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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亡國奴時期人民的生活水平到底怎樣?

(2023-06-28 17:49:05)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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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呼蘭胖子 胖子評天下

  偽滿洲國是個很奇怪的“國家”,這個滿洲國的政治體製很有些莫名其妙。你如果說它是帝製呢?溥儀說話不算!你說這是個君主立憲製國家?也不是,因為關東軍才是“太上皇”,這個“國家”有個議會叫“協和會”,但是一直沒有起到啥作用,就像是朝鮮,貌似最高人民會議是國家的權力機關,其實啥事兒不頂。

  關東軍是滿洲國的“太上皇”,但是關東軍都是些軍人,並不真正管理這個“國家”,“滿洲國”的政府部門的公務員和官員則是通過考試選拔的,類似於中國古代的科舉製度,但是考試科目卻是現代的內容。滿洲國的官吏製度是一個十分正規的文官製度(Civil Service)。滿洲國可以說是一個專業人士治國的國家,在政府部門任職的多為政治、經濟和法律方麵的專業人士。其中有日本人也有朝鮮人、滿洲人和台灣人,考不上是不行的,也沒聽說過“走後門”或者裙帶關係這些事兒。

  滿洲國從建立到1941年,人民生活水平跟張作霖時代相比並沒有下降,由於金融改革和貨幣統一以及生產力的發展,甚至有所提高。毫無疑問的是,滿洲國時期沒有發生過饑荒,人的基本生存保障是沒有問題的。所以,那陣子關內跑過去很多人,如果滿洲國生活不好,關內人跑過去不是傻嗎?大家可以看看那時候人們的穿戴,很差嗎?尤其是下麵那張那應該是東北農村普通的一家,無人身上有補丁,麵容也很祥和,感覺精神麵貌好於六、七十年代的人。

  

  

  東北有史以來第一次平民因饑餓而大規模死亡的時間發生在1948年的長春,此後的1960年到1963年發證的事情也是眾所周知了。滿洲的土地上發生饑荒就跟魚被淹死一樣荒謬,日本人的統治還沒有荒謬至此。但是,六一年六二年東北卻有吃苞米麵裏摻野菜的情況發生。

  2006年8月號的《華夏地理》,做了個專輯叫《中國蒸汽火車:任重道遠130年》,有一篇文章提到了滿洲國時期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為普通滿洲籍火車司機的收入,據說,當時滿鐵火車司機的收入十分可觀,不但一個人工作養活全家沒有問題,他太太的高跟皮鞋還是專門在奉天的高級百貨公司訂做的

  另外,樣板京戲《紅燈記》,也很讓人深思,劇中主人公李玉和,不過是個滿洲普通鐵路工人而已,二七大罷工失敗後逃來滿洲的。《紅燈記》告訴人們這樣一個事實:李玉和的工資能養活八九口人,包括他自己,母親李奶奶,女兒李鐵梅,加上另外兩個工友的家屬(每家按三口人計)。 《紅燈記》的原作是《自有後來人》,原劇中的李玉和是個酒鬼,李奶奶常勸他少在外麵喝酒,所以才“臨行喝媽一碗酒”。《紅燈記》不經意的透露了李玉和的工資不僅可以養家,還能常下飯館喝上幾盅,這說明什麽呢?說明李玉和一家,在滿洲國是過著溫飽有餘的生活!另外,還有一段劇情也很有意思。鳩山說:“老朋友,想當年我在鐵路醫院給你看過病。” 鳩山曾是鐵路醫院的醫生,老李作為鐵路職工,有在鐵路醫院免費醫療的待遇。

  於誌鈞的回憶錄《蠶食》裏也提到:“父親沒有讀過多少書,粗通文字,學了駕駛汽車技術,在當時的吉蘭長途汽車運輸公司當司機。那時東北胡子多如牛毛,父親膽大心細,技術高超,幾乎沒出過事,得到公司信任。1934年。當了公司經理。那是個身份股,沒有實際投資。1936年,公司被日本人接收,父親離開公司,到吉林市郵政局當投遞卡車司機,工資40多元“國幣”,這是很不錯的待遇,直到1939年。1940年,父親辭掉郵政局的工作,自己開了一間汽車修理廠,取名“大和洋行”。同年,工廠倒閉。父親和四姑母、二伯父合夥買輛二手卡車,從事個體貨運運輸,到日本投降。”,“當時我父親是汽車司機,我們屬於中偏下的家庭。”,“老家離城裏不遠,上學放假或星期天,常回來玩,在河裏遊泳。河裏鯽魚很多,用手就能摸著,回家燒魚吃”。我們可以看出在滿洲國,即便是這樣的沒什麽文化的卡車司機一家,生活水平也是相當可以的

  於誌鈞在這本書裏還回憶起他們一家1938去新京購物的情形:“我們住下後,來到三中井洋行(百貨公司),一進大門,十來個青年女店員,清一色十七八歲日本姑娘,分列兩旁,夾道歡迎,向我們鞠躬,口喊:‘藕哈優勾劄一麻司!’,中國話意思是‘您好!歡迎!’。這是一幢六層樓,商品琳琅滿目,有自動梯、電梯,售貨員全是日本姑娘,非常有禮貌,非常親切,耐心地介紹商品。當時日本還沒對英美開戰,所以商品除日本貨外,還有美國貨。我父親選購一架美國柯達牌照相機和一台美國造五燈(電子管)收音機。這兩件東西,是我父親最珍愛的寶貝,當時是非常時髦的。這兩件東西,雖經‘滿洲國’、蘇聯紅軍占領、國民黨、解放等重大社會變遷,一直流傳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還在。此後就不知去向了。爸爸使用這架相機,拍攝很多解放前時期照片,記錄許多有價值的曆史鏡頭,可惜,文革中被我母親燒了,付之一炬,盡成灰燼。害怕呀!”配圖即新京三中井百貨公司

  

  來自滿洲的司機一家也有機會出國旅遊,1939年,於司機就帶著全家去了北平和天津。於誌鈞在回憶錄《蠶食》裏回憶道:“1939年春,父親攢夠了錢,全家五口(父親、母親、我和妹妹、弟弟)到天津、北平(北京)去玩。當時,北平、天津已被日軍占領,日本在華北扶植漢奸,建立了偽政權。關內外都是偽政權,以山海關為界。我們到天津、北平,叫‘出國’,還得起(辦)出國證,才能成行。那時,我四姑母一家在天津法租界住。第一站,先到姑母家。我們乘的火車到達山海關,要檢查出國證;還要兌換錢,換關內使用的‘聯合券’。我們使用的‘滿洲國幣’,一元錢上有個古代老人,不知道是誰?我們叫‘老頭票’。那時的‘滿洲國幣’很值錢,一塊錢老頭票能換很多聯合券,就跟美金一樣!所以,我們一到天津、北平,覺得一下子成了財主,有用不完的錢!這趟旅遊,我姑母一家四口(姑父母和兩個表弟)全程陪同,費用全由我父親負擔。”一下配圖為新京寶山百貨公司

  

  於誌鈞回憶錄中寫道他們在北京旅遊的情景:“在北平,住高級旅館,旅館包飯,吃得非常好。白天外出遊玩,乘兩輪人力拉的東洋車,六七輛排成一隊,浩浩蕩蕩,穿街過巷,嗖嗖地,好不威風!我們不是地主老財,並非富有,這是實情。”,“這次旅行,我不懂事,隻知道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莫名其妙的優越感。我不是寫小說,給人看,我沒必要掩飾思想,一個生長在日本統治奴役下的小孩子,談不上覺悟,我不懂政治。我沒必要用七十年後的今天觀點描述當時。曆史就是曆史。”

  在滿洲國,普通司機生活尚且如此,至於滿洲的有文化的人,收入更是可觀了。在滿洲國經濟部任職的台灣人楊蘭洲回憶說:“到滿洲,最大的好處就是沒有差別待遇,比方在台灣的大學畢業生一個月六十元,在滿洲國月薪則是一百七十元,可以生活得很富裕。在新京(長春)開台灣同鄉會,三元一桌的菜,十二個人都吃不完。不過我在滿洲國娶妻生子,薪水都傻傻地花掉了,一些比較會打算或聰明一點的人,則將錢寄回台灣買房子。”十二個人吃不完的菜,在哈爾濱放到今天起碼也要好幾百人民幣吧,這樣推算,當時滿洲國大學畢業生的月薪至少相當於今天的兩萬塊以上。滿洲國在分配製度上實行不分種族的平等,滿洲籍大學生的待遇也是這樣的,其他國籍也如此。配圖是哈爾濱中央大街,圖中左側穹頂巴洛克式建築是日本鬆浦洋行

  

  在滿洲做警務工作的蔡西坤回憶道:“在大同學院受訓時,一個月薪水是一百五十元,當警佐也是一個月一百五十元,另外加些津貼。”“滿洲國製度中,高等官的薪水是每年調升十五元,若遇拔擢,則升兩倍,我在滿洲待四,五年的時間裏,待遇總共升了七倍,日子可以說過得很輕鬆。”

  作家梅娘在回憶自己的大學時提到:“上關內讀大學,‘滿洲國’幣不能與中國貨幣兌換,學費不好解決。‘滿洲國’幣能與日本國幣自由兌換,生活水平也相差不多,家裏負擔得起。” 可見當時滿洲的生活水平比日本差不了多少。

  但是,隨著戰爭的形勢的嚴峻,到了42年後作為日本後方的滿洲也開始實行配給製,蔡西坤回憶到:“滿洲國雖采民族協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但經濟上則采配給製,分有日係、鮮係和滿係,配給各有不同,並不平等。一般說來日係為最高級,配有米、肉、清酒和衣服;鮮係和滿係級數則較低,配給是粟和高梁。我們剛去時,因為要適應北方的氣候,衣服需要多一點,要求配給多一點,他們也給予優待,衣服,棉被都給得多,甚至連鍋子、麵包、煙酒都有配給。後來我們生下大兒子,小孩的牛奶也配給,一天送來五瓶鮮奶,有時候生產過多怕壞掉,曾一天送十瓶,我們喝都喝不完,還害小孩喝太多,拉肚子。許多配給的物品我們用不到,如煙酒,我們就拿去和滿洲人換雞蛋,滿洲人很會將破襪子抽紗重織,所以我們有破襪子也拿去換雞蛋。”

  前麵提到的於誌鈞也回憶這段時期:“當時,日本人的主食是大米,東北人視大米、白麵為細糧,開始(1942年以前)日本人不限製東北人吃大米、白麵。後來隨戰爭壓縮日本的空間,日本不允許中國人吃大米,吃大米為‘經濟犯’,犯法。”

  這以現在的觀點來看顯然是製度上的歧視,但是在滿洲國以前滿洲人確實也不怎麽吃大米的,因為當時滿洲的漢人不怎麽種大米,滿洲人又是華北移民的後代,沒有吃米的習慣,滿洲的本土民族也不怎麽吃大米。大米是日本人進入滿洲後才逐步地發展起來的,用的水稻品種也是日本人特殊培育的耐寒品種。一開始是在滿洲的朝鮮人種大米,為了賺錢,大米基本上也都賣給日本人,然後朝鮮人自己吃小米。滿洲國成立後,東北的水稻種植麵積進一步擴大,與中國建交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年輕時就是在滿洲國設計建設水田灌溉係統的。所以,配給製是按照原來的飲食習慣定的。

  從目前找到的資料上看,禁止東北人吃大米沒有成文的規定,我們查到的資料《城市糧食主要配給狀況(1942)》裏還給出了延吉、四平兩個城市一般民需中,給中國人的大米分別為每月0.9和2.0公斤。但是不少人回憶卻是日本人不許中國人吃大米,上述兩個城市有大米可能因為這倆城市是親善城市的緣故吧!

  另外也查了當時的《穀物管理法》,裏麵也沒有不許中國人吃大米的規定,或許《飯用米配給綱要》裏有規定,但是目前沒有找到原文,我們不敢下結論。

  但是滿洲人也不是傻子,日本人引進來的大米好吃誰都知道,所以,才不管什麽配給製,能買得起大米的話當然還是吃大米,於是出現了滿洲人被車壓死了或者暈車吐了之後發現吃了大米就被當成經濟犯的情況。不過,如果不吐呢?吃了也就吃了,誰會知道?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因為日本人一直沒有取締市場和私有經濟,滿洲人手裏有生產資料,流通環節也沒有掐死。比如1942年的時候吉林的於誌鈞的父親就自己買了輛卡車跑運輸,沒人限製,當時,滿洲國的菜販子當時的生活也不錯。

  來自台灣,丈夫在新京當醫生的家庭婦女黃洪瓊音回憶道:“有一陣子,日本人也對東北人施以配給製,並不準其在市場賣肉,但東北人並不理會,市場內不能賣,就到市場外賣,日方見配給製無效,乾脆任由東北人自由買賣,再徵收稅金,所以有時日方所配給的肉品不好時,我便到東北人的市場購買”

  滿洲國的醫療也不錯的。於誌鈞教授在回憶錄中說到吉林市的東洋醫院時這樣寫道:“日本大夫威信很高,醫德也好。所以,東北人很信任日本醫生,於是打出“東洋醫院”的字號。東洋醫院,內設內科、外科、耳鼻喉科、牙科、小兒科、婦科,設有化驗室、X光機等現代醫療設備,醫生、護士都是日本人,醫術高超,是一所真正的現代化醫院。我上小學時,我因患牙周炎,沒及時治療,化膿,右腮幫子腫得像葫蘆一樣。看中國醫生,都束手無策,建議我爸帶我到東洋醫院去看。危急情況下,我爸爸帶我,連夜到東洋醫院。日本大夫立即把我送進急診室,讓日本護士用針,從我下巴處抽出一大玻璃管膿血出來,其臭無比!日本大夫說,非常危險,要立即開刀,否則危及生命。於是,緊急開刀,把膿排出,刀口理上了消炎藥,縫上刀口,讓我每天來醫院換藥。大夫說,再晚來一天,就可能要把下頜骨拿掉!兩周後,我痊愈,拆線,躲過一劫。否則,我早已成為破相之人矣!今天,我右下頜底下,尚留一個半寸傷疤,不注意是看不見的。日本醫生的敬業精神,我記憶猶新。”圖為新京市立醫院,今吉林大學白求恩第二醫院

  

  滿洲國的醫學衛生教育也是與日本接軌的,質量很高,培養了許許多多的人才,第四軍醫大學的神經解剖學創始人的李繼碩教授就是滿洲新京醫科大學畢業的,中國科學院郝水院士也是當年考入新京醫科大學的校友,他們分別來自吉林的榆樹和內蒙的通遼。而且他們都不是城市人,可見滿洲國的鄉村子弟是有機會當醫生上醫學院的。下麵這張照片是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大連醫院,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座醫院仍然是規模宏大。

  

  “滿洲國”醫療不錯,教育又怎麽樣?我們經過查詢資料發現,“滿洲國”有比較完備的教育體係,他們建立了一萬兩千所小學、兩百所中學、一百四十所師道學校(院),以及五十所技術及專業學校(院)和一些軍官學校。在滿洲國教育係統中,共有六十萬學生和兩萬五千名教師。另外,還有一千六百所私立學校(日本批準),一百五十所宗教學校以及哈爾濱地區的二十五所俄國學校。滿洲國的各級教師的培養較嚴格,對教師的考核和晉升有嚴格的製度。滿洲國也建立了不少大學,比如奉天醫科大學,新京工業大學,大同學院,建國大學,新京醫科大學等等。圖為新京女子國民高等學校

  

  滿洲國的教育體係與日本接軌,質量較高,很多在滿洲國接受過教育的人日後都成為各行各業的中流砥柱,韓國前總統也就是樸槿惠的父親樸正熙就畢業於新京陸軍軍官學校,正是他領導了著名的“漢江奇跡”。圖為新京大同學院

  

  此外,滿洲國政府和日本政府還支持滿洲人赴日留學,滿洲國成立後,從1933年(大同二年)開始,滿洲國政府向日本派遣大批公派留學生,其費用由日滿兩國政府共同承擔。而滿洲國建國前,東三省派出的留學生,未受“***"事變影響退學歸國,繼續在日完成學業的公費和自費留學生,按文部省規定,每人每月按30至40元發放補助費。在日本政府的授意下,日本的大學及專科學校也積極開設預科班,以接收他們認為所謂“誌向堅定,有成才希望並對建國思想表示共鳴”的學生。文教部還在每年的10月份,從高中畢業生以及即將畢業的學生中,通過考試,選拔出150名左右補助留學生赴日。

  1937年5月,根據滿洲國政府文教部《留學生預備校規程》令之要求,在滿洲國首都新京特別市北大街成立了一所專門留學生預備校。招收高中以上學曆的學生,學期一年,專修日語,同時兼修國民道德、數學、英語、物理化學或曆史地理等學科。畢業生如自費留學,則不需留學生留學考試,進入此校學習實際成為赴日留學的門檻。公費留學則必須經過留學生入學考試,此種留學生占全部留學生人數的20%左右。

  

  作家梅娘回憶自己赴日留學前夕的情形:“另外一封來自我母校的推薦信,加速了我們去日本的日程。信是吉林女師的日籍副校長村田琴寫來的。這位被同學們背地裏叫做穆老太、舉止高雅、禮貌周全的典型的日本知識女性,殷殷切切地勸我就去她的母校——日本東京女子大學就讀。她之所以這樣賞識我,是因為我表現並做到了她所渴想塑造的滿洲淑女的形象。其實,這不過是出滑稽戲,我隻是玩了個簡單的遮眼法而已。那年,正逢“滿洲國”的康德皇帝去日本認親,回來後發表了“訪日回鑾訓民詔書”,說什麽皇帝他也是天照大神(日本大和民族的始祖)的子孫,以之佐證日滿是真正的兄弟之邦。他的這份“詔書”滿洲老百姓以不睬對之。硬扯什麽天照大神豈不是天大的笑話,狗肉怎麽貼也粘不到羊身上呀!可我們村田琴老師,卻命令我們默寫皇帝的“回鑾訓民詔書”以示忠誠;且規定,不及格者不予畢業。這可真真正正的是道難題,我們連看都沒仔細看過那篇亦文亦白、咬牙嚼字的詔書,如何默寫得出來?同學們一籌莫展之際,身為班長的我出了個鬼主意,我去向村田請示:為了表示對皇上恭敬,我們願意用宣紙與毛筆來恭默詔書,她欣然同意。我們備好了宣紙,備好了墨汁,為怕墨汁洇紙,還備了一張襯紙。點子就出在襯紙上,我們用鉛筆,淡淡地用ㄅ攵ワㄈ在襯紙上拚寫了詔書。村田不認識ㄅ攵ワㄈ,也沒想到這裏有鬼。當她拿到我們全班一致默寫得整整齊齊的詔書考卷時,開心地微笑著,這是她的最佳的工作業績,她為“日滿一體”作出了貢獻,她為“滿洲國”培養了一批高標準的淑女。”

  互聯雜談後記:

  以上的文字絕大部分來自各種回憶錄,都是公開資料,無需翻牆,網上都能公開查詢到。當然肯定不全麵,僅供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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