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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遠的回聲——上海交響樂團
1928年6月，中國人被允許進入公園音樂會。而在此之前的1927年3月27日，小提琴家譚抒真成為加入工部局樂隊演奏的第一個中國人，成為載入史冊的一件大事。70年後，譚先生寫到此事，仿佛曆曆在目，為我們留下了一份從樂師角度回憶市政廳音效的珍貴記錄：
笫二天九點之前我到了市政廳，走進大廳右邊的大房間， 那是樂師預備室， 已經有人早到......我走上台去， 帕器向笫二提琴最後的座位一指， 我就走到笫三譜台裏麵的空位坐下...…全體調音之後， 我還沒來得及看一下譜子， 帕器已經舉起指揮棒迅速開始。我真沒想到坐在樂隊之中和坐在聽眾席有那麽大的差別， 聲音會那麽響， 真像是巨雷轟頂。自已是在拉琴， 卻聽不見自己的聲音。過了好一會兒才清醒過來。
譚抒真參加排練的消息一經《申報》報道，那星期的音樂會立刻滿座。四年後，帕器在指揮報告裏說，看音樂會的中國入已經占到總人數的20%。更有趣的也許是舞會。譚抒真回憶說：“星期五下午五點常有交際舞會，由樂團成員七八人組成小樂隊在台上演奏交際舞曲。觀眾大廳的座位全部搬開，僅在靠牆邊放一排椅子……奇怪的是，我沒有見到過外國人，全是中國人，男的穿長衫，女的穿旗袍。”
1937年，抗日戰爭打響，動蕩的政局也影響到演出。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英、法連連戰敗，租界日趨敗落。1942年5月，日本人領導的工部局決定取消作為市政機構的工部局樂隊 ，轉而由一個音樂協會接替。抗日戰爭的勝利宣告半殖民時代的結束。樂隊被國民政府接管， 並命名為“上海市政府交響樂團” 。
菜場、老洋房、新廳——新時代的旗艦
1949年5月，上海解放。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交響樂團這個殖民主義的舶來品不得不融入後殖民時代的無產階級敘事，提議解散樂團的人不在少數。幸而時任上海市長陳毅決定保留樂團，並加以改造。陳毅市長除了決定保留樂團，還解決了一個長期困擾樂團的實際問題。
大約自1929年市政廳出售、拆除後，樂團的駐地就一直是今福州路567號的菜場樓上。樓裏還有廣播間和公共圖書館。圖書館界和音樂界曆來對這一選址頗有微詞。“環境嘈雜，光線欠佳”“煙塵彌漫，市纏喧囂”“同一樓麵毗鄰的是俗稱‘喇叭間’的交響樂團用房；樓下菜場飄來的魚腥肉臭和叫賣噪音，還有入門處那部老掉牙的電梯運行時的轟隆聲，終日不絕於耳……圖書館門口有塊木牌，用英文寫著‘Silence’（安靜），讀者看了隻會苦笑”。在這樓裏排練自然不是什麽樂事。據黃貽鈞記載， “喇叭聲、鑼鼓聲、喧叫聲尤為突出。一年夏天， 菜場的魚腥味，更是臭氣熏天。我們因習慣了，尚能勉強對付，而外國指揮則不堪忍受。”終於，在1956年，陳毅市長出麵，先讓樂團搬遷到今延安東路陝西路路口的一幢房屋內；一年後又搬到位於淮海中路1708號的新址，從此塵埃落定，一待就是57年。這裏原是古錢收藏家張叔馴舊居，建於1930年，當時的樂團副指揮陸洪恩曾用富有時代特色的語言對比福州路和淮海中路（樂團駐地）的天壤之別：
當年，帝國主義者自詡為具有文明知識的人，卻把交響樂團放在四馬路小菜場樓上，而且一住就是三十年之久。現在，我們走到淮海路吳興路，拐進大門，兩旁梧槐萄鬱，蔓藤綿連，鬆柏互倚，花蝶爭輝。一條幽徑通向草坪，前麵來到一座洋樓，那裏是我們樂團的行政辦公室，中間是客廳。往西是樂譜圖書館，藏有兩千餘套古今中外大師們的巨著，和一於餘套著名演奏家的唱片。往北走，穿過園籬，是新排練廳，在排練台下麵，放著一對九尺半的音樂會用大鋼琴， 兩旁牆上，掛著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等名家的油畫像。
與此同時，樂團的演出生活也和解放前完全不同。黃貽鈞在1950年被任命為副指揮，1956年成為團長和指揮。1958年，最後一位外籍樂師離去，樂團首次采用全國人陣容。1949—1959 年，樂團的演出足跡遍及解放劇場、蘭心大戲院、美琪大戲院和文化廣場（即逸園）等場館。1959年，在黃貽鈞等音樂家的提議下，北京電影院（原南京大戲院）改建為上海音樂廳，從此成為樂團演出院家的提議下，北京電影院（原南京大戲院）改建為上海音樂廳，從此成為樂團演出的主要場地，直到2002年9月上海音樂廳啟動平移工程。
在1949年後的17年裏，最富特色的或許是普通音樂會之外的演出任務。對樂團的社會主義改造帶來了大量招待演出和基層演出。樂團以各種形式、在各種場地為工農、學生和軍人服務。期間，因探索綜合性演出形式的需要，樂團還和管樂團、合唱團、民樂團、歌舞團等團體合並成 “上海樂團” ，交響樂團改稱 “上海樂團交響樂隊” ，至1957年才正式采用 “上海交響樂團” 這一名稱。“文革” 十年，樂團自然無法躲過動亂。文化廣場這個可以容納一萬多人的當年全國最大的舞台，作為 “上消群眾性政治文化重要場所”，除了舉辦政策宣講會和批鬥會外，也見證了樂團參演的眾多樣板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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