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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發就是最大的作為-劉瑜
看來共產黨的監獄無論是關押閆明複江青薄熙來這類共產黨高官，還是新疆維吾爾人，都是一樣殘酷。難怪西方媒體報道新疆監獄違法人權，北京否認。
看來西方媒體也有不完全中立公平，它們不報道北京處置監獄裏的薄熙來和失蹤的秦剛，有沒有違犯了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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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讀書周報》第1582號第8版“書刊博覽”
（2015年9月14日隨《文匯報》發行）
閻明複：在秦城監獄的日子
閻明複
《閻明複回憶錄》閻明複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革”後，閻明複曾任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副總編、中華慈善總會會長等職。
閻明複是中共諜報英雄閻寶航之子，自幼就隨父母頻繁接觸周恩來等中共早期領導人和民主人士，在重慶“閻家老店”度過了別樣的少年時光。從“哈外專”畢業後，閻明複在全總和中辦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陳雲、彭真等領導人做了十七年俄文翻譯。他見證了中蘇關係十年變遷，“文革”中被關進秦城監獄七年半，恢複工作後任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副總編。《閻明複回憶錄》共九十五萬字，詳述了閻明複從少年時代到改革開放半個多世紀的人生沉浮和風雨變遷，頗具史料價值。
我的父親，生離死別
閻明複的父親，中共諜報英雄閻寶航
“文革”後，我愛人吳克良對我講述了當時家裏發生的事……
9月下旬的一天，她下班後，到父親家去看望老人們。當時家裏的親人都已知道我被隔離。父親單獨同她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父親說：“最近，我感到情況不太好。我可能會出什麽問題。萬一發生什麽事，你們一定要相信我。我在總理領導下做了一係列對黨有益的事。1941年6月，希特勒進攻蘇聯前一個多禮拜，我獲得了有關進攻時間的準確情報，報告了恩來同誌，他當即電告延安，毛主席立即轉告斯大林，從而使蘇軍及早進入一級戰備。戰爭爆發後，斯大林致電中共中央對提供的準確情報表示感謝。1944年末，我獲得了日本關東軍在東北的全部駐軍分布、各種防禦工事的詳細資料，及時地交給恩來同誌轉給了蘇聯，保證蘇軍順利地粉碎了日軍的抵抗，解放了東北。”父親深情地說：“總理了解我。如果出什麽事，你們去找總理！”
為了便於說明隨後發生的事件，扼要地介紹一下父親的幾位老戰友，一位是高崇民高大爺，另一位是王化一王大叔。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父親、高大爺、王大叔同其他一大批東北的仁人誌士都是張學良將軍的主要幕僚和助手，他們為抗日救亡、為推動張將軍“停止內戰，聯共抗日”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國成立後，高大爺曾擔任過民盟中央領導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大叔於六十年代病逝。王大叔有一個從小養成的習慣，天天寫日記，日積月累，從未間斷。到王大叔逝世前已寫就上百本日記，成為近現代史上極珍貴的史料。“文革”爆發後，王大叔的後人把他的日記委托給高大爺保管。高大爺閱讀完王大叔的日記，又把日記交給了我父親。本來，無論是高大爺或是我父親，都是王大叔的摯友，受王大叔後人之托，都可以保管他的日記。
可是，王化一日記在我父親家保存這件事，不知怎樣被大姐閻明詩的長子曹崢岩探聽到了。曹崢岩小名叫大胖子，極受姥姥、姥爺的寵愛。“文革”一開始，曹崢岩也成了紅衛兵，到全國各地串聯，一直跑到新疆，造了王恩茂的反。1967年9月底回到北京，到家裏看望過姥爺和姥姥。曹崢岩向姥爺索要這部日記，姥爺當然不肯交給他，說他和高老已商議好，準備征得王老家屬同意後，把這部無價的史料交給組織。曹崢岩假裝同意姥爺的安排。但等姥爺外出時，帶著他的紅衛兵從姥爺家搶走了王化一日記，他自己也再沒回過姥爺的家。
我父親回家後得知曹崢岩的作為十分憤怒，連忙打電話給高崇老，商量報告組織，追回這部日記。
1967年11月7日傍晚，父親一家正準備吃晚飯。突然門鈴大響，闖進來一群人，紅衛兵打扮，聲稱要把父親帶走。父親質問他們是什麽人，有無逮捕證。他們說，我們是紅衛兵，最高指示就是證，快跟我們走，少囉唆！母親趕緊把皮大衣送到父親手中，父親低聲地對母親說：“趕快報告周總理。”這句話竟成了兩位六十年來患難與共的革命伴侶永別的遺言！
“文革”後，在中央給父親的平反結論中，證實了父親被蒙冤逮捕的事件：1967年11日7日，閻寶航同誌被“專案組”加以所謂“東北幫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的罪名投入秦城監獄……
我與父親閻寶航就此開始了生離死別的不歸之途。
至於王化一日記，“文革”後，殘存的部分已由中組部出麵退還給了王叔的家人。
閻明複為毛主席擔任俄語翻譯，上圖中，毛主席身後左側為閻明複。
秦城監獄的第一次提審
辛酸和恥辱，以及饑寒交迫、饑餓難挨的日子，而這些不過是這場牢獄之災的一角而已。
七年多來，我不記得監禁期間的審訊一共有多少次，頭一兩年多一些，後來幾乎沒有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審訊。
入獄後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8日上午，不知道幾點鍾，囚室門開了，管理員走進來說：“提審，跟我走。”
從囚室出來，沿著走廊向左走，過了一個鐵門向右轉，又是一個長長的走廊，一邊是牆，一邊是一間一間的房間。在其中的一間的門口，管理員叫我停下來，他打開門，對屋裏的人說了些什麽，然後叫我進去。這是一間長方形的房間，門的左邊有一長條桌，上麵鋪著白色桌布，後麵坐著幾個軍人。在室內另一側，正對著桌子大約二三米，放了一個橢圓形的礅子，看上去是瓷的，後來聽說，是實心的，灌了鉛，怕犯人拿來砸審訊的人。
專案組讀罷語錄，又講了一大篇話，大概都是什麽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類的套話，我早已忘記。隻記得他們叫我交代同彭真以及同楊尚昆的關係。
這對我來講簡直是輕而易舉、駕輕就熟的事啦。中辦“文革”開始，還在中南海的時候就講起，一直講到“學習班”，材料寫了一篇又一篇。於是我就滔滔不絕地“交代”。講到中午了，專案組宣布暫停。管理員帶我回囚室吃飯，吃完飯，又把我帶回審訊室。我又接著“交代”，直到天色已黑。
冬天日短夜長，大概快五點了，我也餓了。於是我說：我交代完了。專案組裝出一副驚訝的樣子說：怎麽，完啦？我說：是呀，完啦！專案組說，怎麽完了呢？你最主要的還沒有交代呢！我倒是真驚訝地問道，有什麽最主要的還沒交代呢？專案組神氣十足地說：“你‘裏通蘇修’還沒交代！”我聽了哈哈地笑了兩聲說：“我‘裏通蘇修’？毛主席還表揚我是反修英雄呢！”
其實，毛主席從來也沒說過我是反修英雄。毛主席說過：“小閻不怕外國人！”說的是毛主席同赫魯曉夫“吵架”時，我當翻譯不怯場，理直氣壯。專案組竟一口咬定說我“裏通蘇修”。我氣極了，就未加思索地脫口而出：“毛主席表揚我是反修英雄。”專案組當然不知道毛主席是否講過這類話，更不敢否定，毛主席講過的話誰敢否定！於是，他們說：毛主席表揚過的人多著呢。我說：那好，你們就查吧，純粹是……本來想說白白浪費時間，話到嘴邊又咽下去了。
應該說，我的這個專案組從一開始就沒大聲地訓斥過人，沒有搞過“逼、供、訊”。從這個時刻起，那種忐忑不安的思緒一掃而光，完全消失了。我從來沒有“裏通蘇修”，多年來，我努力地跟著毛主席在反蘇修鬥爭中當好翻譯，水平高低任人評說，但我不是特務！毛主席的教導“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成了我的“定心丸”。
這樣，第一場審訊就結束了。回到囚室後，心情平靜下來，反而開始感到“饑寒交迫”了。
閻明複（中）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為毛主席翻譯
陪毛主席出訪蘇聯，參觀克裏姆林宮。上圖中，毛主席身後左側為閻明複，右側為衛士李銀橋。
“不交代拉出去槍斃！”
我的特嫌問題似乎“無文章”可做了，但針對被打倒的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莫須有的“揭發”接踵而來。各式各樣的專案組都到秦城來提審，企圖從我這裏找到“突破口”，軟硬兼施，威逼利誘，審訊並沒有停止。
審查陸定一的專案組的組長（不知道他是不是組長，姑且稱之）蠻不講理，胡攪蠻纏，毫不懂政策，看樣子不過是個芝麻大的軍官，卻裝出一副大官的模樣，真是令人惡心！
本來，審訊室的桌子上已給專案組擺上了茶杯，但這位組長來後，看也不看，從自己的皮包裏掏出一個又長又大的玻璃瓶，用手絹擦了又擦，然後用眼睛仔細看了又看，再掏出一個信封，倒出幾片茶葉，用水衝開，再品嚐幾口，才抬起頭來，看我幾眼，然後發問，你是閻明複嗎？我說，是。他問，你是中辦翻譯組組長嗎？我說，是。他問，你認識陸定一嗎？我說，認識。他問，你給陸定一當過翻譯嗎？我說，沒有。他說，陸定一當時是中央領導人，你怎麽可能不給他當翻譯。我說，沒當就是沒當，我們隻為常委服務。他問，你給尤金當過翻譯嗎？我說，當過呀。他說，那陸定一同尤金談話你一定當過翻譯啦。我說，沒有，毛主席接見尤金我當翻譯。他說，不準你提偉大領袖！我說，你問我給尤金當過翻譯沒有，我才提到毛主席。他喊了起來：你沒有資格提到偉大領袖，你再抵賴，拉出去槍斃！我說，槍斃我也沒給陸定一當過翻譯。他這樣胡攪蠻纏地喊了半天，隻能無奈地收攤了。
過了幾天，我的專案組來了。我對他們講了陸定一專案組提審的情況。他們說，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實事求是，絕不能講假話。要相信黨的政策。
後來，陸定一專案組又來提審，還是老一套，“不交代就拉出去槍斃！”“坐一輩子牢！”等等。我隻是一句話：我從來沒給陸定一當過翻譯，我不能講假話。氣得他們隻好悻悻而去。
應該說，審訊的過程是考驗人的良心、勇氣、信念的過程。在審訊中順著提審人的“誘供”，“講假話”、“亂咬人”可能是恢複自由的一個機會。對於一個被關押在暗無天日的獨牢裏的“犯人”，沒有比“馬上恢複自由”的許諾更具有誘惑力了，但是要付出“講假話”的代價以及由此而產生嚴重的後果，殃及的將不僅是第一專案辦公室審查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還可能使更多人遭到誣陷！麵對“檢舉揭發，立即釋放”的誘惑，麵對“不交代拉出去槍斃”的威脅，我從來沒有產生過“講假話”的念頭。堅持不講半句假話，在艱辛漫長的囚禁生涯中，倒使我心境豁然。
“四人幫”被打倒後，對專案辦公室的人員進行了審查。組織上找我了解我接觸過的專案組的表現。我說，審查我的專案組講政策，實事求是。而最不講政策的、胡攪蠻纏的就是審查陸定一的專案組。
若幹年後，陸定一陸老在北京醫院住院治療時，我去看望他老人家，談到“文革”時期的專案組時，陸老氣憤地說，這些家夥壞透了！
熟悉的咳嗽聲
1968年四五月間，我偶爾聽到十分熟悉的咳嗽聲，真像我父親的聲音。但是轉念一想，我父親怎麽可能被捕呢。一來，我父親早已淡出政壇，不是當權派，更不是走資派。二來，他是周總理介紹入黨的，在白區一直在總理領導下工作，曆史上也沒有什麽問題。誰能想到，這位對革命作出重大貢獻的老人竟然也被關進秦城監獄，竟然也成了我的難友！父子同獄，中間隻相隔二十三個人：父親的代號是67100，而我的代號是67124。
“文革”後才知道，就在我聽到父親的咳嗽聲後過了沒幾天，備受折磨的他老人家就含冤離開了我們。
與世隔絕的監獄，也是特殊人群聚集的特殊空間。在獨牢中我看不見他們，隻能從時隱時現、斷斷續續飄來的各種聲音中來辨別“誰在這裏？”“發生了什麽？”為難友的命運惋歎。那冥冥中傳來的老父親痛感至心的切膚之聲，多少年過去了，還在心裏、還在耳邊，還在那些艱辛苦澀的日子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