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到現在依然打左燈向右轉

改革開放到現在依然打左燈向右轉

                           2009年2月25日

何必

2月19日，從廣州“見證中國三十年”紀錄片論壇傳來消息……（略。）

瞧瞧，各地委府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上還是如此鋪張浪費，拿著納稅人的錢不當會事兒吧。

這種評選，又是個腐敗的機會不是？

“導向正確”，什麽意思？什麽叫做導向正確？符合中南海的口徑？如果與官方不符就不是導向正確？新聞媒體的導向應該如何？宣傳部門的導向應該如何？

甘肅這麽個偏遠省份，能夠獲此獎項，當然是可以大書特書的了。

問題是，看那些獎項的設置，本身就是撒胡椒麵兒的路數，隻要參加就能獲獎。

然後呢，就可以拿著這種完全人為操縱的垃圾貨色來自吹自擂啦。

當然，改革開放還是很可以說三道四一番的。

來看看人們對改革開放的評頭論足吧。

（何必注，略。）

陳子明給我發來相關的內容。

（何必注，略。）

陳子明也發來他自己就改革開放所發表的言論。

（何必注，略。）

一百二十年和兩個六十年

陳子明

（何必注，略。）

從目錄上，就可以知道，這是個文集。其中，袁劍的相關論述我早就引用過，其他的，我會在今後陸續引用。

改革開放究竟給中國帶來了什麽？

現在人們在思索這個巨大而緊迫的問題。

毛澤東時代，先生產後生活，重積累輕消費，是個天經地義的事實與原則，在政策製定與社會治理方麵，這都是無可爭議的。改革開放後，這種思路被不知不覺地沿襲下來，到現在也還是無處不在。

也正是這樣的貨色，更是使得貪官汙吏中飽私囊過程中，以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狼子野心，在製度與習慣上具有了正當性。於是乎，腐敗也在先生產後生活、輕消費重積累的習慣裏，大放異彩啦。

改革開放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對中華民族公共性的一次絕佳的展示機會。

如果說，希臘人從雅典廣場的公共話語當中形成了公共性的傳統的話，那麽，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曆史上，從來就沒有任何公共性發生的機理與際遇。實用理性當中，以鄰為壑，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的實用主義與個人主義的處事原則，讓公共性在中國成為不可能。

而改革開放，就是清晰地展現權力與權利之間關係變遷的過程。

共產黨根本無法擯除中國社會的官家傳統，毛澤東是個偉人，這應該毋庸置疑。但是毛澤東在此的嚐試統統以一敗塗地告終，而他死的時候還在繼續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個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寫照。以至於他的繼任者在甫一上台之後，最著急忙荒做的事就是趕緊宣布停止並且摒棄文革。

鄧小平對毛澤東原則的反叛，表現為對官僚體係的複歸。毛澤東曾經嚐試過打破這個體係對自己統治的桎梏與約束，可卻遭遇到了耐人尋味的敗績。作為毛澤東行動的見證人的鄧小平則從中記取的教訓，對官僚體係網開一麵，對其胡作非為視若無睹甚至默許縱容。也正因此，才有了1988年的價格闖關的失敗以及此後一年的廣場屠戮。反官倒是當時廣場行動的主因之一。

這意味著，在中國，所謂的公共性，完全被權力所把持與玩弄。

連新左派領軍人物的汪暉在談及公共知識分子時候，也大惑不解地認為，根本不存在什麽公共知識分子，因為如果是這樣，那麽還有私家知識分子？

汪暉是對中國後現代性談論比較多的人。他曾經涉及過中國文化與公共性的話題。但是，作為讚成公有製以及相對集權的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他對知識分子的公共性的認識尚且如此，何況其他人乎？

也正因此，我才長年累月地叫囂，中國的公共性問題一直是個很匪夷所思的事兒。在中國，除了臭名遠揚的公共場所之外，根本不存在什麽公共，任何前綴於公共的字眼兒，都是扯蛋。不信，可以列舉，比如公共治理、公共財政、公共選擇、公共道德、公共話語、公共建築、公共汽車……這個名單列出來，會讓人感覺，凡是涉及到公共的，都被權力所沾染。而這個權力，名義上是公權力，實際上卻是地地道道的官家個人所有。

這也是我對耶魯陳誌武或許剛剛學會的國富民窮的說法不以為然的原因所在。在中國，根本不存在什麽抽象的國家與民族，而隻有官方與民間。在財富分布上，也就隻有官富民窮罷了。

改革開放，隻不過凸顯並加劇了這一進程，讓此前並不彰顯的官民對立問題浮出水麵，並且愈演愈烈。

而官家為了維持自身的既得利益，當然也就會有胡哥那些個“改革開放成就不容否定”、“倒退是沒有出路的”之類的的說辭。

李延明發來段若飛對胡哥在改革開放評價上的捧臭腳的文字，認為這是對中國的左派與右派主張的回應，對左右派各打五十大板，既不要憲政民主，又不能退回到文革。

其實，還是那個老套路，打左燈向右轉，形左實右，陽儒陰法。

沒轍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