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背影
一個人的成長如此孤寂，有時，我們需要一個靈魂裏的夥伴，來見證與分享所有快樂與憂愁……
記得在我剛入學那年的秋天，父親找人給家裏拉來電線安了插座裝了電燈，從此結束了點煤油燈的日子。幾天後，父親又從商店抱回一台有著棕色外殼的紅星牌三波段電子管五燈收音機，放在桌上很是漂亮，剛學會畫畫的我便在一本書的封底內頁上將它畫了下來。看我認真畫完之後，父親說它不光是放著好看的，這是“戲匣子”，還能唱戲，說著插上電源扭開旋鈕，於是真的從那匣子裏傳出了歌聲，令我一時間驚歎不已。知道我喜歡亂動，父親特意囑咐我：“收音機開關打開後不能馬上再關掉，同樣的，關掉後也必須停段時間才可以打開，不然會燒掉收音機裏的管子。”收音機右下方並排有三個旋鈕，一個是電源開關兼調節音量，一個頻率旋鈕，一個波段旋鈕。父親指著最右邊的波段旋鈕對我說：“這個旋鈕不能隨便動，隻收中波就可以了，順時針撥到頭是短波位置，短波裏全是些外國電台，不可以聽。”我那時年紀還小，父親的話還是聽從的，所以也從來不去動那個波段旋鈕。
父親管收音機叫“戲匣子”是沒有錯的，“戲匣子”給全家帶來了歡樂，除了歌曲和戲曲，還有侯寶林的相聲，當然也有電影錄音——隨著收音機裏傳出的聲音，電影中的場景接著就會出現在腦海裏，還不用費眼睛，父母也可以邊做家務邊收聽。可收音機買來剛半年，文革就來了。收音機裏的一些娛樂節目不見了，文革前的歌曲幾乎都不準唱了，相聲也不準說了，連我最喜歡的對學齡前兒童廣播的《小喇叭》和對紅領巾廣播的《星星火炬》也都停播了，凡是富有人情味的節目都取消了，除了新聞就剩下八個戲八首歌，那台收音機也不再像從前那樣受待見了。那時候的住戶沒有電表，居委會每個月是按照燈頭數量挨家挨戶收電費的，那台收音機是按照25瓦的燈泡收取電費。由於收音機裏沒啥好聽的節目了，仍每月交電費不太劃算，父親就將收音機放進了櫃子裏，然後告知居委會我們的收音機不再聽了。打那之後，我們就少了一個25瓦的燈泡，省錢了，但也不能再聽收音機了。
轉眼到了文革中期，我也升入了初中，文革初期的緊張氛圍開始有所緩和，久違了的相聲又恢複廣播了，在這種情況下，父親又將那台收音機從櫃子裏搬了出來。記得恢複後的第一個相聲是馬季的《友誼頌》，是歌頌型相聲，而諷刺型相聲仍被封禁著。就在那年秋天，有天晚上我無意中打算要去轉動那個波段旋鈕，想搞清楚它究竟有啥用。我將波段旋鈕轉到短波位置上，然後旋轉頻率旋鈕，發現國內電台很少，幾乎全是國外電台，當然也全聽不懂。就在隨便旋轉著頻率旋鈕時，一陣歌聲傳進耳畔，注意聽了一下，竟然是中文歌詞，一瞬間，我被美妙的歌聲所震撼——那是一首從未聽過的歌曲。聽完後，激動不已的我心中感歎天底下怎麽會有這麽好聽的歌呢！接著便是主持人不急不慢且很溫柔的播報聲：“這裏是澳洲廣播電台，您正在收聽的是夏雪為您主持的聽眾點唱節目。”接著播報點歌聽眾的所在地、姓名以及要點唱的歌曲，播放的也大都是中國三、四十年代的老歌。點歌的聽眾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緬甸、泰國，也有香港、台灣的聽眾，隻是沒有中國大陸的。聽眾點唱節目結束了，心情卻如同發現了新大陸一般興奮。接下來是新聞與時事類節目，當時文革還在進行著，澳洲廣播電台則展示了一種與毛澤東治下所允許的截然不同的對世界的看法，聽完後竟是不知所措。我不知這算不算敵台，但透過它所傳遞的信息以及所播放的歌曲，我想應該算是了。
第二天晚上，禁不住老歌的誘惑，我又將波段轉到短波位置上，繼續尋找那個頻率。輕易地就找到了，隻是沒有昨晚那樣清晰，信號時強時弱且伴有敲鑼打鼓的幹擾聲。我試著轉換頻率，又搜到了幾個對華廣播的電台，普通話都沒澳廣標準，其中印度德裏電台的播音員漢語最蹩腳，但也播放一些中國老歌。轉回去繼續尋找澳廣，幹擾的聲音似乎少了，仍舊在播一些動聽的歌曲，我盡量將音量放小，耳朵湊近喇叭。父親看到我聽收音機的樣子，就對我說：“你不要總趴在收音機前，你可以將音量放大了聽。”父親不知我收聽的是敵台，我更不敢將聲音放大，聲音太大萬一被院裏的人家聽見了怎麽辦？後來父親對我收聽的內容還是有所了解，但也沒有再說啥，畢竟不是文革初期了，院裏的人家也都懶得管閑事了。從那以後，每天吃完晚飯，我都會守在收音機旁，等待著澳廣傳來的一首首動聽的老歌。
一天傍晚放學回家後，照例扭開收音機開關，指針窗口裏的小燈雖然亮了，卻沒有聲音，音量旋到最大也沒用。父親過來看了看，拿下收音機後麵的擋板，看到裏麵有五個燈泡樣子的電子管，有四個亮著，其中一個已發黑，父親說是電子管壞了，等過兩天送修理店修修吧。幾天過去了，父親似乎對修收音機的事並不太在意，一點也不著急。但我著急啊——那些好聽的歌曲不能夠聽了！無奈，我就問父親那台收音機啥時送去修理啊？父親說明天就送去。第二天是星期天，早上吃完飯，父親果然用包袱包好收音機拎著去了修理店。本以為送去後要好多天才能取回，但父親回來時我看到那台收音機已被帶回來了。“修好了？”我問父親，心中一陣狂喜。父親說修好了，將包袱放到桌子上，然後解開包袱。扭開收音機開關，我透過後擋板的散熱孔往裏麵瞅，見五個燈全亮著呢——真的修好了！心情掩飾不住地高興起來，又可以聽澳廣了。
從初中到高中，在所有國外電台裏，聽澳廣的時間應該算最多的了，雖然時不時會有信號幹擾，但聽得還算清晰。澳廣的台呼也很具有標誌性，是笑翠鳥的鳴叫聲，笑翠鳥是澳大利亞的國鳥，深受澳大利亞人的喜歡。除了漢語標準語調溫柔，澳廣的主持人也都很隨和，節目間也會搭配著講些笑話，氣氛輕鬆愉悅；更何況還有那麽多好聽的歌，歌手大都來自東南亞與台灣，其中新加坡張小英、林竹君和台灣劉文正、鄧麗君的歌點播率最高。那些日子裏，幾乎每晚都會在美妙的歌聲中度過......
臨近高中畢業的那段時間，正是心情最糟的時候——高中畢業就意味著農村生活的開始；因為取消了高考，高考夢已經破滅，對學生時代的不舍，對前途的迷惘，還有青春期裏特有的煩躁，令我的情緒低落到了穀底。去農村的頭天晚上正好是星期日，澳廣《您喜愛的歌》裏播放的最後一首是林竹君的《羅娜羅娜》——在雨夜裏又要想起最心愛的羅娜，她悄悄地離我而去沒有留下一句話......第二天一早，我便告別了熟悉的城市和熟悉的人。
在農村，就不再有機會收聽澳廣了，有個知青帶下來一個磚頭大小的晶體管收音機，晚上沒事時幾個人圍住那塊收音機偷偷搜尋敵台，隻搜到了“美國之音”，沒有搜到“澳廣”......返城時文革已結束，《小喇叭》和《星星火炬》也都恢複了廣播，而此時我已不再是少年，恢複廣播後特意找到這兩個節目，隻為找回那段短暫的童年記憶。
《小喇叭》如今還在播；《星星火炬》已停播，有點可惜。澳廣的中文普通話廣播如今也停播了，雖然在互聯網上可以瀏覽澳廣的中文網站，但需要翻牆；從前阻止聽澳廣用的是信號幹擾，如今阻止看澳廣是建立防火牆，效率更高。半個世紀過去了，今天回想起來，在那個文化禁錮的年代，還好有澳廣帶給了我快樂。
一、我是文革後期的1975年（當然算文革後期）高中畢業的。
二、在我們山東，1978年仍有知青下鄉。
三、感覺你將“文革後期”理解成“文革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