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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治理結構的黑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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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經濟、壓力維穩和政治體製改革(摘要)
灰色經濟、壓力維穩和政治體製改革
——2010年11月4日閉門研討會觀點摘要
2010年11月4日，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層研究院邀請幾個經濟領域的專家學者在明德樓主樓931會議室召開了題為“灰色經濟、壓力維穩和政治體製改革”的閉門研討會，與會專家就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與灰色經濟及收入分配的關係、政治體製改革麵臨的困難、國內政策調整的重點以及當前國際形勢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經會議討論，專家們達成以下幾點共識：
其一、灰色經濟顯示我國目前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進而表明現階段的嚴重不公，由此而引發的社會問題為“大眾”與“精英”的衝突與抗衡，客觀表現即是群體性事件等政治問題。灰色部分擴張又內生性地形成利益結構，就導致個別地方政府官員黑社會化，這是更為嚴重的發展主義代價。
其二、經濟問題反映政治訴求，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時候政府應該在保障基本民生，保證國內形勢穩定的條件下，為下一步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國內環境。中國需要抓住當前財政相對寬鬆的曆史機遇，先推進對工農基本群眾的“還賬”——把教育、醫療、退養等公共開支的曆史欠賬及時補上，以此達到增強群眾基礎和與新生資產階級政黨談判的條件，並努力實現中國特色的精英共享政治體製下的基本穩定。
其三、一般認為中國政治體製改革時機已經成熟，但改革的方式有待討論——方式上是采取對內先還帳的緩和的改革，還是采取與“精英結盟”的“鐵腕”式的改革，其根本的都還是要服從於新的形勢和新的國家戰略目標的需要。
其四、要正確研判目前的國際形勢，主要是大國關係重組與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正確定位，而主要的著眼點還在中美關係，中美是否戰略接近，左右著中國的國家戰略問題調整問題。
一、灰色收入與居民收入差距
（一）關於灰色收入的調查
低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和統計局數據相差很小，中等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差距就大一些。差別最大的就是占調查人群的10%的最高收入這一組，2008年統計局的數據是年收入43000元，推算結果是年收入139000元，是統計局數據的3.2倍，而且這個數據可能還有低估。收入高低之差距更大，用城鎮最高和最低這兩組來做對比，統計局統計數據是9倍，用調查所得的數據來算是26倍。
（二）灰色收入的內部結構
一個問題是當一個社會的上層灰色收入大到相當量的時候，灰色收入相關的製度保護或者是為了保證灰色收入而事實上做出的製度安排，就很可能是政治訴求。
有學者認為，我們現在有點東亞模式的毛病，就是黑惡勢力和灰色收入之間由一種內在利益結構的相關性演變成某種財閥製的政治類型。
如果對灰色收入的部分做點結構分析，它恰恰可以作為一個經濟基礎，然後從這個經濟基礎之上生發出一套製度安排，這個製度安排外在可能是冠冕堂皇的，但是內在的卻可能具有非規範性或者黑社會性，這也可以理解現在大城市、中小城市、縣以下，乃至於鄉鎮各級政府都在和民眾之間形成一種水火不容的對立，多多少少有黑社會化的傾向。
二、政改麵臨的三大現實困難
會議認為當前社會矛盾已經取代經濟增長而成為中國麵臨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一是維穩經費迅速增長。
2008、2009年公共安全支出分別占財政支出的11.5%、10.8%，已經逼近國防開支占比。
二是近年來國內群體性事件頻發，形勢之嚴峻引人關注。
針對社會矛盾愈演愈烈的緊張局麵，不同利益集團都認為中國必須進行政治體製改革。
但是本次研討會中與會專家根據對國內外局勢的綜合判斷，認為無論主觀願望如何，當前仍不宜激進政改。理由主要有：
第一、當前利益結構已經形成且趨向政治上的對抗性，激進政改會導致矛盾集中和提前爆發。
隱性的和灰色的收入都會內在地導向和加強非規範製度，而不是規範製度。也因此，今天很多地方的政府治理很大程度上已經演變成正規權力和非法手段（甚至黑社會）相結合，不斷向弱勢群體轉嫁排斥性增長代價的牟利型治理，而不大可能改製為普惠製的陽光財政支撐的公共治理。
可見，地方治理結構的黑社會化與經濟領域的收入灰色化，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
有專家認為，灰色收入引發的連鎖反應為：當灰色收入形成一個利益結構，這個利益結構提出的製度要求是一種灰色要求，這個灰色要求轉化為非規範的製度體係，非規範的製度體係使得政府、市長用兩手，一手警察，一手“爛仔”，這個結果使社會愈益嚴重不公。
第二，新的“經典理論意義”的社會結構變化正在出現，任何激進製度在農村都要支付極大的製度成本。
當年中國共產黨在以土地革命為主，因而在所進行的最為廣泛的國民動員之中，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全球最大的小有產者群體——農民為主的國家。
如中國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出現的大規模的流動打工潮，農民工在差不多20年的高增長期間忍受了低工資，沒有社會福利、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當然，不是那個農民工願意忍受，而主要因為他們仍屬於受“小有產者家庭勞動力組合投資獲取額外現金來追求家庭綜合收益最大化”機製約束的勞動者。
據此，可以理解中國在20年高增長時期內雖然對1—2億農民打工者構成超強剝削，卻沒有形成西方經典理論意義的工人階級的有組織反抗。
2003年頒布的農村集體土地承包法實行後，本質上屬於“成員權”的村社土地所有權事實上已經被剝奪，很多地區農民也不能再按照村內人口變動分得土地，村社內部化應對外部風險的機製也就隨之失去了。
更多能民工演變成“無地流動人口”並迅即成為西方經典理論意義的城市產業工人後備軍。
幾千年來，因為小農經濟或稱小有產階級非常弱小，無法抵抗外部風險，當然會擁護一個集中的政權代表。因此中國被稱為“穩態結構”。據此，現在的激進思想者們如果不支持中央政府為了維護穩定而加強的新農村建設，對於現代國際競爭而言不僅打破了中國最大的勞動力蓄水池，也同時打破了中國這個仍然維持了“弱者想象”的集中體製最主要的社會基礎。
第三，當前歐洲債務危機本源於西方民主製度成本過高。
發達國家20世紀80--90年代國內的產業已經移出，而其原來的上層建築是在原來占據全球產業資本最大份額的經濟基礎之上所構建和演進的。曆史地看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和自由主義整體，則主要是西方國家工業化初期在地化的產業資本以自由主義的思想和運動與重商主義的王權鬥爭的結果。可見，當產業資本大量移出以後，西方的中產階級運動本質上不再具有原來勞工階級爭取權益鬥爭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權等理念之內生正義性，因而，在西方大量占有發展中國家勞動者剩餘價值和資本化回流利益的同時，其雖仍然標榜自由民主，卻不再具有內生於早期市民運動和後期勞工鬥爭的所謂“普世價值”，也因此易於被改寫為壟斷金融資本所利用的“新自由主義”。
歐洲很多國家的財政有一半左右用於社會開支，其占比還在不斷增大，主要因為中產階級要求的根本就不是過去勞動者滿足擴大再生產的社會福利需要，而更多的是西方消費主義和休閑享樂。由此，西方高福利社會的發展結果，是沒有經濟基礎支撐的整個政治體製維持成本越來越高。
美國是用三個一半——不僅其虛擬資本總量占全球一半，並且依靠軍費開支占全球一半來支撐政府債務占全球一半，才維持的住美國意識形態的話語霸權。
這次危機表明，歐盟10年來試圖整合成一個在金融資本主導的競爭階段中能與美元抗衡的具有足夠勢力的集團，這個努力是艱苦的，也是令人扼腕的，但無論其政治上如何結盟，最終的結果仍然是失敗的。特別是自這場華爾街金融海嘯演化為全球經濟危機以來，源於歐洲19世紀以來的產業資本在地化的“現代政治體製”本身正在發生著其問世百年來最嚴重的內生性危機。
西方債務危機給中國的“政改想象”至少留下一個問號，有誰願意支付這種現代化政治的製度成本?
另一個還值得引以為鑒的是，雖然中國試圖通過政治上的調整成為被西方主流意識形態認可的政治體，但歐美主流金融資本集團之間的對抗性矛盾衝突，顯然並不因這種政治調整而有所弱化。
三、當前國內政策調整的重點——“還賬”減壓
（一）政改需“減壓”，減壓靠“還賬”
中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去路線鬥爭”的中央領導換代方式，客觀上放棄了以往的“糾錯方式”——過去是以“路線鬥爭”為代價才能糾錯——同時又沒有形成新的糾錯機製來代替。這使得現行政治體製從本質上就是靠不斷向下、向社會轉嫁成本來維持，同時因為沒有糾錯機製而難以及時地自我調整。
因此，當前國內社會矛盾的激化，不是那個領導人或個別地方的問題，而是中國現行的壓力型體製的內在特點和結構性缺陷使然。
上訪者因承擔整個體製的代價而從此走向不歸路。目前中國的壓力型體製已經惡劣到對其任何微小的挑戰都會招致整個體製的反撲，這時，單一政改的結果會使壓力型體製的全部累計代價被引爆或釋放出來。
發展中國家所有的“顏色革命”、所謂的政治改革，也都表現了這個規律。
最不“與虎謀皮”、最不對現有體製做根本性調整且成效最明顯的做法，就是在基本公共開支上對群眾更多地“還賬”。
（二）“還賬”可能帶來的連鎖效用
第一個明顯的連鎖效用是提高農民的滿意度。
第二個連鎖效用是降低社會矛盾。
第三個連鎖效用是促進內需。
四、國際形勢討論
一種觀點認為，當今世界的關鍵矛盾不是美中矛盾，而是美歐矛盾，且美歐矛盾到現在也沒變。
另一種觀點認為，中美矛盾已經成為世界主要矛盾。
所以把中國當成最大的假想敵，是因為中國目前的地位已經是世界第二，發展勢頭和發展成就讓美國的對華戰略內涵發生轉移，因此，中國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應該更加注重國家安全，在此基礎上進行國家戰略調整。
進而，要改變國內的收入分配，不能再像現在這樣靠大量出口拉動經濟。
相反，如果更多地靠國內產業來支持內需的話，產業升級就上去了，這才是解決之道。
【本文摘要自溫鐵軍著《八次危機》第二部分：灰色經濟、壓力維穩和政治體製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