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對製度形成日益嚴峻挑戰讓中國模式愈發麵目可憎

文化對製度形成日益嚴峻挑戰讓中國模式愈發麵目可憎

         2012年8月25日

何必

要聞

哈爾濱建委:查不到斷裂橋梁責任單位……（略。）

現如今的中國熱鬧非凡不？

來看看相關內容吧。

洋鬼子中文媒體的相關文字。

（何必注，略。）

老左派電子雜誌的相關說辭。

（何必注，略。）

來自俺收到的電子郵件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嗬嗬。

裝修噪音裏的寫作。

前麵引文最後許紀霖的文字，還是值得仔細閱讀的吧。海派作品，嘿嘿。反正，俺對海派一直有著先入為主的印象，揮之不去。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蝴蝶鴛鴦派曾經引領了中國不少；毛澤東時代海派掌權也對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後來，江澤民上海幫裏群魔亂舞。到現在，什麽朱學勤啦、蕭功秦啦、朱大可啦、沈丁立啦等等海派人士也號稱獨領風騷。最近，號稱上海新聞界第一支筆的葉檀再一次露怯，在洋鬼子中文媒體上發表係列文字標題是什麽“反智的人口增長理論可以休矣”，光是從這標題上就能夠看出來葉檀雖然沒有經曆過文革，但其觀念之中一言堂的架勢了吧，其文字遭到了美國薛湧和易富賢等人的猛烈批判。而葉檀如此露怯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其對國美黃光裕陳曉之爭、對房產稅的力挺、以及對吳英案的說三道四，都表現出所謂“無知者無畏”的誌大才疏、特別是在林毅夫從世行回來後會幹什麽的央視現場，葉檀居然大放厥詞說林毅夫回來可能會做官，北大姚洋則說林毅夫肯定回北大繼續做學問，葉檀如此寡廉鮮恥也很是可以了吧。從此，可以看出來海派的基本套路。再加上姚明、尤其是劉翔最近騙子的說辭，海派成了什麽模樣，有目共睹不？俺從小就對上海人有著受到周圍人太多影響的偏見，到現在也沒有什麽好感。因此，許紀霖上海人的身份本身就讓俺側目而視，並且對其說法有著先入為主的戒備森嚴。三十多年來，俺最不喜歡打交道的人裏，河南人第一，上海人第二，東北人第三。嘿嘿。

不過，許紀霖如此文字還是可以看看的。好歹，這是從文化角度對現如今中國為什麽會如此亂象頻仍給出的解釋。當然，從許紀霖這篇文字看，掛一漏萬，太多值得追究的地方。比如，達爾文的宗教立場對其最終體現具有什麽樣的作用？如果把這種宗教立場放在中國的視野裏，中國宗教變遷史對“中國遇到達爾文”有著什麽樣的作用？為什麽中國遇到達爾文會產生如此深入骨髓的變化而全世界其他國家或者民族（包括同樣為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韓國）卻沒有如此影響？西方經曆了所謂黑暗的中世紀，教權一股獨大，伽利略哥白尼布魯諾等現象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但是中國卻沒有教權如此一騎絕塵，不管是佛教還是儒教（如果可以把儒家看作一個教派的話）也沒有形成十字軍東征那樣的所向披靡，在與世俗皇權的爭鬥之中，或者像儒教那樣日益世俗化，以至於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成為一種世俗政權的政治綱領和統治方略，或者像佛教那樣歸隱山林偏安一隅與世無爭，距離世俗漸行漸遠，而如此情狀對於達爾文、特別是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中國的走紅有著什麽樣的作用？中國遇到達爾文就徹底變成了物欲橫流的地界兒，其中固然有鴉片戰爭被船堅炮利轟開國門進而浸淫中華民族精神的結果，但是，如果說鴉片戰爭是導致中國遇到達爾文而成為叢林法則最慘不忍睹的根源，未免牽強附會。所謂李約瑟之迷恐怕比許紀霖如此結論更要意味深長吧。與其說鴉片戰爭是中國遇到達爾文讓叢林法則在中國無堅不摧的根源，不如說鴉片戰爭隻不過是個個導火索，中華文化就算沒有鴉片戰爭，遲早也會叢林法則化的。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下同）的實用理性，在其中到底處於什麽樣的地位？而且，像“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這類以成敗論英雄的說辭，並不是鴉片戰爭之後才粉墨登場、而是至少在元朝就已經家喻戶曉，在這個意義上，實用理性的興盛，與鴉片戰爭並無太大幹係，而中國人的自私自利愈演愈烈，也不是從鴉片戰爭後才開始的。因此，把中國遇到達爾文的起點放在鴉片戰爭，很是無法自圓其說令人心悅誠服。而且，俺經年累月地說，現如今的中國人是古今中外人類曆史上最壞的，那麽如果這種結論是成立的話，是不是真的當且僅當中國遇到了達爾文才會如此這般的？嚴複《天演論》曾經紅極一時，並且成為中國人愛不釋手的寶書，“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太膾炙人口生生不息了，但是，為什麽天演論會如此走紅？沒有鴉片戰爭，中國人就不會走到叢林法則了麽？換句話說，達爾文（和斯賓塞）是唯一的禍根麽？人們嚐言，對二十世紀影響最大的三個思想家裏，達爾文隻不過是其中之一，另外兩個，一個是馬克思，一個是弗洛伊德。許紀霖涉及了中國遇到了達爾文，但是，中國遇到了馬克思或許比中國遇到達爾文更加災難深重，按照許紀霖文字最後的說法，如果馬克思在天有靈，該對自己的學說被中國人奉為圭臬但卻產生了118萬裸體做官以及因為在國務院任秘書長後來榮膺總理的溫家寶僅僅因為權力而成為中國首富，馬克思會作何感慨呢大概會比海涅那句話還要痛心疾首不是？馬克思會不會改變海涅的結論，搖身一變成為播下的是福收獲的是災呢？同理，王小東說現如今是陰道主義中國，俺認為，改革開放之中開放程度最高的就是女人的陰道，中國人是最壞的，其中中國女人比男人更壞，現如今的中國人基本上已經全部女性化了，中國作為一個共同體以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所作所為的女性化特征越來越清晰可辨。那麽，中國遇到弗洛伊德又會是什麽樣？老謀子在雅典奧運會閉幕式上向全世界展現了莊禮偉稱之為“粉腿肉林”的中國女人肉體，讓全世界大驚失色，無法設想一個神秘而保守的東方國家竟然會在如此莊重典雅的場合太弗洛伊德主義地進行肉彈表演，性開放程度讓地球人目瞪口呆，再看看現如今中國婚外戀紅杏出牆比比皆是甚至成為主流，那麽，中國遇到弗洛伊德是不是也值得大書特書？當然嘍，說達爾文馬克思弗洛伊德是三大這種蓋棺定論隻不過是一家之言，但如果把“中國遇到***”這樣的句式放到其他洋鬼子裏大名鼎鼎的主兒那裏，也嚴絲合縫不？再進一步，如果站在中國醬缸文化的角度，不管是基督教還是達爾文，隻要碰上了中國注定麵目全非，被弄得連洋鬼子自己都無法辨認了，那麽，如此情形，太可以說明醬缸文化水滴石穿潛移默化扒皮抽筋的精髓了吧，甭管什麽普世價值，隻要遇到了中國就立馬完蛋。因此，在這樣的立場上看，許紀霖如此視野未免很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沒有見微知著舉重若輕，而太就事論事盯住達爾文（斯賓塞）對中國生死攸關的影響不肯撒嘴咧。

但是，無論如何，許紀霖如此文字，還是給出了一個視角，對於中國的叢林法則化進行了文化而不是製度的圖示。其中，中國遇到達爾文發生了驚世駭俗的裂變，對中國、中國人以及隨著中國影響力日盛而對全世界都有著異乎尋常的意義，但是達爾文（以及斯賓塞）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卻沒有如此地動山搖，也就指出了中國與全世界其他地方有著不可小覷的差異。而這種差異，至少發生在百年前，與我黨沒有關係，或者說，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中國的如日中天，早在我黨誕生之前就已經盡人皆知。由此而論，就算我黨完蛋，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中國還是會如履平地。也因此，俺對國內外那些個認為隻要把我黨及其委府幹掉就天下太平萬事大吉的論調不屑一顧，部分原因在此可見一斑。

許紀霖這篇文字，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有海外人士據此評論說，現如今對於中國事務的分析判斷預測，已經從製度層麵躍升到了文化層麵。這篇文字，被看作是一個標誌性的宣言書，一個轉折點，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文本。從此，或許可以看成是製度決定論（俺從今天起，幹脆把這叫做“製度主義”）開始走向沒落、文化決定論（相應地，俺稱之為“文化主義”）崛起並且逐漸跑馬占地從製度主義手裏搶奪話語權，並且逐漸成為主流。

顯然，有如此說法的海外人士太少見多怪啦。實際上，文化主義在許紀霖之前就已經出現。如此脈絡，可以梳理到呼籲現如今重新研讀魯迅乃至戊戌變法時期列位大佬的文字，餘世存的“非常道”係列，以及俺反複引用過的去年MIT黃亞生在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時公開表態自己不再從製度層麵關注中國事務而轉向注意從人性角度去研判中國。上海同濟朱大可對文化人類學的宣揚也部分地體現出如此成分（但是俺不認為朱大可具有文化主義的自覺，歸根結底，朱大可還是個製度主義者，他有關文化人類學的說道隻不過是因為他在文化研究所而屁股決定腦袋罷了）。今年初，俺與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討論如此問題時，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談到，類似普世價值裏比如自由民主等等，都是製度層麵的東西，都是在桌子上如何擺放得更合理的事情，而文化則是那個桌子，如果桌子坍塌了，所有製度也就都扯蛋了。王飛淩（李延明也如此）轉發的那篇中國人是扼殺所有人類製度（俺據此把中國人稱之為“製度殺手”）的文字，實際上也宣告當製度碰到中國是何等不堪一擊……實際上，文化主義一直就存在，隻不過處於犄角旮旯的地位，被主流所不屑一顧，很是邊緣化，並沒有顯山露水。許紀霖如此文字，也未必能夠掀起文化主義狂潮。說這是個標誌性事件，恐怕言過其實，危言聳聽了。文化主義到現在並沒有取得如此成功的基本條件，並且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也無法與製度主義平起平坐並駕齊驅分庭抗禮。究其原因，中國人好吃懶做搭便車偷奸耍滑的習性使然。有目共睹的是，文化主義比製度主義要披荊斬棘寸步難行得多，製度主義很容易食洋不化東施效顰，一旦失敗了就把責任往對引進製度不到位而萬事大吉，市場原教旨主義如此，憲政民主教派也如此，至於說中國左派主張的公有製更是在此窠臼之中。說到底，就是好逸惡勞的玩意兒。事實上，所謂的中國模式，其中蘊含著的，就有文化主義的因素，什麽北京共識啦中國模式啦與時俱進中國特色啦等等，都在強調中國例外論，如果放在文化主義的視野下，是具有其合理的成分的。但凡能夠看到俺如此文字者，基本上都是製度主義者，與俺見過麵並且討論過如此問題者，也有大量的人認為所有事情說到底還是個製度問題，應該在製度層麵上去把握。對此，俺當然固執己見，認為依靠製度不可能讓中國起死回生。俺希望能夠看到俺文字並堅持製度主義的兄弟姐妹們，從許紀霖以及俺經年累月喋喋不休的文化主義說辭裏能夠看到並且從中感悟出什麽，並且也琢磨一下為什麽黃亞生會具有從製度主義向文化主義的轉變。製度主義一直把持中國話語權三十多年，到現在依然風頭正勁，在可見的未來也不見得會江河日下，但是，文化主義的崛起會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大勢所趨。畢竟，人們看到，製度主義給中國帶來的危害，其中以被稱之為“掉洋書袋”的中國所謂新左派（他們最核心的一個問題就是用“掉洋書袋”得來的結論否定普世價值，選擇性地采用東方主義以及文化霸權等理論，用西方人的套路來指稱中國例外論，自相矛盾之處曆曆在目不？）、以及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張維迎厲以寧茅於軾們為甚。昨天，洋鬼子中文媒體刊發了茅於軾等人寫作的文字，分析為什麽中國在沒有製度優勢的情況下會產生奇跡，茅於軾們給出的解釋是因為中國人的勤勞。顯然，茅於軾們根本沒有秦暉中國低人權優勢以及低人權擴張的概念，如果中國人這種勤勞是建立在秦暉所謂低自由和低福利（合並成為低人權）的基礎上的話，那麽這種勤勞無論對中國人自身、還是對全世界的中國人以為的競爭對手來說，都是個無法回避的生死與共的麻煩。姚中秋（秋風）之所以離開自由派（或者也可以稱之為民主派、普世價值派），原因之一就是張維迎厲以寧茅於軾們禍國殃民了太多，而且在中國越來越人嫌狗不待見，日益被邊緣化。

所以，許紀霖如此說辭，盡管以偏概全一葉障目，但聊勝於無，對於文化主義來說也是個浪花一朵。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