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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懼毛澤東，硬剛蔣介石，豪橫的傅斯年何以最終客死台灣？
國共兩黨，一直都在爭取他，直至中原定鼎、勝負已分的最後一刻，依然沒有放棄努力，但他最終還是選擇去了台灣。他學貫古今中外，卻始終擺脫不了政治的羈絆；他畢生崇尚西學，卻始終擺脫不了傳統士大夫的情懷。他，就是集學生領袖、教育大家、文化巨擘、史學泰鬥、北京大學和台灣大學校長、國民政府立法委員等諸多榮譽和職務於一身的傅斯年，人世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
傅斯年
1918年，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的青年毛澤東，第一次與意氣風發的北大學生傅斯年發生交集，但地位的懸殊、誌趣的不同，使他們形同陌路。1945年7月1日，時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在延安接見了北大校長傅斯年和黃炎培、章伯鈞等文化界參政員。因為北大的緣故，毛澤東與傅斯年暢談了一夜，還贈送給傅斯年一副手書條幅。
然而，毛澤東的熱忱，並沒有換來傅斯年的認同，在參觀延安大禮堂時，看著各地敬獻給毛澤東的錦旗，傅斯年笑道：“堂哉皇哉。”毛澤東默然。此後，傅斯年與毛澤東和共產黨是漸行漸遠。
毛澤東宴請傅斯年一行
那麽，傅斯年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態度又如何呢？
孔祥熙、宋子文與蔣介石的關係，既是姻親，又是股肱之臣，但即便如此，傅斯年公然搜集孔祥熙、宋子文貪贓斂財的證據，並在報紙上發表揭露孔、宋的文章，連蔣介石親自出麵緩頰都不買賬，到底讓孔、宋兩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灰溜溜地下了台。
1948年，麵對腐敗透頂的國民黨，傅斯年更是在公眾場合大罵國民政府是大糞。可見，傅斯年對國民黨，亦是抨擊多於肯定。可是，倔強如斯的傅斯年，為什麽最終還是選擇了對蔣介石和國民黨從一而終呢？
蔣介石與傅斯年合影
剖析傅斯年的悲情人生，他的這種抉擇，既與亦師亦友的胡適有關，更與其學識、性格有關。
左起：傅斯年、胡適。
①受胡適思想影響至深
胡適在北大任教時，傅斯年是胡適最為喜愛的學生，胡適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反對暴力革命，推崇漸進式的改革。作為胡適的學生，傅斯年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影響。這一點，在“五四”運動中即得到了印證。
“五四”運動，策源地就是始於北大，而傅斯年是學生遊行的總指揮，是當之無愧的學生領袖。在遊行的策劃和實施階段，傅斯年都是最為堅定、果敢、決絕的組織者和先鋒者。遊行當天，傅斯年更是扛著大旗，義無反顧地走在隊伍的最前列，並與美英法意四國使館交涉，完全是一個熱血、激進的青年。
但是，當遊行學生情緒失控、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祥後，盡管“青年的內心被激動”， 傅斯年卻急流勇退，於1919年赴英國留學。對於傅斯年為什麽要退出如火如荼的學生運動，眾說紛紜，唯有一點是公認的，就是胡適出麵要求學生們複課，遭到學生拒絕後，胡適又提議將北大遷至上海，願去者簽名，傅斯年當即簽了名。由此可知，傅斯年是胡適忠實的追隨者。當他看到學生們暴力化傾向日益嚴重後，覺得隻會破壞、不會建設，對改造社會有害無益，所以就決定去學習歐美的先進文化，再用實際行動來達到自己的理想。
終其一生，傅斯年都是務實的，但隻看到硬幣一麵的局限性，也伴隨了他的一生，至死都未能突破。
留學期間的傅斯年（後排左起第九位）
②受西方文化影響至深
傅斯年對中國傳統文化造詣頗深，與陳寅恪齊名。不過，追溯一下傅斯年在英國、德國留學期間的軌跡，就不難發現，他幾乎是博覽了歐洲不同曆史時期、不同學科的群書，並得出一個結論：“中國民族雖然變化得很厲害，但總還是一個民族的文明，而歐洲文明，則是多民族的文明。中國文明，始終有一個中心，而西洋文明則一代一代不同，改革甚多。”
思想引領行動，傅斯年在對比東西方文化後，總體上傾向於用西方的文化來改造中國的社會。這種改造，包括政治體製、國民心理、社會風尚等各個方麵。而要實現這種改造，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過教育，培育出更多秉承其思想的大學生，在不同的階層、不同的機構中，充當改革者，進而達到改變整個社會的目標。
實質上，這仍是一種精英主義，與國民黨不謀而合，與泥腿子造反的共產黨，則是素不相能。
因此，傅斯年在同蔣介石談話時，像隨性的西方人一樣，翹著二郎腿，崇尚歐美文化的蔣介石不以為意。但當毛澤東談及自己喜歡看一些中國通俗小說時，傅斯年卻認為毛澤東是籍此研究民眾心理，並加以利用，乃“宋江一流”。
在傅斯年的心目中，共產黨信奉傳統文化，“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講事理，不重人性”。反之，充斥著歐美留學生的國民黨陣營，似乎更有著希望和未來。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與傅斯年一行在延安機場合影
③受自身性格影響至深
傅斯年出身名門，重義輕利、嫉惡如仇、廉潔自持。這樣性格的人，容不得別人犯錯誤，更容不得自己有汙點。
試舉一例，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長。日偽時期，曾任偽北大文學院院長等職的周作人，自覺與傅斯年有師生之誼，寫信給傅斯年，讓其全盤接收偽北大的教職員工，自然也包括周作人本人。不想傅斯不僅將周作人的信宣之於眾，大加斥責，還在北平的《世界日報》發表談話：“現在偽北大的教授，與北大根本毫無關係”，令周作人是無地自容。
據說，周作人日後未去台灣，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得知傅斯年任台大校長，怕自己去了，再被傅斯年“揭疤”和“打臉”。
書歸正傳，傅斯年很看重道德操守，國民黨逐鹿失敗後，共產黨一再向傅斯年釋放善意，但傅斯年自感對共產黨多有攻訐和惡語，如投向共產黨，一個是會被人譏諷為投機分子。另一個，從內心而言，也接受不了這種近乎貳臣的行為。
再舉一例，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漸，是清代順治年間的首任狀元，這本是家族的榮耀。而傅斯年則認為，在明清易代之際，傅以漸身為漢人，卻為滿清異族服務，於氣節有虧，深以為恥。連祖上的行為都不肯原諒，傅斯年又怎會容忍自己去做這樣的事情呢？
在上述三重因素的作用下，傅斯年去台灣，是一種必然，更是一種無奈的自我綁架。
在去台灣之前，傅斯年將一部分親屬留在了大陸。或許，此時的他，對自己此前的認知已有所悔悟，遂讓親屬來為其補救吧。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就任台大校長僅一年多的傅斯年，在台灣省議會答複教育行政質詢時，因過度激動，突發腦溢血病逝，享年55歲。死後備極哀榮，蔣介石親筆書寫挽章，陳誠、於右任、胡適、朱家驊、錢穆等政界、學界名流，均吊唁誌哀。台大降半旗，學生們哭送校長一程又一程。
傅斯年塑像
回顧傅斯年的一生，於文化、於教育，都是嘔心瀝血、厥功至偉，於其個人，卻滿是悲哀與不幸，但我們永遠不應忘卻，他亦如每一位中華兒女一樣，一直深沉地愛著這個國家，至死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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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五四運動遊行總指揮的民國大炮傅斯年，為何大陸少有人識得
傅斯年：未竟千秋業，筆雄十萬師
大陸對於傅斯年的了解是止於新中國成立之時，作為曾經被高讚的五四學生運動總指揮，因為去了台灣而被有選擇性地遺忘，這也是當時的通行準則，加之他又不像胡適那樣，有不少的趣聞逸事，不吸人眼球也是自然；不過，隨著近年來傅斯年研究文獻書籍的相繼出版，也使得這個名字重新又回到了人們的視野中來。
在電視劇《覺醒年代》中，傅斯年作為北大的主要學生代表，戲份還是很多的，妥妥的正麵形象，他又被稱為民國大炮，在北大有著極高的威望，他為人正直，率性，“雖千萬人我往矣”，認定的事便一如既往地前行，奮不顧身。
在民國的那一幫大師及知名人物中，他的年齡算小的，僅比毛主席小3歲， 1896年生於山東聊城一個舉人之家，初字夢簪，要知道，聊城傅家，那在大清朝的曆史上是屬於妥妥的郡望大族，名聲甚是響亮。
聊城傅斯年故居，也是當地的“狀元第”
其先祖傅以漸是大清入關開科舉後的首名狀元，後來成為康熙的老師，幾百年下來，家族中進士舉人無數，鍾鳴鼎食，世代書香，為朝為官者多多，在這樣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他，不成為風雲人物，也實在對不起傅家的名號。
家學淵源，天資聰穎又消息靈通，手到擒來地便考入了北大，時值胡適等人提倡白話文運動，他積極響應，著文並同羅家倫等人一起，創辦月刊《新潮》與新文化相響應，並因其天賦及卓越的組織能力，迅速成為北大學生會的領袖。
傅斯年的名聲很早之前就名聲在外了，不說北京大學曆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校長蔣夢麟，就稱讚他是百年不遇的“天下之奇才”，即使著名的曆史學家鄧廣銘，早年在窮鄉僻壤的私塾中讀四書五經時老師就告知，傅斯年是“黃河流域的第一才子”。
傅斯年考入北大預科時，與弟弟傅斯嚴合影
胡適對傅斯年的評價要具體得多，“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
傅斯年同胡適的關係可謂故事多多，二人亦師亦友，年齡相差並不大，胡適隻大傅斯年5歲左右，但卻是美國歸來的教授，以至於當時學生及教授中不服之人太多，甚至掀起了將胡適趕出北大的聲勢。
而正是傅斯年的力挺，將學生中倒胡的勢頭打壓了下去，年輕的胡大教授在北大方才能優哉遊哉地混了下去，至於教授方麵嘛，自有蔡校長分分鍾搞定，沒學生搗亂，一切都好辦。
五四運動
傅斯年在五四運動中的故事多多，作為學生領袖，遊行活動的總指揮，先是同幾位學生代表一起，和四國使館交涉，在同軍警發生衝突後，並未被捕入獄，因為他同後來主張火燒趙家樓的許德珩等人有分歧，具體如何一個情況，說法多多，莫衷一是。
但可以肯定的是，傅斯年是反對暴力的，“曾勸說同學不要激動。但喧囂憤怒的聲浪，使傅斯年無法控製局勢。”
傅斯年一直是胡適的崇拜者，胡適是反動學生過於涉及政治的，他主張的是“少談點主義，多研究些問題”，反對一切“過急”運動，當傅斯年與同學們發生矛盾後，胡適的理論自然與他產生了共鳴。
北大教授胡適
於是，當“愛國主義與自由主義並行”的五四後發生暴亂以後，這同他的本意和一貫堅守的信念有了相當的抵觸，於是，他很快便退出了學生運動，回到書齋，專門做起自己的學問來。
北大畢業後，他考上了庚子賠款的官費留學生，負笈歐洲，在英、德留學七年，學了大量當時最先進的理論，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等，但有些詭異的是，他卻連個碩士學位也沒拿回來。
當時在外國的留學生不務正業者多多，不是無所事事、男男女女的鬼混，便是東遊西玩地蹉跎時光，趙元任的夫人楊步偉先生在《雜憶趙家》中曾描述說：
陳寅恪和傅斯年
“當時的留學生大都不務正業無所事事鬧離婚，留學生中真正認真讀書心無旁騖，不理會男女情事的隻有陳寅恪和傅斯年，以至於有人把他倆比作‘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可見傅斯年的學習有多刻苦，肩比陳大師。
相對於胡適在政壇上的風雲曆史，傅斯年回國後顯得要安靜得多，他回國後是去了中山大學，並創立語言曆史研究所，任所長，後來又應蔡元培之邀，成立了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亦任所長一職。
在數十個國家級的研究所中，唯有這大名鼎鼎的“語史所”取得的成就最高，對此，傅斯年是傾注了大量心血的，他不但擔任了北大的課程，教授“中國上古史”和“中國古代文學史”兩門課程，後來還代理北京大學校長。
傅斯年在安陽小屯殷墟發掘的現場
傅斯年在主持“語史所”取得的最大功績，是對安陽小屯殷墟的發掘和研究，他親自安排人員，數次親臨現場指導工作，解決問題，正是在他的親力親為下，殷墟出土的甲骨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存，殷墟發掘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隻是這項工作後來因日本侵華而被迫中止。
在傅斯年的人生中，他同政治始終是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尤其是在同執政黨打交道時表現得最為明顯，他可以參加議政，針砭時弊，如什麽議員一類，但絕不擔任任何政治傾向明顯的實際職務，堅決不肯加入國民政府。
然而，他卻經常表達自己的政治態度，不可否認的是，他對共產黨是不友好的，在清黨運動中，就公開支持蔣介石。
1929年秋，史語所同人在北平靜心齋所址合影。前排陳寅恪（左二）中排李濟（左一）傅斯年（左三）趙元任
他堅決支持抗日，對國民政府在戰前奉行的外交政策很是不滿，而對當局的貪汙腐敗更是深惡痛絕，他兩次上書，對蔣介石的姻親孔祥熙口誅筆伐，窮追猛打，使其劣跡昭然於天下而被罷職；繼而又對繼任者，蔣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發文討伐，一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使得這位宋大公子顏麵掃地，灰溜溜地下台走人。
要知道，這兩人不僅是老蔣的親戚，而且所擔任的職務乃是行政院長，妥妥的國民黨柱石級人物，傅斯年正義直言，敢做敢為的性格，在這兩次彈劾中表現得是淋漓至盡，不愧為“民國大炮”之稱。
國民黨敗退台灣，傅斯年亦隨之而去，一年後，在一次會議上突發腦溢血，醫治無效病逝，年僅55歲，英年早逝，甚為可惜，他早年曾戲說過，將“歸骨於田橫之島”，誰知竟一語成讖，痛哉。
傅斯年和胡適、李宗仁
傅斯年下葬的規格之高，亦是是台島少見的，不僅蔣介石親臨主祭，還特贈挽章“國失師表”， 國民黨大才子於右任寫的挽聯為：“是子路，是顏回，是天下強者；為自由，為正義，為時代青年。”
相對於溫婉，大度的胡適，傅斯年的性格大不相同的，完全是相反的，但二人卻是莫逆之交，我對傅斯年是敬佩和同情的，之所以到現在，他在大陸的知名度也是遠遠低於胡博士的，這同傅斯年的性格是有極大關聯的。
台大校園內的傅園（傅斯年墓）
他雖然一生不介入政治，但對於現實中的人和事，他卻是要痛快淋漓地發表自己的感受和看法的，這不得不說是一位學者的悲劇，他對國民黨極端失望，卻又早早地就得罪了共產黨，就如同林衝上梁山並交了投名狀一般，想回頭也是不能的。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如今，傅斯年靜靜地躺在台大的傅園中，每天響起的，是因紀念他而鑄成的“傅鍾”，那鍾聲，悠遠又沉鬱，斯人遠去，年年歲歲，台大校園樹木已亭亭如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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