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第二次改革的論調很是讓人匪夷所思吧

中國需要第二次改革的論調很是讓人匪夷所思吧

               2011年9月19日

何必

下一步的改革任務非常重……（略。）

嘿嘿。

現如今，所有的困局，都要寄望改革來破解。

來看看改革的相關內容吧。

洋鬼子中文媒體的相關文字。

（何必注，略。）

老左派電子雜誌的相關說辭。

（何必注，略。）

來自俺收到的電子郵件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俞梅蓀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白祖誠老先生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李延明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體的如此文字還是有趣吧。

（何必注，略。）

嗬嗬。

遲福林有關第二次改革的說辭，雖然說是兩年前發出的。但是，對照開篇內容看，現如今有關繼續進行改革的聲音，不絕於耳。

比如，在胡德平前不久在京城舉辦的有百餘號名門望族仁人誌士專家學者參加的紀念我黨有關若幹曆史問題決議的座談會上，馬立誠就旗幟鮮明地指出，反對改革的勢力正在壯大。（馬立誠麽，俺結識至少也有二十多年啦。當時，六四剛過，而此前不久的1987年，俺剛剛從監獄裏出來，又找到鋃鐺入獄之前就認識的王春元（一個高幹子弟，1980年代初請俺吃飯時，付賬就用外匯券，後來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王朔的很多作品就是他推出來的），王則讓俺和馬立誠接觸上了。俺去了人民日報，和馬立誠進行了有關潘曉討論的長談，當時，馬立誠因為六四，“一邊寫檢查，一邊寫社論”，對潘曉討論，則情有獨鍾，很是認真地記錄下了與俺的談話內容。後來，馬立誠在和淩誌軍合著的《交鋒》當中，潘曉討論被作為一個單獨的章節。2007年，俺見了馬立誠很多次，都是在博客中國的專欄作家的專題座談會上，對於俺們初次見麵的時間，俺和馬立誠有分歧，他說不是六四後。俺也不知道俺倆的記憶是誰出錯了。馬立誠後來因為中國和日本關係的言論，幾乎成為網絡上的公敵。這就如同李銀河在公開場合討論同性戀並主張換妻一樣，把學術問題放到了大庭廣眾之下，觸犯了眾怒。這當然反映出中國公共性的蕩然無存，還有公共場所就是不折不扣的垃圾場的現實狀況，以及中國學術與公共話語漸行漸遠的耐人尋味的趨勢。不過，俺對馬立誠有關改革的論調還是不敢苟同。）這種論調，現如今依然占據著主流，並且得到了很多騷人墨客的擁戴，像茅於軾、辛子陵、杜光、高尚全、劉軍寧、等等。不過，反改革勢力確實越來越壯大。老左派幾乎成了反改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陣地，隻不過，老左派是要回到毛澤東，認為毛時代後來的所有變化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須對所有變化都“踏上一隻腳，讓它永世不得翻身”。而左派之外，反對改革的勢力也越來越強大，其中，以陳永苗的後改革論調最為突出。

遲福林麽，俺沒有打過交道。不過，對於他，俺早有耳聞。2002年，俺在央視做經濟學家演播室訪談節目，合作方是國家發改委下麵的中國宏觀經濟基金會，由他們來推薦專家，當時有著中國經濟百人論壇，遲福林於其中赫然在列。隻不過，遲福林在海南，而俺們當時光是在北京的經濟學家還用不完呢。

遲福林在海南成立了一個改革研究院，並且自命為院子。俺也不知道該研究院的背景以及來龍去脈是什麽。隻不過，從該研究院的名稱上，就可以看出來是何等的趨炎附勢附庸風雅。

遲福林也能夠參加全國兩會。去年，兩會期間，俺稱之為改革以來中國墮落速度最快的中國所謂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崔之元特意到會幫助遲福林完善提交給大會的建議，這也反映出崔之元對名門望族的窮追不舍。

而遲福林有關中國需要第二次改革的說法，在熟諳中國改革進程的人們看來，顯然是一個太令人笑掉大牙的說法了吧。

可以想見的是，騷擾俺有關中國的改革的內容洋洋灑灑怎麽著也有上千萬字，並且當時也發給了崔之元，但崔之元並沒有把現如今中國國內有關改革的評論動態告訴遲福林。而且，遲福林也沒有看過那些如果要對中國改革說三道四必須做的必修課。其實，到現在，隨著中國經濟的告訴增長，中國越來越成為全世界目不轉睛的地方，全世界對中國事務、特別是改革後的中國的研究比比皆是，研究成果更是五花八門。有關中國改革的各式各樣的論述不計其數。而號稱改革研究院院子的遲福林，竟然對此一無所知，就意氣風發膽大妄為地提出什麽第二次改革，根本不顧人們在中國改革問題上達成的共識，也可以看到，這種官方學者的治學方麵是什麽樣了吧。

不管怎麽樣，既然是改革研究院，那麽就必須去看看王亞南，看看王力雄，看看袁劍，至少看看崔之元在1990年代的著述，看看加拿大吳國光吧。當然嘍，如果把改革放在更大而且更長遠的視野裏，那麽就需要看看梁啟超、王國維、顧炎武、魯迅，李宗吾、陳寅恪、錢穆等等了吧。

毛澤東之後，中國現在的改革是第幾次改革？這點，應該不是什麽太難以回答的問題吧。

實際上，改革開放，在1989年就溘然作古。六四的槍聲，標誌著發端於1978年改革的徹底終結。也就是說，比照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的句式，可以說，六四一聲槍響，給我們送來了改革的完蛋。第一次改革，以六四我黨真刀真槍屠殺手無寸鐵的國民作為結束，並且昭示出，我黨的凶惡本質，以及改革的終極景象。對於六四與改革的關係，由於六四現如今在中國國內還是絕對禁忌的話題，因此這方麵的研究近乎絕跡。從已經發生的事情和基本的演變路徑看，我黨對手無寸鐵的國民大開殺戒是在所難免的，（這兩天的消息說，海南三亞南田農場因為征地發生暴動，防暴警察開槍打傷了多人，這個現象太耐人尋味了吧，我黨、特別是中南海高層有關開槍換來穩定二十年的焦慮症，在鄧小平發出如此鏗鏘有力但慘絕人寰的話語後，到現在六四已經過去了22年，有效期早就不複存在，現如今越來越喪心病狂，但我黨心知肚明的是，開槍必須是在可以對全中國進行震懾的地方，而不僅僅是在南田農場，所以，南田的開槍，並不是為了殺二十萬換取穩定二十年的應有之義，可是，反映出我黨殺人越貨的真實本相。）而改革，在這種殺戮之中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誘發因素。鄧小平真是個神槍手，一槍就把改革給擊斃了。

六四之後，全中國蕭疏凋敝，萬馬齊喑。保守派勢力占據了絕對的上風，作為六四事件的起始因素，胡耀邦被徹底否定，趙紫陽被拿下，趙紫陽的勢力也如鳥獸散，像什麽王若水方勵之陳一諮王小強王小魯等等紛紛逃往國外，改革從組織上被破壞和鏟除，從理論上更是遭遇到了空前的詰難。

對於鄧小平來說，如果回答毛澤東路線，那麽就意味著他的所有功績都被一筆抹殺。而葉劍英早就說過，鄧小平是個權力欲非常強的人，絕不會善罷甘休的。

在舉國一片蕭條之中，鄧小平在1992年進行了南巡。那時候，鄧小平在北京已經無法撼動六四後向計劃經濟（也就是秦暉所說的命令經濟）回潮的力量，無法阻止這種趨勢了。鄧小平隻能跑到中國的蠻夷之地的廣東以及周邊地區，借著巡視的機會，發出了繼續改革的號令和呼籲。

但此時的改革，已經麵目全非，並且已經物是人非。

隨著六四的鎮壓、特別是六四後對學術界、理論界、思想界、新聞界的整肅，以及對像王軍濤陳子明等人的鋃鐺入獄的收拾，六四前的改革已經滅亡，並且與六四一道成為話語禁忌。

而鄧小平所倡導的繼續改革，與六四前的改革也有著迥然不同的麵貌，根本不去觸動政治體製，而隻是針對經濟體製。這種所謂的改革，與六四前的改革相去甚遠，完全是兩碼事。

也因此，在毛澤東之後的中國改革史上，人們越來越達成共識的是，中國的第一次改革，在六四時已經壽終正寢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的改革，就是中國的第二次改革。

人們也認識的，如果說毛澤東之後的黨國領導人還有什麽政治遺產的話，那麽鄧小平有兩大政治遺產，一個是改革開放，一個就是六四。（人們也說江澤民的政治遺產就是法輪功，而胡錦濤到現在還沒有任何政治遺產可言。）但是，人們卻沒有將六四前後的改革加以區分。事實上，六四作為一個開天辟地的分水嶺，把改革徹底斷裂開來，並且讓六四前後的改革完全南轅北轍風馬牛不相及。

這樣，我們現在經曆的，就是中國六四之後開啟的第二次改革。也就是說，中國的第二次改革到現在已經快二十年了，根本不是遲福林所振振有詞倡導的中國需要開啟第二次那麽回事兒。

而這第二次改革，其中的千古罪人，非朱鎔基莫屬。在隻進行經濟體製改革而不觸動政治體製的前提和基礎之下，朱鎔基對經濟體製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而到現在人們越來越認識的，如果僅僅進行經濟體製改革，而不去對政治體製動手動腳的話，那麽就隻能是跛足的改革，就隻能的單兵突進卻缺乏相應的政治支撐和社會配套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是難以為繼的，是不可持續的。

朱鎔基的國有企業改製，讓5000萬國有企業工人下崗，朱鎔基也在搞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住房市場化，以及形形色色的向市場經濟的突飛猛進。而這背後，則開啟了江澤民、朱鎔基時代的攬權卸責的殺人越貨路線，江澤民“悶聲發大財”的話語成為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的行為準則，更昭示了我黨徹底淪為唯利是圖的黑社會的嘴臉和實質。也就是從這個第二次改革開始，中國成就財經係主掌中國話語權一下子就是二十年到現在依然風光無限的景象，而有關輪流坐莊到了21世紀第一個十年將從財經係轉為憲政係的說法，在到現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以及過去的情況下，成為讓人笑掉大牙的謊言。在一個無神論國家裏，經濟學家掌握著話語權，這個國家會是什麽樣，還用說麽？（當然，法輪功事件後，江澤民開啟了意識形態向左轉，社會政策向右轉，也就是人們所謂打左燈向右轉的路線，而這種路線，被胡溫發揚光大到了慘絕人寰的地步。）朱鎔基的能力，有目共睹。但這絕不是中國的幸運，而是中國的悲哀。朱鎔基的市場化路線，徹底葬送了中國的社會保障，並且加劇了溫家寶所謂“中國道德滑坡何等嚴重”的態勢，讓中國成為郎鹹平所謂人吃人的地方。由此，朱鎔基的能力非凡，等同於劊子手的技術高超。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俺堅定不移地認為，如果在中國最高領導人裏評價的話，朱鎔基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壞的。至於說胡錦濤和溫家寶，由於中國的權威遞減和逆向淘汰機製，不可避免地出現窩囊廢掌權的情況，沒有任何政治理想抱負和追求，不可能出現什麽標新立異的創造，他們丫的所作所為，隻不過是延續了朱鎔基攬權卸責一以貫之的路線罷了。俺並不是說，胡錦濤和溫家寶不壞，隻不過這倆窩囊廢能力有限，還壞不到朱鎔基的份兒上。（因此，現如今中國人裏還有大量的主兒們懷念朱鎔基，讓俺啼笑皆非。朱鎔基最近出版新書，實際上隻不過是十八大爭權奪利戰役之中的一個環節，朱鎔基要想保住項懷誠、周小川、王岐山、樓繼偉、高西慶等一票朱鎔基金融人馬，就必須和江澤民聯手，有所動作。據說，胡溫對朱鎔基此書問世以及媒體對此的炒作恨之入骨，朱鎔基有關“做討好先生還當什麽總理”雖然是朱鎔基任上的話，但人們不可避免地會與溫家寶相提並論，是不是封殺朱鎔基此書，也就是這幾天的事兒啦。）

所以嘛，中國需要什麽第二次改革啊。遲福林紅口白牙，會鬧出如此滑天下之大稽來。這也表現出，掌握中國話語權的經濟學家們，在超出他們專業領域之外的事務上，確實是胸無點墨黔驢技窮了吧。如果僅僅是茶餘飯後的私下海闊天空，倒也無可非議，但遲福林在全國兩會以及媒體上如此振振有詞，就屬於以訛傳訛誤人子弟了不是？

至於說改革到底是什麽玩意兒，俺連篇累牘說了不少了吧。改革就是絞刑架，改革就是斷頭台，改革就是火葬場，改革就是毒氣室，改革葬送了中國，也葬送了中國人。

由是，俺還是讚同陳永苗在幾年前就斬釘截鐵的結論，那就是，“給改革判一個死刑”。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