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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且隻有根據經驗與邏輯，我們才能知道這個世界的真相。有人說過，這世界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一種是中國式邏輯。這話固然有所誇張，但體現的問題卻是深刻的。因為邏輯是一種強大的工具，它可以避免錯誤的認識、無謂的爭論。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時常會遭遇各種各樣“邏輯問題”的責難。易中天把國人常有的邏輯問題，大致分成了以下三類：第一，問態度，不問事實。第二，問動機， 不問是非。第三，問親疏，不問道理。在《莊子》中有一篇抱甕老人的故事：子貢看到一位老人正在給菜園裏的蔬菜澆 水，他不停地用水罐汲水。子貢走過去對老人說：“老人家，現在有一種機械名 字叫做橰，即省力又快，你為什麽不用呢？” 老人卻說：“我並非不知道這種工具，而是一旦用了這種取巧的機械，就一定有 投機取巧的事情。有了投機取巧的事情，就有了投機取巧的思想。有了投機取巧 的思想，就會喪失優良的美德。喪失了優良的美德，就會和自然社會不合拍，成 為與天地不能相容的人。” 很明顯，在老人表麵上很合邏輯的推理裏，把取巧的機械，演變成投機取巧的道 德思想。但我們知道，取巧本是智慧的科技行為，而投機則是帶有貶義的不道德行為。老人把“取巧”的機械當成投機取巧的不道德行為，把道德和科學攪合在一起， 似乎義正詞嚴，實質卻是滿嘴胡言亂語。在故事中，老人的一係列因果推理，從行為——思想——道德——與自然不合拍 ——最後得出與天地不容的結論。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滑坡謬誤。現在我們看 這個結論是很荒謬的，因為使用機械橰根本不可能產生與天地不容的結果。但就是這種隻問態度，不問事實的“中國式邏輯”，似是而非的胡話，竟然讓子 貢心悅誠服，甚至慚愧得無地自容，可見其欺騙性有多麽強。李敖曾嘲笑金庸虛偽，武俠小說中體現出來的俠義是虛的，是假的，金庸本人並 沒有做到俠之大義。更說金庸是假皈依，偽佛教徒，金庸曾來李敖家中拜訪，金庸說自己已經皈依佛教了。
李敖則不以為然，並發問如果金庸真心皈依佛門，佛教的“舍離一切，而無染著”，那麽錢財就是身外之物，讓金庸就把他的財產全部捐出去吧。據李敖說，金庸聽後自是啞口無言，無力反駁。實則是李敖扭曲了佛教的原旨，把“成佛”的條件偷換概念為“信佛”的條件。其實質是胡攪蠻纏。佛教所謂“舍離一切”，並不是把所有東西都拋棄，而是“心 不住”，正所謂“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對於信佛者，佛家從來沒有要求人們：舍棄財產。其實，金庸已經為社會捐出 4000 萬財產，但他不肯為自己辯解，李敖就自以為把人家駁得啞口無言，無力 反駁。李敖把金庸的沉默當成了理屈，誤以為金庸不辯，就把金庸給批倒了，其實是 一種典型的隻問動機而不問是非的“中國式邏輯”。“我這是為了你好！（所以你必須聽我的）” 這大概是生活裏中國大多數父母，最常對兒女使用的話術了。站在道德製高點， 以一種權威的口氣向孩子碾壓，孩子自己的看法已不再重要了。國人自古就是以宗族，族群。地域，血脈為紐帶的文化。家庭裏，父母們把孝義 的大旗一揮，就可以夾雜宣泄與教育的雙重標準和孩子暴力相向。宗族製度的某些思想腐朽性延續千年，魯迅說：從來如此，就一定對嗎？新文化 運動中對封建宗族製度的批判透徹而深刻，甚至根植於國民性中，想揭一點偽飾 以引起療救，反而成了異類。翻翻曆史，多少孝是出於愛，還是來自倫理對個體自由的壓製。中國人也喜歡說“講道理”，但這個“道”，是道德，而非講理。或者把“理” 解釋成“情理”“麵子”。所以社會、生活當中，國人大多時候隻問親疏，不問道理，純粹講理講邏輯是講 不出去的。必須，曉之以情，動之以理。“感化”下才能說服對方。如果這樣還 不能說服，就把“理”直接換成“力”，直接來硬的，馬上搞定。這些謬誤不僅像病毒，有時甚至如基因，已經根植於我們大多數人的頭腦。從本 質上來看，是缺少了真正的邏輯，在現代社會這大致上有三方麵的原因。●一是學校教育階段缺乏係統邏輯課程的學習。真正的（其實是非常有限的，通常 隻是半學期選修）邏輯課程要到大學才有，甚至有的大學根本不會開設這種通識 課程。教育一直被視為是“精心”培育“新人”的過程。強調理性思考的邏輯言說無 助於這種“嗬護”的進行，遭受厄運也就在所難免。●二是父母的影響。父母權威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邏輯說理的必要性，於是溝 通轉變為了服從，這是以強製代替邏輯說理，以道德約束孩子的自由選擇。●三是公共空間的逼仄與戾氣，導致無法形成有意義的嚴肅討論。經常的情形是， 一旦陷入某項爭論，首先想到的是先質問對方的動機純不純，而非對事實的探究， 對真相的追求。邏輯言說除了本身作為一種知識外，它還能夠塑造一個人的思維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