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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平均壽命隻有35歲”這一說法，極其常見。可以說，網絡上所有關於中國近當代史的辯論與撕扯之中，都會有它的出沒。那麽，這個說法，到底對不對呢？
35歲這個數據，出自美國學者Harry E.Seifert；但時間太早、僅限農村、計算方法不成熟，代表性很成問題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先解釋一下“平均壽命”的概念。所謂平均壽命，完整的說法是“平均預期壽命”，即某一年齡段之人，可繼續生存的平均年限。沒有特別指明年齡段而談“平均壽命”，通常是指剛出生不足一歲的嬰兒的平均預期壽命。“民國平均壽命隻有35歲”，意思就是民國不足一歲的嬰兒，平均還可以存活35年。
1949年之前，中國從未計算過全國的人口平均壽命。隻在三四十年代，有部分學者根據有限的地區性人口調查資料，計算過人口平均壽命。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美國學者Harry E.Seifert在1933年的統計。“民國平均壽命隻有35歲”，即出自他的研究結論。
Seifert當時依據的，是金陵大學對1929-1931年對100多個縣共38256戶農家的調查資料。其中記錄有2817名男性死亡人口和2682名女性死亡人口。結論認為，男性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是34.85歲，女性是34.63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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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啟明，農業經濟學家，曾任中國土地利用調查部主任，其部分調查數據被Harry E.Seifert所使用
Seifert 的結論被簡化為“解放前中國人均壽命隻有35歲”，在1949年後被學界長期奉為金科玉律。筆者翻查了多種1949年後官方編纂的地方誌，言及本地區民國時期人均壽命時，幾乎無一例外使用了“隻有35歲”這個結論。②
但“35”歲這個結論，是否能夠代表“民國時期人均壽命”，還存在著不少疑問。第一，Seifert所使用的材料，是1929-1931年的中國土地利用調查資料的一部分，彼時南京國民政府剛剛成立，距1949年政權鼎革，還有近20年的時間。第二，Seifert所製的，是一份“中國農民生命表”，未包括城市人口。第三，Seifert的計算方法，與後來聯合國編製“發展中國家模型生命表”的計算方法，存在很大差異。學者侯楊方以同樣的材料，根據聯合國的方法重新計算後，得出了與Seifert很不同的結論：男性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33.38歲，女性33.13歲，男女合計33.30歲。③這個結論，比Seifert少了1.5歲左右。④
Seifert之後，還有三份值得重視的民國平均壽命統計數據，它們的結論，全都高於35歲
除Seifert的統計之外，還有三份民國人口壽命統計資料值得重視。
1935年，學者薛仲三利用南京居民的生命統計資料，計算得出南京市的人均壽命，男性為39.80歲，女性為38.22歲。作者認為，“南京市生命統計資料比較可靠”，理由是與上海、北平、漢口等城市相比，南京市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要更高，“顯見調查之出生數及死亡數殊少遺漏”。⑤
抗戰爆發後，廣西自1937年起開始在全省實行“生命統計報告製度”，連續積累了四年的統計資料，但沒有編製“生命表”。90年代，廣西學者利用這批資料，以“蔣慶琅法”計算得出，1937-1938年，廣西男性出生時的預期壽命為41.18歲，女性為43.30歲；1940年，廣西男性出生時的預期壽命為41.48歲，女性為42.66歲。⑥
1940-1944年，學者陳達領導的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根據雲南呈貢縣的人口死亡統計資料，製成了多種壽命表。據其統計，若將霍亂（當時呈貢縣霍亂大流行，乃偶然因素）死亡人數計算在內，則當地男性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為32.8歲，女性為34.2歲，男女合計為32.8歲；若不計算霍亂死亡人數，則當地男性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為為33.8歲，女性為38.0歲，男女合計為36.0歲。⑦但學者侯楊方按照聯合國的方法，重新編製的生命表顯示，包括霍亂死亡人口，當地男女合計，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應該是37.17歲；不包括霍亂死亡人口，則男女合計應為40.04歲。比陳達當年的統計要高出不少。——“由於無法得知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編製生命表的具體方法以及其他的細節，因此目前隻能認為筆者利用聯合國的方法重新編製的生命表可能更符合實際情況。”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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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仲三所製的《南京市壽命表》
更接近事實的說法應是：民國平均壽命不足40歲，但從1930年代到1940年代，一直在不斷上升
綜合以上四份資料，可以看到，民國時期中國人的平均壽命不足40歲，確實不高。可以對比一下：1935-1936年，日本男女性的預期壽命分別是46.92歲和49.63歲。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平均壽命不足40歲”，並不等同於“絕大部分民眾活不到40歲”。因為拉低平均出生壽命的主要數據嬰兒死亡率（1歲以下每千名活產嬰兒的死亡人數），當時高達170‰～200‰——就數據平衡而言，1名嬰兒去世，損失了40歲“平均壽命”，需另一名嬰兒延壽至80歲，才能補齊。下表是薛仲三所計算的1935年南京市民平均壽命⑨，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過高的嬰兒死亡率，對平均壽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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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薛仲三計算得出的南京市民平均壽命表（部分）
從世界範圍來看，嬰兒死亡率的降低，主要依賴現代醫學的發展和現代醫療保健製度的建立。一線西方國家，直到20世紀初才把嬰兒死亡率大幅降下來。比如，英國在1900年，嬰兒死亡率還高達154‰，1910年降到105‰，1920年80‰，1930年60‰；其男性預期壽命，則從1910年的51歲增至1930年的59歲。⑩次一線國家稍晚。比如，日本在1921-1925年間，其嬰兒死亡率仍高達150‰；蘇聯直到30年代，才把嬰兒死亡率降下來，使其人口平均壽命，從20世紀初的32歲，提升至44歲。（11）至於多數發展中國家，則因為無力建立現代醫療保健製度，嬰兒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30-40年代，巴西、智利、哥倫比亞、洪都拉斯、巴拿馬等嬰兒死亡率超過了200‰的國家，其人口平均壽命，都未能超過40歲。（12）中國和這些國家，大致處於同一水平線；這條水平線，也差不多是當時世界人口壽命的平均線。
另一方麵，也應該看到，從1930年代到1940年代，中國的平均壽命，處於一種不斷上升的趨勢。1929-1931年，農村平均壽命隻有33.30歲；1940-1944年，雲南呈貢的平均壽命已上升至40.04歲。具體可見表二。
這種上升，有賴現代醫療技術的進步和推廣，也有賴南京國民政府在30年代實現全國形式上的統一之後，在公共衛生領域的作為。如1931年江淮大水災，導致1932年霍亂大流行，波及20省3個特別市，當年患病人數達110666人，死亡31974人；但經衛生防疫部門的有效控製——自1931年9月至1932年9月，共計有215.7萬餘人接受了政府組織的霍亂、傷寒、天花、腦膜炎的預防注射，34.4萬病人接受了政府組織的治療——1933年全國僅7人罹患霍亂；1934年僅有6人。1933年黃河特大水災，災民360餘萬人，20餘萬病人接受了政府的治療。1934年，南京、上海、北平、漢口四城市，共計有超過100萬人接受了包括天花、霍亂、流行性腦膜炎、白喉在內的傳染病預防接種。（13）當然，因為種種原因，這種作為是有限的。直到1980年，中國的嬰兒死亡率，才被降低至34.7‰，約等於1940年代英國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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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930-1940年代，中國平均壽命的變化趨勢
注釋
①H.E.Seifert，Life Tables for Chinese Farmers，Mil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1933。②如《範縣誌》、《府穀縣誌》、《藍山縣誌》、《臨沂地區誌》等，均異口同聲，稱本地區解放前“人口平均壽命35歲左右”，顯然並非出自調查，而是編纂者照搬了Harry E.Seifert的結論。③侯楊方，《民國時期中國人口的死亡率》，《中國人口科學》2003年第5期。④Seifert的統計，還可參見：喬啟明、蔣傑，《中國人口與食糧問題》，上海中華書局，1937年，P129-130。⑤薛仲三，《南京市壽命表》，《複旦統計通訊》，1945年第6期。⑥遊金生、全虎德、徐景堯，《建國前廣西生命統計資料再分析》，《中國衛生統計》1991年第8卷第6期。遊金生，《從廣西生命統計史料看解放前我國人均壽命》，《人口研究雜誌》1991年第1期。⑦陳達/著、廖寶昀/譯，《現代中國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第32表-第37表。⑧侯楊方，《民國時期中國人口的死亡率》，《中國人口科學》2003年第5期。⑨薛仲三，《南京市壽命表》，《複旦統計通訊》，1945年第6期。⑩丁建定，《英國濟貧法製度史》，人民出版社，2014，P291。（11)（蘇）雷巴科夫斯基，《蘇聯人口七十年》，商務印書館，1994，P20。（12）王維誌，《中國人口壽命問題研究》，《中國人口科學》1987年第1期。（13）楊琪，《民國時期的減災研究 1912-1937》，齊魯書社，2009，P191-199。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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