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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戰爭70周年之際，日本NHK電視台向民眾征集戰爭證言，當問及是否願意為國參戰獻身時，一位日本年輕人的回答是：那時的日本愛國熱情，可以用“瘋狂”來形容。他們愛國家、愛天皇，舉國為戰爭瘋狂。最瘋狂的是日本愛國青年的表現。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憤青。他們分布在軍隊、學校等各個角落，誰敢說幾句清醒的“不愛國”話，馬上就會被斥為日奸，你白天說了他們不愛聽的話，沒準晚上他們就會來暗殺你。什麽“五·一五事變”“二·二六兵變”，那些血脈噴張的青年軍官，動輒就血洗內閣、首相，將他們看不順眼的“國賊”清除。而事後，他們竟能得到法律的寬大處理，因為他們的“愛國義舉”得到了廣大日本民眾的支持請願，有的年輕人還希望替他們去死。在國內他們不容“不愛國”的人，對國外那些不如日本愛國熱烈的國家，他們也是滿臉看不起。例如日本有個叫“佐藤賢了”的少壯軍官，曾在美國做武官三年，他對美國青年就非常看不起：“美國人沒有愛國心，美國兵嘴裏嚼口香糖，跳舞……這樣的國家不可能舉國而上打一場戰爭。”美國人不愛國，怕死不禁打，去打它，征服太平洋直至全世界！瘋狂的不僅是日本青年，還有中老年軍政大員，直至囊括了婦孺所有日本人。那時的日本，打仗不僅是成年男子的事，而且還是婦女和孩子們的“神聖使命”，懷抱嬰兒送少兒上戰場的日本女性形象充斥了婦女雜誌的封麵和宣傳畫，她們無私地把孩子送上戰爭前線。不能生育的婦女竟有“對不起天皇”的“國家罪人”自責，紛紛寫出“罪己信”。有一位“石女”曾這樣寫道：“我多麽希望能為國家生育一個男孩，可我連個女孩也沒生，像我這樣的石女於君、於國都感到極端不忠，感慨唏噓，每天恨不得將自己粉身碎骨。我含淚並深感羞恥地寫了這封信。”其時無論男女老少，日本國民無條件地為政府服務。隨著戰局的擴大，在廣播、雜誌和報紙等政府宣傳工具中，無節製地生孩子、送年少的兒子加入有去無回的“神風敢死隊”的“軍國之母”越來越多。戰後的反思錄中，回歸理性的日本人，無一看好當年日本的“愛國運動”。從戰敗被美軍占領再到占領軍“歸政”，不到十年，日本人就大多調正了愛國觀——比起愛國來，他們更看重個人的自由與權利。何以見得呢？我們不妨翻看一下七十年代那一幕，一起發生在日本自衛隊東路軍總監部的軍事政變——1970年11月25日，位於東京新宿的日本自衛隊東路軍總監部，發生了一起非常事件。自衛隊東路軍總監益田兼利被幾個壯漢劫持，劫人的首領是日本家喻戶曉的人物：當紅“軍旅作家”三島由紀夫。縱觀日本文學史可知，對日本人產生觸及靈魂影響的人物，大多來自作家群。即便是在戰敗之後的“被閹割”歲月，日本重量級作家也層出不窮。三島由紀夫就是其中一個。有著“日本海明威”之稱的三島由紀夫，是日本和平年代狂熱的愛國者。他從小由祖母帶大。祖母出身於貴族武士世家，“她有孤高不屈的靈魂，瘋狂的詩一般的靈魂”，往三島腦袋裏灌輸了大量的貴族武士思想。使得三島從小就對武士的尚武精神懷有向往之情，對戰爭充滿期待。二戰末期，他正在上高中。“甚至連戰爭，我都覺得像孩子般的高興。……連預想自己的死，也使我由於未知的喜悅而顫抖不已。”尤其在生命的最後四年，他把武士道精神奉為人生信條。三島曾接受自衛隊的特務訓練，在這過程中他對自衛隊的期望值升高，而後又認為自衛隊辜負了他的期望。因為他“憂國憂民、慷慨捐軀的精神”，提倡“天皇信仰高於人道主義”，這些想法得不到自衛隊長官的共鳴。於是他籌組了小社團“盾之會”，準備效仿軍國日本時的少壯派，發動兵變，幹大事。唐納德，這位英國《泰晤士報》駐東京的記者，同三島有很深的私交，從1996年到1970年三島生命終結，一直關注三島的一言一行，他在所著《美與暴烈——三島由紀夫的生與死》一開篇就詳細描述了“出事”的那天三島臨出門的情景：“1970年11月25日，三島由紀夫起了個大早。剃須時，動作緩慢而謹慎。這將是他死亡時的臉龐，絕對不能有一點醜陋的瑕疵。他沐浴了全身，係上一條雪白簇新的日本傳統兜檔布，係好腰帶，直接穿上‘盾之會＇製服。”三島揮舞著一把“關孫六”日本刀，攜三名“盾之會”成員突然闖入自衛隊營地，將自衛隊東路軍總監益田兼利劫作人質，然後頭纏白布登上陽台，發表他的“勤王”演說：“我等看到了戰後日本被經濟繁榮奪去了魂魄,人們忘記了國家的大義、失去了國民的精神、舍本求末、萬事隻姑息眼前……日本被這樣一群讓美國人去勢而且變節無常的政治家, 繼續走向自己欺騙和自瀆的深淵,為了所謂‘尊重生命’,難道就讓靈魂死亡嗎?除了自己生命之外沒有更尊貴追求的(軍隊)算什麽軍隊？！現在我等就給你們看,比‘尊貴的生命’更高的價值的所在！”三島由紀夫的演講如泣如訴、聲淚俱下，可謂一個武士的啼血之作，但演說並不能令營中的自衛隊員揭竿而起、重演軍國日本少壯軍官兵變驚心一幕，反而招致眾人的噓聲和哄笑。演講的失敗效果，令三島萬念俱灰。於是他即進入了人生最後“壯麗”時刻：剖腹自殺……許多描寫三島由紀夫的作品都對他自殺這一段濃墨重彩，以為最震撼的一幕。但我卻認為，對於日本的未來而言，最震撼的，不是三島自殺，而是台下1400名士官生的反應——他們無動於衷，甚至嘲笑三島由紀夫是瘋子。這些年輕的官兵，彼時的精神領袖已不是戰爭狂人東條英機，也不是天皇陛下，而是再造日本之父——美國遠東軍司令、駐日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由此可見，麥克阿瑟對日本的改造是成功的。戰後，日本的最大改變，不是從軍事大國轉型經濟大國，而是“世道人心”。七十年前的那種“愛國主義”在日本再也無法成為主流，無論煽動者多麽赫赫有名。戰後日本，年輕人的參軍熱情也大大下降，很多男青年甚至不願當兵，以至於日本自衛隊頻現兵荒。這種情況迄今沒有改觀。2012年8月6日的日本《產經新聞》曾報道：日本滋賀縣大津市的陸上自衛隊大津駐地為新應募入伍的自衛隊舉行了“遲到的儀式”，按照慣例，這一儀式應在每年的4月舉行，但是今年由於“追加招募”等原因，延期至8月才湊足79名男性參加了儀式。而在這些參軍的日本青年當中，狂熱的好戰思想幾無市場。這再次證明了日本青年“愛國思想”的變化：戰後日本青年，追求的是自由、生命和財富。現代日本國民大都是民主社會裏的理性公民。進入21世紀後，日本政壇雖然右翼勢力抬頭，國家主義偶冒火星，但是就日本現狀而言，修憲、完成正常國家、甚至發動小規模戰爭都是有可能的，但是發動大規模戰爭，打著愛國主義旗號重回軍國老路，幾無可能。因為新日本國民和美國國民的精神底色已經一致，可以衛國而戰，但不會窮兵黷武、當任何戰爭狂人的炮灰。美國總統不願打仗死人，日本首相更不敢再現東條英機“風采”、拿本國人生命“賭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