解放軍開始戰略大反攻。遼沈戰役1948年9月12日開打；淮海戰役1948年11月6日開打；平津戰役1948年12月5日開打。這時，中共需要一個穩定丶繁榮丶安全的後方。而暴力土改製造了大量的破壞，趕跑了大量中農，很多人離家流亡，使農業停滯，土匪猖獗，人心流失。於是中共中央不得不對土改大力糾偏，糾正左傾盲動。
1948年1月12日，任弼時在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進一步闡明中央的政策，一共講了6個問題。任弼時的這個報告是中共糾正土改左傾錯誤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文件。
關於鬥爭地主富農，任弼時反對不講政策，掃地出門丶亂打亂殺，而主張給出路。任弼時這樣分析：我們對地主的階級剝削製度是采取消滅政策，但對地主個人則不是采取消滅政策。對一切地主除少數漢奸及內戰罪犯經法庭審判定罪者外，均應按土地法大綱分給不比農民多也不比農民少的土地財產，強迫他們勞動，改造他們。因為地主在參加勞動後，是不小的一批生產力，我們不應當拋棄這批生產力。還因為如果我們不分給以必要的土地財產，他們就會去搶丶去偷丶去討飯，弄得社會不安，農民反受損失。
在報告中，任弼時分析了侵犯中農利益，排斥中農的危害性，指出：侵犯中農利益，必使中農動搖，甚至可以被地主富農利用，而使貧雇農陷於孤立。在土改中，我們一方麵必須依靠貧雇農，同時必須堅固地團結全體中農，才能把事情做好。
接著，任弼時從曆史的角度闡述了團結中農的重要意義，說：在過去打日本時，中農出力出錢不少。他們打日本是有功勞的。在現在打蔣介石時，也靠他們出很大部分人力和糧食。現在我們的解放軍中有30%到40%是中農。如果我們破壞了中農的利益，甚至與他們對立起來，那就要使我們在戰爭中失敗。要團結全體中農，首先要作到不侵犯中農利益。
任弼時還闡述了糾正偏差的辦法：改正定錯了的階級成分，退還或補償中農被沒收的財產；在平分土地時，必須和中農商量取得其同意，如果在動富裕中農的一部分土地，而他們自己表示反對時，就應當向他們讓步；在分配果實時，也應拿出一部分分給中農，以照顧團結；辦事吸收中農參加，尊重中農的意見；公平合理地分配各種負擔。任弼時要求，糾正侵犯中農利益問題，必須是公開的糾正，必須使一切人都知道，應當在報紙上發表。
任弼時的上述論述，是當時中共中央關於土改政策問題最全麵丶係統的論述。毛澤東十分重視任弼時的報告，親自修改補充定稿，確定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並批示新華社：由新華社轉播全國各地，立即在一切報刊上公開發表，並印小冊子。爭取兩天或三天發完。
任弼時的報告下發之後，成為土地改革的政策藍本，產生了巨大的作用。鄧小平在晉冀魯豫野戰軍指揮員作新解放區土改工作報告時說：這些問題，都涉及政策和策略。要全麵用心研究毛主席的《新區土改要點》，任弼時同誌的報告，這兩個文件基本上可以解決新區土改問題。
劉少奇也說過：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會議上毛澤東同誌提出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一九四八年中央重新發表一九三三年怎樣分析階級的文件和任弼時同誌的文章後，各地土改才逐步納入正軌。
這些文件下發各解放區後，中農情緒逐漸穩定，生產積極性增高；破壞工商業的行為得到製止，解放區經濟的正常發展得到保證；亂打亂殺現象得到遏止，農村過度緊張的階級關係有所緩和，社會秩序漸趨穩定。總而言之，任弼時的這篇講演與毛澤東等為中央起草的若幹黨內指示，成為了糾正解放區土改左傾錯誤，成為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土改行動指南。（注：以上來源《中華魂》2018年第9期）
四丶1950年以後土地製度的演變
1949年中共奪取全國政權，蔣介石敗走台灣，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1953年，土改在全國新解放區全麵鋪開。這時（和平時期），人們以為會進行和平土改，但錯了！1950年後，中共推行了暴力土改。
如果說暴力土改，是為共產黨全國奪權所需的話，那麽，在共產黨掌權的1949年之後，就完全可以通過立法和執法，達到土改「均貧富」的目的。並使農村中的精英力量地主階級在發展農業生產中發揮巨大作用。在1950年6月全國政協大會上，討論《土地改革法》。許多民主人士主張：隻要政府頒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發動群眾鬥爭。但是毛澤東堅決反對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而一定要組織農民向地主階級進行鬥爭，奪取土地。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的序言中說：黨反對不發動群眾，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劉少奇在中共八大做政治報告時解釋說：我們黨沒有采取單純依靠行政命令丶恩賜農民土地的辦法去進行土地改革。而是經過農民自己的鬥爭，完成了這一任務。於是廣大的農民就緊緊地跟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鄉村的政權和武裝。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經濟上消滅了地主階級和大大地削弱了富農，也在政治上徹底地打倒了地主階級和孤立了富農。中共看重的是土改是一場階級鬥爭。實施的是鬥爭哲學。
當然，也有例外。比如，中南局華南分局書記葉劍英和副書記方方，1950年在廣東領導土改運動時，就采取比較溫和的政策。結果，廣東土改受到毛澤東的批評。1951年11月，毛批評廣東土改進展太慢，像「烏龜」。毛將陶鑄調到廣東，主管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當麵批評方方犯了土改右傾的錯誤。他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而後陶鑄跟風，提出廣東要大張旗鼓，雷厲風行，要數目字。廣東土改的形勢隨後發生重大變化，濫殺無辜情況嚴重，每個鄉要定出殺地主的指標計畫。前廣東省副省長楊立在《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一書中透露，1953年春季，廣東省西部地區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殺。當時廣東省流行的口號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據估計，殺人達幾十萬。而這些被殺的人，沒有一個屬於罪大惡極，不殺不能平民憤的人。
據劍橋中國史估計，中國的土改殺死了200萬地主分子。美國學者甚至估計有多達450萬地丶富在土改中死亡。
土改是不是達到農民翻身做主，改善農村的目的呢？按照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土改後本應用三丶四十年的時間，保持農村現狀，使有了土地的農民發展生產，以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原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教授在近半個世紀後回答說：農民在土改中分得的田地，又被毛澤東以合作化丶人民公社化的名義要了回去，時至今日，農民仍然沒有取得土地的所有權，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大陸的土地革命並沒有完成，這是造成今日中國大陸三農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共靠土改，推行耕者有其田，得到億萬農民支持，奪取了全國政權。政權到手後，卻馬上把分給農民的土地收了回去。農民整個被耍了。農業合作化與全國土改幾乎是無縫銜接。全國最後階段土改的時間是：1950年1953年。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又叫農業合作化運動，仿照蘇聯建立合作社，從1951年12月就開始了。1949年10月1日後，中共中央頒發了一係列的決議，規定了中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路線丶方針和政策。農業合作化運動大體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年10月至1953年，以辦互助組為主，同時試辦初級形式的農業合作社；第二階段是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在全中國普遍建立和發展初級社；第三個階段是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發展高級社，這也是推動農業合作化最快的時期。到1956年底，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在經曆了互助組丶初級社丶高級社 三階段後，基本完成，全國加入農業合作社的農戶總數達到：96.3％。廣大的中國農村成了耕者無其田，而不是耕者有其田（注：此段的時間丶年代丶數據引自新華網《農業合作化運動》2015.5.19）
到了1958年，毛澤東要與蘇共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爭當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於是急於趕超蘇聯，向共產主義過渡，在農村搞起了人民公社。1958年8月，毛澤東視察河北丶河南丶山東時，提出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丶農丶商丶學丶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之後，農村人民公社在中國大陸迅速推廣丶興盛。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是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社會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典型的人民公社由幾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並而成，有的公社像「區」那麽大，較小的大致相當於一個「鄉」，有4丶5千戶。公社包括地方政府的各種職能，包括公安丶貿易丶財政丶稅收丶會計及計劃工作，都受中國共產黨的嚴密控製。在人民公社內，農民的衣食住行都在公社控製之下，公社是農民政治丶經濟丶社會生活的實體。自留地被收回，私有物件小至鍋丶盆丶桌丶椅都要交公。所有勞力都受控製，每人每月要工作28天，婦女也要工作，兒童都送去日托，以提高工作效率。農民一度在大食堂吃飯，企圖建立按需要免費供應食物和必須品的製度。中共期望能喚起農民的主動精神，建立自給自足的社會基層組織。這一套完全是空想。萬裏曾說，公社就是勞動營。一語中的。公社就是由中國共產黨全麵控製的 勞動營， 農民成了國家的農奴。農民徹底失去生產資料（連自留地也被剝奪），甚至失去生活資料（砸鍋拆灶，吃食堂，大鍋飯），農奴們完全失去了生產積極性。加上一平二調共產風，農村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19581961年，農村餓死了3600多萬人（據楊繼繩：《墓碑》）。這就是劉少奇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所說的而被毛所記恨的人禍。但是劉少奇當年並沒有把人禍的原因說透。
物極必反，經過文化大革命，國民經濟跌倒崩潰邊緣，直到1978年，曆史發生了大轉折。農奴們為著生存，對現行勞動營製度發起了挑戰。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鳳陽縣鳳梨公社小崗村西頭嚴立華家低矮殘破的茅屋裏擠滿了18位農民。關係全村命運的一次秘密會議此刻正在這裏召開。這次會議的直接成果是誕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幹保證書。其中最主要的內容有三條：一是分田到戶；二是不再伸手向國家要錢要糧；三是如果幹部坐牢，社員保證把他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在會上，生產隊長嚴俊昌特別強調，我們分田到戶，瞞上不瞞下，不準向任何透露。在1978年，這個舉動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也是一個勇敢地向人民公社製度挑戰的偉大壯舉。1979年10月，小崗村打穀場上一片金黃，經計量，當年糧食總產量66噸，相當於全隊1966年到1970年5年糧食產量的總和。分田到戶，立杆見影，生產力獲得解放。
從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來，在關於農村的文字中，包產到戶是個出現頻率很高的詞匯，也是常被質疑和批判的。即使在小崗村獲得豐收的1979年，批評包產到戶的聲音也是不絕於耳。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一次重要談話中公開肯定小崗村大包幹的做法。當時國務院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萬裏和鄧小平對這一舉動表示大力支持，傳達了一個明確的信息：農村改革勢在必行。
1982年1月1日，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第一個關於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台，明確指出：包產到戶丶包幹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製。自此，中共為包產到戶 正了名。此後，中國政府不斷穩固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鼓勵農民發展多種經營，使廣大農村地區迅速摘掉貧困落後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
1982年元月元日，一夜之間，中國農村又回到土改結束的1953年，時間倒退回29年。農村包產到戶的實質是分田單幹，正如毛澤東在1962年9月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批判包產到戸是單幹風，反證了＂包產到戶＂就是分田單幹。當年毛談包色變，一刀見血：包產到戸是單幹黑風， 全黨全民皆知。到了八十年代，包產到戶風行全國農村，所謂承包土地即是給予了農民對土地的經營權，而經營權來源於所有權。中共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關係倒轉了，確認了農民對土地的經營權，但不提所有權，不好提嘛。實質上承認了農民對土地的實際控製權，此即羞羞答答的所有權。因此才可以有承包者後來對土地的出租權，即所謂的土地流轉。香港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張五常認為，內地的家庭聯產承包製的實質是分田單幹，承包土地是承認了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中共始終不肯公開承認農民對土地的私有產權。但卻公開承認一些大房地產商對大片土地的私有產權。筆者甚至聽京城房地產界的朋友說，現在買通官員的手法高級多了，把一片地的所有權轉讓給某某人的子女名下，就OK，什麽都搞定了。
鄧小平說，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同理，土改之前的地主，不就是靠辛勤勞動，在農村首先富起來的精英們嗎？但是這個道理如窮追到底，中共的意識形態便更無法自圓其說了。
啟蒙時代英國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約翰．洛克有一句至理名言：權力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否則，人類必將進入災難之門。約翰．洛克的名言已被中國百年現代史所驗證，特別是被三年大饑荒和文革大浩劫所驗證。
2021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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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