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曾兩次和家人一起參加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第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老姨帶著我隨清華大學的隊伍參加毛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第二次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和媽媽一起隨北京機械工業學院的隊伍參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見紅衛兵。
從八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這段時間，我四次去北京，住在清華園，做為旁觀冷眼人見證了這期間發生在清華大學的風風雨雨，觀看了那形形色色人物的表演。我還到中宣部、文化部、中國文聯、團中央、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學等單位鬥爭大會的現場，目睹了陸定一、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彭真、吳晗、廖沫沙、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等人掛著牌子挨鬥的情景。此外，在各種場合不期而遇的各路“牛鬼蛇神”不計其數。
時間不斷地衝刷著腦海裏的記憶，文化大革命初期許多旁枝末節的瑣事逐漸變得愈來愈模糊，但兩次參加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情景依然曆曆在目，甚至一些細節和思想活動都記憶猶新。在那之後的五十年中，我沒有與他人說起過這段經曆。現在似乎是快到做“壽終總結”的時候了，不妨將這兩次親曆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始末寫出來，也算記錄在案。
初到北京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後，吉林工業大學的一些學生紛紛策劃到北京去見毛主席。我老姨是吉林工業大學一九六六年畢業生，因文化大革命沒有分配工作，在學校參加運動。她男朋友是同班同學，高大英俊，風流倜儻，風趣幽默。因名字裏有一個“澎”字，再加上長得像電影《五朵金花》裏的阿鵬，同學們送他一個外號“阿鵬”，我和弟弟妹妹們叫他徐叔。
他倆和一些同學決定帶著我去北京，美其名曰“革命串聯”，實則“遊山玩水”。老姨和徐叔正在熱戀中，已經走出了革命理想的迷霧，步入人間煙火的現實世界，正盤算著畢業結婚過二人的小日子；文革一來，美好願景化為泡影，自然沒有心思革命串聯。對於我來說，更是以革命的名義遊山玩水了，此外還遊觀文化大革命。
我們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晚從長春出發，次日下午到達北京，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下火車後，我們乘車去清華大學投奔我二姨。一路上見到的北京景象與我心目中的首都差距很大，天安門有些破舊矮小，不像宣傳畫上的那麽雄偉壯觀，色彩鮮明；街道也不是那麽寬闊整潔，一塵不染。當時我在車上生出一個奇怪的想法，這是真的北京嗎？是真的天安門嗎？是不是弄出來一個假北京來應付紅衛兵？
接近黃昏時分，我們到達清華園，找到我二姨，她在清華大學水利係任教。二姨父是原駐北京部隊的軍官，一九六四年隨部隊調防山西。因此，二姨暫時住在單身宿舍，清華八齋之一的善齋，同屋還有一位年輕老師。老姨將我交給二姨，便和同學們一起到清華的學生宿舍登記住宿。
當晚，清華大學將召開一個露天大會，周總理要來發表講話。我們談起周總理，我提到前幾年周總理陪同崔庸健訪問長春時，我們去夾道歡迎，近距離見過周總理。二姨和老姨他們都要去參加大會，一睹周總理的風采。他們問我去不去，當時外麵正下著傾盆大雨，我看看窗外說：“不去了。”大人們對我的決定有些驚訝，小小年紀，竟然打了總理的“回票”！後來，我在清華的板報上見過周總理在雨中講話的照片。
二姨安排我住在她的上鋪，當時我剛滿十五歲，對住在大人的女生宿舍裏沒有感到特別不妥。可是，同屋的女老師十分緊張，後來聽二姨說，她第一晚是穿著衣服睡的覺。記得二姨看我一眼，轉頭對她說：“他還是個小孩兒，就是個子高”。這話說了好幾次，我當時不明白為什麽。這位女老師的名字和相貌我記得很清楚，寫到這裏，想到她一定有一些學術成果，在網上搜索一下她的名字，果然有，是黃炎培之子黃萬裏的得意門生。
在清華大學的一次活動中，意外遇見了一位鄰居。他比我大六、七歲，六十年代初期在吉林師大附中上學，後來不知去向，原來他考上了清華大學。後來聽說他是蒯大富麾下的一名得力幹將，曾參與策劃智擒王光美等一係列行動。他文革前期叱吒風雲，風光無限；文革後期被整得死去活來，發誓再不參與政治。
我們在北京逗留了十多天，遊覽了北京的名勝古跡，故宮、北海、天壇、頤和園、八達嶺長城，參觀了曆史博物館、軍事博物館和天文台、北京動物園，還逛了王府井百貨大樓和幾處十大建築。
媽媽也在北京，隻是身不由己，不能和我們一起遊覽。她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是北京機械工業學院文化大革命工作隊的隊員，後來工作隊被稱為劉鄧工作隊，學生指責他們鎮壓革命群眾，破壞文化大革命，將工作隊隊員們打成鎮壓學生運動的黑手。工作隊撤銷後，學生數次把他們從原單位揪回學校鬥爭和審查，當時媽媽正在北京機械學院接受批鬥和審查。在那期間，我去北京機械工業學院看望媽媽，我們去王府井大街的一家照相館合影留念。
第二次接見
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天朦朦亮時，我和老姨以及她的同學們在一個操場集合，隨著清華大學的隊伍步行到清華園站上火車。火車走走停停，中午到達永定門站，下車後列隊來到天安門廣場。清華大學的隊伍在金水橋與西側觀禮台之間，離天安門城樓很近。
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紅旗招展，歌聲和口號聲此起彼伏，響徹雲天，就像是一個瘋狂的海洋。各種消息接連不斷，謠言也是層出不窮。在口號和歌聲的間歇期間，時而後麵就有一陣騷動，人們紛紛起身向後看。不一會兒，謠言或消息就像波浪一樣傳遞過來，接著再向前麵傳播。這些消息要麽是令人歡欣鼓舞的特大喜訊，要麽是振奮人心的偉大勝利。我記得其中一個謠言是說蔣介石死了，當時我就不相信，哪有這麽巧的事情？看到後麵的人群揮動語錄本喊口號時，我脫口而出：“他們都有小紅旗！” 那時還不知道毛主席語錄本幾乎普及到人手一冊的程度。
接見開始時已經快到下午六點鍾了，毛主席和其他領導人先乘敞篷車在天安門廣場的夾道接見紅衛兵。當車隊經過我們時，人群沸騰了，揮舞著手或紅寶書，毛主席萬歲的喊聲震耳欲聾。前麵的大人們都揮著手跳起來歡呼，後麵的人紛紛擁擁地向前擠，衝亂了原來人與人之間的相對位置，老姨也不見蹤影了。
我始終在徐叔身邊，沒有揮手跟著大家喊，也沒跳起來，前麵狂歡的大人擋住了我的視線，看不到車隊。徐叔在我旁邊情不自禁地喊：“毛主席！毛主席！我見到毛主席了！”接著，他回身抱起我，舉過頭頂。這時車隊前部剛剛駛過，我看見一位穿灰色中山裝的白發人的背影，心想可能是劉少奇。那時劉少奇還沒有被打倒，但排名已經從第二降到第八了。車隊一過，人們平靜了一些，開始尋找擠散了的同伴。這時，老姨和另一個同學興奮地從前麵擠回來。
車隊駛入天安門不久，《東方紅》的樂曲響了起來，毛主席在人們的簇擁下登上天安門城樓，又是一陣歡聲雷動，萬歲之聲猶如山呼海嘯。江青宣布大會開始，並代表中央文革歡迎紅衛兵，向紅衛兵問好和致敬。她戴著一頂軍帽，似男非男，講話的聲音有些矯揉造作。接著，林副主席講話，代表站在他旁邊的那位四個偉大向紅衛兵問好，講到一半時，天色漸漸暗下來，城樓上的燈光亮了起來。在燈光的照耀下，看不清城樓上人們的麵目細節，但從輪廓上可以認出誰是誰。
毛主席戴著紅領巾，有時走到正在講話的林副主席身邊，看他的講話稿，好像是在檢查林副主席念的對不對。林副主席隻管低頭念稿，頭也不抬一下，隻是最後喊萬萬歲時才抬頭向前看看。他喊萬歲時鏗鏘頓挫，而喊萬萬歲時則拉長聲音。然後，周總理講話，問大家好，歡迎紅衛兵來北京。周總理最後喊萬歲萬萬歲時有些聲嘶力竭，動作誇張，與他平時的溫文爾雅形成鮮明對照，也與林副主席的從容不迫大相徑庭。二位領導人都具體講了些什麽，當時就一個耳朵進，另一個耳朵出了，一點也不記得。
最後毛主席走到天安門城樓的東西兩端，手裏拿著帽子向下麵的人群揮舞。所到之處，金水橋前和觀禮台上的人們有節奏地揮著手高喊，毛主席！萬歲！萬歲！...... ，聲音鏗鏘有力，震天動地。我一邊仰頭看著城樓上的毛主席，一邊下意識地拉著徐叔，以免被向前擁擠的人群衝散。接見結束時，天色已經很黑了，人群疏散的現場十分混亂，怎麽回的清華園，一點記憶也沒有了。
第八次接見
第八次接見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和二十六日，已經是冬季，天氣冷下來了。中央要結束大串聯，周總理出麵講話，說冬季已到，要求紅衛兵回到原地，等來年春天暖和後再繼續串聯。大家心裏都明白，這不過是緩兵之計，明年春天絕不會再有串聯了。所以，外地的紅衛兵們見不到毛主席都不離開北京。為了讓滯留北京的紅衛兵盡快離京，這次接見分兩天進行，分別在天安門廣場、長安街和西郊機場以群眾夾道的形式進行。
在這之前，我和一位同學來到北京。到北京後，我們就分開了，他去找洪學智的一個兒子；我去清華大學找二姨，到達清華二校門時，在暮色茫茫中看見媽媽手裏捧著一串香蕉匆匆而來。她因是文革初期北京機械工業學院文化大革命工作隊的隊員，被學生揪回學校接受批鬥和審查。二姨當時不在北京，媽媽偶爾去二姨的宿舍看看。可能是母子之間的心靈感應，那天她來了，不然的話，我恐怕要露宿街頭了。進屋後，媽媽讓我吃香蕉，我一邊吃，一邊讓她也吃，說了好幾次，她就是不吃，最後看著我將一串香蕉都吃光了。每次想起這件事情都十分內疚。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我和媽媽隨著北京機械工業學院的隊伍來到長安街邊，不知道我們在長安街的哪一段，估計離天安門很遠。我們的位置在車輛行駛方向的左麵，總共沒有幾排人，站在街邊的樹下能很清楚地看見街心。在等待的過程中，群情激奮，歌聲嘹亮，口號陣陣，紅旗飄飄。誰也不知道毛主席的車隊什麽時候來，有好幾次人群騷動起來，說毛主席來了，人們紛紛站起來向右邊望去，結果來的是工作人員的車輛。
毛主席的車隊在沒有任何征兆的情況下中速行駛過來，兩邊的群眾歡呼起來，我媽媽在我前麵跟著人群歡呼。我還是與上次一樣，平靜地看著車隊，沒有揮手喊口號。這次我好像是長高了，前麵的人群沒有擋住我的視線。毛主席的座駕在最前麵，特別突出。他穿著筆挺的軍大衣，沒有戴帽子，臉色紅潤，站在車上，雙手扶著身前的護欄，氣宇軒昂，魁梧奇偉。麵對兩邊歡呼雀躍的群眾，他麵無表情，沒有做出任何反應。他梳得整整齊齊的頭發，在車輛行駛過程中一絲不紊。
當時，一個念頭很自然地從我的頭腦中冒了出來，這該不是一個彩色雕像吧？後麵的車輛分二、三列跟進，在我這一側的人都看得很清楚，記得有葉劍英，好像還有謝富治。這些人物表情麻木，凜若冰霜，但個個都紅光滿麵，就像化了妝一樣，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車隊匆匆而過，沒有看到林副主席和周總理。
前幾年在長春見到周總理時，給我留下最深的烙印是他那黑黑的胡茬，臉色與平常人沒有什麽不一樣。在六十年代，大部分中國人麵黃饑瘦，像這些中央首長那麽容光煥發的人隻在舞台上見過。以後每次想起這次接見，在我腦海裏翻騰出來的景象是：任爾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自巋然不動的毛主席，還有那些白裏透紅的衰年童顏。不禁又在想，那是不是彩色雕像？那些領導人是不是粉墨登場？
一點感想
兩次親曆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我沒有熱血沸騰，沒有揮手山呼萬歲，也沒有感到莫大的幸福，隻是站在那裏不動聲色地觀看，還敢大不敬地懷疑檢閱車上的毛主席不是真人。一個十五歲的少年，似乎過於冷靜？或者遲鈍？或是思想過於獨立？我想還是本性使然。其實，我是一個很容易被自然真情所感動的人，一件很小的事情，影視劇裏一個暖心的情節，新聞裏一個尋常百姓的善舉，在電視裏看到無辜的動物受到傷害，都能使我鼻子發酸，愴然淚下。可是，參加毛主席接見紅衛兵這等感天動地的大事，卻激動不起來。
盡管那時我和其他同齡人一樣，相信黨和毛主席的光榮、偉大、正確，但就是覺得有些事情不那麽自然。例如，國際歌裏唱:“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現實卻到處都是“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呼聲，到處都是“他為人民謀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歌聲。小時候，第一次看到“毛主席萬歲” 的表達時，我十分驚詫，心想黨和毛主席怎麽也這麽愚昧，搞封建迷信。如果不是內心認同的東西，我不會被轟轟烈烈的革命形勢煽動起來，也不會受宏大、熱烈的場麵感染而逢場作戲。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我沒有清楚地喊過毛主席萬歲；沒有跳過忠字舞；沒有做過早請示晚匯報；也沒有在日常對話中先來一段毛主席語錄。能僥幸做到這些，應該歸功於我那時沒有單位和組織。其實，在相當一段時間裏還是有組織的，那是鬆散的紅衛兵組織。重要的是，組織裏的人都是同一類人，沒有激進的癡狂分子。在社會上，每次遇到講究形式的場合，都巧妙地躲避過去了。迫不得已時，隻是跟著大家舉一下手，動一下嘴，發出一點兒含糊不清的聲音。
黨的教育和宣傳從娃娃開始抓起，貫穿我的全部成長過程，排山倒海式的全方位灌輸和長期耳濡目染的積累，許多畫麵和說法根深蒂固地植於我的心田，相信那是千真萬確的。例如，新中國多麽美好，人民多麽幸福美滿；舊中國多麽醜惡，人民多麽苦難深重；我們的首都多麽美麗整潔；黨和毛主席偉大正確。在小學一年級時，我天真地問爸爸，“舊社會有沒有晴天”，得到的回答是“當然有”。我這才如夢初醒，原來舊社會也不全都是陰天。說起來真是幼稚可笑，但這就是黨教育出來的“我們新中國的兒童，我們新少年的先鋒”。由此可見，這種欺騙教育的危害有多麽深重，以至於我認為真實的北京是假的，正應了紅樓夢裏那句話，“假作真時真亦假”。
對於黨的有些宣傳教育，我根本不相信。例如，文革前盛行的學毛著，一把鑰匙開千把鎖，任何解決不了的問題，一學毛著就解決了。我不相信毛主席的一段與問題無關的論述就能解決一個具體問題。一九六五年學校組織到部隊參觀，解放軍戰士現身說法活學活用，立杆見影。我看著他們的眼睛心想，解放軍叔叔怎麽能當麵大言不慚地說謊呢。
當年的疑惑，後來有了答案和判斷：北京肯定是真的北京，毛主席是真的毛主席，那些領導人養尊處優，應該不用化妝。
寫於2017年5月
有人天性沉穩理智，也和家庭出生及教育有關，在那混沌的年代，也有很多清醒另類的人。。。
我父母警言慎行，但從未要求我們戴像章喊口號啥的，更不會對某些所謂偉人的過世歇斯底裏如喪考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