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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指孔為馬

(2023-10-21 16:01:59) 下一個
 
dustwalker :什麽節目?湖南台又做什麽妖,教員的故鄉,當年敢為天下先的地方現在帶頭複興士大夫精神嗎?
23-10-15 06:35 來自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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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徹周天:回複@nkrstalk:“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23-10-20 08:00 來自廣東
 
 
 
 
呸頭子:回複@nkrstalk:教員再怎麽說孔夫子好,也沒好到讓他見馬這麽逆天的文藝情節出來[允悲][允悲][允悲]
23-10-17 03:53 來自安徽
 
 
 
 
北地呈誌:回複@先忽帶後忽:就黨內來說,亂邦、修養、棺材這些人也是湖南的,並且老家離的都不遠
23-10-16 22:22 來自湖南
 
 
 
 
nkrstalk:回複@呸頭子:所以湖南台這個節目是傳播教員說的好的一部分還是不好的一部分?
23-10-16 08:34 來自湖南
 
 
 
 
呸頭子:回複@nkrstalk:沒全盤否定又如何?[挖鼻][挖鼻][挖鼻]
23-10-16 05:49 來自安徽
 
 
 
 
nkrstalk:教員也沒全盤否定孔吧
dustwalker :什麽節目?湖南台又做什麽妖,教員的故鄉,當年敢為天下先的地方現在帶頭複興士大夫精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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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孔為馬

10-15 04:08閱讀 18萬+
 

 

?文 / 歐洲金靴

把馬克思主義改為機會主義的時候,用折中主義冒充辯證法是最容易欺騙群眾的。這樣能使人感到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似乎考慮到了過程的一切方麵,發展的一切趨勢,一切相互矛盾的影響等等。

 

但實際上,並沒有對社會發展過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釋。

—— 列寧《國家與革命》

1

以中國士大夫精神重塑新時代領導幹部精神世界,既是對中華優秀文化深厚底蘊的映照,亦是中國現實發展的需要。

士大夫精神,這是去年公開的一則驚煞全網的政治宣傳。
再往前看。
2018年時,還曾有一條讓人錯愕的新聞:武警部隊某部,在一位名叫張黎明的政委的帶領下,集體學習儒家經典《弟子規》,且官宣語氣十分自豪,如官文自介所言:

老套路跟不上新時代,hold不住現在的年輕人。國學經典,文化底蘊深厚,官兵更容易融會貫通,厚積薄發。

不讀馬列讀儒教,不尊黨紀尊孔孟……

仁愛孝悌,綱常倫理,君臣父子,宗族主義……這些九十餘年前在井岡山上被毛主席曆經艱辛斬斷掃清的封建糟粕,竟可以在黨內、特別是人民軍隊內(且是進入新時代建設時期)仍割除不絕,實在叫人震驚。
近十年間,人民領袖、也是作為軍隊最高統帥的大大,多次在視察部隊時強調過一句話:

軍隊,要有軍隊的樣子!

二十年來,大陸突然興起“國學熱”,這背後有著忽略不掉的資本推手,以及相當陽謀的政治訴求。

首先無法遮掩的一個事實就是:大陸地區的國學風、儒教風,並非自孕自生,而是刮自港台地區,且帶有非常明確的人為感。
港台地區研究儒學主要有兩個地方,一是香港的新亞書院,二是台灣的東海大學。
港台興起儒熱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後,趁著歐美經濟不景氣、滯脹無法緩解,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卻出現了經濟快速增長,便引發了東西方學者探討。
不過探討的結果,竟是給孔教戴了高帽。
如日本著名企業家澀澤榮一在他的《論語加算盤》一書中,認為自己成功的經驗就是“算盤+論語”,開創了儒家式經營之風。
又如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陳榮照,也曾提出了“儒教精神促進了新加坡經濟起飛”的觀點。
適逢大陸地區正乘“入世”東風,國學熱和孔教複辟旋即伴隨著港商和台商們的歪理學說,在原本被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教育得鐵骨錚錚的大陸人民間紮下了根。
十幾億國人,重新軟綿綿了起來。
儒教卷土重來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去毛化”。
早在2011年1月11日,為“弘揚和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座孔子的青銅雕像曾在國家博物館北廣場落成。

這樣一尊基座1.6米,鑄造成的雕像,是成為繼毛主席和孫中山先生之後第三位進駐這一區域的曆史人物。
它西鄰天安門廣場,與人民大會堂遙相呼應;它北望天安門城樓,與高懸的毛主席畫像相互端視。
整整一百天後,孔子老先生又悄悄然灰溜溜得被移出了神聖的天安門廣場。
尊孔為“教父”,暗含著一種十分濃烈的“文人治國”味道,這是一種非常陰狠、非常矯造的氣味。
從程朱理學,到康熙祭孔,從民國的所謂“大濕輩出”,到80年代的所謂“解凍”……曆史已早有明晰。
孔教儒生士大夫們的複辟歸來,氣勢洶洶,殺氣騰騰。

而儒熱的背後,則是某些人即便不敢言“改弦易幟”,也始終在謀求“紅色退潮”。

2

曾有人說毛主席“全盤否定孔子”,這是不折不扣的史謠。
主席上過七年私塾,熟讀儒篇,說他全盤反孔實在是汙蔑了。
他對於孔子是局部的、客觀的“反”,這正是在於他對孔思想的了解和理解。
別的不說,毛主席甚至還用《論語》中的“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來給女兒李敏、李訥取名,怎能說毛主席反孔子?
毛主席反的從來不是孔子本人,而是孔教——維護封建士大夫階層反動統治的孔教。

主席曾親口語:

孔夫子的很多思想是好的,但是現在的孔夫子已經不是當年的孔夫子了。

當孔老聖人變成了維護貴族統治的“白匪工具”,主席的評價一針見血:

孔子當年那套東西,沒有市場。周遊列國到處被趕出來。為什麽?戰國七雄,唯獨秦國是不允許孔夫子的弟子進入的。可為什麽那些相信過孔夫子的國家都滅亡了,唯獨秦國不聽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統一中國……

我們共產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我們決不能走前麵他們的路,批了再尊……落入曆史的一種循環,這是不行的……

《書經·大禹謨》中說: 

皇天眷名,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意為天下萬事萬物,皆為天子所有,由天人感應得出天人合一,再推到天一統、國一統,統於中央、統於一人……

客觀而論,官僚政治作為一個國家政治統治得以運行的主要支撐,其本身的產生與發展同樣需要某種思想予以支撐。

中國官僚政治自秦代產生之日起,其一步步發展壯大的背後是儒家思想的包裝:重農、選賢舉能、大一統論、綱常教禮等思想均為官僚主義政治形態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某種思想上的便利條件。

還是回望大民主時代。

1967年1月6月,《文匯報》嚴肅刊文:

“造反有理”,這個口號永遠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口號。你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你就一定會不折不扣地認為“造反有理”,你就一定是“革”字當頭;你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你就一定會不折不扣地認為“造反無理”,你就一定是“保”字當頭。當今時代的時代精神,就是革命造反精神!

1973年8月5日,主席寫就名篇《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全詩如下: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1973年,那正是批孔運動的高峰。

洪文同誌其時直陳:

批孔運動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開始了!

1974年漫畫《孔老二罪惡的一生》

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報》曾有刊文:

此人極端虛偽奸詐,是一個可惡的政治騙子……你看他為了騙取到‘正人君子’的名聲,在大庭廣眾之中是如何裝模作樣的吧………他一聽到國君召喚,急得不等駕好車,動身就走……在國君麵前,則小心翼翼,局促不安,舉止恭順。孔老二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醜態百出,令人作嘔。

大民主的語境下,孔教倫常與儒學秩序無疑是極為反動的。

十二年前年的國慶節,待孔子的雕像出走後,孫中山先生的畫像又出現在廣場,可謂你方唱罷我登場,彌散著某些人不死的野心。

隻是,偌大的廣場上已經早就不見了馬恩列斯四位導師的巨幅畫像,徒剩孤獨的毛主席……

2011年,距離正本清源、扭轉船頭尚有一年,那也是中國輿論場群魔亂舞之最高峰,同時又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山雨欲來風滿樓。
當年的9月3日,電影《國父孫中山》片方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發布會,導演王才濤攜邱心誌、聶玫、田亮等參演明星到場,宣布該片正式更名為《第一大總統》,並發布首款海報和預告片。
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者孫中山,居然成了國父……
不要覺得我杞人憂天,多年來不論體製內外,“以儒釋黨”“國學進黨”“國學進軍營”乃至“軍隊國家化”的聲音一直沒有停息。
如下圖,就是非常反動的高級黑、低級紅:

我解放軍“遺傳了五千年文化”?

五千年曆史上的軍隊、起義、暴動,多了去了,但鮮有農民軍是文明之師——東漢末年、隋末揭竿、明末清初、太平天國,無不奸淫擄掠,比起統治階層有過之而無不及。
為什麽偏偏隻有毛主席的部隊,從井岡山開始便唱開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從革命初始就要求“不拿百姓一針一線、一個芋頭”?
這是傳統文化所就?
恰恰相反,這是割除了傳統政治糟粕文明裏的“官嬌民順”“民為官馭”的思想所就。
追求士大夫,本質是追求一種“官氣”,去工農化而官僚化。
黨內如果開始追求士大夫的官氣,那麽民間呢?
那便是近來網絡上突然流行起的一股“廳局風”:以廳局級高官的穿搭為模仿,“廳裏廳氣”、“領導範兒”……

對此,毛主席早就批評過:

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這不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則是一種高級趣味,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

3

共產黨人追求“士大夫精神”,我彷佛聞到了一股1946年蘇聯紅軍與紅海軍合並、統稱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武裝力量”的味道……

不客氣但又實事求是地說,我們的黨就是在推翻士大夫階層的過程中成長和崛起的。
毛主席建立和領導這支政治(軍事)隊伍,從曆史深處評析,並不具有“天然的先進性”。
由史而論,農民階級由於不堪忍受剝削壓迫和土地兼並而揭竿而起、上山稱王的,也從來不乏巨眾;但是最後不是落草為寇、就是接受招安,個別成功當上皇帝的也隻是重複封建王朝的新舊輪替。
究其原因,就是沒能走出反動的帝王統治思維,“打了一輩子仗還不能享受享受嗎”話術的背後,就是對“再造士大夫”的追求。
而我人民軍隊在九十餘年前能否避免重蹈農民起義覆轍、不當“陳勝吳廣第二”“李自成第二”“石達開第二”,最重要的生命線就是堅持軍隊政治純潔性和意識形態強基固本的建設、堅持黨內人民立場的建設。

如新時期的領袖所言:

要把意識形態工作,擺在黨的一個極端重要的位置上。

儒教進軍營,就是驅逐了黨的領導;士大夫成為黨內從政的目標,就是刷去了毛澤東思想的底色。

那麽一旦“去毛化”,則必將“去人民化”。

去毛澤東化的所謂《新東方紅》
建政偉業功成不久,主席卻在一次談話時愁訴:
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也是萬般無奈,我建議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
如果一個個寡廉鮮恥、貪汙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懲治他們,那麽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
殺張子善、劉青山時我講過,殺他們兩個,就是救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啊。我說過的,殺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無奈,不得已啊。問題若是成了堆,就是積重難返了啊。
崇禎皇帝是個好皇帝,可他麵對那樣一個爛攤子,隻好哭天抹淚走了喲。
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決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不過誰要是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

進城第三天,機關食堂加餐,立刻就挨了主席的批評:

要想做脫離人民群眾的事情,什麽時候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這樣吃下去,不用多久,我們餐桌上的菜飯就會擺滿。到那時,我們把“為人民服務”喊得越響,人民群眾越恨我們!

為治吏之事操心,是主席在新中國成立後始終無法安心的心病,他反複叮嚀:

脫離群眾,官僚主義,勢必要挨打。
現在,有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應當,我最歡迎。
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貴族階層。

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享樂主義的政黨或維穩主義的政黨,從1939年2月毛主席在給張聞天的信中第一次提出“為人民服務”開始,這個黨就必須始終是一個革命主義的政黨。

這一點,是黨絕對永遠不可被稀釋的組織性質。
在中國共產黨之前,有德國共產黨的失敗;在中國共產黨之後,亦有蘇聯共產黨的覆滅。

但是革命本身是不死的,國際共運是不死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是不可以置身事外的。
逆流者恒亡,革命者永生。

1965年重登井岡山,72歲的毛主席帶著一股蒼涼緩緩訴說:

我們共產黨人慢慢地從血的教訓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條就是吸取教訓。秋收起義、井岡山鬥爭,我們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這個教訓是什麽呢?那就是什麽時候都不能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的。

如果“士大夫精神”是共產黨人的追求,那麽毛澤東恐怕會第一個與共產黨分道揚鑣。

因為,毛澤東本人就是以“掙脫士人身份”為政治人格重塑,參與到民族救亡、乃至建黨興黨的革命征程中。
1921年之前的毛澤東是一個什麽樣的人?
他可以在東山小學堂(一個基層官紳富戶出資建立的精英學院)入學,他可以在京城入住留洋十年、人脈遍布達貴的恩師楊昌濟的家,他可以找政教界名流章士釗借銀子,他可以令北大校長蔡元培替他給李大釗寫舉薦信。
以俗世的標準,毛澤東從來不是一個被日後國民黨首腦集團嘴裏戲謔而稱的“泥腿子”。
往前看,他父輩的家產坐擁二十畝良田;往後看,他一度坐上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
1924年1月,毛澤東為國民黨的一大代表,代表號碼39,為湖南區代表。
那時的蔣介石什麽也不是,國民黨一大代表中浙江區隻有六人,沒有蔣介石,且這六個浙江代表中有三個為孫中山私人指定。
而毛澤東這個湖南代表卻非指定,是由湖南的國民黨集體推選。
在大會上,國民黨章程審查委員會一共隻有十九位委員名單,毛澤東便是章程審查委員會委員之一;一年後,1925年2月,毛澤東就被任命為代理宣傳部長——正職是誰?大名鼎鼎、位高權重的汪精衛。
同樣在1925年的廣東省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大會宣言的起草人還是毛澤東。
一個湖南人跑到廣東省,孫中山的老家,起草文件。
這就是毛澤東在國民黨內的地位。
可是這個舊時代的“士人”,最終還是與國民黨分道揚鑣。
因為毛澤東不需要一個事實上舊製的“階級高位”的身份,他需要讓自己和這個國家揮別舊時代。
這一點,早在1919年前後就已經注定。

毛主席曾在一次與中央同誌們的談話中,回憶起學生時自己崇拜的英雄,那正是辛亥烽火熊熊燃燒的1911年,青年時的主席當時強烈主張一個人做新生民國的總理——此人正是康有為。

然而,經過世事沉浮和基層調研後,年輕的毛主席後來觀點是:

康有為雖寫了《大同書》,但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

推崇儒教的儒生們失敗了,作為後輩的毛澤東卻依靠了中國千百年被殘酷統治的被剝削階級,親自找到了一條拯救中華民族和全世界被壓迫階級的新路:

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

這位從韶山衝走出的青年,渴望的既是一種“欲與天公試比高”的階級雄心,也是一幅“喚醒工農千百萬”的政治圖景。

這種圖景的實現,隻能依托於新的階級統治。
而新的階級統治的前提,則是必須砸碎舊製的士人士大夫,讓被統治、被壓迫的國家主體階級完成從肉體到精神的“土改”。
從辛亥革命始,至五四運動後,舊製的士大夫階級依舊遍布中國的核心權力層。
他們隻是趕走了拖著長辮的滿旗馬褂,卻讓自己成為了依然未變的“少數人”。
這種舊時的士族身份所帶來的獲益性和秩序感,在看似已經表麵上推翻了清王朝的偽現代、偽共和的格局裏,可以讓各大軍閥感到自重,可以讓孫中山感到寬慰,可以讓蔡元培感到舒適,可以讓蔣介石和汪精衛拿到大把資本和大片土地的必然青睞,可以讓日本人、歐洲人、美國人繼續把攥著在華的勢力範圍。
甚至,可以讓共產黨內的陳獨秀走向幻想與妥協;甚至之甚至,可以影響大家族出身的周恩來其一生……
但是唯獨,不能滿足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作為一個已經堅定了暴力道路的、成為了革命者的毛澤東。
這就是為什麽,如果“人民萬歲”是上聯,那麽必須得有一個下聯:“繼續革命”。
土地與農民之間的生產關係也好,政府與農民之間的權力關係也好,社會與農民之間的階級關係也好,所有的現狀都無法向27歲的毛澤東解釋:為什麽中國農民的數量多達四萬萬,可是他們卻吃不飽、卻穿不暖、卻老婆女兒被人搶。
恰似今天的青年人不明白:為什麽《後浪》中宣傳著自己是社會的主人、自己擁有選擇的權力,但是擺在麵前的,卻是掙脫不盡的996和難以跨越的“新三座大山”,亦或是拚多多大樓裏猝死的打工人和蔚來大樓下汽車碎片裏的試車員,以及那個大涼山深處被遺忘的墨茶。
百餘年前的毛澤東,同樣不明白。
他不明白為什麽人數如此之眾的農民階級不是國家的主體,並且如果不是主體,那麽農民又是什麽?
他自己就是農民中走出的知識分子,並從舊式的知識分子蛻變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分子——他不明白農民是什麽,也就不明白自己是什麽。
正是因為不明白,所以毛澤東沒有和大批的同儕誌士一同前往法蘭西,而是選擇留在了中國,留在一個生他養他卻沒有任何一種階級身份可以滿足他、解答他的國家裏。
他要去尋找這種讓他孜孜渴求的階級身份,以及這種身份能夠帶來的自我認同。

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

當時間來到1949年6月19日第一屆政協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的閉幕上,鄧初民、許德珩、沈鈞儒等人當時在會上曾提議:

全體代表起立,向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朱德總司令致敬!

有位與會的民主人士當即異議,笑嘻嘻地說:“不必了吧!”

此話一出,旋即點燃了一位農民代表的火氣,他站起來大聲嗬道:

怎麽不必?我們農民就認共產黨,就認毛主席!

為什麽農民認共產黨?
因為共產黨裏沒有地主,沒有士大夫。
4

1913年7月25日,袁世凱下令撤銷孫中山籌辦全國鐵路的全權,並稱黃興、陳其美、柏文蔚為“叛徒”,黃興和陳其美還被懸賞十萬和五萬元加以捉拿(此前,現在黃興的陸軍上將銜也被袁府剝奪)。

撲滅革命黨人的浪潮後,袁世凱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式下令“尊崇倫常”:

中華立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紀。政體雖更,民彝無改。本大總統痛時局之阽危,怵紀綱之廢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國勢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機,即國本有底安之理。

1913年9月13日,北洋教育部公布以每年10月7日為孔子誕辰紀念日,全國各學校屆時必須舉行“尊孔紀念會”…

一項項尊孔政令發出,各種崇儒團體相率成立、遍布全國,文化複辟之風登時刮起,封建帝製重燃的勢頭也開始灼燒……

初始,袁世凱的尊孔還較為掩飾,未公然提倡“尊孔讀經”,而是以道德說教轉移視線,妄圖再度取代國民心中剛剛建立的民主、自由、革命等進步思想。

而至1914年,袁世凱為配合複辟帝製,開始加緊進行政治性的尊孔活動,大造“返孔”輿論。

當年9月25日,袁世凱頒發《祭孔令》,公開恢複前清的祭孔規定,明令:

孔子誕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須舉行祭孔典禮

9月28日,袁世凱在一大群全副武裝的侍從護衛下於早晨6點半抵達孔廟,換上了繡有四團花的十二章大禮服,下圍褶紫緞裙,頭戴平天冠,由侍從官朱啟鈐、周自齊及侍從武官廕昌引導行禮,俎豆馨香,三跪九叩。

與此同時,各省將軍、巡按使也都在省會文廟祭孔。

這是民國以來第一次祭孔,僅僅一年之前孫中山在南京宣布廢止的“拜孔尊儒”,得以死灰複燃。

幾日之後,袁世凱又叫財政部撥款修繕北京孔廟,並自捐銀5000元相助。

其時,某些包藏私心的軍閥財閥首腦甚至向袁府發出請願書,要求北洋政府定“孔教”為“國教”,列入憲法。

最為令人吃驚的,是曾經七次上書變法維新的康有為竟然在《請飭全國祀孔仍行跪拜禮》中說:

中國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為?

他還在《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中說:

中國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為也?

………………

在恢複祀孔製度的同時,袁世凱還決定恢複祭天。

1914年12月23日,冬至。

從新華門到天壇,全部是黃土墊道,警察出動、全城戒嚴、沿途街巷一空。天壇周圍密布著數千名荷槍實彈的士兵,到處皆布崗哨。

清晨三點,一輛裝甲汽車載著袁世凱出了總統府,向天壇駛去。在南門外,袁世凱下了汽車,換乘早已準備好的四角裝飾著瓔珞的轎車,到昭亨門下了轎車,又坐上竹椅轎直到天壇前。

到了天壇,袁世凱開始步行,這時天還沒亮,天壇前點著明亮的燈火,他在更衣殿換上離奇古怪的衣冠便登壇頂禮膜拜,一切儀禮完全模仿封建帝王,隻是由跪拜改為多次鞠躬。

他祭天所用的祝板,和清朝皇帝的幾乎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子臣”兩字改為“代表中華民國國民袁世凱”。

祭天大典從淩晨開始,一直進行到上午九點才算結束。

至此,袁世凱尊孔複古的目的已經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他先向親信透露:

如果天下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

於是乎,全國各地五花八門的“請願團”紛紛出籠,好似一幅民主沸騰、眾望所歸之勢。

然而這些所謂的“情願團”,上自滿清王公遺老、北洋政府官僚,下至各省督撫將軍、巡撫使,無所不有,權貴利益集團樣樣俱全、無一缺席。

1916年元旦,袁世凱正式稱帝,改號洪憲……

一百多年前的袁世凱為何鼓吹孔教?如其陰謀所言:

須知家庭倫理、國家倫理、社會倫理,凡屬文明之國,靡不殊途同歸,此八德者,乃人群秩序之常。

一個「秩序」道破天機。

恰如瞿秋白在《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中曾對戴季陶有過精準總結:

他的主張,實際上是追求誘發資本家‘仁愛的性能’和智識階級‘智勇兼備以行仁政’的熱誠,來替農工民眾革命。

這不但是純粹的空想主義,而且是要想暗示工農民眾停止自己的鬥爭,聽憑上等階級的恩命和指使。簡單些說,便是上等階級要利用農工群眾的力量來達他們的目的,卻不準農工群眾自己有階級的覺悟。

關於這一點,早在1943年,毛主席同樣就國民黨的虛偽政策給出過辛辣評價:

國民黨也需要老百姓,也講‘愛民’。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古代還是現在,剝削階級的生活都離不了老百姓。

他們講‘愛民’是為了剝削,為了從老百姓身上榨取東西,這同喂牛差不多。

喂牛做什麽?牛除耕田之外,還有一種用場,就是能擠奶。剝削階級的‘愛民’同愛牛差不多。

就曆史,也就未來,就黨的革命與自我革命,也就黨的建政與長久執政——人民,絕對不是任人宰割和隨意擺布的牛馬,人民正是出於“不做牛馬,要做人”的願望,才幫助共產黨——工農階級自己的政治隊伍,推翻了反動腐朽的國民黨。
袁世凱推崇「秩序」,但這種秩序僅僅維係了八十三天;蔣介石也推崇「秩序」,但這種秩序同樣被那一輛輛看似脆弱的小推車在淮海平原上衝撞得土崩瓦解、不堪一擊。

斯大林同誌曾有回憶:

我記得在一次談話中,有一位同誌提出意見說“革命後必須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寧同誌則諷刺地回答說:“如果想 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記了革命秩序是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而列寧本人在《給伊·瓦.巴布什金》中的言辭則更加嚴厲:

拋棄一切調和主義分子、“觀點捉摸不定的”人和猶豫分子!

 

寧要好梨一個,不要爛梨一筐!積極肯幹和忠心耿耿的人即使隻有兩三個,也比十個暮氣沉沉的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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