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大陸成了“過街老鼠”的國民黨政權，悻悻逃往寶島台灣。
蔣介石本想著借台灣當跳板，做“反攻”的打算。
可國民黨並未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在台灣興風作浪，攪擾的民不聊生，以至於很多台灣百姓都對其恨之入骨。
1970年台灣地區接班人蔣經國應美國國務卿羅傑斯之邀，赴美訪問，剛在洛杉磯下飛機，就遭到了留美台灣群眾的抗議。
後來，蔣經國到白宮會見尼克鬆總統，車隊還沒進華盛頓，示威的台灣百姓就已經擠滿了街道。
蔣經國一心想要美國的軍援，顧不上民怨沸騰和潛藏的危險，又去紐約進行訪問。
誰知，蔣經國剛到他紐約，就遭到了兩名槍手的刺殺。
如果不是美國警方舍命相救，想必台灣省的未來定會改寫。
刺殺事件發生後，2名凶手的結局又分別如何？
刺殺蔣經國的凶手，1個叫黃文雄，另1個叫鄭自才。
他們跟蔣家有私仇也有公恨，所以才會鋌而走險的選擇在公開場合刺殺。
事後兩名凶手均被判刑，鄭自才在刑期結束後於1991年回到台灣，又被當地法院以非法入境罪判處一年有期徒刑；
至於黃文雄，則在1971年從美國潛逃，在刺殺事件的26年後，即1996年才回到台灣。
在美險些遇害
1940年4月24日早上，蔣經國一行在美方層層安保的護衛下來到了紐約皮埃爾酒店。
從機場到酒店的這一路，圍滿了來自台灣的抗議群眾，他們高聲呐喊，讓蔣家政權退出台灣。
對此，蔣經國早已見怪不怪。
在他飛抵美國的幾天裏，這樣的遊行示威他不知見了多少次。
中午11點，蔣經國按照行程安排，去往博拉薩酒店出席午餐會。
蔣經國入住的皮埃爾酒店，與午餐會的博拉薩酒店隻有一街之隔，駕車不過十分鍾的路程。
蔣經國乘坐的凱迪拉克還沒等停到博拉薩酒店門口，美方的警衛人員早已在兩側嚴陣以待。
緊接著，兩名安保上前為蔣經國打開車門，一左一右護衛著他進入酒店大廳。
酒店旁邊的廣場上熙熙攘攘地站了很多人，他們分成兩派，一派是蔣家父子的支持者；另一派則是他們的反對者。
兩方人員互相叫喊己方陣營的口號，並怒斥對方。
蔣經國知道，這種時候最容易被人刺殺，所以他隻想快點進入酒店大廳。
進入酒店要經過四級台階，再經過一個旋轉門。
美方的兩名安保人員在前麵為蔣經國開路，其他的隨行人員和大批安保人員，則緊緊地跟在蔣經國身後。
蔣經國小心翼翼地走完台階，剛要進入旋轉門，離他七八米遠的地方，忽然跳出來兩個人。
其中一人手持0.25口徑的貝瑞塔手槍，直愣愣地對準了人群中間的蔣經國。
緊要關頭，蔣經國的左後衛美國警員蘇尼茲大喝一聲：“趴下！有槍！”
蘇尼茲的話還沒說完，凶手的子彈就已經上膛。
關鍵時刻，警員沙德兩步作一步，衝到刺客身邊，猛地抬起他拿槍的手。
隻聽“嘭”的一聲，子彈迅速出膛，貼著蔣經國的頭皮飛快地往前奔去，打在了酒店的木壁裏。
凶手距離蔣經國非常近，他還曾在馬祖上接受過軍事訓練。
如果不是沙德眼疾手快，他肯定不會被打偏。
蔣經國也非常幸運，如果蘇尼茲晚察覺一秒，或者沙德動作慢了一些，蔣經國的頭顱肯定會被子彈射穿。
沙德撲倒凶手後，反應靈敏的凶手還想調整姿勢再補一槍。
此時，另一名警官一個箭步衝了上來，和沙德一起將凶手製服在了旋轉門裏。
護衛人員蜂擁而上，繳了凶手的槍，又給他戴上了手銬。
而凶手的另一名同夥，也很快被製服。
險些命喪黃泉的蔣經國，在兩名凶手被擒獲之際，在其餘安保的護衛下進了酒店事先安排的休息室。
美國警方將凶器抓進了塑料袋裏，拿到蔣經國的麵前給他看。
蔣經國表現得比較鎮定，而沈劍虹則後怕地跟他說：“我們和曆史，隻有一根頭發的距離。”
彼時中美還未曾建交，而蔣經國的身份又是台灣地區的接班人，也算是重要的外交人物。
他在美國險些被殺，對美國而言，這是一起惡性的外交醜聞。
美國為蔣經國布置的安保，總共分為內中外三層：
內層是高級警探和隨行人員；中層則是美國製服警察和便衣警察混編而成；外層主要由美國警局人員組成。
安保手段如此嚴密，可兩名凶手還是混到了衛隊中層。
如果美國不對此事進行詳細的說明，並對安保體係進行整改，那麽再有人前去進行外事訪問，則必然會提心吊膽。
奇怪的是，遇刺案發生後，美國方麵和蔣經國本人都選擇了低調處理。
美國給出的解釋非常敷衍，稱兩名凶手（黃文雄和鄭自才）皆是黑頭發黑眼睛的黃種人，安保將其當成了蔣經國的隨行人員。
一向喜歡刨根問底、攪弄是非的美國媒體，也沒有對此事進行追蹤報道。
至於蔣經國，也沒有就此事向美國方麵問責，事後就和什麽都未曾發生一般。
因此，當時還興起了一種“陰謀論”。
有不少人推測，蔣經國遇刺是美國方麵故意縱容凶手。
在蔣家政權偏安台灣後，就與美國方麵關係很微妙。
蔣介石始終認為是美國對自己援助不夠，才導致其落荒而逃。
而美國則認為，蔣介石過於依賴援助，並且很不滿他掀起的白色恐怖。
遇刺案發生的1970年，恰逢蔣介石退居二線，政權向蔣經國過渡期間。
美國不願意蔣家繼續在台灣獨裁，所以才允許凶手光天化日之下作案。
其實這種推斷是站不住腳的。
其一，即使美國想鏟除蔣家勢力，完全沒有理由在自己地盤動手；
其二，既然美國默許此事，蘇尼茲和沙德還有其餘警衛，為何要阻止蔣經國被殺。
不共戴天的“國仇家恨”
公開刺殺有一定的成功率，但殺手本人很難逃出生天。
那麽，黃文雄和鄭自才，為何會在眾目睽睽之下槍擊蔣經國呢？
黃文雄在1964年拿到美國匹茲堡大學的全額獎學金，並進入該校社會學研究所學習。
兩年後，黃文雄又進入康奈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鄭自才在1962年赴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攻讀研究生，畢業後進入紐約某知名建築事務所擔任設計師。
黃、鄭，二人都有著不可限量的前途。
值得一提的是，黃文雄的妹妹黃晴美，還是鄭自才的妻子。
也就是說，黃文雄是鄭自才的大舅哥。
他們刺殺蔣經國的首要原因是，1950年初到台灣的蔣介石搞得全島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還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掃匪行動”。
而黃文雄和黃晴美的父親，也就是鄭自才的嶽父，當時被國民黨不由分說的逮捕入獄，而後被迫害致死。
自此，黃家兄妹就把蔣家父子當成了殺父仇人。
所謂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他們選擇對蔣經國下手，就是要報當年的血海深仇。
第二個原因，黃文雄和鄭自才都是不折不扣的“台獨分子”。
“台獨”勢力在1945年二戰結束後就存在，1949年後他們將大本營轉移到了日本，到了60年代，其又在全美各地開枝散葉。
黃文雄出生於日治時期的台灣，他的父親曾擔任過新竹自來水廠廠長。
大學時期的黃文雄，雖然靦腆寡言，但因為父親的郎當入獄，對國民黨政權恨之入骨。
在來到美國後，他又與當地的“台獨”勢力有了接觸。
至於鄭文才，則是到了美國後才有了所謂的“台灣意識”。
1967年蔣經國訪問日本時，美國的“台獨”勢力，就想著日本的組織成員能有所行動。
可直到蔣經國順利返回寶島，美國“台獨”也一直沒有等來“好消息”。
如蔣經國刺殺案從犯賴文雄所言：“當蔣經國平安回去後，我們開始懊惱了。心想：他來美國時，我們要怎麽辦？還可以不做表示嗎？”
因此在1970年4月，黃、鄭、賴等“台獨”分子從電視上得知蔣經國訪美的消息後，決定有所行動。
“台獨聯盟”的主要聯絡人陳榮成，用經費在路易斯安納州的一家槍店裏分兩次購買了兩把手槍。
黃文雄和鄭自才主動請纓，攬下此事。
關於當時的主要動機，黃文雄多年後接受采訪回憶稱：“我隻是想要台灣（地區）能有更多的可能性，打亂蔣家的接班計劃，重新挑起國民黨高層鬥爭，目的非常有限。”
鄭自才也說：“就是不想讓蔣家順利接班，若刺蔣順利，可以挑起國民黨內爭取接班的派係鬥爭。”
黃文雄和鄭自才拿到手槍後，就誰執行刺殺展開了一場討論。
黃文雄認為，自己孤家寡人，無牽無掛，又曾在馬祖服過兵役，有使用手槍的經驗，所以他來扣動扳機最合適不過。
妹妹黃晴美和妹夫鄭自才，負責給自己做策應。
黃晴美預先將槍支藏在自己的皮包裏，而鄭自才分發傳單混淆視聽。
刺殺當日，黃晴美在酒店東南方將手槍給了黃文雄。
黃文雄發現，酒店走廊無人守衛，於是大搖大擺地靠近了旋轉門。
待蔣經國即將抵近時，黃文雄靠到他的身邊，就要開槍。
於是，就發生了蘇尼茲高呼“有槍”，而沙德迅速動手的那一幕。
黃文雄被壓在旋轉門後，高呼：“讓我像個人一樣站起來!”
鄭自才看著這一幕，也不忍獨自逃跑，想著上前搶救。
鄭自才還沒等走到黃文雄的身邊，就被美國警察用警棍打倒在地。
刺殺蔣經國，自此落下帷幕。
重返寶島台灣，竟然成高官
黃文雄被美國警方押解至紐約市西第五十四街管區警局，而鄭自才則因腦部受傷被送往醫院急救，病愈後也被送到了黃文雄所在的警局。
警局在掌握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後，曼哈頓法院分別對黃文雄和鄭自才提起訴訟。
黃文雄的罪名是涉嫌殺人未遂，攜帶危險武器，妨害公務等；鄭自才則被控幫助殺人未遂與妨害公務。
與此同時，海外“台獨”勢力在緊鑼密鼓的布置營救計劃。
他們籌措二十萬美元，為兩人繳納保釋金。
幫助殺人未遂的鄭自才，隻在監獄待了一個月零六天就成功出獄；殺人未遂的黃文雄，也坐了不到三個月的牢。
意識到事情嚴重性的二人決定放棄保釋金，先走為上。
1971年，黃文雄選擇燈下黑，北上逃往加拿大，自此再未露麵，直到1996年。
但鄭自才沒有那麽幸運，他帶著妻女逃到了瑞典。
本想著在此度過餘生，沒想到好日子過了沒有兩年，就被美國引渡回去。
重新返美的鄭自才，被美國當局以企圖謀殺罪和唆使罪起訴，自此正式入獄。
坐了22個月的牢，鄭自才獲得了假釋。
出獄後鄭自才馬不停蹄的前往瑞典找妻子黃晴美，可世事變遷，滄海桑田，夫妻早已不是原來的夫妻。
心灰意冷的鄭自才，又去加拿大投奔了黃文雄。
鄭自才在加拿大結識了吳清桂，兩人迅速確立戀愛關係，並登記結婚。
隨著年齡的增長，鄭自才思鄉情切。
於是，1991年，他鋌而走險回到了魂牽夢縈的寶島台灣省。
台灣省以非法入境為由，判處鄭自才1年有期徒刑。
服刑中的鄭自才還想著踏足政壇，他委托妻子吳清桂給自己報名參選台南縣縣長。
因為當年刺殺過蔣經國，使得鄭自才人氣高漲，是民進黨的第一名。
奈何縣長選舉登記時，他的刑期還剩下三天，與台南縣長失之交臂。
出獄後的鄭自才重拾畫筆，做起了景觀設計。
與此同時，他也沒有忘記參政的夢想。
隻是政治對手陳唐山手段過於高明，讓鄭自才成了孤家寡人。
隨後的二十餘年裏，鄭自才仍然想著以驚世駭俗的語言獲得人氣。
可他的思想跟不上潮流，終被時代拋棄。
2017年，心灰意冷的鄭自才，宣布再不涉足政壇。
如今的他隻是名義上擔任職務，但並不負責任何事務，平日裏以建築設計為生。
至於黃文雄，在1996年從加拿大偷渡回了台灣省，當局本想以此為罪名起訴黃文雄，但黃文雄卻奇跡般的勝訴。
黃文雄發表了關於人權的公開演講，並在1998年成立了“台灣（省）人權促進會會長”。
值得一提的是，黃文雄與陳水扁關係頗為要好。
在陳水扁主政寶島時，黃文雄辭去了會長職務，安心當陳水扁的顧問。
陳水扁下台後，黃文雄重拾自己的人權事業，並以無黨派人士的身份推動人權教育。
2022年，距離“四二四刺殺案”已經過去了52年。
黃文雄和鄭自才一個85歲，一個84歲，提及年輕時的衝動之舉，他們仍表示絕不後悔，隻是遺憾行動未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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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殺蔣經國當事人：除掉他，打開台灣政治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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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24日，美國時間中午12時10分，在美國訪問的台灣“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抵達紐約廣場大酒店，當他在警衛的簇擁下步入酒店大廳時，一名穿著風衣的男子突然從側邊大理石柱後閃出，拔出手槍，“砰”的一聲，火星飛濺，子彈掠過蔣經國耳朵，射向旋轉門。
時間往前倒數幾秒，當時的護衛人員排成兩排人牆，給蔣經國讓出了通道。暗殺者黃文雄很容易就擠到了牆角，並處在圍觀群眾中的前三排。當蔣經國準備走進飯店中間的旋轉門時，黃文雄動手了。
黃文雄用的槍是妹妹遞給他的，他說：“從第一槍的時候就有一個美國的護衛人員，就從空中跳過來把我的手往上拖，所以就槍射高了，那我隻有時間再發第二槍，第二槍當然是不準的了，然後那時候就有好幾個警察，就把我壓在地下，因為那些警察都是高頭大馬，我個子很小，所以就從他們的胯下就鑽出來，然後他們警察是很敬業的，一看有一點那個的話，就另外一個人就這樣跳下來就壓下來，所以事實上，我身上壓了起碼五個警察，所以後來他們就把我壓在下麵。”
不過，這場意外並沒有中斷蔣經國的行程，他還是按照計劃出席了工商協會的宴會。隨後，得知消息後的美國記者蜂擁而至，請蔣經國發表一下遇襲感言。
蔣經國神態從容：“這些人如果有什麽不同意見，可以向我陳述，我一定會親自接見。至於這兩個被逮捕的無知青年，我希望美國政府可以釋放他們。”
次日，美國總統尼克鬆和國務卿羅傑斯也向蔣經國表達歉意，但蔣經國卻表現得非常輕鬆：“昨天事情發生之當時，我並未受驚，事後我第一個關心的是有沒有人因我的來訪，而讓無辜的人被誤傷，在知道沒有人受到誤傷之後，我就如釋重負了。一天之後，如不是總統先生和國務卿先生提起，我幾乎已經忘了這一‘意外事件’了。”
不過，這次槍擊事件之後， 蔣經國再也沒離開過台灣一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