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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三無”年輕人不好管

(2023-11-30 18:19:27)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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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房貸的下屬太可怕了…

程序員的那些事 2023-09-05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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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Python愛好者社區 

在微博上看到一個熱搜話題:#沒房貸的下屬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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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回事呢?
起因是越來越多公司領導發現,新一代“三無”年輕人不好管了,你罵他,他敢頂嘴。
何為“三無”,即“無房貸、無車貸、無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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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年輕人,完全不按傳統職場套路出牌,你讓我不爽,我分分鍾拍屁股走人,他們正用行動整治職場風氣。
 
話說這“三無”年輕人到底有多可怕?
我們聽聽年輕人們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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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這些話,想想我們身邊的職場,好像確實如此。
我在身邊就能看到類似案例:
內地城市月薪1.5W,照說算是不錯的收入水平了,但對於重擔在身的80後中年人來講並非如此。
反觀月入幾千元的98後群體,無房貸無車貸無後代,父母也還年輕收入正值巔峰,這樣的職場人簡直“無懈可擊”。
圖中還有一條評論令人印象深刻:最讓上級害怕的配置是:1. 本地公職父母;2. 無欲無求;3. 有房有車。
好家夥,這樣的年輕人,可是說來上班就是來體驗生活,就問老板“怕不怕”。
站在“三無”年輕人對麵的,是可以往死裏罵的中年人。
80後、90後、00後麵對老板同等程度的訓斥,表現出的反應完全不同。
80、90一代,大多有房貸在身,尤其是大城市高額房貸,對老板而言,就意味著穩定,能罵,不會隨時說走就走。
有時,主動向上級“自曝房貸”,拱手將“軟肋”主動交予領導之手,已被當作“職場生存”的戰術之一。
試想,每月幾千甚至上萬的房貸、家有父母孩子需要照顧、再隨便加點醫藥費、補習班的開支,這些就決定了你無論如何也要保住當前的工作。
周末加班怎麽了?被罵兩句怎麽了?因為這些就甩手不幹,開什麽玩笑。
也許現在的年輕人根本無法想象,年紀輕輕就背上高額房貸,曾是一代人的“理想”。
00後被罵,他頂嘴,80後被罵,他忍著;
 
我想主要區別在於兩點:
 
1、物質條件好
 
00後群體,其父母多為70後或80初,整體來看,這代人在社會構層中經濟實力應該是最強的,這就保證了00後出生後物質條件相對富足,成長環境順風順水,沒有生活壓力,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也更加發散、大膽。這種家庭的孩子,根本不吃傳統職場那一套。
 
2、看透套路了
 
按當前的房價,對於不少需要“靠自己”的年輕人來說,買房可以說是可望而不可及。在看穿了“背負高額房貸”的固定劇本後,一些年輕人表示攤牌了,不買了!別說房子,結不結婚,要不要小孩都兩說呢。
 
在我看來,這挺好的,過往職場中什麽“996“、“PUA”、”下班沒人敢按點走“這之類的事,確實需要被00後整頓一下了。
 
我們這代人的生活,大多人都是沿著”買房還貸“這種固定劇本走的,而新一代年輕人的思維則更加多元、開放、有趣、勇敢,我想這就是社會進步的體現吧。
 
那些想著PUA員工的老板們,估計日子快不好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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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後為什麽都開始立遺囑了?

 每人作者 每日人物 2022-04-03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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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有點尷尬的現實是,無房、無存款、無股票,是多數00後的資產畫像。當以財產繼承為主題的遺囑,遇上“三無”的00後,質疑聲隨之而來:這是鬧著玩嗎?

 

 

 

 

文 | 周鑫雨

編輯 | 周維

運營 | 繪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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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遺囑的00後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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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世後,社交賬號留給父母,冬奧誌願者服和剩餘的衣物,就捐給山區的小學……”麵對鏡頭和幾名見證人,2001年出生的易霖,平靜地念著自己遺囑上的條款。

 

2021年的寒假,易霖在支教時認識了當地的一個六年級的女孩。女孩告訴她,自己長大後也要成為一名鄉村教師。“我當時就聽哭了。”在寫遺囑時,易霖想到,要把自己做冬奧誌願者時的羽絨服留給女孩,“我想陪她到成為鄉村教師這一天,但如果我先走了,也希望這件衣服能夠給她一些力量”。

 

但聽到繼承財產需要孩子的身份證號時,那個女孩的媽媽還是猶豫了。最後,易霖和律師商量,把冬奧羽絨服和未來所有的存款捐給女孩所在的學校。

 

在錄完相後,一份遺囑還需要曆經人臉識別、身份驗證、簽訂人精神評估等流程,然後印在幾張薄薄的紙上,被密封在檔案袋中,最後入庫保管——整套流程耗時不過一小時,但遺囑簽訂者的感受往往是:仿佛走過了漫長的一生。

 

在大約30多平方米的中華遺囑庫第二登記中心大廳中,易霖身處四五位被家屬簇擁著等候的銀發老人裏,顯得格外紮眼。她是一個人來的,父母和哥哥都不在身邊。瞞著家人也是她刻意為之,“怕他們多想”。為了拿到家人的身份證號,她對父母謊稱學校防疫要求提交親屬的證件。

 

對於立遺囑這件“身後大事”,她從兩周前開始密謀。立完遺囑那刻,她如釋重負:“我已經想到了我死後的事,像超額完成了人生的任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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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霖立遺囑時的場景。圖 / 受訪者供圖

 

00後,當前年紀最大不過22歲。他們或者剛進入社會,或者仍在校園的“象牙塔”中——“人生才剛剛開始”,許多文章不吝用各類充滿希望的字眼形容他們。而就在這群與自然死亡相距甚遠的00後中,像易霖般的年輕人逐漸多了起來。

 

中華遺囑庫發布的《中華遺囑庫白皮書》顯示,2020年前來訂立遺囑的00後有104人,一年後,這個數字增加到了119人。

 

2019年時,杭州市律師協會家事專業委員會主任魏小軍遇到了一名21歲的遺囑登記者,“能夠感受到,現在的年輕人對遺囑這個話題更加開放了”。

 

但一個有點尷尬的現實是,無房、無存款、無股票,是多數00後的資產畫像。當以財產繼承為主題的遺囑,遇上“三無”的00後,質疑聲隨之而來:這是鬧著玩嗎?

 

不過,在生死大事上,00後有自己的想法。看到互聯網公司程序員猝死的新聞後,00年的阿黎萌生了立遺囑的念頭。今年即將從計算機係畢業的他,收到了幾家互聯網公司的offer。實習期間,阿黎已經見識到了程序員的“風險”有多高:“996無縫過渡007,遇上新項目,整個部門直接住在公司裏一起‘肝’。”4個月後,阿黎重了5公斤,“壓力肥,加上不間斷夜宵”。

 

這個月,在朋友的介紹下,阿黎找了律師谘詢立遺囑的事項。花了一周盤點自己的“財產”,阿黎發現自己擁有的,隻是三張加起來數額不到5萬元的銀行卡,和一些“不跌就不錯”的基金。最後,他選擇將銀行卡留給父母,“如果以後有了工資卡,也是留給爸爸媽媽”。微博和微信號,他留給了女朋友,“我也不想注銷它們,爸媽想我了,還能和‘我’聊聊天”。

 

00年出生的櫻子,在蘇州經曆了一次墜梯事故後,選擇口述立下遺囑。3月24日上午8:56,像往常一樣,櫻子掐點衝進公司的電梯。擁擠的梯箱內,她拚命用手撥開人群,摁下了部門所在的樓層——17。

 

上升到十幾樓時,一陣失重感讓櫻子踉蹌了一步。她依稀記得,電梯在2秒內下墜了兩三層。瞬時,她腦海中浮現出網上看到的應對方法:把所有樓層的按鈕都摁一遍。幸運的是,電梯最終停在了8層。

 

櫻子已經不記得自己衝出電梯後和媽媽嚎啕了些什麽,“她也在哭,我們一起哭”。那天,爸爸一連給她打了三通電話,“他是個話很少的人,從來都沒主動找過我”。原本,她相信時間會撫平一切,直到連續三天都夢見自己墜下電梯,然後在失重感中驚醒。

 

3月26日00:58,她給男友打了一通電話,在對方的見證下,用電腦錄下了一段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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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遺囑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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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弟弟吃一頓海底撈。”這是櫻子遺囑中第一句。她發現,8歲的弟弟竟然一次都沒有吃過這家網紅火鍋店,“小縣城真的什麽也沒有,弟弟從小都沒怎麽接觸過新鮮東西”。

 

但在微博上分享完遺囑的那一刻,櫻子有些後悔,因為有陌生網友留言:這麽簡單的事情也好意思當遺囑?

 

阿黎幹脆沒有和親友分享立遺囑的大事,“怕被質疑為一種作秀”。

 

能否將房子留給好閨蜜?能不能把所有財產留給自己的寵物貓?中華遺囑庫管委會主任陳凱收到過一些特殊的遺囑谘詢。那位將房子留給閨蜜的90後女生,在公開遺囑後遭受了網暴,“不孝子”之類的指責湧入評論區和私信。但陳凱了解到的是,這位女生是家中的獨生女,父母也身患重疾,“將房子留給閨蜜是為了讓閨蜜來照顧父母”。

 

對00後而言,遺囑可能沒那麽沉重。阿黎曾經自我反思:我留給別人的東西,是不是一種自作多情?我的父母真的想看到我的社交賬號嗎?但他還是選擇簽下這份遺囑,“我已經把現有最好的都拿出來了”。

 

但是,魏小軍也對其中的一些將遺囑娛樂化的“流量生意”感到擔憂。2019年,一名95後姑娘在網上谘詢律師,能否將財產留給貓咪。得到否定的回答後,她惋惜地表示:“好吧,我之前看電影裏好像可以。”

 

“一般玩笑話和遺囑之間的界限是很模糊的。”魏小軍解釋,“雖然立遺囑過程的公開化,不構成影響法律效力的積極要件,但從實務的角度來說,立遺囑是一個需要大眾嚴肅對待的過程,不應該被娛樂化。”

 

虛擬財產、更多元的繼承人,魏小軍認為這是互聯網的發展賦予遺囑的多元內容,但並不會影響遺囑的有效性。“隻要立遺囑人具備完全民事能力,即成年並精神正常,同時符合一定的格式規範,遺囑就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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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後立遺囑人數逐漸增多,且虛擬財產逐漸成為一大重要內容。 圖 / 《2021中華遺囑庫白皮書》

 

但他也指出,在實際情況中,也不乏因材料不足而導致虛擬財產繼承失敗的情況。近幾年來,狗狗幣、比特幣等數字貨幣出現在了遺囑上,“但許多服務商在我國並不具有金融牌照,不像支付寶、微信,每個賬號都跟身份證綁定,因此數字貨幣的所屬權在實際的判定中難以舉證……法官往往會用回避的態度來處理這個問題”。

 

同樣的認定困境,還發生在社交賬號的繼承上,“掌握密碼的一方是有優勢的”。但當訂立人沒有留下密碼,解釋權就在服務商手上,“遺囑實施的不確定性就增大了”。

 

立遺囑的價格並無定論,也並非影響法律效力的關鍵因素。選擇自行定立遺囑的櫻子不需要支付任何費用,而阿黎谘詢律師後得知,若是涉及遺囑公證,需要根據涉及的財產金額向公證處支付一定比例的公證費。而中華遺囑庫作為一家社會機構,對遺囑的收費體係更為複雜。“60歲以上老人的遺囑是免費的,剩下的則要看涉及的財產。”陳凱解釋。

 

十多年來,陳凱還遇到過不少簽訂後多次修改遺囑的年輕人,“這很正常,過了幾年後,人的想法都會變”。20多歲時是為了朋友,30多歲時是為了父母,40多歲時是為了孩子——這是他摸索出的人生“最重要序列”。

 

修改遺囑的時間跨度,往往都長達十幾年,在訂立後一年內就更改的人少之又少。陳凱覺得,“人生側重點真的發生變化了,或者自己想得夠透徹了,(訂立人)才會提交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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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年齡的增長,立遺囑的原因也會改變。圖 / 《2021中華遺囑庫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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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到人生無法掌控才來立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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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遺囑庫第二登記中心,一名88年的IT工程師告訴每日人物:“不是因為安排好人生了才來立遺囑,而是因為意識到人生無法掌控了才來立遺囑。”

 

在綜藝節目《我家小倆口》中,年僅27歲的電競選手若風立了一份遺囑。長期晝夜顛倒的作息,讓他處在對猝死的焦慮中:“那個時候,吃三粒安眠藥我才能睡著,我真的感覺自己快死了。”

 

被迫卷入996的時代,不少年輕人都對若風的話產生了共鳴,阿黎便是其中之一。在競爭激烈的計算機係,進入互聯網大廠是值得揚眉吐氣一把的幸事,“高薪高福利,程序員還不容易被裁”。

 

但入職的幸福是暫時的。體重飆升後,阿黎沒有等到公司的入職體檢,立馬去了醫院。檢查報告顯示,血糖和血壓兩項都亮了紅燈,幾項激素的指數也不那麽樂觀。“原以為自己可以躺平養老了,但能不能熬到那時候還不好說。”

 

程序員猝死的新聞,成了阿黎立遺囑的引子。00後們成長在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互聯網太發達了,負麵新聞總會傳過來”。2011年,還在上小學5年級的阿黎就在QQ空間和微博上知道了“核汙染”,“那時就對海產品就很抗拒”。因為不肯吃魚,阿黎還被父母說了一頓。

 

一些“悲觀”的00後,開始擔心人生的終點會不會提前到來。2021年4月,B站科技UP主“塞雷三分鍾”發布了一條有關00後立遺囑的視頻。評論區中,“悲觀”的00後聚集在了一起,有人調侃,“核廢水讓我覺得自己活不到30”“天天聽年輕人被996壓榨……說實話,我看不到未來”。

 

魏小軍將互聯網視作年輕人立遺囑的重要動因:“一方麵,年輕人的生死觀更開放了,另一方麵,負麵信息也更容易獲得巨大的影響力,進而影響到年輕人對社會的看法——立遺囑,也是一種生死觀和社會觀的表達。”

 

立完遺囑後,不少00後才有了種掌控死亡的舒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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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 電視劇《人生dele事務所》

 

易霖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獨處中度過的。中學時代起開始住校,隻有周日的下午可以短暫回家。到了大學,她又離開了江西的老家,來到北京。從中學起,她常常一個人思考些問題:“人是為什麽來到這個世上?人活著會產生怎樣的價值?走完這一生後會發生什麽?”當時,尚在讀初中的她發現,最後一個問題是自己絞盡腦汁也想不出來的。

 

“死後的人生是無法掌控的,隻能思考我留下的東西能夠給生者帶去哪些價值。”最終,易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立完遺囑後我反而不會感到焦慮,反倒會讓我更有動力去擴充自己的財產。”

 

阿黎主動往家裏打電話的次數增加了。即便項目要求加班,他也沒再通宵過。他給自己的3張銀行卡分了工:第一張卡月初的額度控製在4000元,供生活所用;第二張關聯了自己的虛擬賬戶,用來理財;最後一張每個月都往裏麵打2000元,留給父母,“希望這份遺囑慢點生效,我留給家人的東西能更多”。

 

遺囑也讓阿黎重新思考現有財產的價值。曾經,他對隱私很是敏感:社交平台上從不放自己的照片,App的個性化推薦全部關閉,連學校的人臉門禁他也抗爭了許久。但做遺囑谘詢時,阿黎覺得自己的隱私似乎也沒那麽重要,“生者是無法與死者完全共情的,在我死的那刻,會不會覺得留下些什麽也挺好,會不會對一些事件起到推動作用?”

 

他回想起日劇《人生dele事務所》中的一個情節:一名毒殺案的犯罪嫌疑人,在生前對數字痕跡的刪除進行了委托,而兩名主人公在是否刪除上產生了分歧:若是不刪除,則有違委托人生前的意願;若是刪除,毒殺案的真相將無法水落石出。支持刪除數字痕跡的阪上圭司表示:“我直接刪除數據,從來不看,因為我沒法負責。”

 

反對刪除的真柴佑太郎質問道:“但是,刪除不也一樣可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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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 電視劇《人生dele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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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麵對死亡,是一門孤獨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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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麵對若風的遺囑時,妻子戚藍尹的第一反應是:“你是不是在外麵有了私生子?”

 

戚藍尹的反應,可能是很多中國人生死觀的一個縮影:死,是一個不同尋常的話題。即便中國文化分支眾多、觀念各異,但正如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麻天祥在《中國人的生死觀念》一文中所言:“生死,都是中國人的頭等大事。”

 

“笑死了”“哭死了”“累死了”……“死”作為一個副詞,消解了生命終止的沉重,時常被年輕人們掛在嘴上,但阿黎的父母很忌諱。當他對著網上的熱梗說了一聲“笑死算了”,媽媽會急衝衝地給他抹把嘴,讓他對著地上“呸”三聲,還要再踩上幾腳。“你也知道,有些觀念不是能相互理解的。”阿黎說。

 

2月21日晚間,阿黎的朋友圈被互聯網公司程序員離世的消息刷屏後,他轉發了這條消息,並加上配文:996的意義就是玩命。沒過多久,媽媽給他打了一個電話:“兒子你最近加班嗎?”阿黎瞬間就後悔了:“發朋友圈忘記屏蔽了家人,讓他們擔心了。”

 

一個小情緒,在他人心中往往會被無限放大和解讀,這也讓生死話題,成為不能和父母輕易提起的事。大一時,易霖和父母提起了遺體捐獻的想法。“你怎麽想到這件事情?”父母瞬間警惕了起來。兩天後,他們又給易霖打了個電話:“女兒啊,你最近是不是壓力大?”

 

同樣,生死的沉重,也讓尋找一個遺囑執行人成了難事。易霖最後將遺囑托付給了哥哥——這個被她視作漫長的住校生涯中“最熟悉的陌生人”。“我必須要用所有與人相處的經驗將我的人際關係一個個重新排序,最後選出一個人,這個過程很累。”她沒打算立刻告訴哥哥被立為執行人的消息,“給我自己一點時間想措辭,以免嚇到他”。

 

交往了4年的男友,是櫻子的遺囑執行人。“我和男友是奔著結婚談的戀愛”。但是,得知立遺囑消息的那晚,男友和櫻子吵了一架,“他不理解,人好好活著為什麽要這麽悲觀”。

 

“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阿黎至今還記得自己看到史鐵生在《我與地壇》中寫的這句話時的震撼。後來,他看到一張照片,史鐵生坐在輪椅上,一根導尿管從他身上一直接到輪椅旁邊的尿瓶子,“我無法想象這種痛苦,死亡或許對史鐵生來說真的是一個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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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鐵生帶著尿袋在輪椅上。王文瀾 / 攝

 

“對生死的關注,不是對死的默念,而是對生的沉思。”在麻天祥看來,學著如何麵對生死,是門人生必修課,生死觀念常常決定著其他價值觀念和價值判斷。

 

不少年輕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生死觀。去年,櫻子參與了豆瓣發起的#我為自己訂立的“遺囑”#話題。她寫道:把自己的骨灰撒進大海,在自己的墓碑後種一棵樹,把自己的社交賬號都注銷。這條“遺囑”得到了許多點讚。但真正錄下遺囑那一刻,櫻子完全無法共情豆瓣的那些“風花雪月”:“這隻是我在尋求人生觀的認同,比起安排好身後事,我更希望得到的是那些點讚。”

 

也有00後從長輩的人生中學習麵對死亡的態度。易霖的父親,常稱自己是“18歲的小夥子”。70多歲的奶奶,則常拉著易霖的手說,“娃呀,你奶奶愛漂亮,我去世了之後你就往我墓碑上戴朵大紅花。”這讓易霖覺得,“我的父母現在也可能在焦慮死亡,他們也才不過四五十歲,還是很有生命力的一個年齡。或許爺爺奶奶輩反而更坦然一些。”

 

但是,從他人的姿態中學習麵對死亡,依然不是容易的事。前年,阿黎的外婆查出胃癌晚期。在病房中,外婆顯得比任何一人都要輕鬆。她念叨,80歲的人生已經夠長了。她說,自己想去陪外公了。

 

外婆去世後,阿黎在她的抽屜中找到了寫著去北京的路線、花銷的筆記——那是她在病房裏照著電視中旅遊節目的攻略寫下的,“我在想,她當時的那些輕鬆,是不是也是裝出來安慰自己的”。

 

作為中華遺囑庫的接待主任,李朝時常觀察前來簽遺囑的人們。他發現,銀發族往往在親朋的簇擁下前來,而大多90後和00後隻有孤身一人。“如今的家庭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年輕人對人生的思考過程是孤獨的。”魏小軍說。

 

魏小軍將遺囑年輕化看作是一個必然的趨勢,“獨生子女這一代獨立生活的時間是很長的,在年齡不是特別大的情況下,他們就有精神空間接觸到生命話題”。

 

立下遺囑後,易霖又給父母錄了段一分鍾左右的錄像,解釋立遺囑的原因。給父母的留言稿起草了整整兩天,“生怕爸媽誤會我現在遇到啥事想不開”——當然,最後的留言錄像也在中途被易霖叫停,“不好意思,我再修改一下我的措辭”。

 

“我很熱愛生活,我很坦然地接受死亡。”在鏡頭前,這段話被易霖重複了多遍。

 

(文中易霖、櫻子、阿黎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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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90後接受采訪時說“遺囑是一種表達愛的方式”。圖 / 中新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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