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圖書城:崇禎：勤政的亡國君+彩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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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勤政的亡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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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1203014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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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2

 

 

 

 

 

 

 

 

 

 

 

 

 

商品介紹

◆ 昏招連連步步錯，越是“勤政”越亡國！
◆ 謀求富國，但斂財自用，坐視軍費虧空；意圖強兵，但加派三餉，致使民不聊生；欲平黨爭，但偏聽偏信，加深群臣矛盾；謹慎用人，但多疑善變，終冤殺袁崇煥……
◆ 財政、黨爭、軍事、用人……看懂崇禎皇帝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絕路！
◆ 中國明史學會顧問、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陳梧桐力作！
◆ 考據嚴謹認真，文風通俗優美，帶讀者回到波瀾壯闊的明末，看懂崇禎如何亡國。
◆ 作者去世後shou部再版作品，收錄珍貴手稿，富有紀念意義！
◆ 方誌遠、陳寶良、彭勇等明史大家力薦！
◆ 讀客輕學術文庫：既嚴肅嚴謹又輕鬆好看的學術書！

公元1644年，當李自成率軍攻破北京，崇禎皇帝無路可逃，留下“皆諸臣誤朕”的遺言，在煤山自縊。延續了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自此滅亡。然而，崇禎並非傳統意義上沉迷酒色、窮奢極欲、窮兵黷武的“亡國之君”，而是勤政節儉，勵精圖治。
一個勵精圖治的皇帝為何淪為“亡國之君”？有人認為明朝實際亡於萬曆，崇禎隻是無力回天，更有人推論：是曆史讓崇禎皇帝演出了一個“非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
事實真是如此嗎？在本書中，中國明史學會顧問、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陳梧桐，從財政、黨爭、軍事、用人等角度，帶領讀者看懂崇禎皇帝如何昏招迭出，走上亡國之路。
昏招連連步步錯，越是“勤政”越亡國。
翻開本書，看懂崇禎皇帝如何一步步把自己逼上絕路。

陳梧桐（1935—2023），曾任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985工程”特聘教授。兼任中國明史學會顧問、中國民族史學會理事、朱元璋研究會顧問。
陳梧桐先生認為曆史寫作應當麵向大眾。為此，他用通俗優美的文筆，嚴肅認真地創作著普及性史著，在明史研究的前沿成果與普通讀者間架起溝通的橋梁。《崇禎：勤政的亡國君》一書正是陳梧桐先生寫作理念和治學態度的體現。

一、臨危受命繼大統 001
二、不動聲色除閹黨 035
三、憂勤惕勵求中興 069
四、袁崇煥與孫承宗督師薊遼 123
五、溫體仁的得寵與垮台 167
六、屢撲不滅的起義烈火 205
七、周延儒的複出與賜死 243
八、清軍奪占遼西與明清議和的失敗 277
九、起義高潮的再起與明王朝的覆滅 313
十、尾聲：清軍入關與南明的抗清鬥爭 361

◆陳梧桐教授是我敬重的師長，他為曆史愛好者撰寫的這部崇禎傳記，既寫出了崇禎個人的悲劇，更寫出了明亡的悲劇。陳教授治學嚴謹，下筆則富有感染力。希望讀者讀完本書，既能哀之，亦能鑒之。
——方誌遠，江西師範大學教授，兼任中國明史學會shou席顧問，百家講壇名師
◆崇禎皇帝一生，勤勉治國，卻又剛愎自用。直至煤山自盡之時，仍不承認自己是“亡國之君”。這似乎是一個曆史的悖論。如何公正地評價崇禎帝？如何辯證地看待明朝覆亡的原因？欲知其詳，不妨讀一下已故曆史學家陳梧桐教授《崇禎：勤政的亡國君》一書，從中可以找到真正的答案，並揭開曆史的重重迷霧。
——陳寶良，西南大學教授，兼任中國明史學會理事
◆晚明時代，東南沿海的商路異常繁忙，江南商鎮的燈光徹夜不熄，華北的廟會人潮如織，似乎一切都不曾改變。然而，明王朝的統治已走到了窮途末路，忙得焦頭爛額的崇禎皇帝，時常詢問身邊的老臣：太祖爺當年是如何規定的？又是怎麽做的呢？作為研究洪武皇帝zui有名的學者，陳梧桐先生又是如何分析崇禎亡國的呢？
——彭勇，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博導，兼任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民族史學會副會長

商品參數

基本信息
出版社	文匯出版社
ISBN	9787549640775
條碼	9787549640775
編者	陳梧桐
譯者	--
出版年月	2023-09-01 00:00:00.0
開本	其他
裝幀	平裝
頁數	440
字數	268
版次	1
印次	1
紙張	一般膠版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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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梧桐：明思宗為何成為亡國之君

明清史研究 2021-07-31 19:57

 

摘要：明思宗勤於政務，崇尚儉樸，即位之初即果斷誅除魏忠賢閹黨集團，頗得人們的讚譽。但他空有“中興” 之誌，誌大才疏，缺乏治國的能力，未能認識到明末社會危機的根源，找到挽救危局的辦法，製定出長遠的治國方  略。而他剛愎自用而又猜忌多疑、急功近利而又優柔寡斷、虛榮心強而又缺乏擔當精神、專橫殘暴而又刻薄寡恩的  性格特點，又導致其對軍國大事的決策失誤、措置失當，從而加速明王朝的滅亡，釀成了曆史的悲劇。他最終便以   有別於古來以酒、以色、以暴虐、以奢侈、以窮兵黷武而亡的另一類亡國之君的形象，定格於史冊之中。

關鍵詞：明思宗；崇禎；治國能力；農民起義；後金（清）政權；黨派之爭；亡國之君

 

一

 

天啟七年（１３２７年）八月，明思宗朱由檢根據其兄明熹宗朱由校的遺詔入繼大統。麵對朝政腐敗、國庫空虛、軍事敗壞、災荒頻發、內憂外患並生的危局，他銳意求治，在《即位詔》中宣布：“朕以衝人統 承鴻業，祖功宗德，惟祗服於典章，吏治民艱，將求 宜於通變。毗爾中外文武之賢，諧 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舊緒，愈懋新猷。”［１］ 表示在遵守祖製的前提之下，將針對現實的狀況，對“吏治民艱”問題實 行改革，以求實現“光昭舊緒，愈懋新猷”的“中興” 之治。繼位後，他一改明神宗、熹宗長期怠政的惡 習，夜以繼日地勤理政務，從不懈怠，也以明神宗的 窮奢極欲為戒，崇尚儉樸，不邇聲色，積極支持引進西方的天文曆法和火炮技術，並以潛移默化的手段，一舉鏟除魏忠賢閹黨集團，顯露出些許中興的曙光，贏得了廣泛的讚譽。然而，在追求明朝中興 的過程中，他卻日漸陷入心勞力絀的困境，不僅“吏 治民艱，將求宜於通變”的諾言未能兌現，而且出現 了全麵深刻的社會危機，朝廷內外的黨派之爭愈演愈烈，關外之地幾乎盡失於清軍之手，農民起義的烽火更是燒到了北京城下，自己最終也落個魂斷煤 山（今北京景山）的下場。

一向自視甚高的明思宗，對這場中興之夢的破滅，始終感到難以理解。他不從自己身上找問題，而是歸咎於手下的文臣武將。崇禎八年（１６３５ 年），因鳳陽皇陵被焚而下《罪己詔》，明思宗在“罪己”的 同時，就不忘詰難文武諸臣，指責他們“誇詐得人， 實功罕覯”，“諸臣失算”［２］ 。崇禎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軍渡過黃河橫掃山西之時，他更是指責臣僚：“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矣！”［３］ 到三月，大順軍兵臨北京城下，他自縊前，還在衣襟上 憤然寫道：“朕 涼德藐躬，上 幹天咎，然 皆諸臣誤朕。”［４］ 至死都不承認自己是亡國之君。

明朝滅亡後，史學界對明思宗的評價多持否定態度，但也有些論者對他表示同情，甚至為他開脫、辯解，讚 同其 “非 亡國之君”說。清 代官修的 《明史》，稱“明之亡，實亡於神宗”［５］ ，並從明清易代為曆史必然的宿命論觀點出發，說明思宗“承神、熹之 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 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凶四告，流寇漫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 祚迄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６］ 近年更有學者援引明清史學家孟森“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７］ 的論斷，進而推論是曆史讓崇禎皇帝演出了一個非亡國之君 的亡國悲劇。

明思宗及其同情者的這種種說法，顯然是經不起仔細推敲的。先說明思宗的“諸臣誤朕”之 說。明思宗不像明英宗、明神宗的幼年繼位，軍國大政由輔臣決斷，他繼位時雖說虛歲十七，實齡不足十六［８］，但卻“太阿獨操”［９］ ，“沈機獨斷”，不論大小政務，人事變動，生殺予奪，皆牢 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明朝之亡，周延儒、溫體仁、熊文燦等大臣固然負有一定的責任，但作為掌握實權的最高君主，不是更應該承擔主要的責任嗎？ 再說《明史》的“明實亡於神宗”之論。毫無疑問，明神宗親政之後，對輔 臣張居正進行清算，使改革風氣蕩然無存，除一條鞭法之外，改革成果盡付東流；由此引發的翻案風， 又開啟官僚隊伍的門戶之爭，導致統治階級力量的分散與削弱。而明神宗酒、色、財、氣的極度膨脹， 又導致其長期怠政，造成政局的混亂，邊防的廢弛； 他大量賞賜諸王、公主田地，又加劇了土地的兼並； 他大肆揮霍浪費，傳索帑金，聚斂財貨，掏空國庫， 刮盡民脂，更導致民變與兵變的頻發，為後金（天聰 十年即崇禎九年改國號為清）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機。所有這一切，無不埋下明亡的禍根。不過，明 朝畢竟沒有亡於明神宗之手，這是客觀存在的曆史事實。再看孟森的論斷。他明確表示，明思宗“在 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並無否認他是崇禎朝的 亡國之君的意思。而說明思宗如“在萬曆以前，非 亡國之君也”，不過是種假設。但曆史是不能假設 的，因為任何事物的發展變化都是以時間、地點為轉移的，萬曆以前和天啟以後的曆史環境與時代訴求大不相同，誰也無法預料明思宗如果在萬曆以前當權，會有怎樣的作為。再說“氣數使然”，也就是 曆史使崇禎皇帝演出一個非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問題。所謂“氣數”，指的無非是曆史發展的趨勢， 它確實與朝代興衰密切關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但這不等於說人們隻能聽天由命，毫無作為，否則豈不等於認同了宿命論？ 須知，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人的努力雖然難以改變曆史發展的趨勢， 卻可以起到延緩或加速的作用。明朝末期，朱明王朝的統治確已病入膏肓，正在滑向其滅亡的末路， 但是它究竟在何時滅亡，則視其最高君主的所作所為而定，不可一概而論。

其實，明思宗受人讚譽的勤於政務、崇尚儉樸， 不過是任何階級社會最高掌權者所應具備的基本素質，但僅僅具備這些基本素質並不足以治理好國家，更不要說挽救危局了。明思宗在即位之初，雖然誅除了魏忠賢閹黨集團，而備受好評，但他卻有始無終，不久又重新起用身邊親信的太監，培植忠於自己的宦官勢力，導致政 局的混亂。這恰好說明，他是個空有中興之誌而缺乏中興之才的另一類昏庸的君主。

在封建社會裏，任何王朝的最高君主，要想治理好國家，特別是挽救瀕臨危亡的局勢，不僅要有遠大的誌向，而且必須具備深邃的目光、開闊的視野、高度的智慧、堅強的意誌、雄偉的氣魄和高超的治國能力，能夠抓住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找到相應的解決辦法，從而製定出長遠的治國方略，采取妥當的政策措施。但是，明思宗雖然銳意求治，卻缺乏治國理政的才幹，沒有認識到明末深刻的社會危機的根源所在，找到解 救危局的辦法。除了在《即位詔》中提出“吏治民艱，將求宜於通變”這個籠 統抽象的治政構想之外，他始終沒能提出一個明確 具體的治國方略。他的治國理政也就缺乏長遠的 戰略籌劃，隻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左右搖擺、舉棋不定。而他自小在明末環境險惡的深宮裏長 大，養成剛愎自用而又多疑善變、急功近利而又優 柔寡斷、虛榮心強而又缺乏擔當、專橫殘暴而又刻 薄寡恩的性格特點，又往往導致其軍國大事的決策 失誤，措置失當，從而加速明王朝的覆亡，終於釀成 了曆史的悲劇。

 

二

 

那麽，明思宗究竟在哪些軍國大事上決策失誤、措置失當呢？首先，是目光短淺，未能抓住當時主要的社會矛盾即階級矛盾，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緩解，而是“刻於理財”［１０］ ，促使其進一步激化，導致起義的烈火越燒越旺，終致不可收拾。

明思宗即位之時，麵臨著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三大尖銳的社會矛盾。就東 北地區而言，以後金（清）為代表的女真（天聰九年 即崇禎八年改族名滿洲）貴族和以明王朝為代表的 漢族人民的民族矛盾，已上升為當地的主要矛盾。而關內的廣大地區，則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階 級矛盾居於主導的地位。正是尖銳的階級矛盾，決 定著整個政局的走向和明王朝的命運。隻有抓住 這個主要的社會矛盾設法加以緩解，才有望使剛剛 爆發的農民起義得以平息，從而解除後顧之憂，集 中全國的力量對付後金（清）的進攻，並進而解決統 治階級內部的黨爭（這種黨爭很大一部分是由如何 應對農民起義和後金的進攻而引起的），實現中興 之治。但目光短淺的明思宗見不及此，並沒有抓住 這個主要的社會矛盾，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緩解。

明末階級矛盾的急劇激化，主要是由於政治體製的僵化腐朽、官場貪風的強烈熾盛、土地的高度集中、賦役征斂的過分苛重、水利設施的年久失修造成的，廣大農民因而陷於極端貧窮的困境，連簡單的再生產都難以維持，隻得鋌而走險，揭竿而起。其中的許多問題是長期積累的痼疾，不是一紙詔令就能馬上解決的，但賦役征斂的過分苛重，卻是可以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緩解的。但明思宗刻於理財， 其《即位詔》雖然表示對“民艱”將“求宜於通變”，隨 後開列的五十款大赦新政，其中的第八款規定免各省逋欠夏稅秋糧及雜項課稅一年，南直隸、浙江等十三省免天啟元年分，北直隸免天啟二年分；內宮物料則南直隸、浙 江等十三省免萬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 年）分，北直隸真、保、順、河、廣、大六府免萬曆四十七年分，順天、永平二府免天啟二年分，以後年分照常征解；第九款規定免天啟元年分以前拖欠加派錢糧；第九款規定免拖欠萬曆四十八年以前金花銀；第十款規定免天啟元年以前各地永折及因災折收銀兩；第十一款規定將清查民間丁口，蠲免無丁而被迫繳丁糧者；第十二款規定禁有司不得於征收賦稅中加重科罰；第十六款規定解官、解戶解到絹布式樣不合格者酌量從寬驗收；第四十七款規定蠲免浙江、福建、蘇、鬆、常、鎮、徽、寧、揚、廣等處拖欠萬曆四十八年以前歲造段匹；第四十八款規定蠲免各地拖欠天啟元年以前解四司物料［１１］。這些蠲免，多是拖欠多年而無法征收的稅課，至於夏秋兩稅這兩項賦稅中的主要稅種，最多隻免至天啟二年，有的地方則隻能免到萬曆四十七年以前的欠額，這就意味著有些地區拖欠了八年之久的稅課仍將繼續追繳，至於近五年的正稅，一毫一厘都不得減免，口惠而實不至，等於畫餅充饑。

繼位之後，明思宗雖然“切念民艱”［１２］ ，一再表示：“孜孜民力艱苦，思與休息”，“連年加派絡繹，東 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甚憫焉”，但他 在位十七年，僅有以下寥寥可數的幾次停止織造、蠲免逋賦、禁止私派的舉措，即崇禎元年二月“停蘇杭織造”［１３］ ，四月“禁有司私派”；九年三月“蠲山西被災州縣新舊二餉”，五月“免畿內五年以前逋賦”，十一月“蠲山東以前逋賦”；十二年八月“免唐縣等 四十州縣去年田租之半”；十三年三月“免河北三省逋賦”；十五年正月“免天下十二年以前逋賦”［１４］ 。與此同時，明思宗又不顧百姓的死活，加重賦稅的征派。崇禎三年九月，兵部尚書梁廷棟以“兵食不 足”為由，請求增派田賦。經戶部尚書的策劃，乃於 萬曆末年每畝加征九厘遼餉的基礎上再加征三厘， 從崇禎四年開始征派，計征銀六百六十七萬九千二百零八兩，加上該年遼餉中增派的雜項、鹽課、關稅 等項銀兩，該年遼餉總數高達一千零二十九萬九千六百零二兩［１５］。崇禎十年，為了鎮壓日益高漲的農民起義，兵部尚書楊嗣昌建議加派剿餉，“畝輸糧六 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明思宗批準這一建議，假惺惺地表示：“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１６］ 。實際上一年後又下令再征，直至崇禎十三年才停止征收。崇禎十二年， 又以“抽練各鎮精兵”缺乏餉銀為由，“複加征練餉”［１７］ ，於六月開始征收，總數為七百三十萬兩。上述遼餉、剿餉、練餉三項加派，從田賦中加征的餉銀總計多達一千六百七十多萬兩，超過常年歲入的一倍以上［１８］，難怪當時的百姓怨聲鼎沸，“呼崇禎為重征”［１９］ 。

不僅如此，明思宗還嚴責各級官吏，必須將規定的稅額征收上繳，並將征稅的數額與職位的升 降、俸祿的增減直接掛鉤。史載，“上（指明思宗）初 即位，便嚴於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升司道， 推知非完錢糧不得與考選。於是鬆江方郡伯嶽貢、蘇州陳郡伯洪謐，有 住俸數十次，降 至八十餘級者。”［２０］ 官員凡是反對加派的，明思宗就感到厭煩，甚至嚴加懲處。如崇禎十二年五月，耿直樸忠的傅 宗龍出任兵部尚書，入見皇上，“諄諄以民窮財盡為 言，雲餉不可加，兵不可增”。明思宗開始還言不由衷地表示：“卿言是”，傅宗龍“指天畫地，言俞力”，明思宗便拉下臉來，說：“卿但當料理寇敵耳！”待傅 宗龍告退後，他又對閣臣說：“宗龍所言，半言官唾 餘，何也？”從此，“兵部諸疏 無一俞者，未 幾下獄”［２１］ 。相反，凡是支持加派重征的，明思宗就感到高興，甚至大加提拔。如崇禎十一年四月，他在中左 門考選諸臣，征詢足兵足 食之計，知 縣曾就義說： “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即稍從加派以濟軍需，未為不可。”明思宗當即“拔第一”［２２］ 。

明思宗一而再、再而三的加派，使本已十分貧困的廣大農民進一步陷於破產，大批逃亡，而官府 又窮凶極惡地追討錢糧，甚至勒逼未逃的農戶賠納 已逃農戶應交的錢糧，逼使更多的農戶逃亡。“餉加而田日荒，征急而民日少”［２３］ ，棄田逃亡的現象與日俱增。如河南彰德府的武安（今屬河北省），據 知縣竇維輅在崇禎十四年的奏疏報告：“本縣原編 戶口一萬三十五戶，今死絕者八千二十八戶；原編 人丁二萬三百二十五丁，今逃死者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丁。”［２４］ 加上政治腐敗，水利年久失修，自崇禎十二年起，連續三年不斷發生雨雹、旱蝗等自然災害， 貧苦農民無以為生，轉死溝壑。中州平原更是赤地 千裏，“流亡滿道，骴骨盈野。陰風慘骨燐之青，嘯 聚伏林莽之綠。且有闔門投繯者，有 全村泥門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數百者，有食雁矢、蠶矢者，有食荊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於道而不能言者，…… 有集數千數百人於城隅周道而揭竿者。”［２５］

明思宗之所以一再實行加派，借口是“帑部匱絀”［２６］ ，國庫空虛，無法支付日益增加的軍費。當時，國庫固然匱乏，但內府即皇帝的私庫並不缺錢。明朝初年，米、麥等實物的征收在國家的財政收入中占據主導地位，戶部所設的內府十庫既是中央政府的國庫，也是皇帝的私庫，“公”私不分，混同開 支。進入明中期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白銀的貨幣化，大量實物形式的財政收入轉化為貨幣收入。明廷於是對財政體製作出相應的調整，於正統七年（１４４２年）在北京設立太倉庫，用以貯銀，弘治八年（１４９５年）又在南京戶部設立銀庫。此外，還有京、通兩倉，貯存由運河漕運來的米、粟，以供京城 貴族、百官和京邊衛軍之食用。太倉銀庫設立後， 便成為中央政府的國庫，而內府則完全變成皇帝的私庫，政府的財政收支與皇室財政收支基本分開。嘉靖中期以後，由於土木繁興，加以“南倭北虜”交 相進犯，軍費開支急劇增長，太倉入不敷出，到隆慶 初年曾出現財政危機。但一待邊事停息，再經過張居正的改革，危機便得到了緩解，到萬曆四年，“京、通儲粟足支八年”，“府庫充溢，太仆寺亦積金四百餘萬”［２７］ 。明神宗親政後，不停地“傳索帑金”，加上宗祿的大量增加，萬曆三大征龐大的軍費開支， 國家財政入不敷出，隻得動用累年的儲積，弄得國庫空空如洗。但是明神宗通過“傳索帑金”，加上派 遣礦監稅使四處搜刮，卻使“內帑之充韌”達到“亙古未有”的程度［２８］，內府金銀山積。明神宗死後，明光宗在位僅一個多月，明熹宗在位也僅七年，短短幾年時間，內府的儲蓄並沒有花光。但明思宗也同明神宗一樣嗜財如命，就是不肯往外拿，有時還對群臣大歎窮經；說“目今帑藏空虛”［２９］ 。後來，李自成大順軍入京，內庫“銀尚存三千餘萬兩，金一百五十萬”［３０］ 。另有記載說：“內帑所出，不知幾千百萬。”［３１］ 明思宗死死捂住的這一大筆金銀財寶，最終都成了大順軍的戰利品。

明思宗的刻於理財，竭澤而漁，隻能進一步激化階級矛盾，為農民起義提供更為深厚的社會基礎。而三餉的加派，更是直接 促成起義高潮的到來。崇禎十年三月，楊嗣昌到京就任兵部尚書，提 出“四正六隅十麵張網”之策，並在加派遼餉之外， 再加派剿餉，加強對農民軍的征剿，將大部分起義軍剿殺殆盡，迫使張獻忠與羅汝才受“撫”，李自成 被迫率領殘部退入陝鄂川交界的商洛山中，革左五

營也遁入英霍山中，起義暫時進入了低潮。但是， 遼餉與剿餉的加派，自然災害的頻發，把百姓逼入 了更加痛苦的深淵，加上楊嗣昌密謀對張獻忠發動 突然襲擊，張獻忠遂於崇禎十二年五月在穀城重舉 義旗。明廷又於當年加派練餉，更把廣大貧苦農民 推向絕路。李自成遂於崇禎十三年六、七月間，率 殘部從房縣山區出發，取道陝西，攻入赤地千裏、流民遍野、“土寇”蜂起的河南，並提出“均田免糧”［３２］的口號和“不催科”［３３］ 、“不當差，不納糧”［３４］ 的政策，起義隊伍迅速擴大到百萬人，明末農民起義進 入了高潮階段。後來，正是李自成率領的大順軍攻占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的統治。

 

三

 

明思宗的又一重大決策失誤、舉措失當，是不辨忠奸，屢逐直臣，濫殺良將，而重用奸佞之臣與宦官，導致政局的混亂。

要實現中興之治，必須起用大批忠於國家社稷的直臣與良將。但明思宗卻缺乏識人之明，隻憑個 人的好惡來取舍人才。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刻薄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３５］ 。由於剛愎自用，虛榮心強，他要求臣僚完全順從自己 的旨意，聽不得逆耳之言，“一言合，則欲加諸膝；一 言不合，則欲墮之淵，以故侍從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鸚鵡學語，隨聲附已耳”［３６］ ，“言語率直，切中時弊者，率皆摧折而去”［３７］ 。如東林黨人劉宗周在天啟年間因抨擊魏忠賢和客氏而遭削籍，崇禎初年 被重新起用，任為順天府尹。他剛入京就職，就上 疏批評明思宗“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為功 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 不已，積為壅蔽”。“己巳之變”起，樞輔諸臣多被明 思宗作為替罪羊逮捕下獄，劉宗周又批評皇上說：“國事至此，諸臣負任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 咎。”因而“忤帝意”，乃以疾辭官。崇禎八年，吏部 奉旨推舉劉宗周等三人入閣，他推辭不允，於翌年 正月入京，又批評明思宗“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 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 職也，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 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明思宗大不高興，改命其 為工部左侍郎。過了一個月，他又上疏批評明思宗 “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為次第猶多未 得要領者”。明思宗極為惱怒，先後四次命閣臣擬 嚴旨懲處。閣臣每次呈上擬旨，他都反複閱視劉宗 周的奏疏，“起行數周”。後來怒氣消解，仍降旨詰 問，“謂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為名高，且獎其清直焉”［３８］ 。當年十月，劉宗周再次上疏批評明思宗的弊政，連帶批評首輔溫體仁。明思宗大怒，溫體仁又上章力詆，遂下旨將其革職為民。

 

由於求治太急，猜忌多疑，明思宗還專橫地貶斥甚至屠戮一批屢立戰功的良將。袁崇煥在天啟年間鎮守遼東，著力構築寧錦防並取得了寧遠大捷，隻因不肯巴結魏忠賢，遭其黨羽的彈劾而辭官。明思宗繼位後，重新起用他為薊、遼、登、萊、天津總 督。在明思宗召見時，他輕率地許下五年複遼的諾 言。經兵科給事中許譽卿的提醒，他又提出“五年 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３９］ ，明思宗一一允準。兩天後，他又上疏說明：“遼事恢複之計，不 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以守為 正著，戰為奇著，款為旁著’。法在漸不在驟，在實 不在虛，此皆臣與在邊文武諸臣所能為而無煩聖慮 者。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俱於皇上司其鑰。” 明思宗批示說：“浮言朕自有鑒別，切勿瞻顧”，令“戰守機宜，悉聽便宜從事”［４０］ 。袁崇煥隨即赴關就職，著手調整關內外防務，修補明蒙聯盟。接著， 依據“悉聽便宜從事”的諭旨，誅殺不聽節製的東江 守將毛文龍，以統一事權。己巳之變起，繞道內蒙 古入塞的皇太極兵臨京師。袁崇煥急率遼軍勤王， 副總兵周文鬱勸阻他：“外鎮之兵，未奉明旨而徑至 城下，可否？”他回答說：“君父有急，何惶他恤？苟得濟事，雖死無憾！”［４１］ 周延儒、溫體仁等輔臣勾結閹黨餘孽，合力誣陷袁崇煥“引敵協和，將為城下之 盟”，皇太極又借被俘的楊太監行反間計。對袁崇 煥未經奏請而誅毛文龍、率領遼軍入援京師心存疑 慮的明思宗，竟下令將其斬於西市。“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４２］

早在崇禎二年十一月，河南府推官唐開遠就批評說，明思宗“臨禦以來，明罰敕法，自小臣以至大 臣，與眾推舉或自簡拔，亡論為故為誤，俱褫奪戍配不少貸，甚則下獄拷追，幾乎刑亂國用重典矣。”［４３］事實正是如此，據統計，明思宗在位十七年，計“誅總督七人”［４４］ ，“巡撫被戮者十有一人（河南巡撫李仙風被逮自縊，尚不計在內）”［４５］ 。就連“貴極人臣”的內閣輔臣也有兩人被殺，“輔臣戮死，自世廟夏言後，此再見雲”［４６］ 。由於不斷地罷黜和誅殺，官員的更替十分頻繁，如薊鎮總督“半載更五人”［４７］ 。整個崇禎朝十七年，“易中樞（兵部尚書）十四人”［４８］ ，“刑部易尚書十七人”［４９］ ；內閣輔臣更是走馬燈似地不斷變換，十七年間任命的大學士多達五十餘人，其中先後充當首輔者即達十餘人［５０］。這種作法，不僅使朝廷失去許多能幹的文臣武將，也使在職的官員膽戰心驚，畏縮不前，喪失進取心和積極性，辦事效率極度低下。

對於自己喜歡、信任的官員，明思宗則百般嗬 護，甚至有罪不罰或者輕罰。崇禎九年秋，清兵再 度繞道內蒙古突入長城，侵擾京畿，兵部尚書張鳳 翼自請督師，禦敵無方，畏罪日服大黃藥，清兵退後於九月初一日死去。明思宗“顧廷臣無可任用者”，起用在家守喪的楊嗣昌為兵部尚書。“嗣昌通 籍後，積歲林居，博涉文籍，多識先朝故事，工筆劄，有 口辯”。翌年三月抵京，“帝與語，大信愛之”。張鳳 翼作風柔靡，“兵事無所區畫”，楊嗣昌“銳意振刷， 帝益以為能”。明思宗每次召見，都同他深談移時， 凡有奏請無不應許，說：“恨用卿晚！”［５１］ 楊嗣昌於是提出征剿農民軍的“四正六隅十麵張網”的建策， 推舉熊文燦具體負責執行這個戰略計劃，並建議加 派剿餉，以便增加圍剿的兵力。明思宗一一照準。楊嗣昌立下軍令狀，以崇禎十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 為“滅賊之期”。到崇禎十一年三月，因未能完 成“滅賊”的許諾，他隻得上疏引罪。明思宗不許，“命 察行間功罪”，楊嗣昌於是借機諉過於洪承疇、曹變 蛟、朱大典、左光先、祖大弼、史可法諸將，來為自己 開脫。六月，明思宗改命楊嗣昌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仍掌兵部事。當年九月，清兵再度進 逼京師，先後攻陷七十餘城，明思宗沒有懲罰既為 閣臣又掌兵事的楊嗣昌，反而令其議文武大臣失事 之罪，從巡撫、總兵官至州縣官共三十六人，同日棄 市。言官紛起彈劾楊嗣昌，一時輿論大嘩。明思宗 隻得令其落職冠帶視事，旋又敘功複其官。崇禎十 四年三月，農民起義軍橫掃大河上下，福王、襄王相 繼被殺，楊嗣昌畏罪自殺。許多大臣上疏彈劾，要 求追究其罪責。明思宗訓斥說：“楊嗣昌係朕特簡， 用兵不效，朕自裁鑒，況尚有才可取。”［５２］ 不僅未追究楊嗣昌的罪責，反而贈其為太子太保。

一些奸佞之臣，看準明思宗的性格特點，便千方百計討其歡心，博取高官厚祿。禮部右侍郎周延 儒，“性警敏，善伺意旨”。崇禎元年冬，錦州守軍因 缺餉嘩變，督師袁崇煥請 給餉。明思宗召問諸大臣，皆請發內帑，明思宗嗜財如命，舍不得從皇家庫 藏中往外掏錢，並且懷疑有邊將故意煽動邊兵嘩變 相要挾。周延儒摸透皇上心思，發表與眾不同的意 見：“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寧遠嘩，餉之，錦州 嘩，複餉之，各邊且效尤。”認為餉雖然不得不發， “但當求經久之策”。明思宗連連點頭，降旨切責眾 大臣。事後，他又對明思宗作了說明，認為“嘩必有隱情，安知非驕弁搆煽以脅崇煥耶”？ 這話切中明思宗的心意，明思宗“由此屬意延儒”。當時吏部會推內閣輔臣，但列出的候選名單有東林黨人、禮部侍郎錢謙益，卻沒有周延儒的名字。一心想擠進內閣的周延儒，即暗中散布流言，稱“此番枚卜，皆錢謙益黨把持”，明思宗“遂入其說”［５３］ 。也想擠進內閣的禮部尚書溫體仁，“為人外曲謹而中猛鷙，機深刺骨”，他揣測皇上對這份候選名單必然生疑，便上疏攻擊錢謙益“關節受賄，神奸結黨，不當與閣臣選”［５４］ 。所謂“關節受賄”，是指天啟元年錢謙益主持浙江會試時，金保元與徐時敏兩個奸人策劃的一場科場舞弊案。案發後，查明士子錢千秋因買通關節而中舉，錢千秋與金保元、徐時敏三人“俱依律遣戍”，錢謙益並不知情，以“失於覺察”被“罰俸三個月”［５５］ 。明思宗看了溫體仁的奏疏，在文華殿召集大臣，讓錢謙益與溫體仁當麵對質，結果證明關節受賄案七年之前早已結案。明思宗又問溫體仁，所謂“神奸結黨”指的是誰？ 溫體仁先是回答：“錢謙益之黨甚多，不敢盡言”，後又指責主持會推的吏部官員、科道官與錢謙益“結黨”，繼而說替錢謙益辯護的輔臣也是錢謙益的“同黨”［５６］ 。周延儒又從旁煽動說，會推“隻是一兩個人把持住了，誰都不敢開口，就開口了也不行，徒然言出而禍隨”［５７］ 。溫體仁遂以“孤立”為由，請求辭官歸裏。所謂“孤立”即無黨無派之意，明思宗自然欣賞，因而“益向之”，忙加慰留，並宣布將錢謙益革職聽勘，錢千秋重新提審（時金保元與徐時敏已死）。錢千秋雖經重刑，供詞與原先的供狀一致，證明溫體仁誣告不實。但明思宗還是將錢謙益奪官閑住，並於崇禎二年十二月和三年六月，將周延儒、溫體仁先後擢為大學士，入閣輔政。

入閣之後，周延儒與溫體仁聯手，攻倒首輔成基命，由周延儒於崇禎三年九月繼為首輔。接著， 溫體仁一麵對明思宗“務為柔佞”，使“帝意漸向之”［５８］ ，一麵加緊拉幫結派，抓住周延儒的小辮子，唆使其親信上疏彈劾。周延儒被迫於崇禎六年六月 引疾乞歸，溫體仁如願以償地當上了首輔。自此， 溫體仁出任首輔四年，而居輔臣之位則長達八年， 為崇禎朝擔任輔臣時間最長的一位，“恩禮優渥無 與比”。但他從不把心思放在國家社稷的安危上麵，“惟日與善類為仇”，排擠、打擊東林黨人與正直的官員，“其所引與同列者，皆庸才，苟以充位”［５９］ 。內閣輔臣中受到他信任的，隻有碌碌無為的吳宗達和剛愎自用的王應熊，時人諷之曰：“內閣翻成妓 館，烏歸（指烏程籍的歸安人溫體仁）、王巴（指四川巴縣人王應熊）、篾片（指無所作為的吳宗達），總是遭瘟！”［６０］ 京師還有民謠唱道：“崇禎皇帝遭溫（瘟）了！”［６１］

由於明思宗“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委 政柄者非庸即佞”，“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而去”［６２］ ，覺得無人可用，於是又轉而重用身邊的家奴、宮中的宦官。在他心目中，宦官依附於皇 權而存在，與自己朝夕相處，比文武百官可靠；他們 的命運都掌握在自己手裏，如不服管束，一紙聖旨， 即可加以清除。正如時人談遷所說的，“（明思宗） 直謂三尺（法律）在我，此曹亦何能為！”［６３］ 即位之初，在清除魏忠賢的閹黨集團時，明思宗曾下令盡撤各地的鎮守太監，說“宦官觀兵，古來有戒”［６４］ 。僅過半年，就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重新賦予 宦官監軍之大權。崇禎元年五月，他即“以司禮監 管文書內官監右少監宋尚誌提督正陽等九門、永定等七門及皇城等四門，巡城點軍”［６５］ 。第二年冬，後金軍隊再次南下，京師戒嚴，“遣乾清宮太監王應 朝監視行營”，以“司禮太監沈良佐、內官太監呂直 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 提督京營”［６６］ 。崇禎四年九月，明思宗更是大規模起用宦官，“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唐 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 劉文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十月，又 “命太監監軍，王應朝往關寧，張國元 往薊鎮東協，王 之心中協，邵希詔西協”；十一月，“以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吳直監視登島兵餉”［６７］ 。後來，由於文武大臣的一再勸諫，明思宗隻好在崇禎八年八月下詔， 撤回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及監視各道的太監。但僅 隔一年，又再次大規模起用宦官，不僅賦予監軍之 權，有的還擔任總督、分守之職，直接指揮軍隊。崇 禎十三年三月，再次撤回各鎮宦官，僅隔半年，又再 度派遣宦官監製各鎮，直至明亡為止。明思宗派出 的這些宦官多為市井庸愚，妄自尊大，又根本不懂 軍事。他們一旦大權在握，“多侵克軍資，臨敵輒擁精兵先遁，諸將恥為之下，緣是皆無功”［６８］ 。不僅如此，宦官的派出，還侵犯了文官武將的職權，嚴重 挫傷他們的積極性，加劇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成 為加速明朝滅亡的一付催化劑。

 

四

 

明思宗的另一重大決策失誤、措置失當，是不 辨是非，親自介入門戶之爭，致使黨爭不斷，分散、削弱了統治階級自身的力量。

明思宗繼位之初，想從魏忠賢閹黨集團手裏奪回朝政大權，依靠的是與閹黨沒有瓜葛的正直官員，特別是與閹黨對立的東林黨人。在處死了魏忠賢之後，崇禎元年的上半年，正是在內閣大學士劉鴻訓的幫助下，閹黨分子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獬、徐紹吉、張訥、李蕃、賈繼春、霍維華等閹黨骨幹先後被斥，“人情大快”［６９］ 。當年三月，新任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別如綸上疏請求重新審定閹黨炮製的《三朝要典》，四月翰林院侍講倪元 璐更上疏請求銷毀《三朝要典》，明思宗批準了這個 請求，為清查閹黨集團掃清了一大障礙。爾後，東 林黨人韓爌和李標、錢龍鍚等內閣輔臣及刑部尚書喬允升等人擬出《欽定逆案》的名單，由明思宗於崇 禎二年三月正式頒布，給予閹黨集團以沉重打擊。與此同時，一大批遭到閹黨迫害的東林黨人得到平反昭雪，重新受到任用。閹黨與東林黨兩派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變化，東林黨的力量遠遠超過閹黨，並於崇禎元年十二月組成以韓爌為首的東林內閣。

崇禎二年三月，明思宗頒布《欽定逆案》後，即在一道諭旨中表示：“分門別戶，已非治征。”要求臣僚停止門戶之爭，“化異為同”、“天下為公”［７０］ ，團結一致，共同致力於中興之治。《欽定逆案》頒布後十天，戶科給事中解學龍上疏彈劾薊鎮巡撫王應豸 “克餉激變”，疏中有王應豸係“魏璫私人”之語，明思宗非常反感，當即訓斥說：“應豸克餉虐兵，罪在不赦，何必又引魏黨所私！”［７１］ 不過，《欽定逆案》並未將閹黨集團一網打盡，有的閹黨分子仍然逍遙法外，有的甚至還在官府繼續任職。如右庶子楊世芳就是一個閹黨分子，他是韓爌的姻親，得其庇護而未遭清算。還有“素附璫，仇東林”［７２］ 的吏部尚書王永光以及禦史曹思誠、袁弘勳、史 範 、高捷等，也都是漏網的閹黨分子。被列名逆案的閹黨分子不甘心自己的失敗，未被列名逆案的漏網閹黨更是力求保住自己的官職，他們都力圖掀翻逆案。而吃盡閹黨迫害之苦的東林黨人，自然是希望繼續清查閹黨餘孽。這顯然不是一道諭旨就能禁止的。但明思宗見不及此，未能抓住引發黨爭的症結，正確地加以引導和解決，反而因自己的猜忌多疑、剛愎自用，親自介入門戶之爭，不辨是非、不別賢否，支持並重用奸佞之徒，為黨爭的再起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崇禎元年十一月，因會推閣臣引起一場紛爭， 明思宗不僅親自介入。而且站在周延儒、溫體仁一邊，將東林黨人錢謙益奪官閑住，不久又將周、溫擢 為大學士，入閣輔政。周延儒早年裏居時，頗從東林遊，“既陷錢謙益，遂仇東林”［７３］ 。溫體仁是毛文龍的同鄉，“銜煥殺文龍，每思有以報之”。袁崇煥下獄前後，他“前後五疏，力請殺煥”［７４］ 。後來，袁崇煥被冤殺，他還得意地致書其弟曰：“崇煥之擒， 吾密疏實啟其端”。袁崇煥不是東林黨，但同東林 黨人關係密切。他的座主是東林領袖之一韓爌，他 本人是由東林黨人侯恂舉薦而被擢升為兵部職方 司主事，又由東林黨人孫承宗的支持而築守寧遠， 被東林黨視為抵禦後金之長城。溫體仁“當日亟謀入相，所忌韓爌、錢龍鍚二輔臣”［７５］ ，自然也就深恨東林黨人。閹黨分子在《欽定逆案》頒布後，不敢公 開跳出來為逆案翻案，便紛紛投靠周、溫等奸佞之 臣。兩者同氣相求，一拍即合，隨即攜手合作，形成 新的邪惡集團，共同打擊東林黨人。

溫體仁、周延儒與王永先等人經過密謀策劃， 首先把矛頭指向東林黨的重要人物內閣大學士錢 龍鍚。錢龍鍚曾與韓爌、李標等共同主持欽定逆案的工作，“逆案之定，半為龍鍚主持，奸黨銜之次骨”［７６］ 。崇禎二年冬袁崇煥下獄後，溫體仁決計“借崇煥以擠去（韓爌、錢龍鍚）二人”，他在密疏中攻擊袁 崇煥“陰與華亭輔（錢龍鍚）、臨邑罪樞（兵部尚書王洽）密謀款敵，遂引之長驅，以脅城下之盟”［７７］ ，王永光等“謀因崇煥興大獄，可盡傾東林”［７８］ 。他唆使高捷上章“指通款、殺將為龍鍚罪”［７９］ 。史範 又疏言：“龍鍚出都，以崇煥所畀重賄數萬，轉寄姻家， 巧為營幹，致國法不伸”［８０］ 。明思宗遂於崇禎三年十二月將錢龍鍚逮下詔獄，後遣戍定海衛，同年正 月，內閣首輔韓爌因遭閹黨分子原抱奇的彈劾而三 疏辭職。三月，閣臣李標也五疏乞休。九月，成基 命又三疏去職。東林內閣僅存在一年的時間，就這 樣解體了。

隨著參與定逆案的輔臣相繼離職，閹黨分子紛紛跳出來為自己翻案。崇禎三年二月，吏部尚書王永光首先釋放一個試探信號。他借會推天津巡撫之機，將列入逆案名單的王之臣排在六個候選人名單的首位，心裏盤算著“倘得點用，則可漸次為翻案之計”［８１］ 。明思宗自然不會允許推翻自己欽定的逆案，點用排在候選名單第四位的翟鳳翀為天津巡撫。王永光此計雖未得逞，但卻給了其他閹黨分子以翻案的勇氣。被列入逆案第七等即“結交近侍又次等”而“坐徒三年，納贖為民”的原兵部尚書呂純如，就公然上疏為自己鳴冤叫屈，說他“未嚐歸美廠臣，不當列於逆案之內”［８２］ 。當時的言官皆懾於王永光的威勢，不敢吭氣。五月，東林黨人左諭德文震孟挺身而出，上疏猛烈抨擊“平生無恥慘殺諸賢之呂純如，且籍奧援而思辨雪”，“吏部尚書王永光假竊威柄，橫行私臆”的行為［８３］。明思宗命其就所揭露的呂、王罪狀指實再奏。文震孟又再上一疏， 逐一列舉具體事實。疏出，王永光窘甚，上疏狡辯， 並密結大太監王永祚出麵幫其渡過難關。於是， “永光辯疏得溫旨”，文震孟反而被明思宗責為“任情牽詆”［８４］ 。十二月，袁崇煥被殺後，閹黨分子更是蠢蠢欲動。“禦史田唯嘉疏薦楊維垣、賈繼春；通 政使章光嶽疏薦呂純如、霍維華、徐揚光、傅櫆、虞 廷陛、葉天陛六人”。這幾個被推薦者，都是名列逆 案的閹黨分子，明思宗未予批準，“有旨：‘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薦用，成何政體？’”［８５］

樹欲靜而風不止，為閹黨翻案的風潮並未因此而平息。溫體仁入閣輔政的第二年，吏部尚書王永光因其黨羽納賄事發，遭言官彈劾而罷去，他用同鄉閔洪學代之，“又用禦史史 範 、高捷及侍郎唐世濟、副都禦使張捷等為腹心”［８６］ 。在扳倒周延儒而代為首輔之後，溫體仁繼續 攻擊東林，重 翻逆案。為了不牽連自己，他不親自出麵，而是暗中指使自 己的心腹到前麵去打頭陣。先是在崇禎七年八月因吏部尚書、左都禦史缺人，明思宗召集群臣會推 時，張捷按溫體仁的授意“獨舉呂純如、唐世濟”。明思宗問：“呂純如是欽案有名的，張捷如何舉他？”他回答說：“呂純如有才有品，臣所深知。”［８７］ 在場的給事中、禦史紛紛加以批駁。“捷氣沮，體仁不敢言，仍薦謝升、唐世濟為之”［８８］ 。接著，在崇禎九年唐世濟又以邊才舉薦列名逆案的原兵部尚書霍維華，明思宗謂“逆案概不舉用，世濟欺蒙，削籍下刑部”［８９］ 。“維華之薦，亦體仁主之也。體仁自是不敢訟言用逆案，而愈側目諸不附己者”［９０］ 。

在明朝後期的門戶之爭中，江南地區出現了由眾多社團聯合組成的複社。複社繼承東林黨的政治主張，其領袖張溥公開聲 明：“吾 以嗣東林也。”［９１］ 官府中同東林黨有瓜葛的官員，一般都支持複社；與閹黨有瓜葛的官員，一般都與複社作對。溫 體仁也極力打擊複社。崇禎六年，溫體仁之弟溫育仁要求參加複社遭拒，便雇人撰寫《綠牡丹傳奇》， 在浙江各地演出，用以影射張溥等複社名士。崇禎十年，溫體仁還暗中“募人劾溥”［９２］ 。他的同鄉陸文聲因請求入社遭到拒絕，詣闕上疏，極言“風俗之 弊，皆源於士子。溥、（張）采為主盟，倡複社，亂天 下”。溫體仁即命南直隸提學禦史倪元珙查核。但倪元珙及兵備參議馮元颺、太倉知州周仲連皆言複社無可罪。結果三人都遭到溫體仁的貶斥。閩人周之夔曾任蘇州推官，坐事罷去，他懷疑為張溥搗 鬼，聽說陸文聲彈劾張溥，也伏闕疏劾“溥等把持計典”及“複社恣橫狀”。但巡撫張國維經查核，“言之夔去官，無預溥事”，“亦被行譙讓”［９３］ 。當年六月，溫體仁致仕，繼任首輔的張至發、薛國觀執行沒有 溫體仁的溫體仁路線，此案仍遲遲未能了結。

複社人士從這一係列事件中逐漸認識到，朝中大臣特別是擔任首輔的大學士，如果不支持複社， 複社孤立無助，必定難有作為。複社首領決定物色 支持本社的官員出任首輔，他們看中了被溫體仁擠 出內閣的周延儒，因為他是張溥的座主，早年“頗從 東林遊”，當首輔時雖站在東林的對立麵，下台後有 悔恨之意。張溥便出麵找周延儒談判，約定“公若 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周延儒“以為然”。張 溥於是聯絡吏部侍郎吳昌時、侯恂等人，積極展開 活動，並籌資重賄司禮太監。崇禎十四年二月，明 思宗終於發出起複周延儒的詔書。“延儒被召，溥 等以數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謝 諸公。’”周延儒入朝後，“悉反體仁輩弊政。首請釋 漕糧白糧欠戶，蠲民間積逋，凡兵殘歲荒地，減見年 兩稅。蘇、鬆、常、嘉、湖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 漕糧。宥戍罪以下，皆得還家。複詿誤舉人，廣取 士額及召還言事遷謫諸臣李清等。帝皆忻然從之。”他起用了一些東林黨人士或其他正直之士，如 鄭三俊、劉宗周、倪元璐、黃道周等。但“延儒實庸 駑無材略，且性貪”，他對清軍的步步緊逼和農民起義軍的蓬勃發展，仍然“一無所謀畫”［９４］ ，到崇禎十六年四月被罷官。不久，其門生、兵部左侍郎兼右 僉都禦史、兼任薊遼冒通等處總督的範誌完懦弱怯 戰、縱兵擄掠、克扣軍餉、貪汙行賄，其親信吳昌時 竊權附勢、納賄行私，遭到彈劾，周延儒受到牽連， 終被明思宗勒令自盡。明王朝的政治不僅毫無起 色，反而在明思宗親自介入的門戶之爭中進一步分 散、削弱統治階級自身的力量，加快了滅亡的步伐。

 

五

 

明思宗的再一個重大決策失誤、措置失當，是極好虛榮，缺乏擔當精神，患得患失，屢屢錯失延緩敗亡的時機。這突出地表現在兩件事情上，一是陳新甲議和泄密被殺，二是南遷之議久拖未決。

先說陳新甲議和泄密被殺事件。後金（清）自 寧錦之戰失敗後，一時難以突破明朝的寧錦防線， 改從內蒙古迂回入塞，先後四次侵擾明朝內地，大 肆燒殺擄掠，劫奪大量財物和人口，既用以充實自 己，也消耗明朝的有生力量，為突破寧錦防線創造 條件。接著，便屯兵義州，逐步向錦州推進，於崇禎 十四年三月包圍了錦州。明廷急命薊遼總督洪承 疇率領十三萬大軍馳援錦州。洪承疇主張“必守而兼戰”［９５］ ，即一邊防守，一邊進攻，穩紮穩打，逐步推進。起初兵部同意這個計劃，明 思宗也予以肯定。但當農民起義由暫時的低潮重新走向高潮，明思宗又希望盡快結束遼西的戰爭，以便集中兵力對付農民軍。兵部尚書陳新甲於是提出四路進兵、合擊圍攻錦州清軍的方案，明思宗密敕洪承疇克期進兵。洪承疇隻得將糧餉留在寧遠、杏山與塔山西北的筆架山，自率六萬大軍於七月底挺進塔山。皇太極“悉索沈中人丁”［９６］ ，傾國而出，並親至鬆山督戰。明軍先勝後敗，洪承疇被困於鬆山。總兵祖大壽被圍於錦州，屢次突圍而不得出。陳新甲與清議和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進行的。

為了挽救被圍的洪承疇與祖大壽，陳新甲主政的兵部在崇禎十四年十月提出了“息兵”之策［９７］。十一月，遼東大雪，“達虜糧芻俱盡，將解圍而歸，慮我軍躡之，俾西虜（漠南蒙古）入關求和”［９８］ 。當時在寧遠的寧前道副使石鳳台，獲悉清軍有意議和， 致書清軍將領詢問此事是否屬實，得到“此吾國素誌也”［９９］ 的答複，即上報遼東巡撫葉廷桂，葉廷桂又上奏朝廷。明思宗內心同意議和，但 他虛榮心強，過去曾多次拒絕與清議和，現今大敗後主動求和，覺得有失麵子，斥責葉廷桂是“漫任道臣辱國妄舉”［１００］ ，將石鳳台逮捕下獄。到年底，李自成農民軍進圍開封，農民起義的烈火已燃遍中原大地，清軍更是將鬆山圍得水泄不通。內閣大學士謝升便 與內閣同僚商量，決定由陳新甲奏請與清和議。崇禎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明思宗召對時，陳新甲婉轉地提出：“（鬆、錦）兩城久困，兵 不足援，非 用間不可。”明思宗明白他的“用間”一詞的真正含義，爽快 地回答說：“城圍且半載，一耗不達，何間之乘？可款則款，不防便宜行事。”陳新甲隨即推薦兵事讚畫主事馬紹愉作為議和使節，明思宗即予允準，“加紹愉職方郎中，賜二品服”［１０１］ 。但是，他還是覺得戰敗求和，有失中原天子的顏麵，因此特地“諭新甲密圖之”［１０２］ ，要求絕對保密。

馬紹愉於是銜命出關，前往寧遠，與清方接洽。清方請以敕書為信。明思宗仍大擺中原大國對待 邊疆屬夷的架子，以一紙“諭兵部陳新甲”的敕諭代 之。皇太極極為不滿，也以敕諭英郡王阿濟格等人的形式，要求更換敕書。馬紹愉隻得奏報朝廷，耽 誤了很多時間。在這期間，鬆山、錦州、塔山、杏山 已先後被清軍攻陷，洪承疇被俘，祖大壽降清。

明思宗得到奏報，仍以敕諭兵部尚書陳新甲的形式，準其便宜行事，並差兵部司務朱濟賫敕，同馬紹愉前往沈陽與清方談判。皇太極提出的議和條件是：“每歲貴國饋黃金萬兩、白金百萬兩，我國饋 人參千斤、貂皮千張；以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為貴 國界，以塔山為我國界，連山適中之地兩國於此互市。”［１０３］ 並“約九月不至，則治兵”［１０４］ 。馬紹愉返回寧遠，立即派人向陳新甲稟報和談的結果。但此 前和議的消息卻被謝升無意間泄露，引起言官的慷慨陳詞：“堂堂天朝，何至講款！”［１０５］ 明思宗隻得將謝升革職，以平息輿論。不料，陳新甲收到馬紹愉 稟報議和結果的密疏閱後置於幾案之上，即去上 朝。打掃書房的仆人誤以為是份塘報稿，交塘報官 抄傳。一時輿論大嘩，言官交章彈劾。與清議和， 原是遵照明思宗“可款則款”的諭旨推行的，談判使 節也是由他加官賜服任命的，如果明思宗勇於擔當 責任，以君主之尊站出來說明議和的理由，輿論不 難平息。但他卻患得患失，隻顧自己的顏麵，下嚴 旨切責陳新甲，令其自陳其過。陳新甲不服，上疏 自辯。明思宗遂於七月底將陳新甲逮捕入獄，並於 九月二十二日將他押赴西市斬首。議和失敗後，皇 太極誘降寧遠總兵吳三桂未成，即於當年十月下令 第五次入侵明朝腹地。十一月，清兵分兩路從牆子 嶺、青山口突入長城，曆時八個月，攻破三府十八州 六十七縣八十八座城池，掠走二十六萬九千餘口人 及大量財物，再次給明朝以沉重的打擊。

再說南遷即遷都南京之議久拖未決的問題。崇禎十六年四月，清兵第五次入塞侵掠行將撤退之 時，明思宗見各路明軍不是膽怯不戰，便是望風而 逃，召見周延儒等大臣，表示要親自出征。周延儒 隻得請求代替皇上前往前線督師。臨出都門之前， 明思宗以內外交困，曾同他“議南遷，命無洩”。明 思宗的兄嫂懿安皇後不知從什麽渠道得知此事，對 明思宗的皇後周氏說：“此周延儒誤皇叔也，宗廟陵 寢在此，遷安往？”明思宗大怒，派太監追查消息的來源，“懿安堅諱，上堅請，迫欲自縊”［１０６］ ，隻好不了了之。不過，明思宗還是 在暗中做著南遷的準備。先是命給事中左懋第“往南中，察沿江舟師士馬之數”［１０７］ 。繼而在崇禎十六年十月，天津巡撫馮元颺“密陳南北機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 防患於未然”，為來日南遷作準備。明思宗即“俞之”，馮元颺“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緩急”［１０８］ 。

崇禎十六年十月，李自成農民軍在中原地區殲滅明軍主力，北上占領荊襄之後，親率大軍自洛陽西進，直趨潼關，攻占西安，並派遣一支先頭部隊於十二月十八日渡過黃河，攻占山西榮河等縣，為東征作準備。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大順國。初三日，憂心忡忡的明思宗在德政

 

殿召見左允中李明睿，征詢“禦寇”之策。李明睿提 出：“惟有南遷，可緩目前之急，徐圖征剿之功。”明思宗說：“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亦未知天意若何？”李明睿答道：“上內斷聖心，外度時勢，不可一刻遲 延，若築室道旁，後悔何及。”明思宗四顧無人，曰：“朕有此誌久矣，無人讚襄，故 遲至今。汝意與朕合，朕誌決矣，諸臣不從奈何？ 爾且密之。”［１０９］ 接著，他同李明睿具體商議了南遷的路線、護衛、餉銀 和留守諸事。

在當時形勢下，南遷不失為一個可行的選擇。當初明太祖肇建明王朝，就把南京定為全國的首都。後來明成祖遷都北京，南京仍然保留著陪都的政治地位，保存著一套形式上與北京相同的中央機構，隻是任職的官員多為虛銜。此時，長江中遊駐 紮著左良玉號稱數十萬軍隊，下遊又有江北四鎮的重兵把守，南京要比北京安全得多。南京所在的江南地區，又是當時全國經濟最為發達、人口最為密集的財賦之區，遭受戰爭破壞也較小。如果退守南方，即使丟掉了北方，也可劃江而治，憑借南方充裕 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與北方抗衡，最後鹿死誰手， 還難以預料。但是，將政治中心都城南遷，涉及到 放棄宗廟陵寢的敏感問題。正統末年，明英宗親征被俘，瓦剌兵臨京師，有人主張南遷，即遭到萬人的 唾罵。這就需要手握乾綱的君主勇於承擔責任，敢於作出決斷。明思宗雖剛愎自用卻又優柔寡斷，死要麵子卻又怕擔責任，雖對李明睿表示 “朕 誌決矣”，卻恥於親自決策南遷，想待群臣力勸而後行之，此事便暫時擱置下來。

但形勢瞬息萬變，時間不等人。崇禎十七年正月初八日，李自成親率大順軍主力由西安出發，開始向北京進軍。京城內外，惶恐不安的氣氛越發濃重。左都禦史李邦華為李明睿同鄉，也是李明睿出任左允中的舉薦人之一。他支持李明睿的南遷主張，曾私下問過李明睿：“上親行與東宮孰便？”李明 睿回答：“東宮年少，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敬，不如上親行為便。”［１１０］ 李邦華擔心南遷之議為朝論所阻，就提出由太子朱慈烺南下南京監國作為一種過渡，具疏請下明詔，“用成祖朝仁宗皇帝監國故事， 急遣皇太子監國南京”。越數日，又“請命定、永二 王分封江南”，以壯藩翰。正月十八日，明思宗密諭首輔陳演：“憲臣言是。”［１１１］ 陳演反對南遷，將消息向外透露，從而引起群臣的議論。李明睿於是公開上疏，闡明自己的主張：“今日所最急者，無如親征……夫親征之舉，不必皇上自為之也。南京有史可法、劉孔昭，此皆忠良曉暢軍務，可寄大事。皇上召與之謀，必能摧陷廓清，建中興大業。”疏入，明思宗命下部速議。兵科給事中光時亨上疏斥為“邪說”，揚言“不斬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李明睿再次上疏 辯駁，謂：“唐室再遷再複，宋室一遷南渡，傳國百五 十年。若唐、宋不遷，又何有靈武、武林之恢複？ 又何有百五十年之曆數哉？”明思宗召見光時亨，斥之 曰：“一樣邪說，卻專攻李明睿何也？ 顯是朋黨。”又曰：“光時亨阻朕南遷，本應處斬，姑饒這遭。”［１１２］

二月初七日，李自成統帥的大順軍主力攻占太原，然後經寧武、大同，於三月初占領宣府，擬從居 庸入關進逼京師。與此同時，劉芳亮率領的另一支大順軍，也於二月間從蒲阪渡河，沿黃河北岸向東 挺進。北京麵臨著大順軍的南北夾擊，形勢越來越 危急。二月二十七日，明思宗召集群臣，議戰守之 策。少詹事項煜表示支持李邦華的建議，由太子監 國南京。明思宗原本是支持此議的，但後來幾經琢 磨，覺得讓太子往南京監國，自己還是難以逃命，況 且由太子監國，說不定會重演唐肅宗靈武登基的舊 戲，認為還是實行李明睿的皇帝南遷之議為妥。第 二天，他又召集閣臣，把李邦華的奏稿遞給閣臣，要 大家表態。閣臣回奏：“昨東閣會議，有二臣亦主此 議。”明思宗大為惱火，即賭氣地表示，他將堅守京 師，“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朕誌決矣”。他說這番 氣話，實際是讓閣臣轉而支持李明睿之議，勸皇上 南遷。但閣臣擔心，皇上南遷會留下自己輔佐太子居守，成為替死鬼；就算隨駕南遷，一旦京城失守， 自己也會因為支持南遷而代人受過。因此他們還 是一個勁地勸諫道：“太子監國，古人嚐有，亦是萬 世之計。”明思宗反駁說：“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能濟，哥兒孩子家，做得甚事！”［１１３］

三月初三日，代帝出征的督師大學士李建泰疏請南遷，表示“願奉太子先行”。次日，明思宗再次召對，對輔臣說：“李建泰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實際上是再次試探大臣的態度。大學士範景文、左都禦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請奉太子監國江南，在正月底升任右庶子的李明睿也放棄前議，附和此議。光時亨大聲駁斥：“諸臣欲為靈武故事乎？”範景文等大臣遂不敢言聲。明思宗複問戰守之事，諸臣仍沉默不語。明思宗喟然歎道：“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１１４］ 拂袖而去。過了三天，南路大順軍已抵達直隸真定，南遷的可能性已經很小，明思宗便隻有“死社稷”一條路可走了。

 

六

 

事實十分清楚，明思宗雖有中興之誌，力圖挽狂瀾於既倒，但誌大才疏，缺乏深邃的目光、開闊的視野、高度的智慧、堅強的意誌、雄偉的氣魄和高超的治國能力，未能認識到明末深刻社會危機的根源所在，找到挽救危局的辦法，始終未能製定一個明確具體的治國方略。他的治國理政缺乏長遠的戰 略籌劃，隻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左右搖擺，舉 棋不定。而他剛愎自用而又多疑善變、急功近利而又優柔寡斷、虛榮心強而又缺乏擔當精神、專橫殘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特點，又往往導致其對軍國大事的決策失誤、措置失當。他目光短淺、沒有認 識到階級矛盾是當時主要的社會矛盾，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緩解，而是刻於理財，竭澤而漁，導致其進 一步激化，使農民起義的烈火越燒越旺。他不辨忠奸，隻憑個人的好惡取舍人 才，屢 逐直臣，濫 殺良將，重用奸佞之臣與宦官，致使局勢越搞越糟。他 不辨是非，親自介入門戶之爭，致使黨爭持續不斷， 分散削弱了統治階級自身的力量。他極為虛榮，隻顧自己的顏麵和尊嚴，缺乏擔當精神，患得患失，屢 屢錯失延緩敗亡的時機。所有這些重大的決策失誤、措置失當，最終釀成了曆史的悲劇，導致明王朝 的滅亡。因此，明思宗便以有別於古來以酒、以色、以暴虐、以奢侈、以窮兵黷武而亡的另一類亡國之君的形象，定格於史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