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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鴉片戰爭之後,清朝開始全國種植鴉片,並迅速實現了國產化和全民吸煙

(2023-09-23 17:22:42) 下一個

你可能不知道的中國人傾銷鴉片的曆史,鴉片戰爭背後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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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炒君 小炒記 2021-08-31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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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腦海裏,因禁煙而直接導致鴉片戰爭爆發,但戰爭之後的鴉片貿易怎麽樣了呢?國內曆史書籍很少提這個,所以很多人想當然認為鴉片非法,肯定大量減少了。

 

小炒一直也是這麽認為的。

 

直到最近看了些書,再次刷新三觀。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不僅沒有禁絕鴉片,反而助其成長為清政府的經濟命脈之一

 

這個結局,令我一時難以接受。

 

1
中國人愛鴉片
 
鴉片在中國的流行,並非完全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甚至連主要原因都算不上。以前我們總是把這個問題簡單化和政治化,妨礙了曆史真相的揭示。
 
鴉片早在唐朝時期就從中東傳入中國,中國人稱之為“罌粟”、“阿芙蓉”、“白皮”,隻是作為一種賞花植物而被栽培。宋朝時期,人們逐漸意識到鴉片的藥用價值,可以止痛安神。
 
一直到清朝以前,中國基本不存在吸食鴉片上癮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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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在明朝中葉,印度人開始了普遍吸食鴉片。1513年,葡萄牙的印度總督,在給葡萄牙國王的信中寫道,“印度人如果吃不到鴉片,就會失去一切”。
 
隻是想不到,300年後,印度不僅沒有成為吸食鴉片的大國,反而成為最大的鴉片生產國,因為它生產的鴉片大都去了中國。
 
清朝建立後,海外鴉片吸食技術經過台灣、福建和廣東傳到內陸,吸食鴉片很快成為一種時尚。但由於當時的鴉片價格較貴,隻在上流階層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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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鴉片的逐步散播,到了雍正期間,不僅東南沿海,就連四川和雲南也開始種植罌粟。雍正皇帝出於道德風化的考慮,在1729年,禁止銷售和吸食鴉片,清政府頒布了《懲辦興販鴉片煙及開設煙館條例》,懲罰措施包括充軍、流放、杖打。
 
這是已知的最早禁煙法規鴉片也正式成為非法物品。
 
然而,政策趕不上變化。大約在18世紀中後期,鴉片的吸食技術發生了進一步改進——從混合吸食鴉片煙草到單純吸食鴉片,這使得鴉片的成癮性劇增。鴉片的進口量,從雍正禁煙的每年200箱,迅速增加到1767年的1000箱和1790年的1800箱。
 
於是,嘉慶皇帝在1796年剛剛繼位,就頒布禁煙法規,禁止種植和進口鴉片。
 
鴉片成為了法律意義上的毒品
 
但是,並沒有阻止鴉片的泛濫。本土無法種植,鴉片走私便開始猖獗。1800-1820年,平均每年的鴉片輸入量是4500箱。
 
越禁就越增長,而且這個增長是持續而迅速的。
 
在此我們要思考的是,為何中國人會這麽迷戀鴉片?而且政府越禁煙鴉片反而越擴散?為何一向嗜好鴉片的印度人沒有繼續迷戀?要知道印度是全球最大的鴉片種植國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這個問題顯然不能歸因於外國,一定是我們的國民性和文化出現了偏差。這個問題留給大家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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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清政府禁煙相應的是,清朝的貿易順差持續擴大。1781-1790年,流入中國的白銀達到1640萬兩,1800-1810年則達到2600萬兩,這種貿易順差一直持續到19世紀20年代。
 
從19世紀20年代一直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其過程與原因大家都已熟知。
 
西方列強為了扭轉白銀持續流出的貿易逆差,選擇投其所好,向中國傾銷鴉片。1820-1830年超過1萬箱,到了1835年,已經增加到了三萬箱!
 
世界曆史上著名的三角貿易出現了:歐洲的商品出口到印度等國,然後在印度購買鴉片;把印度鴉片賣給中國,然後再從中國購買絲綢、瓷器和茶葉等,運往歐洲。
 
從1826年開始,貿易平衡終於向西方傾斜,1831-1833年有將近1000萬兩白銀從中國流出,之後每年有四五百萬兩白銀流出。以前賺到的外匯,現在連本帶利地全吐出來了。
 
而吸食鴉片的群體,開始從上層蔓延至各色人群的有錢有閑階級,包括士兵、商人、文人、婦女。徐中約在《中國近代史》中寫道,10%-20%的中央官員、20%-30%的地方官員在吸食鴉片,煙民總人數在200-1000萬之間。按照林則徐的估計,有400萬人抽鴉片,占比1%
 
總體而言,鴉片還是局限於社會的較富裕階層,平民抽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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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是前麵提到的問題:中國人為何如此迷戀鴉片?不要把問題總是政治化解讀為西方別有用心,鴉片貿易的過程並沒有強買強賣,首先是中國人自己喜歡,而且,西方列強並沒有隻把鴉片賣給中國,北美、非洲、中東和東南亞都有,為何隻在中國成功了?
 
對中國而言,這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其本質是一個文化問題。缺乏宗教信仰和文字獄導致的精神空虛、空前專製導致的消極厭世,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瘋狂增長的鴉片貿易,嚴重擾亂了國家經濟。清朝人每年花費在鴉片的支出,19世紀20年代是1800萬兩,1831-1834年間為2000萬兩,1834-1838年達到3000萬兩。
 
鴉片雖然造成了巨大的經濟傷害和道德損害,但清朝政府對待鴉片的態度,絕不是清一色如林則徐那樣的堅決禁煙,而是鴉片合法化的聲音不絕於縷。
 
為此,朝廷舉行了兩年的大討論。
 
2
禁止還是放開?
 

1836-1838年,圍繞鴉片的問題,在社會道德、政府尊嚴和經濟稅收之間,清朝政府分成了兩派。

 

1、“馳禁派”,鴉片交易隻能以貨易貨,避免白銀直接外流;同時允許國內種植鴉片,並對進口鴉片征稅,兩管齊下以減少進口。這樣既減少了白銀外流,還增加了稅收,可謂一舉兩得。

 

以太常寺少卿許乃濟為代表,兩廣總督鄧廷楨也支持該主張。

 

2、“嚴禁派”,必須毫不猶豫地禁止鴉片。

 

以鴻臚寺卿黃爵滋為代表,不僅要禁止鴉片,還要處死鴉片吸食者。

 

在此期間,道光帝共收到29份奏章,道光皇帝最開始拿不定注意,但他想到父親和爺爺都禁過煙,自己不能開了這個先例,遭致罵名。1838年,道光皇帝終於決定禁煙,1838年7月10日,黃爵滋的朋友林則徐的禁煙奏章獲得道光帝青睞,他連續19次被召見。

 

與此同時,許乃濟被降職,從四品降為六品。作為一個政治信號,“馳禁派”失勢,禁煙成為朝廷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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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38年底,外國的鴉片走私船已經絕跡,每天都有鴉片吸食者被處決,洋商查頓在報告中說,“總督大人一直在殘忍地拘拿、審訊並吊死這些可憐的家夥……我們從未見過如此嚴厲、或者說如此普通的迫害”。

 

可以說,清朝政府的禁煙執行效率十分之高,鴉片交易很快就停滯了。

 

如果禁煙後清朝擊敗了英國,那麽,鴉片就很可能在中華大地上絕跡,停止殘害國人。隻可惜,清朝一敗再敗,道德和尊嚴逐漸讓位於經濟,“馳禁派”漸漸得勢,鴉片貿易再次崛起。

 

3
鴉片財政與民族主義
 

與很多人的曆史認知不符,鴉片戰爭之後,鴉片種植業在全國以空前規模發展。

 

19世紀70年代,國產鴉片的數量超過進口鴉片。到80年代,國產鴉片已經可以出口了,另據《海關十年報告》(1882-1891),鴉片進口量下降了15%左右。到1906年,國產鴉片為58.4萬石,而洋煙為5.4萬石,國產是進口的十餘倍

 

這種“驚天逆轉”,為何產生?

 

原因無它,唯“財政”爾。每次財政困難,內憂外患的清廷就想對鴉片征稅,而征稅就意味著鴉片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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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駐英公使郭嵩燾連上兩道奏折,請求朝廷禁煙,要求國內禁種,設立禁煙館,訂立禁煙章程。但兩廣總督劉坤一在私人信件中表示不屑:

 

“郭筠仙侍郎禁煙之議,萬不能行。即以廣東而論,海關司局每年所收洋藥稅厘約百萬有奇,詎有既經禁煙仍收稅厘之理!此項巨款為接濟京、協各餉及地方一切需要,從何設法彌縫?”

 

劉坤一的意思很簡單,鴉片為國家貢獻了很多稅收,沒有鴉片,這塊收入從哪彌補呢?所以,禁煙萬萬不可行。

 

郭嵩燾是開明人士的代表人物,民望極高,那句流傳後世的“中國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必經二、三百年轉型”就是他說的。但劉坤一作為封疆大吏和湘軍核心,又豈是糊塗之輩?他對於艱難的時局和捉襟見肘的財政有著清醒的認識。

 

完全禁煙,已經變得不合時宜

 

實際上,1842年《南京條約》隻字未提鴉片貿易合法化的問題,英國倒是希望清朝對鴉片征稅,將鴉片貿易合法化,但清朝沒有同意。

 

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英國再次提出鴉片合法化,但清朝政府以“有損國體,無裨軍餉”為由繼續拒絕。

 

但是,兩年之後,因鎮壓太平天國和撚軍叛亂終於導致清朝國庫空虛,財政緊張,清政府這個時候不再傲嬌,想到了鴉片這個“夜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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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11月,清政府與英法美簽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主要內容就是規定鴉片貿易合法鴉片稅率為每百斤30兩銀子。鴉片進口每年為清政府貢獻數百萬兩的財政收入。

 

必須指出的是,清政府迫於財政壓力最終同意鴉片貿易合法化,但對國內的禁令並沒有放棄。也就是,進口鴉片合法了,但本土鴉片依然非法

 

很快,隨著邊疆叛亂、對外作戰和巨額賠款,清朝財政不斷惡化,清政府將眼光瞄向了本土鴉片。

 

但這事畢竟不光彩,以前打死都不要,現在想要,這不是自己打自己臉嗎?於是,清政府首先在國內造勢,工具就是民族主義

 

1862年,鄭觀應提倡“鴉片商戰”,建議民眾多用國產少用進口,理由不是財政,而是出於民族主義考慮,視之為驅趕洋人的固國衛民之道。後來,王韜等社會精英,都加入到這個隊伍中。

 

1873年,上海《申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抑弛自種鴉片煙土禁論》,要求“以土抵洋”,用本土鴉片來減少對外國鴉片的依賴。這就是道光皇帝時期“馳禁派”的主張。

 

反正國人喜食鴉片,禁也禁不了,那就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們自產自銷,既滿足國內需要,還可以創造財政收入,民族主義的“鴉片商戰”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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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時機成熟,1874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奏請放開國產鴉片的管製,就兩句話,與其便宜了洋人,還不如鼓勵自種土煙,向進口鴉片“宣戰”。

 

這個時候,在民間看來,國產鴉片取代進口鴉片,是民族主義的偉大勝利;在政府眼裏,扶植國產鴉片是為了獲取財政收入。在民族主義和財政主義的裹挾下,國內種植鴉片是政治正確、經濟合理,“以毒攻毒”的國產鴉片即將起飛。

 

70年代,國產鴉片的產量迅速超過進口鴉片;1879年,國產鴉片的自給率達到80.12%(王良行:《清末對外貿易的關聯效果》);1881年,波斯進口鴉片全麵停止,印度鴉片幾乎被趕出市場,據當時英國駐上海領事的報告所說,“那裏的消費全部由中國鴉片供應了”。

 

僅僅1年之後,1882年,國產鴉片開始出口了,“東麵的台灣和其他島嶼現在也從大陸獲得部分鴉片供貨”。

 

國產鴉片所向披靡,佛擋殺佛神擋殺神,將進口鴉片徹底趕出中國市場隻是時間問題。到1906年,國產鴉片為58.4萬石,而洋煙為5.4萬石,國產是進口的十餘倍

 

打著愛國旗號的本土鴉片取得了對進口鴉片的決定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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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產鴉片價格大大低於進口鴉片,當時花1兩銀就可以買到1斤國產鴉片,這是自乾隆以後的最低價格。按消費者每年食3斤鴉片計算,其用於鴉片的年支出隻有3兩白銀,基本上是社會“低收入群體都可以承受起的價格”。

 

於是,鴉片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大肆泛濫,“台蜀漿製漸廣,遂至富貴貧賤盡垂涎”。在陝西,就普遍流傳著“ 十個陝西人,十一個大煙鬼”的戲言,“ 夜裏燈火萬點,皆為吸食鴉片所燃”。

 

英國人終於可以用數據證明,是中國人決定自己毒自己的

 

中國人終於可以“自豪”地宣稱,人人都抽得起國產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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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也得償所願,每年從鴉片中獲得的財政收入十分驚人。晚清名士何啟、胡禮恒寫過:

 

“今中國所急者財用,而厘稅之入,以鴉片為大宗。洋藥進口厘稅六百萬兩,土藥厘稅名雖二百二十餘萬兩,而實則二千餘萬兩。是合洋藥土藥而計,每年值二千六百餘萬兩。國家之利賴在此,官府之調劑在此,若舍此項,則補救無從,此所以禁煙之舉,近年緘默無言也。”

 

鴉片每年貢獻稅收2600萬兩,是國家的財政支柱之一。這個數據有多恐怖呢?乾隆時期的財政收入最巔峰也隻有5000多萬兩,1900年清朝財政收入8800萬兩

 

鴉片這麽“香”,朝廷自然是“此所以禁煙之舉,近年緘默無言也”,禁煙的說法已經慢慢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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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央認可,地方政府更是積極踴躍地“慫恿”農民種植鴉片,種少了還不行。陝西鹹陽當時就有法令,要求“家有一頃(100畝)地者,必以五十畝種罌粟;有三十畝者,必以二十畝種之;即有五六畝者,亦以三畝種之。”

 

當然,偶爾也有一些“不識相”的地區禁煙。比如山西,鑒於鴉片的巨大危害,全省進行禁煙。但是,山西的財政繃不住了。1909年11月,山西巡撫丁寶銓向朝廷訴苦:

 

“本省進款,自開辦統稅,藥厘一項驟短銀二三十萬,至本年禁種,更無稅厘之可收。出款日增而入款轉減,計三十三年已虧銀七十萬,三十四年將虧至百萬,本年又加認海軍開辦經費,每年應允解銀十五萬,常年經費五萬,本省審判庭及谘議局經費約共十萬兩,截至年終計須虧銀一百四十萬。”

 

折子說得很直接,禁煙之後沒有了鴉片稅,財政收入減少,財政虧空一年比一年嚴重。

 

 

 

世事無常,曆史就是這樣充滿了諷刺與喜感。曾經視鴉片為洪水猛獸的清政府,如今離不開鴉片,被鴉片徹底綁架了。以前的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因為“馳禁”的主張而聲名狼藉,鬱鬱而終,如今,“禁煙”言論反而成了人人喊打的迂腐之言。隻能說,“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人們也隻能選擇跟隨曆史進程了。

 

就連林則徐也早在1847年改變了想法,他在給友人文海的回信中說:“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嗜洋煙而不嗜土煙。”林則徐認為,可以種植國產鴉片,來對抗進口鴉片。

 

最搞笑的是,清政府為了給種植鴉片尋找理由,就說通過征稅來增加鴉片吸食成本,抑製煙毒泛濫,美其名曰“以征為禁”。總之,種植鴉片,就是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4
鴉片經濟
 

鴉片貿易,並非強買強賣,首先是有人喜歡吸食,才有了這個商業行為。同樣,鴉片種植,並非行政強製,首先是農民有利可,才會廣泛種植。

 

種植鴉片相比於其他作物,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罌粟是半年生植物,生長期短,秋種春收,完美避開了春種秋收的農作物生長時間,有利於農時安排。還有一點,罌粟全身是寶,其汁液可以製作鴉片,煙籽可以榨油,葉子可以喂豬,杆莖可做燃料,粟殼可做藥物。

 

鴉片的價格穩定,而且銷路遠好於農作物,所以,罌粟的經濟收益,遠遠大於其他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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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30年代,南方農民種植鴉片收入是種植水稻的十倍,《籌辦夷務始末》就記載了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情況:因為種植罌粟花,取漿熬煙,其利十倍於種稻,鴉片之利,數倍於農,小民無知,孰不棄農而趨利乎?

 

到了70年代,情況愈演愈烈,肥沃之地不種糧食種罌粟了。山西巡撫曾國荃就曾在奏折寫道,“小民因獲利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種罌粟,而五穀反置諸磽瘠之區,此地利之所以日窮也”。

 

到了清末民初,種植罌粟已經成為普遍的致富之道。

 

《 白鹿原》中,白嘉軒的致富道路,是用七十塊大洋換來的一包罌粟種子開始的。一本萬利的鴉片很快讓白嘉軒的家道殷實了起來,同時也惹得其他村民眼紅。不久之後,整個原上彌漫著罌粟花淡淡的香味,作者的原話是:白鹿原上的平原和白鹿原下的河川已經成了罌粟的王國

 

這並非杜撰,而是真實曆史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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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旅滬穎州同鄉會派專人到安徽北部調查農民種煙情況。問道:“這煙土貴啦,都要賣兩吊多錢一兩,你們種煙比種麥有多大好處呢?”

 

農民李某回答:“那是好多咧。比方種一畝地的麥,頂多賣一二吊錢,種煙總可以收一百多兩土,大概能賣200多吊錢呢。”

 

也就是說,種植鴉片的收入是種地的100倍

 

正是在這種利益的驅使下, 一場官民配合默契的鴉片種植運動,在全國鋪展開來。

 

光緒年間,有人瀏覽昆明,“出南門,繞過金馬碧雞坊,過迎恩堂,時暮春天氣,罌粟盛開,滿野繽紛,目遇成色”,當時,雲南全省耕地的1/3用來種植鴉片,年產值約六千萬到一億兩看罌粟就跟今天人們踏青看油菜花差不多。

 

1883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在日記《南旋記》裏寫重慶涪陵的罌粟,“此地與忠州、豐都皆以種罌粟為要務,葫碗、菜、麥,至市他邑,故通市難覓菜油,日用則桐油,皆罌粟油也。”

 

貴州的鴉片質優價廉,幾乎與進口鴉片抗衡,前來購買者絡繹不絕,按當地官員的說法,“開墾之地半種煙……查種煙為近來民利大宗,積習已久,難以變更”。貴州一半的耕地用來種煙,成為當地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

 

可以說,到19世紀80年代,鴉片種植從南到北,遍及全國,並成為許多農民的主業,還誕生了不同品牌,有雲土、川土、碭土、建漿、葵漿、台漿、象漿等等。對於這種“盛況”,著名傳教士理雅各曾從北京由陸路旅行到鎮江,沿途所見,“黃河和長江之間的土地上都布滿了罌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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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種全國風靡的奇景,郭嵩燾一針見血地地指出:

 

種罌粟一畝所出,視農田數倍,力又複減省州縣因之添設陋規,私收鴉片煙土稅,亦數倍於常賦官民皆有所利,以致四處蔓延。”

 

政府有稅收,農民有暴利,至於什麽文明、道德,早就被拋諸腦後。這種悲傷的情景,我們並不陌生,21世紀的阿富汗就是這麽幹的,全球90%的毒品產自阿富汗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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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清朝的總理衙門照會英國領事阿禮國:如果英國不取消鴉片貿易,大清最後一招就是取消罌粟種植的禁令。阿禮國覺得事態嚴重,立即報告給英國議會:如果中國無節製地種植罌粟,就會使鴉片價格下跌,就會擠走進口鴉片。

 

但英國議會並不相信清政府做得出來。

 

但英國政府顯然想錯了,清政府急了真做得出來。

 

結果,為禁煙而開戰的鴉片戰爭,居然催生了鴉片的風靡全國,真是造化弄人。

 

因為在清政府的眼裏,清朝百姓的生病健康不值得考慮,百姓不是天下而是工具,維持專製權力才是目的李鴻章在1880年還恬不知恥地上書:國產鴉片比進口鴉片的毒性低,把進口鴉片趕走後,再來禁止國產鴉片,為時不晚。這種自欺欺人的伎倆,打著為國為民的幌子為自身邪惡做法尋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們是有這樣的傳統的。最終,鴉片不再是鴉片,而是權力化身。

 

他們寧願鴉片毒害全民,斷送國家前途,也不願意放開工商業,用改革去迎接世界潮流。

 

鴉片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被誤讀了100多年

 野獸Sir 沉思的野獸 2023-04-15 23:26 

這場打開中國國門,使得西風東漸的劃時代事件,其實本質上是貿易爭端引發的文明衝突,跟鴉片有關係,但並不大。用鴉片來定義這場戰爭,不準確。

滿清延續明朝的閉關鎖國政策,直到1684年才開放海禁,允許定點通商。奉行的是不對等的貿易政策——我的茶葉、瓷器、絲綢你可以隨便買,但是我的市場你不能隨便進。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單邊貿易”、“貿易壁壘”。

滿清開始並不重視海外貿易,所以海關稅率很低,大概是4%,但是由於稅收體製不透明,官僚腐敗和貪婪,隨意征繳,導致洋人做生意實際繳納的稅率在20%以上。作為中國當時最大的貿易國,英國僅僅在乾隆朝的十年間(1781-1790年),流入中國的白銀達1640萬兩,在嘉慶朝的十年(1800-1810年)則達2600萬兩。到19世紀30年代初更是屢創新高,每年貿易逆差達到了300萬兩白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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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包括英國人在內的大多數西方國家奉行的是金本位貨幣,並沒有那麽多白銀,他們必須用自己的黃金儲備去換取白銀,再來和中國做生意。隻出不進,顯然這樣做生意是沒法持久的。

從乾隆開始,也就是1757年,滿清不忘初心,大開倒車,原來的四口通商,變成隻開放廣州一個口岸,而且還是有限貿易——指定隻有通過廣州十三行才能進行洋貨買賣,這就是所謂的“中間商賺差價”,大大增加了貿易成本。同時還製定了專門防範洋人的《稽查管束夷人條例》《防範外夷規條》等,洋人不能隨意接觸其他中國人,而且也不能隨意在中國定居、旅行,隻能在圈定的範圍內活動……

這樣嚴苛的條件下,英國人必須跛著腳做生意,占據絕對優勢的工業產品根本無法進入內地市場,在當時的貿易框架下,根本不可能扭轉逆差。

而滿清自視天朝上國,從來瞧不起海外蠻夷,沒有平等外交的概念。所以乾隆一朝多次拒絕英國提出的開放雙邊貿易的請求,甚至把東印度公司的談判代表判刑關了三年。但即便如此,中英兩國其實也還沒有到刀兵相見的程度,因為英國人隨後從鴉片貿易中看到了逆轉的希望。
 

需要強調的是,那個時代並沒有毒品這個概念,鴉片貿易剛開始和今天的香煙買賣一樣,在全世界都是合法貿易。英國人在海外賣,也在自己的國家也賣。

直到1868年英國才製定《毒品藥店法案》,對本土的鴉片貿易給予一般性限製,到了1914年才真正禁止鴉片。

中國從明朝開始進口鴉片,是作為藥材使用的。萬曆年間開始出現把鴉片和煙草混在一起吸食的記載,之後不久迅速成為有閑階層的一種時尚,對鴉片的需求導致進口的增加,也導致在四川、雲南、福建、浙江、廣東等地開始廣泛種植罌粟。

1729年,雍正就下令禁煙,但所禁的是煙草與鴉片的混合製品——也就是我們俗稱的“鴉片煙”,並非鴉片本身。鴉片進口仍作為藥材的一項。

有需求,自然就有買賣。吸食鴉片在嘉慶年間成為一種全民時尚之後,英國人開始將優質的鴉片大量輸入。這下立馬橫掃國內的鴉片市場,國產的劣質土煙由於純度太差,與洋煙相比毫無競爭力,貿易順差立馬變成了逆差,白銀大量外流,引發諸多社會問題。

滿清一看這樣可不行,遂於1838年頒布《欽定嚴禁鴉片煙條例》,宣布鴉片貿易違法,派林則徐清繳洋商鴉片,圍困商行,抓捕英商。這就是讓中國人眾人皆知的“虎門銷煙”。林則徐不僅是禁煙,而是禁絕一切外貿,英國商人一刀切,盡數驅逐。

不過這個禁煙的民族英雄,後來態度180度大轉彎,專門勸別人種鴉片致富。後來中國本土大麵積種植鴉片,導致糧食產量下降,餓死大批老百姓;但國家的稅收充裕了,道光也是睜一眼閉一眼。所以他並不是恨鴉片,他隻是恨洋人的鴉片賺光了大清的白銀。

後麵的曆史我們大致都了解了,拒絕談判、屢屢背信導致了最終戰爭的爆發。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所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開篇就是講平等的——“清朝和英國停戰並締結永久和平及對等關係。”“兩國屬員往來,必當平行照會。”這些話為什麽放在這麽重要的文件第一條?實際上就是說,你以那種上邦大國的姿態裝逼、耍流氓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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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的真實起因

洪鍾的聲音 2020-09-04 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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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鴉片戰爭一般被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我們以往的史書往往以敘述事件為主,戰爭的過程對國人是很憋屈的,這是中國被英國及列強們入侵和欺辱的開始,是中國近代衰敗的起點。
更引人注目的是鴉片戰爭的基本背景,而非具體事件,也就是它深層的起源是什麽?假設沒有虎門硝煙這類具體事件,還會有鴉片戰爭嗎?抑或倘若林則徐禁煙成功大清可以擺脫危機嗎?總之希望透過表麵的史料細節觀察背後的曆史邏輯。鴉片戰爭即是起自中英的鴉片貿易,那就要看看中英貿易的曆史。
中英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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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並不是最早接觸中國的西方國家,要晚於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很久。英國從18世紀中晚期後漸漸地成為中國的主要貿易國,在19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裏便成為西方列強的老大,壟斷了對華貿易的大頭,一部中國近代外交史也可以看成是中英關係史,近代中國對外貿易史的重頭也是中英貿易史。
英國在亞洲的擴張早期是通過英國東印度公司進行的,把海外殖民擴張的任務交由商業組織去執行,這也是商業帝國的特色。1600年英國女王頒發對印對華貿易的專賣權給東印度公司,隨著東印度公司在南亞的擴張,在1680年代它的貿易到達中國南方,也是曆史的巧合,恰好與康熙收複台灣後解除海禁(1684年)同期,直到1760年代中英貿易受限於廣州體製,大體上沒有發生什麽大的摩擦。
英國當時從中國進口主要是茶葉瓷器絲綢等奢侈品,尤以茶葉為主。中國茶葉在英國很快就流行,成為英國家庭的重要普通消費品,王室和貴族熱衷飲茶引領時髦的生活方式流行,也許更和茶葉帶有提神作用會輕微上癮有關,到19世紀初英國家庭平均收入的5個百分點用於茶消費。
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的茶葉數量呈幾何級數增長,從17世紀晚期的每年200磅,到18世紀中的每年40萬磅,再到19世紀初的2800萬磅,成為中英貿易的主力品種,為東印度公司和中英雙方帶來滾滾財源。直到與兩次鴉片戰爭同期,英國在印度和錫蘭引種中國茶成功才逐漸部分替代中國茶的進口,優質茶葉比如祁門紅等仍需依賴中國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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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維持貿易平衡,對英國來說就是如何找到對應的商品或貿易方式來支付茶葉進口。
東印度公司用過三種商品,第一個是棉花。形成第一種三角貿易循環, 印度棉花輸出中國,茶葉輸出英國,英製造品再到印度。18世紀中期,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的軍事占領行動展開,向王室大量借款,需要以貿易利潤償還。到了18世紀末,中國對印度棉需求下降,於是要找其他商品。
第二個是美洲的白銀,這是明清以來的傳統貿易品。於是出現第二種三角貿易,英國向美洲輸出中國茶和製造品,美洲白銀到廣州換茶葉,茶再到英國。但白銀貿易受阻於拉美的獨立運動和美洲殖民地的革命,美國獨立戰爭的誘因是波士頓傾茶事件,扔到海裏的就是中國茶。
於是第三種就是印度鴉片。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監製的鴉片質量上乘,超過了土耳其等其他產地的煙土,在中國賣得很好。英國自知鴉片貿易不地道,就借助英美私船走私,此事常遭傳教士們的道義譴責。
其時中英貿易對英國已經變得很重要,到19世紀初,英國王室的稅收的1/6來自中國貿易,英國原本就是重利輕義的商業民族,唯利是圖的商業抉擇是很簡單明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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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蕭條
嘉道年間,中國經濟發生了長期的衰退,史稱道光蕭條,從銀貴銅賤,通貨緊縮看,道光蕭條很像是一次金融危機,或者說金融危機在道光蕭條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清繼承了明的銀本位製,小額貨幣是銅錢,銅錢和銀的比率就代表基礎貨幣的走勢,理論上的比率是1000:1(1000文值1兩銀),小於這比率表示銀貶值,大於表示銀升值。就對經濟影響而言,銀多銅少,通貨膨脹,銀少銅多,通貨緊縮。
滿清對商業的理解好過明朝,所以在貨幣管理上一直沒有采用固定兌換率,而是用浮動兌換率。18世紀早期一般是700:1或800:1,到了19世紀40年是1600:1——1800:1,再到鹹豐年間更漲到2000:1以上。貨幣係統的混亂,引發信用危機使許多錢莊票號倒閉,通貨緊縮效應如現代經濟一樣,使實體經濟衰退,社會危機加劇,是為道光蕭條。
銀價的波動有兩方麵因素,一是拉美革命銀減產引起全球銀價上漲。二是中國貿易順差變逆差,白銀外流。
從16世紀到18世紀,中國一直是世界最大的銀進口國,19世紀第一個十年,尚有2800萬銀元淨流入。其後銀流動反轉,1808年到1856年,平均年淨流出800萬元,高峰時1840年代到50年代年淨流出1700萬元之多。
清廷辯論鴉片政策
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從廣州進口的鴉片增加了十倍以上。據估計當時的中國可能有一成人成為癮君子,鴉片貿易是造成白銀外流的直接原因,那時士人普遍把鴉片看成道光蕭條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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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後見之明知道嘉道年間是清朝盛極而衰的轉折期,道光蕭條也是由一些長期危機因素引發的,但道光君臣急需應對的是引發金融財政危機的鴉片貿易問題,要緊的是此事還關乎帝國安全、軍力,官僚操守,政府行政效率等等重大方麵。
19世紀30年代清廷廣開言路,有過相關的政策辯論,溫和派主張使鴉片貿易合法化並課稅,強硬派主張嚴厲禁煙,這以林則徐為代表,道光選擇了強硬政策。這成為後世滿清皇帝對外反應的標準模式,先硬後軟,先戰後和,簽城下之盟,20年後的鹹豐,甲午的光緒,庚子的慈禧莫不如是。即使有後見之明的現代人恐怕也不能完全否定他們,其實無論如此選擇,結果都會差不多,開始主戰至少有血性的一麵,總不能不戰而降吧,後來又主和說明還有現實的一麵。
英國對大清的外交努力
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30年代英王派特使四次試圖和清皇接觸和通商談判,隻有一次見到乾隆。
第一次,1787年派駐孟加拉國軍需司令查爾斯. 加茨喀特(Charles Cathcart) 攜英王信件覲見乾隆,不幸加氏肺結核死於海上,未完成使命。
第二次, 1792年派資深外交官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為特使,斯當東(George Staunton)為副使,雙使為配置是為了避免加氏的挫敗。馬氏終於在1793年8月21日至10月7日在北京和承德覲見乾隆,但實質性的通商談判被乾隆婉拒。拒絕的理由除了表麵上的“天朝物產豐隆,毋需外求。” “我中華遠古至今,先王製定法度,流傳後世……無違背古教之理。” 沒說出口更重要的考慮是對西夷的警惕和擔憂,這應該是不無道理的,至於史家詬病的中英的禮儀之爭,磕不磕頭,某種意義上是清廷抗拒開放的借口。
第三次,1816年,阿美士德爵士(Lord Amherst)率團到了北京,嘉慶沒有見他。
第四次,1834年,律勞卑爵士(Lord Napier) 奉命監督開放英商自由貿易,他隻到了廣州,求見和致書兩廣總督遭拒,在珠江上與清軍衝突,便退回了澳門,當年在澳門病故。
結語
在經曆半個世紀的外交努力一再受挫後,英國已經對大清失去耐心,決心一戰。失去溝通管道,中英雙方都有不惜一戰的意圖,戰爭不可避免了。隻是道光君臣一時還搞不清對手——大英帝國是怎麽回事,也無從想像和推演戰爭的後果。
19世紀初,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殖民戰爭獲勝,1834 年英王室不滿東印度公司債務擴大,國會聽信英商自由貿易的主張廢止貿易專賣權,允許英商不受限製與中國貿易。這就等於認可商業戰爭可以開始。
當時英國已經從對拿破侖的法國戰爭中獲勝, 具備了發動對清戰爭的一切條件, 動機是為英國工業尋求擴展海外市場,中國是當時世界最大的統一市場,經濟信條是斯密的自由貿易主義,國際法支持是條約體係,英國具有堅船快炮的近代戰爭力量,所以雖遠程征伐,已經具備不對稱戰爭的優勢。大清不知彼不知己,貿然一戰,結局可想而知。
其時,中英茶葉貿易的份額,已經由於英國在印度引種中國茶的進口替代而減弱,因鴉片貿易而食髓知味,嚐到甜頭的英國自然不可能放手,於是在20年後的中英天津條約中使鴉片(洋藥)貿易合法化,在19世紀的很長時間裏,英國一直以不道德毒品生意在華獲利。
人類對刺激品的上癮和依賴性是悠遠而難以控製的事,所以我們今人也不必苛責兩個世紀前國人中有一大批癮君子敗壞了中國的大事。從現代來看,各國對毒品黑市貿易的管控也是很麻煩的事,所能做的也不過當年清廷討論過的軟硬兩手。以美國之強大對付大小毒販尚且很難,菲律賓式的大開殺戒的超強硬政策最終效果尚待觀察。而不惜以炮艦政策向另一國傾銷毒品的,世界史上大約也隻有英中鴉片戰爭一例,這無論怎麽說對英國都是很難堪的事,是抹不掉的曆史汙點。
再換個角度,就算是沒有鴉片,中英之間的商業戰爭就不會發生?西方列強會放過中國這塊東亞富庶的肥肉嗎?答案都是否定的,中國這古老的老大帝國與英國之間的戰爭是無可避免的,戰爭的結局也指向中方失敗而被迫開放。
雖然有點命定論的味道,但從曆史看這隻是向現代轉型的必經環節,中國在轉型中會伴有世界史上最戲劇化的漫長過程,不會有其他國家比如日本那種幸運,中國史指向會有以數世紀計的過渡期,我們可能作見證人嗎?但願有此幸運,所以我們大可不必為鴉片戰爭的失敗而太過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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