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注：施義之（１９１７—１９９５），１９３８年參加新四軍，同年８月加入中國共產黨。１９５３年２月，任六十二師政委。１９６５年５月，任二十一軍政委。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奉命調公安部“支左”，任副部級政治部主任、黨組成員。１９７７年５月被停職審查，１９８５年被開除黨籍、軍籍，每月給生活費１５０元。本文是其晚年口述稿的一部分，由其夫人陳楓同誌整理，本刊發表時有刪節，此外除了明顯的筆誤外不作其他改動，盡量保持口述稿原貌。
一、我是怎樣到公安部的
１９５３年抗美援朝戰爭結束。１９５８年二十一軍從朝鮮撤回祖國駐防山西，軍部駐太原。１９６５年我任二十一軍政委。
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軍區召開師以上幹部會議，在會上傳達了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還傳達了毛主席批評某些同誌：“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當時，有同誌問我：毛主席指誰？會不會是劉少奇？我說：我同你一樣不清楚，不要瞎猜。軍區領導在會議討論中詢問我的看法，我說軍隊也要搞文化大革命就要亂套了，起碼軍以下部隊不能搞。此時，軍區大院已出現了一些大字報，有人看了，也要我去看，我說我不去湊這個熱鬧。
開會期間，北京軍區副政委吳岱同誌到我們住所，對我說：“中央要北京軍區調一個軍政委到公安部任副部級政治部主任。軍區黨委討論決定讓你去。”這太突然了，我當即表示我能力不夠，當個軍政委還感到吃力，到公安部可幹不了。他要我再考慮考慮。會議結束時，吳岱同誌又來找我。我想公安部的幹部都是老資格，我自己水平低，沒有地方工作經驗，再次表示幹不了，請組織上考慮我的意見。吳岱說：“在討論師幹部年輕化，要調一些幹部到地方工作時，你還提出軍師幹部之間年齡相差不大，軍幹也應該年輕化，也可以動動麽，怎麽要調你去公安部你又不去了。”是啊，我在會上曾經說過這話，不能說過不算數。但在心裏確實很矛盾，過去沒有幹過地方工作，心中真不踏實。但組織決定必須服從，便答應了。
１２月下旬軍區通知我立刻到北京報到。當時在山西大學工作的妻子陳楓正因文革初期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挨批判，不讓回家，被勒令在醫院護理住院的學生。又有學生說陳楓家藏有黑材料，揚言要抄家，要衝軍部宿舍，搞得非常緊張。妻子不能回家，家中有８０多歲的老嶽母和在中學、小學上學的孩子，這時要我去北京報到，實在放心不下。再說山西的形勢都這麽亂，北京還不知怎樣。但作為一名軍人、共產黨員，隻有服從組織的決定。說走就走，丟棄一切，義無反顧，猶如當年上戰場打仗一樣。
到了北京軍區，吳岱見了我再次強調我是副部級的政治部主任，看來是想以此激勵我去公安部的積極性，對我並不起作用。
１９６７年１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到三四月份賦予解放軍“三支兩軍”（即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任務。這樣我就成了在公安部“支左”的軍隊幹部。
二、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 適應複雜局麵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２日我帶著黨的組織關係到公安部報到。
我對公安部的曆史和現狀一無所知。初到公安部，看到的是公安部大院裏貼滿大字報。從大字報上看到，群眾中分成幾派相爭，相互揭來批去，各執己見，亂哄哄的。幹部們上班來隻搞運動，機關正常工作已被打亂，黨組織也停止活動，不可能通過組織去了解更多的情況。我請李震副部長（原沈陽軍區副政委，１９６６年９月調公安部任常務副部長）向我介紹點情況，李震給我一份１９６５年１２月上海會議後公安部召開部黨組擴大會上揭發羅瑞卿、徐子榮（常務副部長）等人問題的簡報。從簡報上看，公安部問題很嚴重，同中央批判羅瑞卿、楊尚昆（原中央辦公廳主任）問題的內容有聯係。我又從機關大院裏的大字報中看到諸如“地下黑公安部”、“在毛主席身邊安竊聽器”、“資敵通敵”、“裏通外國”、“結黨營私”等觸目驚心的內容，非常吃驚，感到情況十分複雜。這是我從沒遇到過的。
公安部原領導班子，有部長謝富治，常務副部長徐子榮，副部長楊奇清、汪金祥、嚴佑民、於桑、劉複之、淩雲，政治部主任尹肇之。我到公安部時，原常務副部長徐子榮已被隔離審查，劉複之、淩雲和尹肇之已停職。局長中狄飛、姚艮等已入獄。
此時，公安部領導班子是部長謝富治，常務副部長李震，副部長有楊奇清、汪金祥、嚴佑民、於桑。我為政治部主任，黨組成員。當時分工李震負責部內全麵工作，業務工作由楊奇清、於桑負責，汪金祥負責政法幹校運動，嚴佑民兼任內務辦公室副主任（內務辦是文革國務院內協助總理了解民政、內務、公安、司法等部情況的辦事機構，辦公室設在公安部院內，謝富治兼主任），後到第一專案辦公室。我協助李震工作，主要是管政治部的運動，還分管六一小學、家屬工廠的運動，及上訪群眾的接待工作。這時公安部的業務工作處於半癱瘓狀態，除上級交下的業務工作，隻有群眾來信來訪工作。
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對社會上發生的許多現象例如揪鬥、遊街、抄家以及造反派衝擊黨政軍機關等看不慣。對一下子把那麽多中央領導和省一級領導都打倒很不理解。到地方工作後，看到群眾造反熱情那麽高，又揭批出那麽多“走資派”、“叛徒”、“特務”、“內奸”問題，以為問題真有那麽嚴重，體現了毛主席“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向“走資派”造反的正確，憑著對毛主席的信任，我要求自己盡快轉好彎子跟上形勢，思想上不要掉隊，尤其看到公安部情況複雜，提醒自己要適應新的工作環境，要謹慎，要按組織原則辦事，千萬不要犯錯誤。
戰爭時期我在軍隊中搞過保衛工作，也許這也是調我到公安部工作的原因之一吧。知道保密工作中的規定，已養成不該說的、問的，就不說、不問的原則。加上軍人一貫是服從命令的，因此事事請示上級，凡是上級的指示、決定，就堅決執行。不由自己管的事情，不去打聽，不去插手。這在公安部這樣的敏感單位是必要的，但同時也禁錮了自己的思想，在工作中也帶有很大的盲從性。
（１） 接受任務
到公安部後我接受的第一項任務，是帶政治部的十多位幹部審查從各大軍區調來，準備到北京市公安局執行軍管任務的１４００餘名軍、師、團、營、連幹部。
北京市委１９６６年５月改組時也改組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安部派局級幹部李釗、劉堅夫、程誠等一批幹部去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展，接管幹部也成了批鬥對象，他們都要求回原單位。中央決定從軍隊抽調幹部去實行軍管。正在這時，以政法學院學生為主的群眾組織“政法公社”要求接管公安局，周恩來總理同意讓他們試試。“政法公社”接管公安局後鎮壓了四季青公社的一派群眾組織，對社會上發生的一些打人、武鬥等事件，他們無力處理。為此，公安部還專派一些局、處和一般幹部協助他們處理。鑒於這種情況，周總理又給“政法公社”的群眾做工作，說你們的能力不行，公安局應該由軍隊接管，要“政法公社”撤出北京市公安局。
我們是在北京飯店接待和審查從軍隊調來的這批幹部的。這批幹部在１９６７年初陸續到齊，但他們報到後要等“政法公社”撤出市公安局後才能進駐，所以仍在北京飯店住了一段時間。因為沒有經費，國務院通知在北京飯店隻能住到元月１５日。後經謝富治、李震批示分散住到政法幹校、公安部禮堂和德勝門監獄辦公室。這批幹部調來後沒有事做，又不知道調到哪裏去，思想不穩定，貼大字報要求回部隊。我專程去駐地做工作，當時因不能說明要等“政法公社”撤出後才能進駐公安局，隻能說組織是信任你們的，有重要工作等待著你們。
到了１月底，“政法公社”撤出，１４００名軍隊幹部開進北京市公安局。進駐前在北京飯店開了動員大會，有謝富治、李震、楊奇清、吳德等人參加，謝富治、吳德講了話。有１４００名軍隊幹部進入北京市公安局。其中軍級幹部任市局領導、師級幹部到各區分局任領導，團、營幹部為處、科級幹部，連級幹部到各派出所。
交給我的第二項任務是當謝富治籌備紅衛兵展覽會的聯絡員。
１９６７年初，正在籌備首都紅衛兵“破四舊”展覽館（簡稱紅展館），是謝富治負責，但他不能常去，要我當聯絡員經常去了解情況向他匯報。並告訴我公安部已有個處長帶幾個人長駐那裏。
我第一次去展覽館見到了公安部幹部唐乃鬆、蘇誌貞、李文達等。還在那裏見到北京軍區政治部副秘書長蔡汝賢。知道了籌備組領導成員有公安部副部長汪金祥、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張正光、商業部副部長高修、公安局副局長程誠，還有大中院校的紅衛兵頭頭。我看了看展覽的內容，是紅衛兵“破四舊”的“成果”，展出的有抄出來的金葉、銀元寶、古書、字畫、古董、鴉片、地契、國民黨旗、槍支彈藥等物。同時還了解到國家撥了１００萬元經費已用了八九十萬元，經費仍不夠。大家還反映展覽內容跟不上運動的發展。我向謝匯報了。
一天，我正在接待公安部派到北京市公安局接管工作的幹部，紅衛兵展覽會籌備組來電話，說要開大會，要謝富治出席會議。謝要我去。我到展覽館聽公安部同誌告訴我，紅衛兵要開大會批鬥商業部副部長高修和公安部汪金祥副部長。我估計批鬥後要奪權，立刻趕回部裏請示謝富治。謝反問我什麽態度。我想，他們要鬥也阻止不了，說隻有支持。謝說，對。我問他們要奪權怎麽辦？謝考慮了一下說：“讓他們奪吧。”
開會時，台上高修被掛上了牌子，汪金祥同他站在一起，張正光和程誠站在一側。發言內容主要是批判領導不力，內容跟不上形勢，隻宣傳階級鬥爭，沒有突出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批評高修是修正主義。他們要紅衛兵自己來領導。最後要我講話。我講我請示了謝富治部長，支持你們，紅衛兵能打破舊世界，也應該能創造新世界，你們自己組織起來，搞個計劃，提出設計方案。經費問題我回去匯報。
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對展覽重新作了設計，擬了提綱，還設計了畫麵。２月２３日，要謝富治去審查。當天夜晚謝拉了我一起去，當我們到達展覽館時，看到康生、江青、陳伯達、關鋒、戚本禹、張春橋、姚文元、葉群等已到，還有大學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中的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譚厚蘭沒有來）。審稿時由清華大學紅衛兵匯報。江青、康生作了指示後，他們就自己幹了。展覽名稱為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由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首都中等學校紅代會主辦。
１９６７年４月７日經江青、康生等審查小樣後，６月１日正式開館。開館後我去看過一次，他們印發了首都紅衛兵造反展覽會簡介，除了序幕廳外，分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打倒中國赫魯曉夫”、“橫掃社會上牛鬼蛇神”、“偉大的紅衛兵運動震動了全世界”四個館。聽說在開館過程中，紅衛兵中兩派意見分歧，一派要砸，一派要保。
武漢“七二○”事件後，７月２２日，謝富治從湖北回來，問我“紅展會”情況。我匯報說已經開館展覽了一段時間，每天約三萬人參觀，大致共有八九十萬人次。謝富治說撤了吧。約１０月份，“紅展會”就結束了。
（２）政治部的運動
剛到公安部時，李震告訴我政治部是老大難單位，有兩派不同意見。原政治部主任尹肇之靠邊後，調來原四川省公安廳政治部主任李子英，兩派都不滿意轟走了，後由嚴佑民副部長管，也不滿，沒法辦了，由李震自己管。我來後，李震交給我。還介紹說兩派中有一派比較掌握政策。
我在負責接收調到北京市公安局的軍管幹部時，從部裏的大字報上了解到，公安部各局成立了不同的群眾組織，政治部成立了兩個群眾組織，一派組織（李震介紹說比較掌握政策的）叫“東方紅”，另一派叫“兵團”。我對公安部這樣的國家機關成立不同派別的群眾組織有疑問，問李震這樣做合適嗎，李震說已經請示了謝富治，謝說群眾要成立組織就讓他們成立吧，但公安部的群眾組織不要同社會上群眾組織聯係。記得在１９６７年７月份，北京院校造反派組織圍攻中南海要揪鬥劉少奇，公安部的造反組織也要拉隊伍到中南海參加活動。謝富治知道後指示，不要去圍攻中南海，影響中央領導工作。經我們做工作，少數去了的也就回來了。
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造反派奪了上海市委的權，稱之為“一月風暴”。在毛主席的支持下，造反派奪權狂潮席卷全國。
１月下旬，在謝富治同意下，公安部各局群眾組織陸續奪了各局黨政領導權，政治部的群眾組織也要奪權。我想我才來幾天就要被奪權，去找李震，李說群眾要奪權就讓他們奪。我問政治部的造反派組織，我有什麽問題要被奪權？他們說，我們奪權是經謝部長同意的，局都奪權，我們奪了權請你當顧問。
既然上麵同意奪權，按中央的要求各派群眾組織應該聯合，我就做政治部兩派群眾組織聯合的工作，建議“東方紅”、“兵團”兩派聯合奪權。我雖在思想上有些先入為主，稍傾向於“東方紅”，但在工作上盡量注意一碗水端平，促使他們自己協商解決。兩派組織正在協商條件時，“東方紅”一派卻搶先單獨奪了權，把政治部的印也拿去，成立了臨時革委會。因為是我建議他們聯合奪權，推遲了奪權時間，遭到了“東方紅”組織部分人的嚴厲質問，批判我“右”。對這樣的曲解，我心裏很生氣，卻又無法爭辯。
我剛來就被奪權，在部裏沒有正常工作，整日麵對亂哄哄的兩派吵架，無能為力。我本來就不想來公安部，現在職位也沒有了，便寫了回部隊的報告，找謝富治、李震要求回部隊。謝富治笑了笑說：“你不要回去，你的報告我也不能轉，轉了要犯錯誤的。”李震說：“你不要太認真了，奪不奪權一個樣。”我隻好收回報告，繼續幹下去。
這段時間我主要負責信訪工作。群眾來訪的很多，對於來訪中的問題應該怎樣表態，我請示過謝富治，謝指示，隻要矛頭指向領導的都可以表示支持。當時的來訪除了對本單位領導和工作有意見外，大量是通過征兵手續分配到消防、民警工作的同誌要求同軍隊一樣待遇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立即可以答複解決的，基本是記錄下來放在一邊。
奪權後各局都成立了臨時革委會，原局幹部都靠邊站。奪權的組織紛紛向部領導報喜，開始部黨組要我去接待，我提出我不能代表部領導，後經部黨組決定輪流接待。李震、楊奇清、於桑、汪金祥、嚴佑民都參加了。
“一月風暴”後，謝富治在黨組會上明確交代：公安部同各省、市公安廳割斷聯係。如各省、市公安廳請示工作不要答複，由各省、市黨委處理。此時公安部下屬工廠已移交給四機部、七機部，勞改農場交給各省、市公安機關，小學、印刷廠交給了地方。
自此以後，本來已經半癱瘓的業務工作完全停頓了，直到１９７０年第十五次公安會議後才恢複。
各局造反派在奪權後聯合成立了聯絡站，統管全公安部的運動。李震是常務副部長，主管聯絡站。政治部“東方紅”參加了聯絡站，“兵團”沒讓參加。其他各局有兩三個群眾組織的，也是所謂革命的參加聯絡站，保守的不讓參加。李震做工作讓群眾組織都參加聯絡站，搞聯合，但不聽。
各群眾組織為了表現“革命”、“造反有理”，都尋找大批判的對象，對原領導幹部進行批鬥。“東方紅”要批鬥尹肇之等人，要扣發靠邊站幹部的工資。征求我的意見，我表示不同意扣發工資。我無法阻止批鬥，提出隻能動嘴不能動手。後來工資沒扣發，人被批鬥了。“兵團”中有幹部部門的幹部，在檔案中翻出有的幹部有曆史問題要貼出大字報。我聽說後去勸阻，但沒人聽。他們揭出了十局局長李清昌當小交通員時，被偽軍抓住，經組織同意自首的曆史。結果該局長本來已經工作，又撤了下來。
大批判的過程中，政治部兩派群眾組織經常因為對一些問題有不同意見而發生爭吵。兩派自己決定辯論誰是革命的、誰是保守的，辯論時要我參加。辯論中他們講的許多過去的是是非非，因我對公安部的曆史情況不了解，弄不清楚，沒有說話。辯論結果“兵團”中部分人宣布脫離“兵團”，“兵團”垮了。這時我向“東方紅”建議吸收“兵團”成員參加，我說：既然要革命，不要分裂，就參加“東方紅”吧。以後政治部沒有另成立組織。
大批判期間，某局造反派組織貼出“砸爛黑機關黨委”的大字報。一天早上，我上班走到辦公大樓，看到門口聚集了很多人在爭吵。到了辦公室問秘書，才知道聯絡站造反組織要查封機關黨委的幹部檔案，機關黨委的幹部不同意。他們吵到我辦公室找我，我表示機關黨委的檔案要查可以，仍要由機關黨委負責保管，造反派不接受。我向李震匯報，李要我找雙方協商。協商中為檔案庫鑰匙由誰保管爭執不下，協商不成。匯報李震後，李找了聯絡站各組織的頭頭，由李主持協商，我也參加了。協商結果：檔案庫封存，鑰匙由李震保管，然後由聯絡站負責組織人清查檔案。鑰匙是機關黨委幹部交給我，由我轉交李震的。後來聯絡站組織哪些人清查檔案，是經李震同意的，我沒有過問。
１９６７年初，政治部臨時革委會送給我一個材料，說是政治部宣傳部長趙明的反動言論。我看了一下，其中有反對毛主席的內容。我問材料是從哪裏來的，實在不實在？他們說是從趙明自己的本子上抄下來的。我當時沒有認真核實，更不知趙明是業餘作家，寫過電影劇本。也沒搞清這些材料的來源及其背景，孤立地看待摘抄出來的一些隻言片語，就輕率認為是反對毛主席的。把材料送給李震，李轉送謝富治，經謝批準逮捕了趙明。在造反派要去抄趙明的家時，我建議去的人不要多，主要注意文字方麵的東西。後來才知道這是趙明為了寫作在西藏收集的素材。趙明的冤案我是有責任的，愧疚於心，在這裏向趙明同誌致歉。
也就在１９６７年初，謝富治把我找去，說：“中央領導同誌找王昭找不到，聽說在北京，你找造反派把王昭揪來。”我當時還不知道王昭是幹什麽的，問謝。謝說：“王昭過去是公安部副部長兼政治部主任，現在是青海省省長。”我去找李震，問怎麽辦。李震要我找政治部造反派組織“東方紅”去辦。當晚王昭被揪到公安部。李震向造反派傳達了謝富治的三條指示：不讓回家；安排好生活；王昭在公安部有筆賬，可以批判。後由聯絡站負責組織批判。第三天晚上，謝富治的秘書來電話說，周總理有指示，把王昭送到人民大會堂。我讓“東方紅”派人送王昭到人民大會堂交給周總理了。
自來到公安部，除去對政治部的運動情況我有了解外，其他各局審查批鬥了哪些幹部，成立了哪幾個幹部的專案組，部黨組沒有討論過，旁人也沒有告訴我，所以知之甚少。我隻知道副部長中成立了汪金祥專案組、淩雲專案組。但他們是什麽問題，由誰批準的就不清楚了。專案工作是指定專人負責，成立專案組。專案組工作由領導指定專人，直接領導，有了第三專案辦公室後，由專案三辦領導，專案三辦主任是謝富治，部領導小組不討論專案組的工作。
（３） 關於李平生專案
李平生案件是我在公安部十年中唯一負責但未完成的專案。
１９６７年４月，謝富治在部黨組會上要我找幾個人成立個專案組，從總參接收一個叫李平生的案子。專案組成員有總參政治部的幹部（名字記不清），有公安部幹部吳英浩，“支左”幹部孔昭讓，由我負責。交接時，聽總參政治部同誌介紹說，李平生是原東北公安局的幹部，是從長春來北京的，他寫信給林彪，說有關首長的安全問題要報告，林彪派秘書接見後，安排在空軍招待所住著。
謝富治交代我們，不要問他什麽，過些日子去看他一次，他說什麽就記錄什麽。我們按謝富治指示，過幾天就要總參政治部的同誌和孔昭讓把李平生講的內容記下來，整理後送李震，李震報謝富治。
李平生講的內容大概有汪金祥同高崗的關係、同蘇聯顧問的關係，有關毛主席從蘇聯回來路經沈陽的消息通過逆用電台報台灣的事，還說到江青有病要烤電，等等。除涉及汪金祥，還涉及公安部的李釗（局長）、王鑒（原局長）、陳龍（原副部長，１９５８年病故）、吳德（北京市革委會負責人）、黑龍江省委秘書長李希模（名字記不準），以及去了香港的電台譯電員張玉坤（名字記不準）等人。他們都是原東北公安局的幹部。
我每次把李平生談話的記錄整理上報李震。在上報有關江青病情時，江青在報告上批了“造謠”，李震為此寫了檢查，檢討自己沒有把好關，犯了錯誤。雖然李震承擔了責任，我也很緊張，真怕什麽地方再出錯。
接過這個案子不久，在一次黨組會上，李震說：“聽謝富治說，康生講汪金祥還有活動”，嚴佑民接著說：“汪金祥不該去看李平生”。不久汪金祥被隔離審查，成立了專案組。誰決定的我不知道。汪金祥的專案開始是李震管的，以後轉到專案一辦。
李平生講的問題越來越多，我覺得不可信，對他的品質發生了懷疑。兩次派幹部去遼寧、吉林了解李平生的情況，走訪了４０多人，都說李平生的品質不好，許多問題是無中生有。我認為李平生在誣告人，征得李震同意後，寫了報告建議拘留李平生以弄清問題。
對於我的報告，李震向我傳達謝富治的話，“江青看了報告又發火了，說怎麽把揭發問題的人拘留，不管揭發的準不準，從中找線索嘛”。從這批評看，是要利用這些人的無中生有，達到打倒一批老幹部的目的。我對搞專案有了疑問。
過了不久，謝富治要我和李震去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到那裏看到謝富治、吳法憲和空軍政治部保衛部的幹部。謝要我立即把李平生案子移交給空政保衛部。在移交時，空政保衛部的幹部特別重視逆用電台這件事，問我當時的譯電員張玉坤在哪裏，我說不知道。我問李震，李說已通知他回北京了。說明謝富治早已有所安排。同時，謝富治要我把北京市公安局長李釗抓起來，我回部後安排別人去執行了。我明白，上麵對我處理李平生案極不滿意。從此以後，組織上再也沒有要我管專案。我再也不願接觸專案，覺得專案實在難搞，無所適從，實事求是要受批評，我又不能亂搞。我對專案盡量回避。以後公安部成立第三專案辦公室，要我任副主任，我是一再推托，推托不了，在極不願意的情況下掛了一個名，實際工作沒有管。以後沒有再要我搞專案是我的一幸。
（４） “謀害蘇枚”案有關情況
１９６７年４月，李震要我接管原由汪金祥分管的政法幹校運動。當時政治部奪了權的一派群眾組織與另一派群眾組織之間爭吵激烈，再加上接待來信、來訪工作忙，我無暇顧及政法幹校。有時政法幹校的群眾組織找上門來，從接待中和召開了幾次處以上幹部座談會上，了解了一般情況。後來我按李震指示，找了幾名政治部幹部當聯絡員，經常去幹校了解各派群眾組織的情況，對政法幹校的運動沒有更多的參加。
約在５月份，政法幹校政治部主任蘇枚（康生的小姨子）死了，李震和我帶了三局副局長徐兵毅和技術人員一起去現場勘察，都認為是自殺，李震寫了報告報中央。康生看了報告把李震找去，嚴厲批評了李震。康生說：“現在階級鬥爭這麽尖銳，政法幹校情況複雜，你們肯定蘇枚是自殺？沒有一點階級觀念！”李震在康生的壓力下寫了書麵檢討。同時作為“他殺”成立了專案組偵破，李震親自負責，專案組組長是三局幹部徐兵毅。
蘇枚死後，曹軼歐（康生之妻）提出要開追悼會，謝富治批準了。康生參加追悼會，李震聽說康生參加後趕去，我有事沒參加。
自此以後，政法幹校群眾組織之間的分歧意見主要是在蘇枚是自殺還是被害，追悼會該不該開等問題上。
１９６７年底，中央又決定調一批軍隊幹部來公安部，李震把此案交給剛調來公安部的原空八軍副軍長趙登程負責。同時政法幹校實行軍管，調來軍隊幹部劉瑞福（原蘭州軍區步校教務長）任政法幹校軍管組長兼專案組組長（副組長仍是三局幹部徐兵毅，成員也沒有變動）。因為我分管政法幹校運動，因此向劉瑞福介紹了康生對蘇枚案的意見，及群眾組織間的分歧，要他向臨時革委會了解情況，並要他發動群眾統一認識配合破案等等。
蘇枚專案由趙登程負責，政法幹校的運動派了軍隊幹部實行軍管，運動與專案工作密切不可分，因此我就不管了。記得趙登程負責“謀害蘇枚”專案後，在一次領導小組會上聽他說，他向康生匯報政法幹校在審幹期間調查過蘇枚的曆史時，康生火了，說“蘇枚曆史上有什麽問題呀？要調查向我調查麽！她的曆史我最清楚，從小跟我搞地下工作，最危險的情況都是蘇枚當交通送信的”。於是把過去對蘇枚的審幹調查當作“黑調查”進行審查。組織人審查了參加對蘇枚審幹調查的幹部。
自１９６８年４月，我因病住院脫離了工作。對以後此案以及所謂審幹“黑調查”的進程和結果就不知道了，後來聽說此案審查時逮捕了校長石磊等七人。
（５） 關於“砸爛公檢法”的口號
１９６６年底我到公安部時，部內各級黨組織活動業已停頓，黨的工作已癱瘓。１９６７年１月造反派奪權後，謝富治指示，切斷與各省市公安廳的工作聯係，業務工作也停頓。北京市公安局被群眾組織“政法公社”接管，到１９６７年初“政法公社”撤出公安局，實行軍管。當時“砸爛公檢法”的口號在內部大字報和批鬥會場上時有出現，聽到領導幹部正式提出“砸爛公檢法”口號是在“七二○”事件後謝富治在公安部歡迎大會上講的。
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武漢的激進派群眾組織發表了“關於武漢地區當前局勢的聲明”，武漢軍區２月１８日發表了“嚴正聲明”，批評了激進派的聲明。對這兩個聲明的態度不同，武漢群眾組織分成擁護軍區聲明的“百萬雄師”和反對軍區聲明但有中央文革支持的“工總”兩派組織，勢不兩立，武鬥不斷。
“七二○”事件後，７月２２日周總理、謝富治、王力等回京，各部委都有人去西郊機場迎接。公安部有李震、於桑和我去了。我看到江青也去了，她拉了周總理、謝富治、王力照相。謝富治回公安部受到聯絡站組織的群眾夾道歡迎，還開了歡迎大會，大會由我主持，李震致辭，謝富治講了話。會後部領導一起從禮堂後門走出，在路上謝富治對李震講：“我講話別的不要傳下去，我講的毛主席說：聽到‘砸爛公檢法’這句話我就高興。這句話要捅下去，用什麽方法，你們研究。”謝還說“我聽毛主席說‘砸爛公檢法’這句話沒有十次，也有七八次”。當晚，李震找我商量，能否通過聯絡站辦的小報《紅旗》把這個內容捅下去。我說：“看來除了這個辦法外，沒有其它辦法了。”第二天聯絡站的馬文華拿來稿子要我審定，我要他送李震。印出後，由聯絡站的政治部造反派組織“東方紅”分發到各省、市、自治區。“七二○”事件以前，各級公檢法部門已被衝擊、被破壞，這個口號捅下去無疑是火上澆油，在全國進一步掀起了“砸爛公檢法”的高潮。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召開的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上，大家對這個口號意見很大。為此，李震執筆以部領導小組的名義請示毛主席。毛主席指示：“‘砸爛公檢法’口號不科學，應該提‘公檢法徹底鬧革命。”
（６） 再調一批軍隊幹部到公安部
１９６７年底，中央決定，從軍隊再調來了兩名軍職、１０名師職、２０名團職幹部到公安部工作。謝富治在接見這些幹部時說“軍隊幹部學習毛主席著作學得好，調軍隊幹部來公安部是為了改造公安部”。記得年初調軍隊幹部到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時，謝富治也講了同樣的話。謝富治還在黨組會上說過“十年來我在公安部實際上沒有當部長，隻當了政委”。這些話給我的印象是謝富治要改組公安部。
軍隊幹部到了公安部後，二個軍職幹部，北京軍區工程兵政委曾威和空八軍副軍長趙登程參加部領導小組。這時黨組改為領導小組。領導小組成員有李震、於桑、曾威、趙登程和我。李是組長，於、曾是副組長。師、團職幹部到各局任局、處領導。公安部組織機構取消局，成立了辦公室、政工組、偵破組、治安組和接待組。除接待組有１００多人外，其它各組隻有１０人左右。另有剛成立的第三專案辦公室，把負責專案的２００多名幹部集中在一起。各組人選由各局臨時革委會提出，經領導小組同意，組長由軍隊幹部擔任。公安部幹部除留下工作的，有４００餘名幹部在１９６８年４月集中到政法幹校辦學習班，準備下放“五七”幹校。原部領導幹部隻留下於桑，楊奇清和嚴佑民等都參加學習班準備下放，楊、嚴到學習班不久就被捕了。汪金祥、淩雲早已被專案審查，交給了第一專案辦。就是劉複之、尹肇之去了“五七”幹校。軍隊幹部除少數留下工作外一起下放“五七”幹校。
領導小組的分工是李震全麵負責、主管學習班，曾威負責辦公室、接待組，於桑負責偵破組和治安組，趙登程負責第三專案辦公室，我分管政工組和協助李震辦學習班。１９６８年４月我因病住院，直到１９６９年春節才出院回部工作。在學習班還未結束時，決定於桑也下放“五七”幹校，隨同大家一起下農村。偵破組和治安組的工作由趙登程管。１９６９年春節我回部工作後，治安組的工作由我管。從１９６９年春節後到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李震去世前，我在公安部就是分管政工組和治安組的工作。
（７） 辦幹部學習班，準備下放“五七”幹校
１９６７年下半年謝富治在一次黨組會上說：“我請示了毛主席，把公安部幹部集中起來先辦學習班，做準備，然後到農村辦‘五七’幹校。毛主席說讚成這個辦法。”關於辦“五七”幹校之事，在各群眾組織和全體幹部中也傳達醞釀過，黨組在李震主持下專門討論過。討論會有楊奇清、嚴佑民、於桑和我參加，對幹部下放勞動辦“五七”幹校意見一致，但對“五七”幹校辦在哪裏以及下農村前要不要先辦學習班有不同意見。後經勘察定點，決定到黑龍江省集賢縣筆架山，並決定下農村前幹部集中在政法幹校辦學習班。
參加學習班的幹部在１９６８年春節後集中，學習班由李震主持，我當助手。設政工組，組長王俊海（軍隊幹部，原某軍政治部副主任）。另有群眾組織的聯絡站。各局幹部分別成立四個中隊。集中後進行了下放勞動的思想動員，學習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原計劃五一節前去黑龍江筆架山。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淩晨，中央辦公廳通知公安部領導成員到人民大會堂參加團以上幹部會議，公安部有李震、楊奇清、嚴佑民、於桑、曾威、趙登程和我赴會。到大會堂坐下後，我看到主席台上原有一溜杯子，被服務員拿掉不少，朱老總、陳毅等政治局委員都從後台走到台下落座，感到非常吃驚。台上隻有周總理、林彪、康生、陳伯達等人。正式開會前毛主席走到台前向大家揮揮手打招呼後就進去了，沒有參加會議。大會是周總理主持，林彪講話。就在這次大會上林彪講：楊成武（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搞晉察冀山頭主義，要揪出山頭主義的黑後台的。說楊勾結餘立金（空軍政委）要奪空軍吳法憲的權，勾結傅崇碧（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搞華北山頭，還說傅崇碧衝擊“中央文革”等等。康生講話說“相信楊成武背後還有黑後台的”。這就是把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抓起來的“楊、餘、傅事件”。此後很多老帥、老將軍許多軍隊高級幹部遭到批鬥。
不幾天，公安部一夜之間抓捕了副部長楊奇清、嚴佑民和邊防局副局長肖孟。我因為患有嚴重的神經衰弱症，晚上回家休息沒有住在學習班。楊、嚴、肖的被抓，我事前一點也不知道，等第二天早上到學習班看到許多打倒楊、嚴、肖的大字報，問聯絡站的同誌，才知道他們已被捕，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麽被捕。問過李震，李不回答，沒再問，直到今日我還不知道究竟為什麽要逮捕他們。我早期在軍隊做保衛工作養成了不該說的、問的就不說不問的原則，看到公安部情況複雜，更不多說多問。此後，李震傳達了謝富治的話，說江青講的，不要急急忙忙下“五七”幹校，不要把壞人帶到“五七”幹校。於是學習班就轉入清理階級隊伍，簡稱“清隊”。
決定清隊時，謝富治問我“交給你的一包材料還在不在”？這是我到公安部政治部工作不久，謝富治交給我保管的，我說在。謝還問“這材料沒有被造反派抄走嗬”？我說沒有。謝說“現在用上了，你可以拿到學習班分給各隊”。我就把這包材料交給學習班的政工組長王俊海。這些材料在學習班是怎樣用的，因我住院沒有參加學習班的清隊，不知道了。這些材料是文革前機關黨委要各局摸幹部曆史問題的登記表，有１００多份。是我到公安部不久，謝富治交給我保管的。叫我保管我就保管好，沒有動過，也沒有給別人說過、看過。
學習班清隊開始，李震交給我一個揭批提綱，要我召開各隊領導幹部會議進行傳達動員。動員揭批內容有“資敵通敵”、“裏通外國”、“叛徒”、“特務”等重大問題。因當時楊、嚴、肖已被捕，動員中提到要揭發他們的問題。
４月，我因關節炎急性發作，不能行動，住進三○一醫院。
我從１９６６年底到公安部工作，至１９６８年４月因病住院，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我所知道公安部幹部含冤入獄的有以下三種情況：
一種是中央直接批下來被逮捕的，如汪金祥、楊奇清、嚴佑民等人。
一種是先成立專案組，經專案審查後報謝富治，再經批準後（誰批準的不清楚）逮捕的。群眾揭發材料和專案揭發材料一般由各局造反派組織或專案小組直接送交李震上報謝富治，少數由我轉交李上報謝。沒有李震交代我決不越過李震報謝富治。淩雲專案組的書麵報告，就是由李震報送謝富治，謝閱後退回，指示要作文字修改，李要我送專案組並交代修改後不用再經他手，修改後的報告由我轉送謝富治。
第三種情況是將群眾揭發材料上報，其中有的送領導小組傳閱後，再交有關方麵處理；有的直接報李震、謝富治。傳閱過程中每位領導成員都在自己名字下畫圈，表示看過。我圈閱過的文件內容涉及哪些人，現在已經記不清了。政治部宣傳部長趙明的被捕是我把材料報李震、謝富治，經謝批準後被捕的。
我４月住三○一醫院，８月出院。由於病還沒好，我就繼續到遼寧省湯崗子療養院治療關節炎。在去湯崗子療養院前，看到李震寫的一份報告的底稿，內容是匯報公安部揭發出來的關於“資敵通敵”、“裏通外國”、“叛徒”、“特務”等問題。記得清隊開始前謝富治在領導小組會上要李震把兩年來公安部運動情況向毛主席寫個報告匯報一下，這個報告是否就是送毛主席的報告，我沒有問。
１９６９年春節前從湯崗子療養院回到北京時，學習班已經結束。回部後聽說學習班集中後，主要搞清理階級隊伍，批判審查了不少幹部。原局級幹部差不多都被審查批判，處級幹部也有被審查批判的。其中處長阿爾斯朗（蒙族幹部）被捕，詳細情況因我不在不了解。回部後看到幹部正在準備去“五七”幹校，春節後出發。夫婦二人同在公安部工作的不少，孩子就隨父母一起下幹校。
（８） 關於清理公安部檔案
記得１９６７年６、７月份，嚴佑民調到第一專案辦公室工作後，一天回到部裏說：快找檔案，從檔案裏找出劉少奇被捕的證據，我們就立大功了。當時就組織人查找，沒有找到。有人回憶說，公安部有一部分檔案放在武漢。為此，嚴佑民專程去了一趟武漢。武漢方麵說檔案已取走。嚴回部裏又組織人查找。最後從十二局檔案中找到某國使館檔案中有某某（化名）被捕消息的通報。這時我才知道公安部有個檔案庫。
１９６７年冬，吳法憲、汪東興來公安部會同謝富治親自封存了公安部檔案庫。
１９６８年春，於桑從中央接受任務回來，在部領導小組會議上向大家傳達了中央要清理公安部檔案的指示。後來在一次謝富治參加的領導小組會上討論了清檔工作，謝說，公安部檔案要清理，清理的目的是為文化大革命服務、為專案服務。並說，一辦、二辦要什麽材料，你們就給什麽材料，清檔人員要從軍隊幹部中選調。討論中大家意見從軍隊的一兩個單位中調，不要由許多單位湊起來，那樣不好管理。我曾在會上提出，抽調一些公安部的幹部參加這項工作，他們比較熟悉情況，遭到否定。李震說公安部幹部不參加，避嫌。會上決定由曾威負責這項工作。周總理批示從北京軍區抽調５００名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師以下幹部和老戰士來搞清檔工作。曾威就拿著周總理的批示到北京軍區要人，於是從北京軍區抽調的幹部和文革初為接待紅衛兵設立的中央接待站已經抽調來的軍隊幹部一起，參加了這項清檔工作。清檔辦公室１９６８年成立後，中央派汪東興、吳法憲等人來啟封了檔案庫。
１９６８年４月我因病住院前，中央接待站轉來的幾十名軍隊幹部不安心要求回部隊，為此辦了學習班，曾威要我去做思想工作。我同曾威一起開了個座談會，動員他們把中央交給的工作認真做好。１９６９年２月我出院後，清檔工作正在清理政治部的幹部檔案和公安部所屬的群眾出版社的圖書。我與曾威一起去看望了清檔辦的同誌們。清檔工作１９７０年夏結束。
我回部後在領導小組傳閱的文件中，看到過一份內容關於朱德介紹一個黨外朋友給羅瑞卿，要羅瑞卿安排工作，被汙蔑為包庇壞人的文件。還有汙蔑葉劍英、陳毅等老前輩“包庇壞人”、“裏通外國”的材料。
當時我才出院，離開工作崗位近一年，對許多事情都不了解。我想，怎麽清理檔案涉及這幾位黨和國家領導人了呢？我在湯崗子療養時，３９軍曾通知我去聽過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林彪講話的傳達，林彪定性“‘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最大的反革命事件”，讓我非常吃驚，這些老帥們到底是什麽問題在我腦子裏一直是個謎團。因為清檔方麵的工作不歸我管，不了解詳細情況又不便問。所以，上述材料傳閱到我時，看到李震和其他領導小組成員都在自己的名下畫了圈，我也畫了圈表示看過。
清檔結束後，清檔辦向中央寫了報告。報告在部領導小組討論過，我參加了討論，記得報告肯定了清檔辦的工作，以及許多統計數字，其中有一辦、二辦取走檔案複印件的數字。
（９） 關於“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
該案發生在１９６８年１２月，當時我正在遼寧住院，專案由三辦趙登程負責，謝富治直接領導。
１９６９年４月，我出院上班後，看到趙登程批給領導小組傳閱“要周慈敖參觀慶祝召開九大遊行”的材料。材料上沒有寫周慈敖是幹什麽的，也沒有寫犯的什麽罪，隻寫該犯人表現好，讓其參觀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慶祝遊行以示獎勵。這份材料我圈閱了，但對事情的原委並不清楚。後來趙登程在一次領導小組辦公會上提出要辦保姆於廣鳳的學習班，要她拿出被她轉移的材料。至於這個保姆是誰家的，是屬於哪個案子的，會上沒有講。還有趙登程曾在領導小組會上拿出第三專案辦開展“四好運動”的計劃，計劃中有一條“查清‘偽黨’真實性”。我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聽到“偽黨”這個詞。此次領導小組會議隻討論如何開展“四好運動”，不涉及專案的具體內容。
專案的內容是保密的，按慣例專案組由專案辦公室領導，對中央負責，根據不同專案由中央指定某位領導直接管。第三專案辦公室主任謝富治，由謝直接領導。日常工作李震也管。我不管專案工作，又一年沒有工作，所以，“偽黨”具體是個什麽案我還是不知道。
５月的一次領導小組會上，李震說中央認為周慈敖供出的“偽黨”有問題，現在研究一下有關材料怎樣處理。這時我又一次聽到“偽黨”這個詞，在這次會上知道了“偽黨”是周慈敖供出的，“偽黨”案涉及好幾位黨和國家領導人。這是第三專案辦負責的。後來趙登程寫了一個材料處理報告，提出銷毀或保存兩個方案，報送了謝富治。這個報告在領導小組傳閱時，我也畫了圈。謝富治是怎樣批示的，材料最後是怎麽處理的，我沒問。
１９７２年趙登程被拘留審查後，在一次批林整風會上，於桑批評李震時說：“趙登程搞的‘偽黨’，你也有責任，你現在檢查還是人民內部問題。”我聽了感到很意外，曾威向我解釋說：“趙登程拿著犯人周慈敖的口供找我，我說這事太大，同趙一起去找李震。李看後也說‘玄乎’，叫趙請示謝富治。是趙去向謝富治匯報的，趙回來還說謝批評他‘胡來’。我以為謝批評了趙，趙就不搞了。”當時我還不太明白，散會後在路上又問了曾威。才知道“偽黨”一案是在追查“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傳單的“後台”中，根據周慈敖捏造的口供產生出來的。周慈敖是經濟研究所的副研究員，作為“五一六”分子被捕，為“五一六”專案組犯人。審查期間周慈敖胡編口供，誣陷老帥們在懷仁堂開會，成立中國（馬列）共產黨，赫魯曉夫還發來賀電等內容。我這才明白“偽黨”假案的荒謬和嚴重性。
（１０） 我所知道的中央專案第三辦公室
１９６８年春，中央專案組繼第一辦公室（負責黨內高級幹部）、第二辦公室（負責軍隊高級幹部）後成立了第三辦公室（簡稱三辦）。所管的是一辦、二辦不管的案子和社會上發生的現行反革命案件。三辦成立後把公安部負責的各零散專案和專案組工作人員集中在一起，約有２００餘人，有了統一的領導班子。
第三辦公室主任是謝富治，副主任有趙登程、曾威和我。李震不是副主任，但謝富治不在或忙於其他工作時，由李代謝處理問題。三辦由主管日常工作的趙登程直接向謝富治請示匯報工作，有時趙登程還到中央文革匯報工作。
三辦建立了黨委，趙登程任黨委書記，“支左”幹部趙文星（原某師政委）為副書記並任三辦下設的辦公室主任。
１９６９年冬，針對社會上出現了所謂“五一六”反革命組織，成立了審查“五一六”的聯合委員會，吳德為主任。並成立了辦公室稱聯辦，設在第三專案辦內，實際是三辦內的“五一六”專案組。由謝富治直接領導，趙登程、陳偉（部隊幹部，原秦皇島航校校長）負責。
我在公安部唯一經手的“李平生專案”由於不合領導意圖，受了批評並中途易人。從中知道專案不好搞，我隻有盡量回避。讓我當三辦副主任，從心裏不願意。我提出了意見，推了又推，可最終仍被領導確定掛上了名。成立三辦黨委時，在我的堅持下沒有成為黨委成員。三辦的正、副主任會議和各種討論專案的辦公會、黨委會我都沒有參加過，三辦的同誌們說我是掛名副主任。正是因為我是三辦的掛名副主任，對專案工作不參與不過問，三辦共有多少專案，辦了哪些人的專案，我都不知道，才使我避免卷入更多的是非中。
部領導小組沒有專門研究過三辦的專案。有時某個具體材料在領導小組中傳閱，不接觸專案的人，對案情不了解，不知道材料在專案中起什麽作用，無法辨明正確與否，可也要畫圈，我畫圈隻表示我看過。
１９７２年趙登程在林彪“九一三”事件後被拘留審查。三辦由原內務部副部長調來任公安部副部長的黃慶熙主管，李震領導。１９７４年趙文星回部隊後，原公安部預審局局長蘇玉函接替了三辦下設的辦公室主任工作。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李震死後，周總理指定我臨時負責公安部核心小組工作。我不能再不過問三辦的工作，這時三辦、聯辦都已進入結案落實政策階段。１９７４年二辦結束時，有幾個結論未完成的案子交給了三辦，由三辦完成掃尾工作。張愛萍同誌的結論是由三辦完成的。公安部的楊奇清、嚴佑民、淩雲經過一辦審查轉到三辦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