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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盛鴻：“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天下之大害”
2017-02-21經盛鴻中鎖史話
在中國兩千多年漫長的封建專製社會裏，皇帝是國家的最高領袖，是皇權專製政治製度的象征與代表。它是曆史的產物，也是曆史的禍害！
明末思想家黃宗羲稱古往今來的皇帝都是“天下之大害”：當他們還沒有奪得江山、登上皇帝寶座之前，“不惜荼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發動戰爭，施展陰謀，殺人盈千累萬；當他們奪得江山、登上皇帝寶座之後，就將整個國家與人民看作是他可以任意擺布與蹂躪的私產，“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明夷待訪錄•原君》）。
清代思想家唐甄說：“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室語》）
戊戌維新誌士譚嗣同在其所著《仁學》一書中，高呼：“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
到了辛亥革命前夕，中國不可阻擋地走向民主共和時代，皇帝必然成為反封建專製的民主革命的首要打倒對象。中國人民再不容許在自己的頭上坐著一個皇帝或變相的皇帝了。以孫中山為首的辛亥革命黨人對皇帝的天命製、特權製、終生製、世襲製、嗜殺製等等醜惡殘忍的種種現象與本質，進行了尖銳的揭露與批判。
1906年（清光緒三十二年）11月25日在東京出版的《革命評論》第6號上，刊登革命黨人陳家鼎所作《讀<革命評論>有感》，高唱：“人間從是應平等，誰敢低首頌帝王！”揭示了民主革命的首要目標，就是推翻中國的帝王獨裁專製政治，建立平等自由的民主製度。
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11月14日，光緒皇帝死去，三歲的溥儀繼位，改元宣統，以溥儀的父親載灃為攝政王；第二天，11月15日，慈禧太後死去。1908年11月11日，革命黨人在《中興日報》上發表《皇帝》一文，寫道：“中國之視皇帝，不過一能幹之強盜。凡挾有殺人之權力者，皆可為皇帝”，“中國人民之畏（皇帝），特與魔鬼惡煞相同”。文章進一步指出，皇帝的罪惡，不管是漢人還是滿人做皇帝，都是一樣；中國人民都要推翻它，都要毀滅它：“故中國革命，必當先除皇帝。故雖滿洲君主，果能證明與漢族君主相同，亦必為中國人民自謀幸福之進步時所必當毀滅之目的物”。文章號召：“時代已入於二十世紀，所有一切皇皇帝帝，皆當先後滅絕，此世界公理家之所公認也”。
1909年6月23日，革命黨人又在《中興日報》上發表《世界無不推倒之專製君主》一文，寫道：“浩浩昊天，摶摶大地，同此圓顱方趾之民，何莫非上帝之赤子？謂天特生首出庶物之一人以治萬人，則大謬；謂兆民實有賴於一人，則猶迂。君主乎，專製政府乎，世界之蟊賊而已矣！”其意是說，皇帝本是億萬民眾中之一人，並無特別優長之處；但他做了皇帝後，卻置身於億萬民眾之上，成了神，將全國土地財物視作其私產，可取可奪；把全國民眾當作其奴隸，可殺可辱。這太不合理了！曆史事實證明，專製皇帝就是盜賊！這寫得多麽深刻、痛快淋漓、入木三分，百年之後讀之，猶要拍案叫絕！
據統計，自公元前221年秦王贏政稱皇帝始（即著名的秦始皇），到1912年2月清代最後一位皇帝宣統溥儀宣告退位止，在2132年中，中國共有皇帝494人（其中包括生前未登帝位而是在死後被追封為皇帝的73人）。這些皇帝一手掌控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全部大權，特別是對軍隊的絕對控製權與絕對指揮權，獨斷乾坤，決定著國家的命運與臣民的生死榮辱。其中固然不乏一些英才明主，在一定曆史時期內，順應曆史潮流，為社會進步發展與人民生活安定做了一些好事，但由於皇權專製政治的天命製、獨裁製、終身製、世襲製、嫡長繼承製、等級特權製以及陰謀爭奪、血腥殺戮等本質特性的製約和影響，因而更多地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暴君、昏君，還出現了不少娃娃皇帝、白癡皇帝、荒誕怪癖的皇帝等等，給國家與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更有不少命運悲慘、死於非命的皇帝，給中國曆史蒙上了一層陰森可怖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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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從“民本”主義的視角看，稱皇帝為“盜賊”是合理的
在秦漢史學者王子今看來，中國種種傳統政治迷信，最終都可以歸結為對政治權力的崇拜。要推進政治進步，必須清理千百年來政治迷信的根基，努力洗刷其殘跡，擺脫“宰豬場式的政治”，“使人成其為人”。王子今認為，中國是一個曆來予政治以特殊重視的古國。政治地位高於一切，政治權力高於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會生活領域擴張，對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麵都表現出無與倫比的衝擊力和滲透力。
在新近再版的《權力的黑光》一書裏，王子今從天命迷信、先祖迷信、聖賢迷信、長老迷信、清官迷信、讖緯迷信等角度，全方位反思了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政治文化，探討了政治迷信何以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灰黯的色調。
這些迷信的危害很大：天命迷信導致政治權力自檢、自製機能嚴重弱化，社會下層則日益形成緘默隱忍的政治態度，對於罪惡的暴政，消極地等待著“天譴”與“天罰”。先祖迷信，往往使舊有製度長期保持著對行政政策的規定性作用，從而導致中國政治進步遲緩。“聖賢”觀念，對於政治權力的維護作用，是中國政治實現所謂“超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長老迷信、老年政治，可以保證對於傳統的全麵繼承，但也容易導向僵化凝死的政治形態。清官迷信，是民眾政治力量微弱的表現，意味著自卑自弱意識的強化，以及對合理政治權利的自我放棄。讖緯之隱秘，為皇權的合法性和帝製的法統提供了以神秘主義為內涵的理論依據，有時也成為下層群眾反抗現世皇權的思想武器。
在出差的旅途中，王子今接受了《燕京書評》的采訪。
▌我不讚成《大秦帝國》表達的曆史觀
燕京書評：我讀完《權力的黑光》之後，感覺這是一本嚴肅認真的學術著作，並且持之有據。但另一方麵，你出生於1950年，有人曾經表示，你這一代人由於經曆過1949-1976年的“超強國家”階段，因此對於曆史的研究可能帶入自己對於“超強國家”的恐懼情緒，進而影響到自己學術研究的客觀性。你怎麽看這個問題？
王子今：所謂“‘超強國家’階段”，不知是否是指中國曆史的特殊階段？我對 “‘超強國家’階段”之說沒有認真思考，但不認為1976年到現今中國曆史進程從“超強國家”的視角來說有什麽明顯的改變。至於所謂“曆史的研究可能帶入自己對於‘超強國家’的恐懼情緒”，我好像沒有體會。而對於“影響到自己學術研究的客觀性”的說法，亦不以為然。司馬遷生活的時代是不是“‘超強國家’階段”？“成一家之言”的誌向，可以理解為堅持實證原則，堅持“客觀性”吧？
燕京書評：1908年根據日本辭書翻譯的《東中大詞典》，把“專製”釋為“君主總攬國務，一切大小政事，均由其獨斷獨行，恣意處理者是也”。1915年首版的《辭源》，把“專製政體”釋為“國家之元首有無限權力，可以獨斷獨行者，謂之專製政體”。把帝製兩千年的中國皇權視為“專製”這個認識，已有百年曆史了。閻步克先生認為，“無限權力”其實是有限的，“絕對權力”其實是相對的。它必須以所有曆史政權為參照係，通過比較來認定。足以動搖對這個政體之“冠名”的，一是態度，二是方法；但不會是實證、史實。近些年來，隨著國學熱和傳統文化的升溫，否認秦漢到清末兩千多年為專製製度的不乏其人。你怎麽看？
王子今：我以為，中國帝製時代是“專製政體”。“有限”“無限”之說，其實都是相對的。
燕京書評：朱維錚先生在《走出中世紀》一書中，把秦漢到清末的兩千多年比喻為歐洲的中世紀，期間的專製、黑暗、愚昧是其主要特征。而“走出中世紀”就是走出專製和黑暗，走向民主、自由。這兩年，我讀了一些西方文明史和政治史的著作，在歐洲的中世紀，皇權一直有教權、貴族、商人等勢力與之抗衡，即使在最黑暗的“絕對君主製”時代，君權也無法和中國皇帝相比。例如，漢武帝、萬曆皇帝可以任意征稅。英王因為征稅導致貴族的軍隊與之作戰，路易十六想征稅遭到教士和貴族反對，不得不召開三級會議，不料引發了法國大革命。由此可見，中國君主的任意性權力遠遠大於歐洲君主。但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君主在體製外沒有製約，體製內受到官僚係統的約束。你怎麽看？
王子今：我對於世界史茫然無知。沒有能力進行中國與歐洲政製的對比。所謂“中國的君主”“體製內受到官僚係統的約束”，我不能理解這樣的論說有什麽意義。
燕京書評：前幾年，孫皓暉的小說《大秦帝國》被一些學者批評價值觀錯亂。前不久，據此改編的電視劇《大秦賦》更是引發了很多爭論。元旦期間，武漢大學教授馮天瑜先生撰文嚴厲批評《大秦賦》的文章廣泛流傳，引發了許多人的共鳴。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王子今：孫皓輝的《大秦帝國》表達的曆史觀，我並不完全讚同。但是，我並不認為相關爭論是曆史學論爭。對秦文化與秦始皇的全麵肯定，不符合我的秦史知識。馮天瑜是我特別尊重的學者。尤其是他的《“封建”考論》，我是全心讚同的。對秦政的批判，自賈誼到譚嗣同，曆代都有激烈的聲音。不過，《大秦賦》表現的是秦統一的曆史，並不涉及秦帝國的法律和行政。對於秦統一的曆史判斷與秦統一之後秦政的表現的批評，考察的對象大概不宜混同。
▌中國古代一直“政治優先”
燕京書評：《權力的黑光》314頁顯示，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一一論《左傳》記晏子與齊侯問答事，說道：“春秋以前居君位利勢者，與戰國秦漢以後不同，君臣之間差不甚遠，無隆尊絕卑之異。”那麽，秦漢的“皇帝”與周天子、諸侯（國君）掌握的權力，兩者之間相距的台階有哪些不同？
王子今：秦漢“君臣之間”，確實可以說是“隆尊絕卑”，這與周代有顯著的不同。如諫大夫鮑宣上書漢哀帝：“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毣毣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可知當時身為高官，麵見皇帝也相當困難。
燕京書評：台灣學者林舜聰《儒學與漢帝國意識形態》一書顯示，由秦入漢以後，儒家以尊君卑臣等學說換取了獨尊儒學的地位，乃儒表法裏的主要幫凶。但是，現在有一些學者對“儒表法裏”也給予了否認。那麽，“儒表法裏”到底是準確的描述，還是根本錯誤？
王子今：我以為，“霸王道雜之”是比較準確的說法。
燕京書評：《權力的黑光》批評了種種中國傳統政治迷信，但我覺得有一種政治迷信古已有之，並出現了現代形式，就是對強權最高統治者的政治迷信，例如秦皇、漢武、康雍乾等，最高統治者越是表現出對內對外強硬，就越能贏得某些民眾的崇拜和擁戴，它的現代形式就是極權主義統治者，諸如希特勒、墨索裏尼等。這種現象背後，有著深層的民族心理因素，似乎與你在書中講到的一些因素有關。你怎麽看？
王子今：雖然李約瑟曾經說，法家思想“頗近於法西斯”，但我們進行跨越長時段的曆史比較，還是需要慎重。“對強權最高統治者的政治迷信”，拙著中似乎有所涉及。
燕京書評：《權力的黑光》有一段話非常精彩：“政治權力猶如‘兼照天下’的太陽一樣，監視著、主宰著一切社會文化現象。氣象萬千的社會生活都必須用政治尺度加以衡量評判，姹紫嫣紅的文化風貌都被強行塗抹上陰黯單調的政治色彩，所有的文化產品都不得不統統打上整齊劃一的政治包裝，任何一種關於推動文化進步的理想，似乎都隻有附係在政治的總綱上，才有實現的可能。這種泛政治主義的文化傾向，最終導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局麵。每一個社會人都由‘自然人’淪為‘政治人’。”（11頁）從本書描述的神權與政權合一、天道與天命、先祖迷信等命題，並結合蕭延中《中國思維的根係》來看，中國的思想和文化，似乎從根本上就是圍繞著政治專製主義而構築和建立，諸如宗教、天文地理乃至中醫等都是如此。這是否意味著，中國文化有強烈的“泛政治化”傾向？
王子今：我在以前的論文裏探討過這個問題。中國古時有以為史書不過是記述政變與戰爭的“相斫書”的說法。梁啟超在《中國史界革命案》一文中也曾經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中國古代的曆史，在舊史家筆下，確實是一部政治史。從學術史的角度看，所謂“文以載道”的原則，也強調文化形態不過是“載道”，即承載政治內容的“車”，中國古代這種有人稱之為“政治優先”。
燕京書評：明清兩朝，君主專製統治登峰造極。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唐甄等人都從先秦儒家的民本主義立場批評君主專製製度，這些批評仍然很有力量，但究其本質，仍然處於儒家思想內部，與民主思想不同。中國沒有產生民主思想，是否與傳統文化的根係以及專製傳統過於悠久（兩千多年），專製主義文化滲透的程度過於深重（政體設計、社會控製、思想鉗製、宗法製度、最高統治者將天地君親師合一，任意性權力過大，等等）有關？
王子今：所謂“與民主思想不同。中國沒有產生民主思想”，或許是說“與民本思想不同。中國沒有產生民主思想”。民主思想在中國沒有比較深固的根據，自然與傳統文化的根係以及專製傳統過於悠久（兩千多年），專製主義文化滲透的程度過於深重（政體設計、社會控製、思想鉗製、宗法製度、最高統治者將天地君親師合一，任意性權力過大，等等）有關。進行相關文化思考，或許還應當關注農耕生產孤立的、個體的、閉塞的等特征。這些特征的曆史作用應當重視。“交往”對於曆史進步的作用，應當引起曆史學者的充分重視。
燕京書評：唐甄《潛書·室語》稱，“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譚嗣同《仁學》也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媚大盜”。如果從權力的合法性來說，在古代，統治者如果對民眾予取予奪，其統治就沒有合法性；在現代，如果權力的產生沒有經過民眾同意授予，也沒有合法性。那麽，秦代以後的大多數皇帝在本質上基本都是“盜賊”，你怎麽看？
王子今：對於“賊”“大盜”的指責，是開明思想家經過深刻曆史反思得到的認識。秦以後“凡為帝王者皆賊也”，“二千年來之政”“皆大盜也”的曆史評斷：第一，從“民本”主義的視角看，是合理的；第二，這樣的認識，也是站在期待曆史前進的立場上的明智的勇敢的表態。
燕京書評：《權力的黑光》第22章講到了忠，臣民的忠臣隻是對皇帝私人的義務，而不是對國家的義務。換言之，如果臣屬對一個暴君、昏君保持忠臣，很多時候就不得不戕害民眾或損害整個共同體的利益。此外，皇帝要求臣民對自己忠誠，但皇帝卻可以出賣甚至任意殺戮臣民——因為家天下統治，帝國領域內包括臣民生命在內的世間萬物都是皇帝的私產。以此而論，郡縣製之下對皇帝的忠，不過是皇帝維係統治需要而特意宣揚的一種工具而已，你怎麽看？
王子今：我出版過一本書《“忠”觀念研究：一種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與曆史演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還發表過幾篇相關論文。以秦代為例，秦的統治不過短促的十數年，但它以較劇烈的工作節奏，大體上完成了為專製主義政體的長期支撐奠定基礎的任務。考察在中國政治史的這一特殊階段，我們看到，“忠”作為一種思想規範，已經對相當寬廣的社會層麵產生了約束力。這種約束，對於秦代大一統專製政體的早期形成，表現出重要的作用；同時，對於後世國家政治形態、民眾政治心理乃至民族精神的若幹風格，也都形成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血酬定律”未必能夠科學地概括中國古代政治史的規律
燕京書評：《權力的黑光》批判了各種中國傳統政治迷信。如果結合吳思的“血酬定律”分析：一個暴力集團通過暴力打天下，之後又坐天下，暴力集團內部政治分贓，而頭頭（皇帝）得利最大。一旦暴力集團的控製能力下降，不能維持暴力統治，就會被新的暴力集團推翻……但是，對最高統治者而言，將最高權力世代沿襲才是最根本的利益，這與民眾利益和國家利益有時候並不一致。謹慎而明智的統治者統治時，也可能出現“盛世”，但皇帝的任意性權力一直缺乏實質性製衡嗎？基於人性的弱點，大多數統治者很容易濫用任意性權力，進而導致官邊和民變，或者亡於外敵。秦漢到清末這兩千多年，似乎陷入了這種往複循環，在循環過程中，皇權專製不斷強化，到清末盛極而衰。是否可以說，武力和專製製度是暴力統治的硬實力，政治迷信是暴力統治的軟實力？
王子今：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好幾個問題，其中邏輯線索有些混亂。所謂“血酬定律”，私意以為未必能夠科學地概括中國古代政治史的規律。作為曆史學研究者，我們最好還是進行具體的實證分析。所謂皇權的“實質性製衡”，恐怕沒有考察的意義。因為這是幾乎不存在的東西。“清末”是否是中國古代“皇權專製”之“盛極”時段，恐怕許多學者並不認可。所謂“硬實力”“軟實力”，大概難免追逐時髦之嫌，恐怕是缺乏學術意義的概念。
燕京書評：在秦漢到清末的兩千多年裏，絕大多數都重農抑商。《權力的黑光》有兩處提到，傳統的農業社會有利於維護君主專製統治。類似的觀點，在《無情的革命：資本主義史》一書中也有表達。在漢代，漢武帝劉徹就摧毀了當時比較發達的市場經濟。那麽，重農輕商的政策選擇與維護專製統治之間的內在機理是怎樣的？
王子今：“重農抑商”的判定，需要具體考察，不宜作簡單化的處理。拙文《秦“抑商”辨疑：從商君時代到始皇帝時代》（《中國史研究》2016年3期），對秦的商業政策有所論說。所謂“在漢代，漢武帝劉徹就摧毀了當時比較發達的市場經濟”，對任何時代的經濟政策都不應當進行簡單的斷定。回顧近70年的曆史，我們可以看到，短暫的時段就已經發生多次轉變。那麽，考察2000年的曆史，恐怕也不應當簡單地進行“絕大多數都重農抑商”的判斷。
燕京書評：關於清官迷信，《權利的黑光》第10章做出了較好的分析，並指出了清官的局限（267、268頁）。但我感覺，民眾盼望清官更多是出於工具理性和實用主義，在清官的統治下，自己日子會好過一點。也就是說，這是君主專製統治之下缺乏權利，隻求苟安的心理。從局部看，清官在自己治理的區域減輕了民眾的生存痛苦；從道德上看，海瑞這樣的清官確實很高尚。但一旦置身於整個帝國的區域和長期的曆史長河，清官的作用實際上微乎其微。例如漢代也有一些清官，但貪官顯然更多，而儒家的教義顯然不能讓他們中的大多數保持廉潔，因為皇帝將天下視為私物，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敗者。你怎麽看？
王子今：討論“清官”崇拜問題，在研究漢代的相關曆史跡象時，或許應當重視“循吏”概念的生成以及“循吏”榜樣的意義。
燕京書評：2010年，資中筠教授《中國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在知識界引發了巨大反響。但劉澤華先生認為，道統是政統下的附生物，道統源自“帝統”。朱熹及其後的理學家在理論上對“道高於君”“格君心之非”說得頭頭是道，但從整體上看，理學所以被尊為官方意識形態，是因為它堅持的“三綱”更有利於君主製度。把“道統”與“政統”看成是並行的二元化或者超越政統，是部分儒家的一廂情願。道統”在更高的層次上肯定“政統”。劉澤華先生還認為，如果說“從道不從君”是政治、文化傳統，那也是很有限的一個小傳統。本書第13章探討了政統（君主專製）與道統（儒學正統）的關係，指出一直是政統壓倒道統。那麽，你怎樣看待劉澤華先生的觀點？
王子今：我大致同意劉澤華先生的觀點。傳統社會的“中國知識分子”，因教育體製和文化政策的作用，大多數其實難以跳出“官方意識形態”的控製。估計獨立知識分子的存在數量，應當實事求是，不能隻注意政治表演比較活躍的士人。對於“道統”與“正統”的關係，通過對現今社會知識分子的觀察，可以知道對古代社會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不能過高估計，不能過分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