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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傑：日本和中國，骨子裏完全不同
日本人的近代化之路，在人類曆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簡單敘述改革內容，並不足以說明明治維新的特殊之處。
明治維新的特殊之處，在於其推進之順利，落實之徹底。短短一二十年之間，日本就從類似於中國先秦的封建製度跨越兩千年一下子跳到了19世紀的近代集權體製，而且沒有遇到太大阻力。
中國人都熟悉的一個說法，即改革通常是極為艱難的，因為會觸及眾多既得利益者，而“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中國曆史上的王安石變法悲壯地失敗了，張居正變法人亡政息。商鞅變法雖然成功，商鞅本人卻被車裂。
明治維新觸及的既得利益者太多了。各藩藩主以及龐大的武士階層，利益都嚴重受損。藩主們失去了所有政治權力，住房隻剩一所，經濟上也隻剩下本藩原收入十分之一的俸祿，後來俸祿變為公債，收入更是大幅減少。普通武士更是從上層直墜地下。1872年的統計數字是，武士階層合計194萬人。日本政府雖然一開始仍然發給他們俸祿，但僅及原來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後來又開始逐步削減俸祿，不久就完全取消俸祿。大部分武士不得不自謀生路，成為包括人力車夫在內的普通勞動者，有的人的妻子甚至淪為藝伎。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出現了西鄉隆盛叛亂等局部阻力，但總體上，日本人非常迅速地完成了曆史轉折。
在明治維新前，大部分日本民眾甚至貴族，對西方列強抱有敵視心理，但是明治維新開始之後不久，大多數日本人就意識到開國的好處。西風勁吹之下，日本社會麵貌日新月異，從服飾到飲食，一切都向西方看齊。以前從來不吃牛肉的日本人跑到飯店裏大吃牛肉，說洋人就是因為吃這個東西才長得那樣高大。洋服成了時髦，人人以有一套西裝為榮。
鄰國中國和朝鮮對明治維新的反應，都是“友邦驚詫”，冷嘲熱諷。江蘇按察使應寶時得知日本人效法西方後痛心不已，認為日本政府“昏不悟”，神誌已經昏亂，將陷民眾於水火之中，主張興兵討伐，對走上錯路的日本人進行解救。
1881年，朝鮮國王選派64名官員組成“朝士視察團”，赴日對明治維新進行全麵考察，很多考察團成員對日本改革表示疑慮和反對。比如李憲永認為，日本“忘我之古，取人之短，宇內萬國寧有是理乎？”丟掉自己古來的傳統，學習他人的短處，日本人豈不糊塗？趙準永對日本人仿照西方改革風俗表示不解：“如官職、宮室、飲食、衣服之事，既無益於國，又不便於民，何用強之？”
中國駐日副使張斯桂也作詩諷刺日本明治維新後開始穿西式服裝：
椎髻千年本色饒，沐猴底事詫今朝。
改裝笑擬皮蒙馬，易服羞同尾續貂。
優孟衣冠添話柄，匡廬麵目斷根苗。
看他摘帽忙行禮，何似從前慣折腰。
嘲笑日本人“沐猴而冠”，“狗尾續貂”，荒唐可笑。
1875年，中國最開明的政治家李鴻章接見日本外交官森有禮時，也對日本改變舊有服裝，模仿歐風一事感到不解，直率地問森有禮：“閣下對貴國舍舊服仿歐俗，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不感到羞恥?嗎？”
但是日本人並不感到羞恥。他們認為，要改造日本人和日本文化，必須進行“文明開化”，脫亞入歐。麵對李鴻章的問題，森有禮回答道：“毫無可恥之處，我們還以這些變革感到驕傲。這些變革決不是受外力強迫的，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我國自古以來，對亞洲、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隻要發現其長處，就要取之用於我國。”
近代史上，還沒有其他任何國家能像日本人那樣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脅麵前做出機敏的反應。通過專心致誌地學習西方，短短四十多年，它從一個蕞爾小國變為世界大國。
因此後來的日本人對“黑船來航”一事，普遍抱有感激而不是仇視的心理，他們感謝佩裏打開日本國門，讓日本人見識到外部的新世界。時至今日，日本每年都要舉行一個特殊的紀念活動，叫“黑船祭”，來紀念“被美國侵略”這件事，在表演活動中，當年的“入侵者”是以英雄的姿態出現，而當年的日本人則被處理成滑稽可笑、驚慌失措的形象。“黑船祭”實際上成了日本慶祝開國的“嘉年華”。
在當年美國人的登岸地點，日本人更是建起了一座佩裏公園，豎立了一座“佩裏登陸紀念碑”。上麵的碑文出自伊藤博文之手。
為什麽日本和中國在麵對西方文化入侵時，表現出如此截然不同的反應呢？
在很多人的頭腦中，中國和日本是兩個非常相似的國家。一提起日本，我們嘴裏馬上蹦出來的詞是“同文同種”“一衣帶水”。
一百年來，中國人形成了一種錯覺，以為中日兩國國情相同，日本經驗自然最容易學習掌握。1898年，康有為就對光緒皇帝說，日本與中國同文同種，國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國人當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異道……我朝變法，但采鑒於日本，一切已足。”
1906年，出使日本的大臣對光緒的敵人慈禧也說了類似的話：“中國今日，欲加改革，其情勢與日本當日正複相似。故於各國得一借鏡之資，實不啻於日本得一前車之鑒，事半功倍，效驗昭然。”也就是說，中國今天的局勢，和日本明治維新前正好很相似，所以學習哪個國家，也不如學習日本來得快，效果好。蔣介石和孫中山也都曾經留學或居留日本，大力號召中國人學習日本。及至中國再度打開國門的20世紀80年代，介紹日本經濟建設經驗，號召中國人向日本學習的書籍更是汗牛充棟，日本再度成為中國改革的頭號老師。
然而，長達百餘年的學習，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康有為的變法迅速失敗，除了幫助光緒皇帝發布上百道空疏無用的詔書，對中國社會並無真正改變。慈禧皇太後學習日本的憲政，亦步亦趨，“期與日本比隆”，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立憲運動虎頭蛇尾。孫中山和蔣介石兩代人的努力，也並沒有使中國真正統一和強大起來，反而在1945年以後，讓中國再次陷入腐敗和混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再度向國際標準靠攏，所走的路線卻與日本大相徑庭，而是更接近美國。
一係列的願望與結果擦肩而過，說明把日本經驗嫁接移植到中國，遠不像想象中的那樣容易。
在中國和日本的表麵相似下麵，是巨大的不同。
首先是政治權力結構不同。開國前日本的政治結構與中國差別很大。
傳統中國實行的大一統的集權統治，處在嚴密有序的官僚體係的控製之下，“全國一盤棋”，如臂使指。而日本雖然極力試圖集權，但基本結構仍然是封建的，全國分為二百多個藩國，各藩處於半獨立狀態。各藩雖然要遵守幕府製定的諸法度，但藩主在自己的領地上擁有行政、司法、軍事和稅收等權力，在自己的領地中是絕對的主宰，他們雖然要向幕府效忠，但幕府並不幹涉各藩內政。因此這種結構實際上類似於西歐的莊園領主製。
中國最高權力曆來一元，皇帝視天下為自己一人的私產，實行一言堂。而日本最高權力長期二元，天皇和幕府並存。日本的天皇雖然實際生活狀態很可憐，但畢竟他仍是國家元首，這一點幕府從來沒有試圖動搖。至於幕府之中，雖稱是幕府將軍專政，但實際上是由幕府高官們進行權力共享和集體決策，將軍所起的作用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大。
兩國的社會結構也完全不同。中國從秦始皇之後就消滅了貴族階層，取消了世襲製，變成了皇帝專製下的“萬民平等”，社會流動性強，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農民的兒子通過科舉可以做到丞相的高位。中國還有一種特殊的社會流動方式，那就是通過造反當皇帝當將相，“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泥腿子”造反成功，就成為開國太祖、開國元勳。因此中國“富不過三代”，社會財富和地位總在不停地流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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