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觀時事

潘曉來信的作者之一。老麽哢嚓眼的。不迎合不爭論,不自以為是否定其他,不以為掌握真理,隻是口無遮攔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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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識人揮之不去的糾結

(2023-06-04 13:17:22) 下一個

中國知識人揮之不去的糾結

                                 2011年7月28日

何必

有些人他們獨具一種精神的氣質,這種精神氣質被我國古代稱為“士誌於道”,西方稱之為“社會的良心”……(略。)

該文還鄭重其事地聲明,這是給“《文人的骨氣和底氣》,王家聲等主編,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而寫的文字。

中國知識分子!

來看看相關內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體的相關文字。

(何必注,略。)

來自俺收到的電子郵件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李延明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王飛淩郵件組的一次爭論很有意思。

(何必注,略。)

(何必注,原郵件就是空白的。)

(何必注,略。)

嗬嗬。

有關中國知識人的材料,可是名目繁多五花八門吧。

毛澤東敵視、仇恨、迫害知識人,這早就不是什麽新鮮事了吧。毛澤東比秦始皇還更加焚書坑儒,這應該是有目共睹的吧。

1957年反右,是毛澤東引蛇出洞策略的一次大表演。向黨交心、向黨提意見、等等,糊弄了自以為是的中國知識人,一個個自不量力地自投羅網,興高采烈直言不諱,慷慨陳詞趕赴陷阱。可以說,毛澤東的一生,就是和中國知識人貓捉老鼠遊戲的一生,就是殫精竭慮冥思苦想收拾知識人的一生。

也正是由於我黨掌握了政權,中國知識人開始了古今中外空前絕後的墮落曆史。我黨和知識人的墮落,互為因果相輔相成水漲船高相得益彰,出現了二者之間的“競次”或者“博惡”。在客觀上和結果上,知識人比我黨墮落的速度更快更加慘不忍睹。

其實,中國知識人墮落的現象,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並且值得關注的事情。如果中國完蛋的話,那麽中國知識人在其中的作用功不可沒。比如,咱們還記得京滬高鐵正式開通運營後大大小小事故接連不斷時所謂專家是怎麽說的嗎?斷電等等事故反證了中國高鐵的安全性!話音未落,就出了7•23事故。別的不說,光是看所謂專家的表態,就知道中國知識人現如今起到的是何等惡劣至極的作用了吧?這樣的知識人,古今中外曾經有過麽?更不用說,當網民們針對7•23慘案說“這個國家已經爛到了一個雷擊就會追尾、喝一口奶就會中毒”的地步時,像什麽崔之元啦、王紹光啦、胡鞍鋼啦、潘維啦、鄭永年啦、張五常啦等等貨色,卻認為現如今是五千年的盛世,是足以讓全世界頂禮膜拜的中國模式或者北京共識,這中間的反差到了如此不共戴天水火不容的程度,也是非常罕見的吧。

王飛淩郵件組的這次爭論,是不是很有意思?

王飛淩郵件組的構成,中國國內外的人都有,主要是些個大學裏執教者,還有些學者。王飛淩將俺加入這個郵件組,也是由於俺經年累月發送如此文字,每天一篇風雨無阻,於是乎也將俺濫竽充數放了進去。時間好像也是在2007年前後。

進入這個郵件組,也使俺大開眼界,看到了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下同)裏的知識人都在關心和談論些什麽。

這個郵件組裏比較活躍的,是一些在國外大學教書的人。其實,俺傳播王飛淩郵件組各式各樣的討論內容已經不少了。比如日本地震海嘯核電站爆炸,王飛淩郵件組裏在日本的大學裏執教並且大名鼎鼎的教授趙宏偉在第一時間就隻言片語了有關日本地震以及抗震救災的最快的感受和體驗,比中國官方媒體的反應更加直接而深入,後來被中國官方媒體追蹤報道。而像新加坡的黃靜和美國的夏明等等,也都是在國際上媒體談論中國事務時幾乎必不可少的權威評論家。

而此次討論的開始,是王飛淩發的一個廣東食人嬰的圖文郵件引發的。這個圖文俺早就看過,但並不知道是假的,是個故意製造出來的行為藝術。當初俺第一次看到如此圖文時,也曾經給周圍人看過,大家一起義憤填膺了一把。而這次,在王飛淩的郵件組裏,俺才知道這是個藝術作品。

看到宋念申對那些信以為真者的指責,俺就有些困惑了。網絡上流傳各式各樣的內容,是不是都得鑒別真假之後才能發聲?這種鑒別的能力從何而來?當太多的信息真偽莫辨的時候,作為一個信息的消費者,是不是非常辛苦?比如,俺在電視節目裏經常會提及一個現象,那就是現如今中國假冒偽劣無處不在之際,各路官方媒體總是告誡消費者要提高鑒別假冒偽劣的意識和能力,去大型正規商場購物,並且指點消費者,某種貨物購買時的鑒別方法是甲乙丙丁……俺就不明白了,在中國,為什麽做一個消費者要這麽累?中國的消費者一個個都像是孫悟空那樣擁有對假冒偽劣產品和勞務鑒別的火眼金睛,出去購物時,每個人都懷揣一部厚厚的足矣砸死人否則根本不夠用的消費指南,無論購買什麽都可以引經據典鑒別真偽,如果真是這樣,要你媽政府幹什麽?為什麽要讓渡出部分權利而給政府?既然政府無法解決消費者放心大膽消費的問題,那麽就讓政府滾蛋,消費者,原本就應該是傻瓜式的,根本不用擔心任何假冒偽劣三聚氰胺蘇丹紅吊白塊瘦肉精,市場監管本身就是政府的職責,消費者進行消費鑒別,本身就是失敗國家的一個重要表征。這種消費者傻瓜論,俺在央視和北京電視台的節目裏反反複複強調過,並且深受觀眾歡迎,認為是道出了實情並說出了消費者的心裏話。

由是,當俺看到不少淺薄得一塌糊塗的官方媒體來不來就讓消費者提高警惕的說辭時,就脫口而出“你媽了個呀,懂個屁呀”!

設想一下,這是宋念申知道食人嬰事件是個行為藝術。如果他不知道呢?會如何表現或者評論呢?於是乎,因為他知道這個信息,在信息擁有上就具有了優勢,就具有了可以對他人居高臨下評頭論足的信息優勢及其附帶的資格。那麽,一個最直接的問題是,網絡上浩如煙海五花八門的信息,是不是都必須經過鑒別真偽才能行使自己的發言權?

俺是做新聞的,當然知道,任何信息的傳播,必須要經過仔細的鑒別和證實,否則會出大麻煩。俺所在北京電視台在2007年出現的紙箱包子餡兒的假新聞,就毀了整個電視台,並且導致節目組解散和節目編導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成為中國食品安全的替罪羊。

但俺也知道,太多線索是無法證實的。

比如錢雲會案件,到底是什麽樣?為我黨辯護者說,事實如此簡單,用腳趾頭思考都可以清楚,但問題是,中國就是個用腳趾頭思考的國家,太多事情黑幕太多,根本不可能進行證實。

比如,汶川地震到底死了多少孩子,這個數據被中國委府當做是國家機密。四川黃琦、北京艾未未調查死亡具體而真實的數字,黃琦被判刑三年,艾未未後來被警方扣押酷刑。

……

因此,有多少事的宋念申所謂證實真實性隻需要動一動鼠標那麽易如反掌的?

如果故意隱瞞真實性而傳播虛假信息,那是道德問題;而如果不知情的情況下傳播虛假信息,那是能力問題,這點似乎並不是什麽難以解答的事情吧。

尤其是,在我黨對言論自由絞殺愈演愈烈,太多公共信息都被官有化成為機密之際,以訛傳訛就是大勢所趨不可避免的;在中國內地,這種狀況比比皆是,俺每天在電視台上班,幾乎無時不刻都在與這種困境進行周旋,既要真相,又必須保護索取真相的人,在無法取得真相的情況下,還必須將目前狀態下的信息傳播出去並且撇清媒體無法找到真相就進行傳播的責任,光是如此操作,就很是需要技巧耶。而所謂技巧,說到底就是欺騙唄。說到底,中國內地有新聞麽?全部是宣傳。既然如此,隻不過就是欺騙成分的多少而已了吧。

宋念申在國外,可以沒有禁忌地在互聯網上看到很多內容。如果在中國國內,太多敏感詞屏蔽時,又該如何行使鑒別權呢?比如,在中國國內,去鑒別六四、法輪功、胡海峰、溫雲鬆試試看?

看到宋念申那副盛氣淩人的架勢,俺就想起俺們節目組裏當有人率先得知內幕消息時的模樣。俺禁不住想,宋念申就一貫正確如假包換麽?就沒有過自己也引用了虛假信息而被他人揭穿的時候麽?那時候,他還會這麽真理在握盛氣淩人麽?

由食人嬰事件,迅速上綱上線,到了知識分子權力界限的討論上。

俺再一次重申,俺不認為中國存在知識分子,所以俺隻是稱中國知識人。

對於宋念申以及其他人有關知識人權力的界定,咱們就可以非常五味雜陳吧。

俺不想就這場爭論孰是孰非說三道四。俺隻不過感覺這樣的爭論太意味深長,用一個現如今中國非常時髦的詞匯,就是“糾結”。

王飛淩郵件組裏這麽多在國外大學執教的中國人(姑且這麽叫吧,不管是不是改變了國籍),對類似食人嬰圖文大呼小叫,這個現象本身就非常有趣吧。

王飛淩在美國的大學裏執教,建立了這麽一個郵件組。

這些在國外處於中產階級的人群,背井離鄉經年累月,卻還是對中國事務情有獨鍾,這個現象是不是很值得琢磨?

這種現象其實並不少見。

俺在國外看到的,就是中國人總是喜歡紮堆兒,不管距離中國多遠多久,都願意追逐中國的蛛絲馬跡。

為什麽?

在俺有限的視野和理解之中,對於太多人來說,他們隻能通過對中國事務的說三道四來完成自身的夢想。他們在西方世界裏,根本無法進入權力中心和決策層,始終是被邊緣化了的人群,無論到國外多久,始終都是局外人。這次挪威槍擊和爆炸案明白無誤地告訴全世界,新極右勢力崛起到了什麽樣的程度,白人中心主義多麽嚴重地存在於西方的街頭巷尾。如此,就算像趙宏偉那樣學業有成者,自以為是不折不扣的中產階級,但還是慨歎根本無法進入日本的政治權力圈。這種現象當然不僅僅是中國人所獨有,種族主義情況下,有色人種遭遇都差不多(咱們姑且不談國民性問題),但是,對於有著非常強烈的落葉歸根的歸屬感的中國人來說,這種落寞更加鮮明而刻骨銘心。因此,越來越多地關注中國事務,也就是一個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實際上,國外很多中國人都越來越關注中國,這不僅僅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緣故,也有邊緣化的成分。

說穿了,不說中國,他們無話可說。

但是,在論及中國時,更加糾結的是,他們在東方和西方兩套迥然不同的框架體係了進退維穀左右為難,不知道到底該選取哪一個作為自己持之以恒的坐標係。王飛淩郵件組的這些人裏,除了從國外回來到北大並一頭紮進中國新左派懷抱的潘維之外,很多人都不認可中國模式或者北京共識。最近,MIT黃亞生《中國模式有多獨特》這部中文著作的姹紫嫣紅,映襯了中國人自身的糾結,但黃亞生開始從製度體製層麵轉向文化層麵,卻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景象,也是王飛淩郵件組裏如此爭論的一個若隱若現揮之不去的背景色調。或許,對中國人的國民性的文化關注,會越來越成為一種研究中國事務的方向和趨勢。(而在這點上,俺已經嚷嚷了經年累月咧。)可是,如果套用西方的思考範式,對中國很多事情,卻都會遭遇到兜頭一棒。也正是王飛淩郵件組裏的那場有關中國人國民性的討論,在中國人就是製度殺手方麵也是各說各話莫衷一是。全世界通行的製度,在中國人這裏不堪一擊,中國人可以輕而易舉破解任何現存的製度並且從中投機取巧,這也是王飛淩郵件組裏傳播出來的很有價值的內容吧。(俺曾經專門傳播過如此洋洋灑灑。)

中國知識人與政府、政權等等的關係,一直就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中國知識人在什麽時候什麽場合以及什麽程度上可以委過於公權力,這似乎一直就是見仁見智的事情。

此時此刻,桌子上放著一本鍾祖康所著的繁體字《來生不做中國人》。

感慨良多。

嘎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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