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
愛傳統
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創造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並傳承和延續至今，為人類文明的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
文明特別是思想文化是如何傳承和延續的？是靠語言嗎？不是，是靠文字。因為聽覺的語言一發即逝，而視覺的文字可超越時空，語言一時傳，文章千古在。文字是記載和傳承文化的最重要的載體，沒有漢字著成的漢文典籍，中華文化是不可能傳承和延續至今的，中華文化是漢字文化，漢字是中華文化的根基。這種視覺符號的文字觀是科學的、正確的，而西方普通語言學的文字觀不認為文字是視覺符號。中國語言學家接受了西方普通語言學的文字觀。多年來，他們把西方普通語言學的理論中國化的結果，險些給中國的文字——漢字及其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造成滅頂之災。至今，中國語言學界對西方普通語言學的文字觀還沒有進行反思，這是個嚴重問題。因為堅定中國的文化自信，首先要堅定中國的文字自信，也就是說，首先要堅定漢字自信，而要堅定漢字自信，就要樹立科學、正確的文字觀。本文所論述的是：為什麽說西方普通語言學的文字觀是不科學的，是錯誤的。
一、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的文字觀
索緒爾被稱為西方現代語言學之父，代表作是《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將符號學引入了語言學。他的文字觀認為西方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字母是音素的符號，字母拚合的字表示音素拚合的詞，文字單位是語言單位的符號，因此，“文字是語言的符號。”[1]索緒爾認為“我們一般隻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2]因此，為了描寫語言，他認為語言和文字就像物體和照片一樣，提出“文字表現（representation）語言。”[3]他明確指出“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係統，後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於表現前者。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後者單獨構成的。”[4]他強調“語言學的唯一的、真正的對象是就語言和為語言而研究語言。”[5]也就是說，西方現代語言學隻研究語言，不研究文字，文字隻是表現語言的方式以及認識、研究和描寫語言的工具。因為索緒爾認為使用拉丁字母文字“是要把詞中一連串連續的聲音書寫出來，”[6]所以西方語言學家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7]因此，索緒爾盡管認為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文字，但他還是把文字納入了語言學中，於是西方人就把書寫的文章叫做書麵語言（written language）。索緒爾認為世界上隻有兩種文字：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漢字是表意文字。他指出“我們的研究隻限於表音體係，”[8]不包括漢字。索緒爾是通過拉丁字母文字認識、研究和描寫語言的。索緒爾區分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語言是指音素、詞匯和語法係統。因為字母合成字，即文字單位（英文word既指書寫的字，又指口說的詞），文字單位根據文法合成句子，所以西方語言學認為語言也是合成的，是音素合成音節，音節合成詞匯，詞匯根據語法合成句子，那麽“文法”（grammar）就是“語法”。西方語言學是“合成論”的語言觀。也就是說，整個西方語言學大廈是建立在西方傳統的文字觀基礎上的。
二、索緒爾的文字理論的錯誤
索緒爾研究語言和文字時使用了“符號”概念，他認為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係統，但他沒有指出語言和文字在本質上有何不同。因為他的符號理論有問題，他把符號隻看作是“能指”和“所指”構成的，沒有研究人為什麽能使用符號？如何來區分不同類型的符號？
人之所以能使用符號，是因為人有接收和感知符號的器官。語言是由人的聽覺器官接收和感知的，而文字是由人的視覺器官接收和感知的，因此，從接收和感知符號的方式上來研究符號的類型，語言是聽覺符號，文字是視覺符號，語言和文字屬於兩種具有本質區別的符號。符號都是表示意義的，語言以“音”示“意”，文字以“形”示“意”。視覺符號必須要有形體，文字的本質是字形，世界上的一切文字都有可視的字形，這是文字的共性。拉丁字母A B C D E F等也是可視的形體，由字母拚成的字book也是以“形”示“意”的視覺符號。而索緒爾卻認為“拉丁字母表示音素”，“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文字是語言的符號”，“文字表現語言”，不認為文字是視覺符號，從而抹煞了語言和文字的本質區別。
為什麽說拉丁字母不表示音素？拉丁字母文字不表示語音呢？
雖然拉丁字母文字的字形是通過分析語音創造的，分析出的音素和所創造出的字母有對應關係，但不能據此就認為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因為人聽到和說出的是一串流動的語音，語言是用語流表示意義的，而語流和水流一樣是不能切分的，語流中是不存在孤立的音素的，而文章中看到的拉丁字母是一個個獨立存在的圖形，字母之間是有間隔的，可見，拉丁字母表示的並不是音素，拉丁字母文字的字形表示的也不是真正的語音——語流，所以不能因為是根據從語流中分析出的音素所創造的文字就是表音文字，就認為字母表示音素，拉丁字母文字是語言的符號。
西方現代語言學認為音素合成語流也是錯誤的。因為語流中並不存在孤立的音素，不能因為可以從語流中分析出音素就認為語流是由音素“合成”的。大樹可以分析出樹幹、樹枝和樹葉，能說大樹是“合成”的嗎？不能，因為樹幹、樹枝和樹葉是長在一起的，大樹不是合成的，而是種子在自然環境中整體“生成”的。實際上，兒童在語言環境中聽不到孤立的音素，聽到的是語流，不是先學會音素的發音而後合成語流的，而是直接模仿大人的語流學會說話的。
拉丁字母與從語流中分析出的音素也不是一一對應的。英文book中的oo不是和兩個相同的音素對應，two、too、to三個字和同一個音對應，因字母的不同而表示不同意義；法文homme中的h和mais中的s都不和音素對應；德文zettel和teller中tt和ll也不和兩個相同的音素對應，根據這些例子，能說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嗎？索緒爾自己也觀察到英文、法文和德文等拉丁字母文字中存在大量字母與音素不對應以及寫法和發音發生齟齬的現象，他認為法文oiseau一詞中“沒有一個音是用固有的符號表示的，這可連那語言的一點兒影子也沒有了。”他說“文字遮掩住了語言的麵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種假裝。”[9]索緒爾既認為“文字表現語言”，又說文字是“一種假裝”，這不自相矛盾嗎？索緒爾在觀察西方拉丁文字時發現“語言是不斷發展的，而文字卻有停滯不前的傾向，後來寫法終於變成了不符合於它所應該表現的東西。”[10]其實，語音是無形的，拉丁字母文字的字形怎麽可能是語言的照片呢？所以索緒爾的“文字表現語言”的提法是錯誤的。拉丁字母文字既不表現語言，也不是假裝，既不是語音的符號，也不是語言的符號，而是與語言有著本質區別的表示意義的視覺符號。
索緒爾把文字分成“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是不對的，因為世界上一切文字都是表示意義的視覺符號。“字母”的概念是中國人提出的。中國宋代文字學家鄭樵在《通誌·六書略》中指出：許氏作《說文》，定五百四十部為字之母。後來，中國人把英文letter（本沒有字之母的意思）譯作字母。一切文字都有字母，拉丁字母是A B C D等，漢字字母是“日”“月”“口”“木”等部首，文字的字形都是由少量字母拚合的，都是“拚形表意”，這是一切文字的共性，文字的個性是字母的形狀和字母的拚合方式不同。中國的漢字是根據語言的音和意創造的，獨體字的字形是根據語言所指稱的事物的形象創造的，會意字的字形是根據語言所表示的意義創造的，形聲字的字形是根據語言的意和音創造的。漢字與拉丁字母文字都是文字，隻是創造方式不同。索緒爾既然研究“普通語言學”，那就應研究世界上的一切語言文字現象，怎麽能把漢字排除在外呢？不能解釋中國的語言文字現象，能說是“普遍通用”的學說嗎？
人類有了語言，為什麽要創造文字？因為語言是聽覺符號，語言一發即逝，在沒有錄音機時，語言所傳遞的信息不能傳給後人，而且在沒有廣播和電話時，人隻能近距離接收和感知語言所表達的意義，語言的傳播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製，所以人們就要創造一種視覺符號使語言所表達的意義能突破時空的限製，從而促進了信息的交流以及思想文化的傳承和教育科技的進步，使人類社會從野蠻進入了文明時代。為什麽索緒爾提出語言學隻研究語言，不研究文字呢？因為他認為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是表現語言，沒認識到文字傳遞信息的功能和語言是不同的，沒有認識到人類創造文字的重要性。實際上，索緒爾和他之前的西方語言學家都是在研究文字，是錯誤地把文字當成了語言，把文字單位當成了語言單位，把文法當成了語法。如果西方人不研究和學習古代希臘文和拉丁文，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人的思想能傳到今天嗎？西方的教育和科學技術能有今天的成就嗎？從傳承文化和教育的角度看，文字比語言重要得多，怎麽能隻研究語言，不研究文字呢？
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也是錯誤的。因為錄音機可以記錄有聲的語言，說文字是記錄語言的，這不是把文字當成錄音機了嗎？文字不是錄音機，人們聽到語言寫出的是文字的字形，而不是語音，是把無形的語言轉化成了有形的文字，文字記錄的是意義，是人的思想，而不是有聲的語言。文字不是語言，那用文字寫的文章也不是語言，所以把文章叫作書麵語言也是不對的。另外，文字的本質是字形，沒有字形就沒有文字，創造文字就是創造字形，而“書寫符號”的提法沒有揭示文字的本質。書寫隻是呈現字形的一種方式，中國殷商時期古人是用刀在龜甲上刻畫，打字機和計算機出現後，人已經不隻是書寫文字了，還在鍵盤上打字。人可以用多種方式呈現字形，而字形是由人的視覺器官感知的，所以文字是表示意義的視覺符號。
教學實踐也充分證明索緒爾的文字觀和“合成論”的語言觀是不科學的。長期以來，國際上隻提第二語言教學，不提第二文字教學，都是采用“合成法”來教英語，先用字母教音素，再用字母的拚合教音節和詞匯，最後講解以詞造句的文法規則，也就是說，用文字來教語言，認為“文法”就是“語法”。結果，學生隻獲得了讀寫“英文”的能力，沒獲得聽說“英語”的能力，成了不會說話的啞巴，“啞巴英文”的現象說明在索緒爾的西方現代語言學理論指導下的語言教學是失敗的。
目前人們發現兒童聽說母語的能力不是合成的，而是在語言環境中自然生成的。根據生成論的語言觀，人要獲得語言能力，有無語言環境是決定因素，因此，要使學習者獲得第二語言的聽說能力，就要遵循兒童獲得母語的規律，要研究如何創造真實的語言環境，讓學習者浸入其中，結果，采用浸入式教學法解決了“啞巴英文”的問題。
索緒爾的文字觀已引起很多西方學者的質疑和反思。法國著名哲學家德裏達（Jacques Derrida）出版了《論文字學》（De la Grammatologie）；[11]英國牛津大學教授哈裏斯（Roy Harris）在2000年出版了《反思文字》（Rethinking Writing）。[12]他們在各自的著作中都對索緒爾的文字觀進行了質疑和反思。英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早期版本也把文字定義為“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但最新版本把文字定義為：人類用來進行交際的視覺符號係統，它與語言單位的意義和語音有約定俗成的聯係。[13]
總之，索緒爾的文字觀是錯誤的，文字不是表現語言的，而是傳承和傳播思想文化的。文字的本質是字形，文字不是語言的符號，而是視覺符號。視覺的文字與聽覺的語言有著本質區別。因此，我們不僅要區分語言和文字，區分英語和英文，區分漢語和漢文，還要區分語言能力和文字能力，因為人獲得這兩種能力的方式是不同的。文盲的現象證明：人聽說語言（母語）的能力是自然生成的，而讀寫文字（母文）的能力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老師教成的，是通過教學獲得的。人獲得文字能力，不僅可以讀書寫文章，而且還能極大地促進語言能力的提高。
三、中國語言學家全麵接受了索緒爾的文字觀
上個世紀初，中國引進西方普通語言學。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語言學家把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作為了語言學科的基礎教材，把中國文字學打入冷宮。中國語言學家全麵接受了索緒爾的文字觀，呂叔湘認為“代表語言，也就是能讀出來，這是文字的本質。”[14] 徐通鏘也認為“文字是用‘形’通過‘音’來表示‘意’的。”[15]如下圖： 上個世紀初，中國引進西方普通語言學。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語言學家把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作為了語言學科的基礎教材，把中國文字學打入冷宮。中國語言學家全麵接受了索緒爾的文字觀，呂叔湘認為“代表語言，也就是能讀出來，這是文字的本質。”[14] 徐通鏘也認為“文字是用‘形’通過‘音’來表示‘意’的。”[15]
這種文字觀是錯誤的。文字是由人的視覺器官接收和感知的，聾啞人不能讀出音來，但通過學習字形都可以看懂文字；普通人認識了字形表示的意義，不讀出音，就是把音讀錯了，也可以看懂文章，而隻知文字的讀音，但不知字形表示的意義，就是把文章讀出來，也還是看不懂文章。人看到文字讀出音來，是因為人通過學習把字形和語音建立了聯係，所以學過文字的人看到字形可以讀出相應的語音，也可以聽到語言寫出文字，這是兩種符號係統通過人腦進行相互轉化的現象，語言和文字的關係，
文字可以讀出來，讀音就是語音，是字形和語音建立了聯係，所以讀音隨著語音的變化而變化，這是一切文字的共性。漢語有多種方言，所以一個漢字就有多種方言的讀音，雖然講不同方言的人相互之間不能進行交際，但可以通過漢字進行交流。拉丁字母文字的讀音也隨著語音的變化而變化。英文和法文使用同樣的文字單位，如station、production、nature、notion、future、lecture、combination等，意義相同，但讀音不同；英國和美國使用同樣的英文，但讀音不完全一樣；印度人也用英文，但和英國人的讀音也不全一樣；德國和瑞士都用德文，但讀音也有差別。因此，認為“能讀音出來，這是文字的本質。”是不對的，文字的本質是字形，一切文字都是表示意義的視覺符號。
中國語言學家也認為“漢字是書寫漢語的符號”，[16]於是提出“漢字難學論”並對漢字的筆畫進行簡化。中國高等院校文科統編教材《現代漢語》[17]認為“繁體字的存在，引起書寫困難，應該把它廢除，而讓筆畫較簡的字成為規範化的字。”[18]
其實，文字是視覺符號，漢字字形非常醒目，識記並不難，而減少漢字筆畫容易造成混淆（如“計”和“汁”），反而不易識別，而且書寫隻是呈現字形的一種方式，進入計算機時代，中國人發明了漢字輸入法，人們已常用鍵盤打字了，筆畫多少不是問題了，但簡化漢字破壞了漢字字形的理據性（如“開（開）”字無“門”），反而增加了學習和識記的困難。大量古籍和古建築上的匾額、楹聯以及名家書法和碑文石刻都是繁體字，推行簡化字的結果，極大地削弱了中國人識認漢字的能力，降低了漢字突破時空限製的功能。今天中國大陸人不僅和古人不“書同文”了，而且和臺灣、港澳以及很多海外華人也不“書同文”了，國家統一多了一道人為設置的障礙。
中國語言學家根據西方文字觀，在中國還進行了教育改革。他們認為漢字是記錄漢語的書寫符號，呂叔湘認為白話文是現代漢語，王力認為古文是古代漢語，[19] 他們主張教學要貫徹“我筆寫我口”的“言文一致”的原則，主張隻教白話文，不教古文。其實，文章不是語言，白話文不是現代漢語，古文不是古代漢語，因為語言一時傳，文章千古在。
其實，同一個漢字，先秦有先秦的讀音，唐宋有唐宋的讀音，今天有今天的讀音，今天我們是用現代漢語的語音朗讀“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學古文不是學古人說話，而是獲得讀寫文言文的能力。白話文和文言文是漢文的不同文體。學習古文和讀寫白話文並不矛盾。曹雪芹、魯迅和胡適上學時都是隻學古文，但都成了白話文大師。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傳承至今，就是因為經典古文的教學在歷史上一直沒有中斷。能閱讀文言文就能從大量的漢文典籍中學到古人的思想和智慧，所以傳承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就要學習經典古文。但由於應用了西方錯誤的文字觀，中國大陸學校多年沒教經典古文了，使傳承了幾千年的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出現了斷層。
中國語言學家還用西方現代語言學的文字觀和語言觀指導對外漢語和漢字教學，但他們隻提教漢語，不提教漢字，隻提第二語言教學，不提第二文字教學，由於教學理念不區分語言和文字，不區分語言能力和文字能力，教材、教法采用“語文一體”的教學模式，結果在國內外出現了“漢語難學”的瓶頸問題。[20]
四、西方文字觀是“漢字落後論”和中國文字改革的理論基礎
西方文字觀對中國的最大危害是要滅亡漢字。新中國建立後，中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字改革運動。文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革漢字的命，要用西方拉丁字母文字取而代之，而“漢字落後論”和中國文字改革的理論基礎就是西方文字觀。
中國語言學家周有光認為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他認為文字產生、發展的第一階段是表意文字，第二階段是意音文字，第三階段是表音文字。[21]索緒爾認為漢字是表意文字，所以中國語言學家就認為漢字是比表音文字落後的文字，於是他們根據“漢字落後論”就提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拚音方向。”[22]其實，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表音文字，一切文字都是表示意義的視覺符號。中國漢族講多種方言，但使用一種文字。連美國著名政治家基辛格都驚訝地說“今天的中國人可以看懂孔子時代的碑文。”[23]中國漢字古今相通，八方共識，與其它文字相比，漢字超越的時間最長，超越的空間最大，其視覺符號超越時空的功能遠勝於拉丁字母文字，怎麽能說漢字是比拉丁字母文字落後的文字呢？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核心成員都是中國著名語言學家。中國語言學家羅常培認為“新的拚音文字方案必須在語音學的科學理論指導下進行設計，才會是科學的，完善的文字。”[24]於是他們就通過分析漢語普通話的音素用拉丁字母設計出了一個取代漢字的《漢語拚音文字方案》，但在中國使用拉丁字母文字必須統一語言，而人的語言能力是在語言環境中自然生成的，中國的方言是自然形成的，講方言是當地人的生活方式，統一語言，破壞中國自然形成的語言生態環境是違反自然規律的，所以統一語言遲遲實現不了，文字改革隻得偃旗息鼓。中華文化是漢字文化，漢字不僅字形本身就蘊含文化（如“愛”字有心），還是中國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學以及幾千年中華文明史的載體。試想一旦文字改革成功，廢除了記載和傳承中華文化的漢字，後果真是不堪設想。中華傳統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
五、如何堅定中國的文字自信和文化自信？
綜上所述，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的文字觀是不科學的，是錯誤的，當年中國語言學家因迷信西方而引進並接受了這種錯誤的文字觀，推動了中國文字改革，險些給漢字和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造成滅頂之災。今天我們該如何堅定中國的文字自信和文化自信，如何繼續傳承中華漢字文化呢？
首先，在理論上，要樹立科學、正確的文字觀。
雖然文字改革偃旗息鼓了，但中國語言學界並沒有承認文字改革是錯誤的，並沒有像西方學者那樣對索緒爾的文字觀進行反思，這就是中國的文字改革至今沒有畫上句號的原因。除了聾啞人，中國人自然都會說話，自然都具有聽說語言的能力，這和引進西方語言學沒有關係。中國人知道光會說話不行，要能識字讀書、寫文章，否則就是文盲，幹不了大事，所以中國人自古就重視文字教學，已有幾千年研究和教授漢字和漢文的曆史，積累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公元112年中國就建立了文字學，就有了研究漢字字形的專著《說文解字》，許慎指出“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可見，中國人很早就認識到研究文字的重要性，認識到視覺的文字是可以超越時空，溝通古今的。中國前人的這種文字觀是正確的，因此，在語言文字問題上，我們中國人要有自信，不應盲從西方，要敢於否定和拒絕西方普通語言學的錯誤的語言觀和文字觀，要重續中國文字學。信息時代，漢字已可以輸入計算機，我們中國人要利用新的技術手段，學好、用好漢字，繼續傳承中華漢字文化。
其二，在法規上，要修改《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和《通用規範漢字表》。
因為法規中的推廣普通話、推行《漢語拚音方案》和簡化漢字是中國文字改革的三項任務，而這三項任務是根據錯誤的文字觀製定的。推廣普通話是為了統一語言，是為將來用《漢語拚音方案》取代漢字做準備。《漢語拚音方案》不能取代漢字，因此，沒必要統一語言，沒必要強製推廣普通話，因此，可把普通話定為官方語言和需要時學習的語言，這樣才有利於保護方言。《漢語拚音方案》也不應再推行了，應嚴格限定其使用範圍。還應根據正確的文字觀重新製定通用規範漢字表，使漢字字形古今相通，全國統一。曆史證明：中國不需要統一語言，但必須統一文字。隻有修改這些法規，才真正給中國的文字改革畫上句號，這有利於保護漢字，有利於學好漢字，有利於傳承中華漢字文化，有利於維護國家統一。
其三，在教育上，要教授科學的視覺符號文字觀和中國文字學，在基礎教育中要教在古籍中使用的漢字。
漢文是中國不同時期的人用漢字寫的各種體裁的文章，是文言和白話以及詩、詞、歌、賦的總稱。因此，要把經典古文以及詩、詞、歌、賦的教學作為漢文教學的基礎，隻有提高中國人的識字能力，培養中國人具有全麵的、高水平的閱讀漢文的能力，才是學好漢字，才能傳承中華優秀的漢字文化。
作者：張朋朋先生
2020年12月20日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曾在巴黎東方語言學院、瑞士日內瓦大學、英國倫敦大學和美國耶魯大學等國外多所大學任教或講學。
著述：《文字論》《集中識字》《部首三字經》《漢語語言文字啟蒙》又名《字啟蒙》（與法國白樂桑先生合著）
[1]徐通鏘《語言學是什麽》，14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47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3]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47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4]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4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5]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32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6]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4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7]布龍菲爾德《語言論》，商務印書館，1985
[8]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5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9]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56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10]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5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11]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67
[12]Roy Harris, RethinkingWriting,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2000.
[13]《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第15版，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
[14]呂叔湘《談語言和文字》，《文字改革》，1964第1期
[15]葉蜚聲、徐通鏘《語言學綱要》，16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
[16]胡裕樹主編《現代漢語》，169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
[17]胡裕樹主編《現代漢語》，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
[18]胡裕樹主編《現代漢語》，217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
[19]王力《古代漢語》，中華書局，1964年
[20]見北京語言大學學報2009年4月18日第一版
[21]周有光《文字演進的一般規律》，《中國語文》1957年第7期
[22]胡裕樹主編《現代漢語》，209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
[23]基辛格《論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24]羅常培、王均《普通語音學綱要》，5頁，商務印書館，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