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觀時事

潘曉來信的作者之一。老麽哢嚓眼的。不迎合不爭論,不自以為是否定其他,不以為掌握真理,隻是口無遮攔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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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向貧困群體派發紅包隻不過是曇花一現

(2023-02-07 13:31:38) 下一個

東莞向貧困群體派發紅包隻不過是曇花一現

                    2008年8月2日

何必

千元“紅包”目前已經發放1.6億多元,目前尚有15個鎮街邊緣戶尚在審核……(略。)

最近,東莞向市民派發紅包的事情,引起了各方密切的關注。

王未名發來世界日報的相關報道。

(何必注,略。)

對於收入公平(相對於自由派亦即右派的所謂起點公平、或者機會公平來,收入公平更可以看作是追求結果公平)一直給予了持久注意的崔之元發來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老潘注,張凱華也是長年累月能夠收到我如此郵件者。其實,《半小時》的這種報道,特別是最後的那個評論,顯得很是隔靴搔癢。派發紅包的事情遠不是那麽簡單的。)

(何必注,略。)

(老潘注,這倒是很能夠說明些個問題。事實上,其中有兩個很重要的因素。第一,國人信息體係一直殘缺不全,當需要以個人收入或者財產為基礎的政策實施時,就會遇到如此瓶頸。目前,警方、銀行、社保等都建立了各自的所謂個人征信信息係統,但各自為政,互相屏蔽,而且在數據采集與統計手段上大相徑庭,互相之間風馬牛不相及,根本無法接駁共享,使得在全民腐敗的情況下,統計造假的事情可以發生在千家萬戶。第二,給城市貧困群體發紅包,還是繞不過去那個老問題,就是貧困線的設定,會使得稍微高於貧困線的人口由於無法享受紅包待遇而淪為新的赤貧,也就是所謂木桶理論裏麵的短板標準,對於木桶來說,隻要存在短板,就不可能滿負荷。實際上,紅包政策還是個救急不救窮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應急措施,對於人力資本水平的涵養、社會資本的建設、以及社會公平度的提升並無實質性的改善。相關觀點,2001年我在挪威時認識的朋友、現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的徐月斌有過較為係統的論述,我以前多次引用過,以後也還會如此。於此不贅。)

老周發來參考材料。

zhoujd

2008年4月10日 15:44

近來在外地上網不便,附件供參考

中宣部新聞局原局長:2008憂思錄.doc

(何必注,略。)

來自我收到的電子郵件的內容。

對話李煒光:財稅是最大的政治

郭宇寬

(何必注,略。)

(老潘注,這引出了另外一個話題。)

崔之元還是對此津津樂道。

(何必注,略。)

(老潘注,發紅包是針對貧困群體,與轄區人口普遍共享的社會分紅自然不是一回事。而且,發紅包更是在所謂非常時期的一種臨時性政策供給,社會分紅在崔之元所極力鼓吹的詹姆斯米德的語境下,應該是一種常態化的製度設計,進而或許可以成為社會財富再分配體係製定與維係當中的一個主要脈絡。)

針對目前由於中國從通貨緊縮當中不得不走出來實現各式各樣價格的報複性反彈而導致的全世界通貨膨脹當中,亞洲各國普遍的猶豫不決,洋鬼子很是有所微詞。

亞開行:東亞國家抑製通脹行動滯後

(何必注,略。)

(老潘注,亞洲國家普遍都在專製統治當中,即使是已經步入發達國家行列的日本與韓國也未能幸免,遑論中國、越南、緬甸等專製化程度非常高的地界兒了。這種依靠權力對市場機製的補偏救弊,被西方人看作是對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體係的視若無睹,更被亞洲各自國內的親西方派別(在中國是自由派亦即現如今的右派)指責為對“看不見的手”的無恥褻瀆。不過,本輪多哈回合談判的破裂,給全球化與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鼓吹者兜頭一棒,美國鬼子在倡導自由主義之際,卻為了自身的利益獅子大開口,按照參加談判的中國商務部長陳德銘的話說,是“漫天要價”,讓發展中國家忍無可忍。世貿組織所麵臨著的土崩瓦解的態勢,使得自由主義也灰溜溜臊麽搭眼;此時,還抱著自由主義論調不厭其煩老生常談的類似中國右派們,在理論上與實踐中的抱殘守缺,也就難怪與越來越多的人們漸行漸遠。)

來自我收到電子郵件的內容。

沒有不痛的通脹

李華芳

(何必注,略。)

通貨膨脹是個洪水猛獸,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實。特別是經曆過1988年價格闖關而招致1989年麻煩的中國當局來說,還是記憶猶新心有餘悸的。

麵對通貨膨脹,香港特區政府有:補貼1800元電費給全港每戶住宅;注資6000遠給每戶月薪不足1萬元人士的退休金帳戶;發放3000元津貼給每名65歲以上長者;額外發放一個月的社會救濟及傷殘津貼給相關弱勢群體;寬免全年75%的個人和企業所得稅;提高個人繳稅起征點,降低標準稅率;豁免業主全年差餉……

相形之下,東莞委府所采取的措施,就顯得很小家子氣了吧。如果不是製造業大規模撤離,以及更早出現的無處不在的民工荒,東莞會有如此動作才叫見了鬼了。

不過,在目前中國整體意識形態向左轉社會政策向右轉(亦即人們形象地稱之為“打左燈向右轉”這種機會主義與精神分裂路數)的大背景下,東莞能夠幹出這樣的事情,也算是聊勝於無,或者也可以看作是回光返照了吧。

廣州日報評論:減稅就是最好的分紅。這種找政府直接要“紅包”的做法在我們的當下,完全實現還有一定的難度,但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另一種方式——減稅,來給國民分紅。而且,從可行性上來說,減稅比分紅更具有現實意義,減稅就是送給國民最好的紅包。

嘿嘿。

媒體嘛,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殊不知,減稅與發紅包(或者崔之元喋喋不休的社會分紅)在目前中國的官場當中,完全是兩回事。在為了權力你死我活的當下,減稅是歸財政部門,而發紅包是歸社會保障部門。這哪兒是那麽輕而易舉地就被合二為一或者取而代之的?掌握了發紅包的權力,就意味著可以堂而皇之地加大社保基金的勢力,並且有了更大的設尋租空間。與此同時,在依靠增長率為政績考量體係的情況下,稅務機構稅收額的下降,就意味著金人慶、謝旭人們升官發財以及(金)與其他貪官汙吏共享情婦的機會大大減少啦。那是萬萬使不得的啊。

至於減稅嘛,俺多次說過啦,在目前供養官僚體係所必須的公共開支已經剛性化無法突破之際,減稅就隻能是無聊文人們自娛自樂的坐而論道而已。君不見,在負利率已經到了如此駭人聽聞的情況下,利息稅依然招搖過市?全世界有哪個政府會幹出這等倒行逆施?再說說,中國政府1993年就承諾提高教育投入,使之能夠達到GDP占比4%的可憐水平,但是十幾年了,情況有怎麽樣呢?特別是本屆委府親政後,教育投入不升反降,也就說明了什麽叫做說得比唱的還好聽、口惠而實不至了吧。

因此,東莞發紅包,也就是一個個案,並不具有普遍性意義,更不具有可複製性。至於說社會分紅、甚至減稅,那更是咱們坐井觀天的癡心妄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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