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拒絕接受潘曉討論所有采訪的前前後後

2008年我拒絕接受潘曉討論所有采訪的前前後後

                2009年1月1日

何必

“名人馬複興老師來啦！”……（略。）

新華網為什麽會在今年第一天選擇這麽一篇已經過去了很久的事情來說，讓人匪夷所思吧。或許，這就是現如今要求加強科學發展觀教育的貨色。

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

這話咱們聽得耳朵都起繭子了吧。

還是說說正題吧。

2008年12月15日出版的《鳳凰周刊》，刊登了這樣一篇文章。

昨天，也就是2008年的最後一天，我碰到零點的袁嶽，他還說起，當年碰到了黃曉菊幾次，看到他頻繁在媒體上露麵，並且在最近的鳳凰周刊上還有她的文章。我糾正袁嶽說，那篇文字是我的，照片也是我的。其他的媒體采訪全部被我拒絕了。

《鳳凰周刊》為旬刊，現在已經過去半個多月了，我也可以將其電子版公諸於眾了。

編者按：28年前，一篇《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問醒了已經思想格式化多年的中國人，引發無數人的內心共鳴，成為一代中國人揮之不去的記憶，也使得“潘曉”這一名字進入公眾視線。那是一個民眾的“自我”意識覺醒、迸發的年代，是當代中國人的精神初戀，也是民間思想解放運動狂飆突起之燃點。

28年後的今天，中國人的生存環境、精神狀態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不變的是，今天的中國人同樣充滿困惑，同時需要時代的發問者。當此之時，當年“潘曉”之一再次挺身而出，代表的已不是自己，而是困惑中的整個民族。

在此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鳳凰周刊》與“潘曉”攜手，希望此問能夠再次觸及時代脈搏，觸及當下中國人的心靈深處，再掀民間思想解放運動的高潮。

……………………

（何必注，此處有一副題圖，標注是“28年後，小潘成了老潘”。該照片是10多年前中國經營報攝影記者茅碩為該報紙開我的專欄而拍攝的。是我應該刊物要求提供的。）

28年後“潘曉”再問：中國人怎麽了？

（何必注，略。）

（何必注，此文編輯標注為“魏恭”，實際上就是筆名為“冼岩”者。）

又一次，“潘曉”躍然紙上。

但是，這並不是我希望的。

冼岩在發稿前就把文字給了我。我反對用“潘曉”的名字，認為那並不是真實人物，特別是並非光彩人物。冼岩不同意我的看法，說皇甫平也是幾個人，而後來就被周瑞金一個人使用，並無不妥。冼岩的這種說法，穆兄也認同。

為什麽會在年底，冒出這麽一篇稀奇古怪的文字來？

有關潘曉討論，自從出籠之後，就一直沒有消停過。

10多年前，我初次見到盧躍剛時，是與袁嶽、賀衛方討論李尚公在《北京晨報》搜狐開設法製版麵的事情，他特別提及，1989年六四天安門廣場開槍之後，整個京城一篇蕭殺。他幹脆躲進一個旅館裏麵，泡了40多天，一門心思研究潘曉討論。

我也看到了他的相關文字。或許，這不是他的研究成果的全部，但至少是他的基本立場。

前言：盧躍剛 新聞媒體作為“公器”始於1980

《新周刊》:你能否先談談1980年代中國新聞界總的思想特征與精神狀態？

盧躍剛:1980年代社會思潮波濤洶湧，其標誌是三次大爭論。第一次是“潘曉討論”，第二次是“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爭論”，第三次是“姓‘資’姓‘社’大討論”。三個爭論表麵上分別是倫理問題、哲學問題、改革目標的爭論，本質上是政治爭論，爭論的形態基本是“左”、“右”之爭。這股社會思潮的背後，是20世紀中國第二次“西學東漸”，即學術界以“新啟蒙”為特征的“理論新潮”，展開了所謂的“文化反思”。這是處於政治旋渦中的新聞界的社會坐標。1980年代中國新聞界的主題詞是“啟蒙社會”、“推進改革”，意識形態主要是反左，其精神特征是一些編輯、記者相當自覺地反省假、大、空宣傳對社會對國家對人心的危害，相對獨立地進行新聞判斷，並逐漸向“新聞職業化”、“新聞本位化”轉型，以推動社會進步。

《新周刊》:當時有一些全國反響的重大報道凸顯了傳媒在引發、推動中國社會思潮方麵的作用，請你談談當時的具體情況。

盧躍剛:新聞媒體作為真正意義上的“公器”是從1980年代開始的。“潘曉討論”(也叫“人生觀大討論”)可以說最典型，它由《中國青年》雜誌社發起，《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兩大報紙跟進，持續時間近半年。“潘曉”是當時兩個青年名字拚合而成的名字，潘曉那封提出了“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倫理命題和“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的惶惑長信，發表在《中國青年》1980年5月號上。那時的《中國青年》發行398萬份，至少有1500萬人讀。《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當時的發行量分別是220萬和240萬，分別有1000萬以上的讀者，絕大多數是青年。數千萬青年被卷進一場涉及社會倫理和人生觀的大討論，用“波瀾壯闊”來形容不為過。應該說，1980年代的大門是“潘曉討論”開啟的。“潘曉討論”的思想史價值被遠遠低估了，它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有兩個：一、挑開了問題；二、培育了1980年代的青年精英隊伍。“潘曉討論”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運動，是新聞媒體麵對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的精神危機作出的反應。

潘曉來信  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

（何必注，正文略。）

資料來源：《中國青年》1980年第4期

（何必，略。）

經常被引用的一個相關故事

（何必注，略。）

涉及到我個人，也有不少文字。

時代青年1995年第5期

潘禕，人生的意義是什麽    

北京  葉德英

（何必注，略。）

（何必注，馬上就會看到，這篇文字引發了別的問題。至於本文的真實性，也會從下麵看到。）

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中國問題報告》

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     馬立誠  淩誌軍/著

潘曉來信激起軒然大波

（何必注，略。）

【何必注，1980年代後期，經王春元（後來成為王朔作品的策劃人，我認識王春元是在1980年，是經過當時北京晚報的記者李瑋，他曾經到《中國青年雜誌社》試圖采訪潘曉，但遭到雜誌社的拒絕，說潘曉是個思想典型，而不是人物典型，不適合接受采訪。他對雜誌社說，我是個記者，記者的擅長就是能夠從汪洋大海裏找人，你們壟斷潘曉成為雜誌社財產，很有問題。結果，他還真是到了我當時就讀的北京經濟學院找到了我，並進行了采訪。他也接觸了黃曉菊，之後更認為應該把真相透露出來。可是，後來因為形勢劇變，不了了之。李瑋後來去了《深圳特區報》，再往後的行蹤我就不知道了。）的介紹，我前往人民日報，與當時在人民日報評論部任職的馬立誠就潘曉討論交換意見。2007年我在博客中國專欄作家會上碰到馬立誠，他在與我初次見麵的時間上記憶有偏差。我記得是在六四後他一邊寫檢查、一邊寫評論之際，而他認為應該更早。】

《自由交談》張誌林/吳重慶  主編   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重溫潘曉事件：十八年後的複信/陳曉平

（何必注，略。）

甘肅文藝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第四代人的精神－－現代中國人的就世情懷          宋強  喬邊  才旺瑙乳  夏吉林  劉輝  著

“潘曉討論始末”－－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麽？

（何必注，略。）

《中國青年》編者的話

（略）

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

（略）

胡喬木同誌關心人生意義的討論

（略）

潘曉同誌的來信

（略）（以上文章均選自《中國青年》1980年第4期）胡說！

潘曉今何在？

（略）（摘自1997年4月4日《南方周末》，原作者葉德英，本文略有刪改）

……………………

此處所提及的葉德英之作，實際上是錯誤的。原文如此。

1997年4月4 日《南方周末》

【頭版引文】“潘曉”是什麽人（何必注，略。）

這篇文字，引起了不小的麻煩。可以看到，高文當中，不少是來自葉德英文。對此，葉德英致函《南方周末》，要向對方提起訴訟。為此，《南方周末》不得不在當年5月份刊登聲明，表示高文是抄襲了葉德英的文字，向葉致歉。

實際上，高文不僅僅是複製了葉文。下麵還可以看到，高文還大量引用了我提供她作為參考材料的文字。

當年底，在年度回顧時，《南方周末》采用了我寫的文字當中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 年末特刊（1997年12月26日）

“再見，一九九七” 

【你們現在還好嗎】

〈潘曉〉

（何必注，略。）

2000年，是潘曉討論20周年。因為潘曉討論而名聲大噪的《中國青年》試圖借此機會做文章。於是乎，有了如下內容。

（何必注，略。）

本刊首度披露“潘曉討論”始末                      

新時期的思想啟蒙

――紀念“潘曉討論”20周年

（何必注，略。）

那裏，也登了我當時寫的文字。

人生觀討論與我的20年

文/潘禕

成為“潘曉”

1980年，我在北京經濟學院經濟數學係二年級就讀，專業是計算機程序設計。

此前，我的父母都支邊在青海省大通縣，我在北京寄居在親戚家，性格也因之而變得孤僻乖張。考上經濟學院後我從親戚家把戶口遷到學校，徹底離開了親戚家。

1979年除夕夜，校園外的爆竹聲響成一片，而校內漆黑一團，隻有我在的宿舍亮著鬼眼似的燈。那時，極度的孤獨和絕望充斥了我的所有，整天便在雪茄煙和烈性酒裏昏昏沉沉。這樣的狀態愈演愈烈，直至是年5月31日晚，學校組織的第一屆“紅五月歌詠比賽”正進行得熱鬧時，我在操場上喝下了濃縮的來蘇水……

據後來同學告訴我，係裏早就發覺我的情緒不對，派了人遠遠地盯著。看到我倒下，幾個人飛奔過來，抬起我就往校門口跑。那天也非常湊巧，朝陽醫院外科、口腔科、職業病科都是主任值班。後來據醫生講，如果有一個人當晚不在，我也就沒了；而且，如果不是一個在當時還較為稀缺的大學生，也可能就不救了──因為我已停止呼吸約30分鍾……

如此，在經濟學院那麵積小得可憐的校園，我的事成了一個非常的事件。我也成了一個“問題”學生。隻有校團委書記李慶kun對我很照顧，多次找我談話，對我表示理解和同情……

1980年4月7日午休後，輔導員程大省到宿舍找我，說是一個雜誌社想了解青年的思想狀況，到校召開座談會，係裏讓我去參加。我到會場後，剛在門口落座，李慶kun就來對我說，雜誌社的編輯要找我單獨談談，說著把我領到了會場隔壁的辦公室。裏麵笑容可掬地坐著的，就是後來與我結下忘年之交、當時在《中國青年》社思想教育部的馬麗珍。

她說，是學校向雜誌社推薦了我，說我輕生厭世，說我的思想和我的年齡很不相稱，一些言語在青年裏具有普遍性。我先滿懷戒備地聽著她的敘述。後來就跟她胡說八道，語不驚人死不休地直說得口幹舌燥，從下午不到兩點說到了六點多鍾。談話間，她說起她也是江蘇人，常州和宜興挨著，我們也算是老鄉了；她的女兒上初中，但外語不好，能不能讓我利用業餘時間給補習一下；我可以把她的家當成自己的家，有空就到她家去，至少可以變換一下口味……

周日，我真的去她家吃了家鄉飯，補習了英語。她讓我把自己的人生觀轉變過程寫一下。 吃人家嘴短，我就寫了。

再去她家，她說，編輯部已經決定搞人生觀討論，看了我寫的那個玩藝，認為比較具有普遍性，不知我敢不敢拿出來讓青年們討論。

死都不怕，還怕什麽討論？我說。

再去她家，她說編輯部把我的那個玩藝，連同另一個女青年的什麽文字，搞成了一篇引發討論稿。油印的稿子在這，你看一看。我拿著那個油印件，到了當時在中國財貿報上班的堂兄那裏，請他看了。他說，如果雜誌社發這樣的稿子，膽量不小；你在其中沒有什麽重要位置，應該問題不大。

於是，在不久後，“潘曉”出世了。

“自動退學”

學校得知我參加了這場討論，變本加厲地找茬。程大省帶我去安定醫院作檢查。一個實習醫生在聽了程對我病狀的描述（此處有一張大概是98年我在馬麗珍家與她的照片。下注：20年的忘年交：1998年12月，潘禕和馬麗珍在一起。）並與我交談了不到五分鍾後，就讓我出診室，交給了程一張我很久以後才看到的診斷證明：“重型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學校據此命我休學一年，並委托我堂兄陪同我回到青海。人生觀討論開始時的那幾個月，我在青海無所事事，隻是與黃曉菊、黃帥寫些書信聯係。

我在青海呆著，越來越感覺不對勁。暑假中，我返回北京，校方不準食宿。我白天在《中國青年》社解決膳食，晚上像賊一樣溜回宿舍。開學後，在雜誌社的幫助下，再與校方就複學展開交涉。學校又帶我去安定醫院，找了主治醫生，這次斷作“精神憂鬱狀態，建議試行複學”……我走進課堂，已是11月下旬，大半個學期過去了，可學校仍讓我跟班考試，我自然不能考好……

1981年1月放寒假，我再度回青海，父母對我的情況非常焦急，背著我給我的係主任寫了封信。2月2日，經濟學院黨組給我父母回信，大意是：“我們收到你們的信，經研究同意你們提出潘禕同學以自動退學的要求……”此後，就收到了學校關於我的退學決定。    就這樣，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學校推薦到了那場討論中，又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學校轟出了校門。

盡管家裏告訴我，如果我不自動退學，就要被勒令退學，那樣就一輩子都完了，這樣做是為了我好。我還是很氣憤。我對家裏說我要回北京，要再度就此事討個公道。家裏很是怕事，把參加討論說成是我無知和衝動的結果，不希望再有什麽意外發生，希望我能留在青海就業。當時記得最清楚的一句話就是“哪兒的黃土不埋人”。但我就像被活生生地埋了那樣憋氣。我那個從來不會認錯的家長得知我的決定很是生氣，便宣布自此與我脫離關係。

我隻身回京，馬上就遇到了實際的問題，如食宿、學習、就業等等。開始時，我住在北京火車站候車室。一次，我發高燒，連續三天滴水未進，更沒有食物充饑，隻是自己倒在長椅上昏睡，到了第四天，才扶著牆到盥洗間喝了些涼水，回到那椅子上繼續坐著，直到退燒才走出候車室。在候車室總共住了不到十天，最後一個晚間的淩晨三時許，在睡夢中被一片嘈雜驚醒，看到幾個警察在查票。輪到我時，一個年輕的警察用電棍對我指指點點，聲色俱厲地叫我拿票，我說沒有，他不問青紅皂白地用電棍朝我身上揮舞著，我氣急了，大聲質問他有什麽權利打人，把整個候車室的人都吸引過來看熱鬧。帶隊的警察過來，問明我的情況，解釋了沒有票不能在此留宿，次日起不要再來了。

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在立交橋下坐等天明，或是在前三門高層建築裏的樓梯拐角處蜷縮著，聽到有人來，趕緊開溜，以免被當成什麽人扭送到執法部門不明不白挨頓臭揍。

那個時候，我每天的生活費隻有6分錢，也就能買一個火燒。實在餓得不行，我就到餐館裏去，等人家吃完了，趕緊吃點剩飯剩菜。

複學的事終被當成了癡人說夢。學校的黨辦主任告訴我，不要找經濟學院打官司，你的處理決定不是學校做出的，而是經過上邊批準的；你如果想打官司就應該找《中國青年》雜誌社去打！

多年後，我父親給我看了當時經濟學院經數係給他的一封信，主要內容是：“關於您的孩子退學一事，已於3月12日辦理完畢。潘禕可能想不通，他曾向中宣部、教育部反映過情況，領導上也很重視，經再三研究認為作自動退學處理比較合適……”

團中央信訪處和《中國青年》雜誌社馬麗珍專門為了我的事找到我在京的親戚處，請求能讓我留宿，遭到拒絕。我的戶口萬幸還是落到了我的親戚家，但所在街道辦事處很明確地說我不能享受待業青年的待遇，隻能與那些勞改釋放人員同等對待。

我自己隻好在某建築工地偷偷當小工，搬磚和泥，賺取點勞務費。馬麗珍的丈夫也為我找了個夜間看大門值班的活，幹了十幾天。最後，還是團中央、雜誌社馬麗珍與當時身為全國青聯委員的北京第一家賣大碗茶起家的張占英聯係，為我在前門聯社安排了當裝卸工的工作，住在倉庫裏。

在那段時間，我也曾經想能參加什麽自學考試――流浪中的考試。為此，我還致函北京大學陳岱蓀先生，講了我的意圖，並希望得到他的指教。我很榮幸，得到了他的回信，言辭懇切用心良苦地為我一個經濟學的門外漢指點迷津，開列了一些必讀的書目。

入獄

1983年10月11日上午9時許，兩個表情嚴肅的男人來到我所在的前門聯社，拿出一張傳票，讓我簽了字，然後左右夾著我上了吉普車。

我知道是為了什麽－當年5、6月間的一天上午，我和司機到廣安門車站提貨，司機在我裝完貨後去驗票時，偷了一塊放在貨場上的焊錫。車開出門後才對我說起，要我為他保密並直接將那玩藝送到了他住處附近的一個人家。中午，他叫我跟他到那個人家去拿錢，說是可以拿出一半借給我買英文打字機。

8月份，嚴打開始，他又找到我，再次請求我為他保密，並說如果事發我們倆一起承擔責任比一個人要輕。我那時是完全的一個法盲，又講義氣，就答應了他。

到了預審室，我就按照事先與司機的約定講了。沒曾想，卻被送進了看守所，一呆就是8個月。

自第二次提審開始，我就將真實情況予以陳述，卻被聲色俱厲地斷定成不老實。我提出要請律師辯護，但法院和看守所工作人員的置若罔聞和自以為是剝奪了我依法擁有的辯護權利。

1984年2月29日，我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

3月5日接判決書那天，我被叫到法院的一個辦公室。一個樣子很和藹的女人找我談話。她說她是北京法製報的記者，“嚴打”在這裏幫忙，受領導委托想進行犯罪調查。當我說我並沒有犯罪時，她好像並不吃驚，隻是進行著例行的采訪。

後來，我在執行單位看到了她寫的文章，發表在1985年第3期《文明》雜誌，題為《潘是怎樣走進“死胡同”的》。這篇文章，將我寫成個一貫自私的人，說我的進監獄完全是“自我膨脹”的必然。

我對這種行徑很是憤怒。為此，冒著被認為是不認罪服法而受懲罰的風險，滿腔激憤又不無偏頗地寫下了萬言書《一個在押犯的自白》，轉出來交給已落實政策回到北京的家人，希望能找個報刊發表，證明我的清白。但是，以我家對於這種事情的慣常思路和處理方法，這份《自白》現在還躺在我的抽屜裏。

從1983年10月到1984年5月，我在看守所過了八個月，其間除了接受提審時能見到陽光，其他時間都關在屋子裏，臉色煞白。到了勞改場後，又整日暴曬在陽光下，進行隊列訓練，紀律教育，下大田幹農活。因為個高，排隊在前，我被任命為小組長，幹活要比別人更多些。後來，因為勞改態度尚可，又算個知識分子，我被調到了勞改場教研組，給犯人教初中和高中數學。

教學中我意識到作為培訓者的我接受培訓的重要性，便尋了個北京人文函授大學，請家人報了名，在獄中開始了該校法律係的學習，並在1987年取得了結業證書。

服刑期間，我與世隔絕，隻是從書報上感知社會，以致於刑期將滿時，我非常恐懼於即將出獄。我擔心自己會像一個傻子那樣隻是個時代和潮流的局外人。

出獄之初

1987年4月10日，我邁出了監獄。

我從父母口中得知，他們在我出來之前很久就著手聯係我的就業，但難度非常大，隻為我找到了些抄寫信封的活在家裏幹，每個信封1到2分錢。

我的第一份外出工作的機會，又是馬麗珍給找的。她這時已在中國婦女雜誌社工作，她的一個同事的愛人在中國農科院就職，幫我找了一份給實驗室刷瓶子的活，1個1分錢。

我的第二份工作還是馬麗珍給找的。當年曾參加人生觀討論的一個人此時在《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會裏負責，我被介紹去做些跑腿打雜之類的編務。

1988年，我結識了校友賈湛。他在北京當時很有名氣的某函授學校任職，並與一群人在搞《20世紀文庫》《現代文化叢書》等學術譯著。我加入了其中。後來，他自己搞了個企業管理研究所，主要出版《企業家叢書》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著作叢書》。我在獄中讀的大量書籍此時派上了用場。我被指定為叢書的編委，雖然報酬很可憐，但畢竟是興趣所在。這樣，經過一年的努力，我從抄信封度日涉足進了文化圈。

在企管所的兩三年中，我最自得的業績是，從一個搞發行的門外漢，楞把一本400萬字的《中國勞動人事百科全書》發行了10萬冊。

1991年後的幾年，我先後在原《中國青年》總編輯關誌豪退休後辦的《科技經濟縱橫》、人民日報文藝部辦的《大地》、新華社辦的《中國名牌》等雜誌社做過發行負責人，但由於種種原因，皆非順心如意。離開發行這一行後，我開始在各種官辦的、民辦的、合資的公司間頻繁跳槽，管過人事招聘，當過廣告經理，做過副總、總裁助理等等，學到了些現代公司運作的知識。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曾在一個假合資公司做過總裁助理。在此的經曆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一些感觸。我後來給很多報紙寫稿，曾寫過關於能不能和老板交朋友、與老板共事的原則、朋友能不能一起共事等文章，其靈感和體會大多來源於此。

1998年，很偶然的機會，我結識了北京做人力資源的一幫編輯記者。開始時，我隻是幫他們在電台做些人才節目，而後就更廣泛地為他們寫些這方麵的稿子。不知不覺中，我就很不情願地成了一個自由撰稿人。而我過去不經意間從事的招聘麵試工作的經驗以及自己四麵八方去求職的經曆倒為我在這一行說三道四提供了很感性的素材，傻嗬嗬地我又成了個冒牌的人力資源專家。今年，因為朋友去了中華英才網，我便應邀在那上麵開了個“老潘信箱”，回答求職者和職場中人的各種問題……

二十年前我因為討論人生而被迫改變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歸宿。如今，我利用互聯網又在與那些據調查主體年齡在18到24歲之間的年輕人們繼續著同樣的話題。或許這是我無法打破的一種宿命吧。

……………………

實際上，對於潘曉討論，現如今已經近乎民族人格分裂的中國向來就不缺乏各式各樣的奇談怪論。

資本主義製度是個人主義選擇的產物

片一

（何必注，略。）

2002年，我在中央電視台做了演播室經濟學家訪談節目。其中，溫鐵軍是當時的嘉賓之一。溫鐵軍後來給我發來郵件。

wenteijun

2003年2月24日 19:11

謝謝理解。

我看了關於你的報道，希望保持聯係。

……………………

（溫鐵軍所看到的，是海南航空公司辦的《新華航空》雜誌對我的采訪。那時，我在媒體圈兒裏混，編輯記者那我作為題材拾遺補缺是很正常的事。2000年我在中華英才網開辟“老潘信箱”，就被媒體炒作為“潘曉上網，指點人生”。後來，炒作者認為他們把潘曉炒火了，弄得我很是莫名其妙——20年後，怎麽會又冒出來縱火犯了呢？）

我給溫鐵軍的回複。

溫鐵軍先生：

當年到我學校采訪的，就是繆建平的夫人。自此，我就開始了至今仍然與眾不同的人生道路，被強製性地排斥在體製及其所附帶的任何社會福利保障之外；而你親眼看到的，就是再度失業。

套用老話說，改革的呐喊者並非改革的受益者。

希望能與你保持聯係。很關心你所做的電視節目的進展情況。

我住處電話：*****；尋呼機126－****。

潘禕

2003年2月25日

……………………

現在我幾乎每天都能夠收到大量時效性相關信息、並為彌補官方或者不肯不屑不敢而拒絕提供的相當於公共產品的參考信息、因而讓我很是感謝的崔之元，也曾經群發相關的內容。

Cui Zhiyuan

2007年12月8日 7:52

回顧" 潘曉"來信事件

……………………

（何必注，正文與前麵類似。故此略。）

2008年網上結識的白祖誠針對我每天所寫的文字發來他的意見。

zucheng bai

2008年10月7日 21:35

潘禕先生：來信收到。（何必注，leukemia。）

上海的王煉利大姐也是因為網上文字共享而結識的。

lianli1208

2007年6月24日 17:29

王煉利:拿什麽來拯救政府統計部門!

潘先生:這兩篇稿子還未上網,準備過兩天上網.剛接到您的大作,故回兩篇"小作."

您好象是"偽底層人士",我才是不假冒的底層人士.

我的博客:lianli1208.vip.bokee.com

王煉利

傳真：公積金.doc

傳真：住房統計.doc

……………………

我的回複：

你可以用我的名字在網上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我的經曆。像我這等人，連就業的資格都沒有。

……………………

王煉利的郵件：

2007年6月25日 1:20

＂潘曉＂你好

小潘：你應該比我小十歲左右——我是52年的。

原來你就是潘曉的原形。

（何必注，略。）

（何必注，現在，王煉利大姐恐怕不會再說她比我還是弱勢群體了吧。）

王煉利從網上看到的內容發給了我。

2008-10-5 4:46

來 源 "lianli1208"

標 題 在說你呢

http://www.blogchina.com/20081004611469.html 

1980年代精神墮落是如何開始的——兼談雷鋒精神在網絡複活

柳鯤鵬

（何必注，略。）

我的回複。

謝謝王大姐。這種傻子哪兒都有。這也是我拒絕接受媒體就此話題采訪的原因之一。不過，穆兄讓我寫28年後的再度發問，可一直沒有問世。

……………………

lianli1208

2008年11月20日 14:14

我看到你了

小潘：今天信息很有用。還有，昨天我在上海衛視看到王曉菊，也看到你年輕時的模樣和最近的尊容，哈

……………………

我的回複。

王大姐，上海東方衛視有播了那個爛節目了？參與那個節目的人都非常不滿意。我拒絕了。那個主角是黃曉菊。我以前的模樣是不是很麵目可憎？哈哈。

……………………

李延明今年也看到了東方衛視的節目，並告訴了我。

昨晚上海電視台播出"潘曉來信",周曉菊關誌豪馬麗珍出鏡話當年.liymbj9206

……………………

現在德國探親的白祖誠發來的參考材料裏，也涉及到了潘曉討論、以及鳳凰周刊最近的那篇文字。

（何必注，略。）

【何必注，這個老曹應該是鳳凰衛視的曹景行。在我看來，這“另一個”應該就是我；而我認識的可以自稱為“老曹”者也就是曹景行了。2007年我在鳳凰衛視曾經多次與曹景行合作，擔任特約評論員；2008年，曹景行的老家上海的東方衛視要做有關紀念改革開放的節目，曹景行擔任主持人，給編導提供了我的聯係方式，但卻沒有直接找我。我非常讚同曹景行如此仗義的做法，亦即是不是參加如此節目，由我自己決定，他不搭這個人情，也不讓我因為他的邀請而有苦難言。我當仁不讓地拒絕了采訪，更是拒絕了編導僅僅拍攝我的空鏡（就是隻有我現在日常活動的畫麵，沒有聲音）。結果，該節目播出，參與攝製的相關人員看了，我也看了，一塌糊塗，像梁山聚義那樣的全家福，結果雞零狗碎，正如我事先對該節目編導預測的，這種節目注定不會好看，而且主人公太多，無法引起觀眾的注意力集中。我更納悶的是，這麽個以嘉賓為主打題材的節目，竟然安排了兩個主持人，曹景行之外，另有一個花枝招展的女主持人，完全充當花瓶之用，提出的問題南轅北轍驢唇不對馬嘴，我看到曹景行在一旁對這個很是樂於插話的娘們兒裝模作樣搔首弄姿的架勢非常無奈的表情，就非常同情“老曹”。哈哈。順便說一句，央視《讀書時間》也曾經做過這樣的節目，記者找到我，我用電視製作流程以及節目播出結果從技術上給該記者上了一課，告訴她，這樣的節目必敗無疑，因為這種節目設計違背了電視節目的基本規律。結果央視該節目裏麵還是沒有我。後來這個記者跑到我所在的電視欄目組當記者啦。】

去年，我曾經引用過披露華國鋒與葉劍英最終幹掉四人幫內幕中國特稿社副社長、新華社高級記者熊蕾的文字。熊蕾也能夠收到我如此每天一篇的喋喋不休。看到我對她的介紹後，她發來相關文字。

Xiong Lei <xxll***@***>

2008年8月31日 17:54

Re: 潘禕的稿子

小潘：你好！

（何必注，略。）

（何必注，熊蕾有關左派右派分類的評論，可能是對的。不過，現在好像還沒有什麽別的方法能夠替代這種分門別類，或者更能夠準確地描述群體特征的模式，隻能如此。）

李延明最近發來了針對鳳凰周刊潘曉文的反饋。這是我到現在看到的唯一的反響。（作者曾經也是我發稿通訊錄裏麵的一員，但是他用非常粗暴的語言告訴我別再給他發了。我是個記仇的人，對他，還有香港丁學良、崔之元那個現在美國的學生等等諸如此類者忿忿不平。嗬嗬。）

liymbj9206

2008年12月26日 21:41

轉發

２８年後回頭重看：潘曉的路和中國的路.doc

２８年後回頭重看：潘曉的路和中國的路

祝東力

（何必注，略。）

2008年，潘曉頻繁出現在各式各樣的媒體上。

2008年2月1日出版《人物周刊》

28年“潘”＋“曉”

發表時間： 2008年01月31日 16時41分         評論/閱讀(0/5)本文地址： http://qzone.qq.com/blog/622006398-1201769192

（何必，略。）

這篇文字麵世不久，《南方都市報》記者給我發來郵件。

fudong han

2008年2月25日 15:34

南方都市報韓福東

潘禕，您好。每天都會收到您的評論，很精彩。如果沒錯的話，您就是當年“潘曉”大討論的主人公之一？我報在做“改革開放三十年”口述史，已經聯係上黃曉菊，也希望能夠采訪到您。因月末要出差，能盡快給我回複麽？謝謝

祝好

南方都市報駐京記者

韓福東

電話：1*********

……………………

我的回複：

不錯，就是我。有關采訪的事，你先看看你們集團《人物周刊》2月1日刊發的報道吧。後來，該記者聯係上了我，我認為，其中太多的事實謬誤。我也是媒體裏的混混兒，記者做到了這個份兒上，實在讓人無言以對。

……………………

而在2008年12月10日的《北京日報》上，用了兩個整版來說潘曉討論的內容。其中有關我的部分，也基本上是采用南方人物周刊的說法，而所用照片則是2005年潘曉討論參與者之一的周小東來京到中國青年雜誌社聯絡當年討論相關人員，中國青年雜誌社編輯部主任彭明榜找到了馬麗珍、關誌豪、黃曉菊、郭楠檸等一係列人，在雜誌社附近飯館裏聚會。我因為必須得等當天的節目製作完成後才能赴約，因此晚到了一會兒。席間，用數碼相機給黃曉菊與我拍了張合影。（這個照片我這裏沒有。）《北京日報》說那是迄今為止“潘曉”的唯一一張合影。但此話錯咧。2002年，我還在挪威時，國內的朋友看到鳳凰衛視魯豫有約采訪張海迪，認為內容遠不如我的胡作非為來勁，於是乎給陳魯豫發了郵件。結果，我剛剛回國，魯豫有約就進行了“潘曉”的采訪，這些內容在網上很容易查到。黃曉菊與我同時出鏡，那才是唯一的一次。

當我周圍的善於從細節裏挑出毛病的媒體人看到《北京日報》的內容與圖片時，發現了破綻：能夠取得2005年的合影，怎麽會自從2000年之後就音信全無了呢？《北京日報》的編輯是幹什麽吃的？

當然啦，應該說《南方人物周刊》的編輯是幹什麽吃的才對。

而且，2005年那次，我將我的名片分發給了在場所有的人，彭明榜等所有人不可能不知道我的去向。

或許，人們可以看到，這些報道當中，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潘曉”互相之間的埋怨、攻擊乃至詆毀。

可以作為證明人的是，無論崔之元也好，溫鐵軍也罷，李延明、白祖誠、熊蕾、王煉利……以及太多能夠看到或者無法看到我每天所寫內容者，都會知道，我從來不會、也不屑於以什麽潘曉自居。

自始至終，我從來不認為潘曉是什麽驚天動地的人物，更不是什麽光彩奪目的人物。從潘曉不失時機地貶低、奚落對方的意義上，這個人物更是個自私自利之徒。很多時候，我對“潘曉”避尤不及。

不信？來看看下麵兩篇文字。

1985年第3期《文明》

潘禕是怎樣走進“死胡同”的

洛恪

（何必注，略。）

這篇文字在發表當年被《文摘報》以及太多的媒體轉載。我也算是出了大名了。

後來，我出獄後征婚時，在見麵之前都要求對方去查閱這篇文字，看看是不是能夠接受我，雖然這裏麵太多的無中生有的內容。這也省卻了我太多的有關的絮絮叨叨的自我辯白。這也算是歪打正著吧。

這個洛恪，真實的姓名為邱明，是個女性。1983年嚴打時，她到了法院做宣傳法製的工作。

其中提及的殘疾人，叫做朱顯臣，是個盲人兼雙腿殘疾者。他曾經寫了歌詞名字好像是《春天在哪裏》，讓穀建芬非常感動，當時就譜成了曲。我是在北京乞討流浪時，找到黃曉菊，她帶我去了朱顯臣處。那是個老式樓房的樓梯拐角處，很是低矮。好在朱顯臣因為殘疾個子不高。黃曉菊對朱說，我沒有住處，暫在他那裏，可以幫助他把寫作的小說文稿從盲文抄寫成正常文字。

我在朱處住了一段時間，彼此非常熟悉，成天到晚打打鬧鬧的。不錯，我是把他踢下了床，可文章偏偏不說，此前和此後也把我踢下了床。

我之所以知道該文的作者，是因為當時我也曾經借助過離黃曉菊住處不遠的位於南禮士路的二炮司令部大院，交往不少人，其中一個人夜以繼日與我糾纏著喝酒玩鬧胡聊八扯。我出獄後他告訴我，洛恪就是他表姐，他知道這篇文字出籠的背景，以及是誰向她提供了如此信息。

為了印證，我帶著那個表姐是該文作者的人去了朱顯臣處（我入獄之前也與他一起去過，他早就熟悉朱顯臣）。那時朱顯臣已經娶妻生子，並且搭建了頗有模樣的房子。因為朱是盲人，我們進門後故意不做聲，並示意他的夫人別吭聲，逗他玩兒。我對朱提起，我在監獄裏時，有過這麽一篇文字，是如此這般地說我是如何虐待他的。朱顯臣還沒聽完，就破口大罵：“我他媽，這是哪個王八蛋說的？讓我找他說說！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真他娘的缺德透了！我他祖宗八輩！”

現在，朱顯臣已經去世了。

但是，不知道朱顯臣這種對於落井下石者的叫罵，是不是會讓什麽人有所羞恥。

另一篇。

穿梭在“潘曉”眾生中間

葉德英

（何必注，略。）

嘎嘎。

恐怕，看到這裏，以及太多熟悉我的人，會知道這種造謠中傷是怎麽回事了。

我無需多說，隻提一件事。

央視這個節目，我看到了。

其中，馬笑冬已經罹患老年癡呆症，對於當年的事情失去了記憶。

我看了馬笑冬的現狀，非常難過。她的慘狀完全不應該公之於眾。這是對她的褻瀆。

我不知道，如果馬笑冬還具有正常的行為能力，是不是會允許這種內容麵世。

以我在央視供職的經曆，我知道那裏是個沒有人情之處。但是，基於人之常情，也不應該把一個曾經才華橫溢者現如今慘不忍睹的狀況披露出來。在我的電視節目操作經曆當中，這是恪守的基本職業底線。

我曾經與葉德英同為電視節目製作者，但我知道，職業還是應該有道德約束。

至於說有關我的內容嘛，似乎無需我多解釋什麽。如果我想成為公共人物，以我在電視欄目組的便利，早就是輕而易舉的事了；而且，太多紙媒體被我拒絕，大概也是個例證吧。

其實，有人看到這篇文字，勸我興訴。隻不過，我實在沒有精力去招惹那訟累。隨它去吧。總會有報應的。

我堅定不移地認為，重要的並不是過去曾經幹過什麽，而是現在還能幹什麽。

我一直說自己是個社會最底層的混混兒。我絕非什麽正人君子，遠沒有什麽高風亮節，雖然有過助人為樂行俠仗義，但更多則是作惡多端，從小在母親所在的醫院的宿舍大院裏，就是個出了名的頑劣，無惡不作，弄得家長們都不準孩子跟我一起玩兒；大了更是幹了不少現在想起來自己都麵紅耳赤的勾當。對於我自己，我從來不會塗脂抹粉得意忘形；相反，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很能夠自毀長城，拿自己開刀，甚至自我作踐供大家取樂。（當然，這不是無原則的。）比如，我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人長成奇醜無比到我這模樣，容易嗎？”

我對於壟斷潘曉這個子虛烏有的空洞資源沒有興趣。

實際上，目前我在媒體上，連自己的名字都不用，而一律采用“何必”。有興趣者可以搜索到，“何必”比我有名氣多啦，遑論潘曉乎？

也就是說，我更看中現在我還能夠胡說八道什麽，比如針對改革開放的評價，比如對城鎮登記失業率的冷嘲熱諷，比如對中國模式或者北京共識的看空唱衰，比如對中國社會公共性缺乏的判斷，比如對中國自由派倡導的私有製內容裏外強中幹隔靴搔癢之處的嬉笑怒罵，比如對華爾街救助當中社會主義因素的解析，比如對中國官僚體係的尾大不掉所造成的民族性萬劫不複的災難，比如對中國的所謂建設性、理性等說辭的不屑一顧，等等。這些，恐怕凡是能夠收到我如此郵件者都知道，到現在我至少風雨無阻堅持不懈地每天一篇寫了五年，而且成為了烏鴉嘴。

所有這些，與潘曉何幹？

至於說有人愛用潘曉來說三道四，悉聽尊便，與我無關。

有趣的是，對我進行奚落者，全部都是女性。看來，我不像盧梭那樣，有女人緣兒。異性相斥。

王煉利大姐看到了鳳凰周刊上的文字，給我發來郵件。

lianli1208

2008年12月19日 1:39

28年後，你的開場白很好。

小潘，你這次以潘曉出麵的文章是你最好的文章，我認真看了，看得很舒服。 論述很全麵，也較客觀。能給人以思考。28年後，你的開場白很好。

大姐

……………………

我的回複：

王大姐，你又上當啦。那不是我寫的，是冼岩根據我的原稿改寫而成的。我早就對你說過，穆兄動員我寫如此內容，並進行謀劃，但最終一直拖到年底，才偶然有了冼岩那裏的機會。原文很長，麵麵俱到。經過與穆兄和冼岩的討論，最終定下了“中國人怎麽了”這樣的再度發問的標題與主題。不過，我想，現在已經根本沒有了28年前那種萬馬齊喑的驚雷效應，現在，消費主義與享樂文化、價值觀多元化以及互聯網帶來的刺激源的無處不在，會使得如此文字泥牛入海，恐怕連一點漣漪都不會有。這與其是要掀起新一輪的反思，不如說是幾個圈子裏的人自以為是自娛自樂的把戲。當初與冼岩商量的結果，就是由他改寫。因為如果還是我來修改，會陷入自己的慣性思維方式裏，無法擺脫，難於操作。當然，冼岩是按照我思路、框架、材料以及傾向作的。

……………………

這又是怎麽回事呢？

2008年，一撥又一撥的記者找我，希望我能夠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活動中拋頭露麵。開始時，我還很是認真耐心地解釋。比如，曹景行主持的東方衛視的記者來京，我雖然拒絕與她見麵，但還是苦口婆心地告訴對方，為什麽我不願意參與這種節目。她後來也希望能夠像曹景行那樣，每天收到我每天一篇的文字。但後來，我就不勝其煩，幹脆告訴接電話者，凡是媒體找我，一律說我不在。

6月份，我與穆兄見麵，對他提起了這件事。穆兄認為，我應該接受采訪，這於公於私都有好處：於公平正義而言，與其讓那些雞零狗碎心懷叵測者占據，不如說些個實話；於私，也能夠擴大知名度，能夠“多幾個穆兄”（意味著可以對改變我朝不保夕的生存狀況有所助益）。他還是本著習慣性的一本正經，進行著謀劃，把此事當作為一個可以再一次觸發人們心底那點子敏感的由頭，認為30年前潘曉曾經發問，30年後潘曉再度發問，問題變了；如果還有30年，或許還會有潘曉發問，以如此河東河西的年代距離，遙看中國的歲月蹉跎。

我根據他的圖解，做了如此文字描述。

2008年回顧潘曉討論活動方案概要草案

作者：潘禕

一，背景

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委府試圖舉行高調紀念活動，以強調堅定不移改革的基本方向，以及改革成果不容否定的基本結論。

目前，國內外很多媒體都在采取行動，進行自身設計的紀念活動。其中，對潘曉討論涉及的當事人的采訪接連不斷。

但是，目前媒體對潘曉討論的報道，基本上還是停留在對於1980年討論前因後果的探秘揭示上，而且很多媒體在此形成了千篇一律的內容，同質化傾向非常嚴重。有的則幹脆演變為潘曉來信作者個人生活經曆的逸聞趣事的八卦路數，使得作為一個公共事件的潘曉討論娛樂化，讓在中國當代思想史上占據著位置（盧躍剛語）的該事件趨於庸俗化。

也正因此，我對於媒體就此對我進行采訪的邀請一律采取了拒絕的態度。原本，如果還是老生常談於當年的陳舊往事的來龍去脈和雞毛蒜皮的東拉西扯當中，完全可以從已經發布的相關報道當中得到齊整的圖樣，犯不上再浪費媒體資源進行重複報道，而作為當事人，更犯不上對著不同的媒體重複著同樣的陳詞濫調。

二，空缺

潘曉討論之所以會掀起空前絕後的全國性思想熱潮，按照《中國青年》雜誌當時組織潘曉討論的發起者之一的馬麗珍的話說，在當時的背景下，是對文革極左路線的否定。

潘曉討論提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潘曉來信），後來又有了“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趙林文章標題），在當時引起國民思想上劇烈的震蕩。這種對於個人權利的弘揚，以及對自私合理性的讚同，是很具有開創性的。

1980年，是中國社會民主化進程之中非常重要的年份。與潘曉討論同時，是全國高等院校的人大代表選舉，成為當時另一道風景線。

但是，到了年底，風向發生轉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開始。潘曉討論匆匆結束，虎頭蛇尾。次年，我被所在大學（北京經濟學院，現首都經貿大學）趕出校門。

1989年，在平息“暴亂”之後陳希同向全國人大所做的相關報告當中，把潘曉討論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發端之一。

進入1990年代，潘曉討論不斷被國內媒體提及，更多的就是按照個人經曆敘述方式公諸於眾。

1997年4月，《南方周末》刊發對潘曉討論來信作者的個人專訪。

2000年，時值潘曉討論20周年。《中國青年》雜誌社匯集討論相關人士的會議文章，主編出版了《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5月份出版）。

對潘曉討論涉及的禁區就這麽被媒體打破。

但是，潘曉討論所涉及的重大命題卻一直沒有被直麵過。

特別是到了改革開放30周年的今年，中國大事小事不斷。這背後，對改革開放各式各樣的反思層出不窮。

拿潘曉討論提出的問題來說，自私的合理性是不是有所限製？自我的絕對性是不是可以到了無法無天的程度？

2007年在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時（相關內容當年5月28日見報，標題“1980，未完成的追問”），我提及，當個人主義與自私自利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實際操作內涵之際，卻又沒有相應的約束，讓個人主義與自私自利極度乃至惡性膨脹，演變到現在，世風日下物欲橫流，自私的合理性搖身一變，成為貪官汙吏強取豪奪的觀念合法性基礎。如果說，潘曉討論是對集體主義壓製個人權利的反叛的話，那麽在缺乏製約的條件下，個人主義對集體主義的否定、自私自利對社會責任的蔑視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今年汶川地震當中的中學教師範美忠現象，就成為中國社會精神分裂的重要標誌。如此說來，潘曉討論打開了中國社會的潘多拉盒子，並非危言聳聽。

因此，媒體涉及到現在的有關潘曉討論的回顧與描摹，顯而易見是少了核心而鮮活的內容，成為被抽去精神的行屍走肉。

易言之，對潘曉討論的再度提及，不僅僅有著曆史意義，更是具有現實的價值。

同時，潘曉討論作為一代中國人的“思想初戀”，的的確確是一代中國人揮之不去的心路曆程，是僅有的能夠產生社會普遍共鳴的事件，是能夠勾起整個一代人心旌飄搖的往事。中國國內外，無論左中右，太多現如今已經成為中流砥柱的人士，對潘曉討論耿耿於懷。

國內，崔之元、溫鐵軍、穆兄、石小敏、盧躍剛等等，國外，何頻（美國多維網總編輯）、嚴家琪、王若水（已故）、王潤生、阮銘等等，都對潘曉討論有著各自的心緒乃至說辭。

易言之，到現在，潘曉討論依然是、而且僅僅是一個能夠引發全社會關注的公共話題。

但是，現在媒體上卻全然如此視角的作品。

三，活動設想

借助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機，以及國內外對改革日益為大的分歧，形成以潘曉討論為契機的事件回顧、相關信息整理發布、社會思潮脈絡梳理，社會資源整合。

1，潘曉討論本身（炒冷飯）部分

A，內容

目的，將冷飯熱炒，是不是可以使之成熟。

（1）糾偏，指對討論當時情況的回顧與澄清，糾正社會上對於討論的一些認識上、判斷上的誤區。至少在事實判斷上提供準確的素材。

（2）真相，指在討論進行以及結束不久時無法公之於眾的材料。

（3）組織舊作，指收集加工整理發布討論進行當時的采訪手記（馬麗珍等，他們都年事已高，所以時機彌足珍貴）、相關紙媒內容的電子化、此後至今所有相關論述（盧躍剛曾經對潘曉討論有過長篇論述，等）的收集發布。

B，操作

問馬麗珍，看如何找到熟悉討論過程者，作為該部分的組織者。

2，新話題

A，內容

應該看到，潘曉討論所提出來的問題，並不僅僅在當時具有普遍性，作為命題在現在和今後依然成立。

潘曉討論在歪打正著當中觸及了當時中國人的困惑。

實際上，現在中國人的困惑比起討論進行時並不少，甚至還要豐富、深刻、廣泛。

或者說，現在做的是舊瓶裝新酒，折射出現如今中國人的新困惑。

當然，這並不是要潘曉討論卷土重來，或者試圖重現昔日的風光。在現如今生活方式及其所附著的價值觀多元化的情況下，在國際化的背景下，整齊劃一本身就是癡人說夢。

困惑依然如故地存在著。

比如（草擬話題，供拋磚引玉之用）：

人生的路，是寬了還是窄了？

自私是多了還是少了？

作為一個標誌性事件，潘曉討論是不是打開了中國社會的潘多拉盒子？

潘曉討論到現在，為什麽會出現中國社會的底線的淪陷（孫立平語）？

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淪喪全民腐敗，逼仄社會蔑視生命，公地悲劇無處不在的情況下，再來看“自我才是絕對的”，該有著什麽樣的感受與理性解構？

……

可以說，這是潘曉討論曆經28年後的又一次發問。而這次發問，並不隻是老生常談，有著麵對“改革共識基本破裂、改革動力基本消失”（孫立平語，我又給加上了個“改革成果基本否定”——無論是左派李成瑞等70多名老幹部致十七大公開信，還是右派陳永苗“改革是世界末日”的結論，都可以佐證）的勇氣、言說能力與資格。

B，操作

（1），尋找合適人選，作為新困惑內容的討論組織者。（比如南方周末陳敏——笑蜀）

（2），通過對國內外相關人士的采訪，匯集現如今對潘曉討論的全景圖示與當前評價。所采訪人士當中，左中右都應該有。極左的如張宏良們，中左的如崔之元們，中派的如孫立平們，中右的如秦暉們，極右的如徐友漁劉軍寧們，等等。

（3），對其他公共人物的關注。比如潘曉討論同時的工農商學兵以及新興行業的知名人物。

（4），公開征集“潘曉討論與我”的文字以及聲像資料，題材不拘，詩詞歌賦嬉笑怒罵應有盡有。

C，媒體

可以作為潘曉討論之集大成者，將潘曉討論的相關資料盡可能匯集起來，成為不可多得的資料集。（非常遺憾的是《中國青年》雜誌社將討論中6萬多封讀者來信化為紙漿，毀掉了人類曆史上絕無僅有的寶貴資料。）

內地可以發布的則在內地發。同時與香港《亞洲周刊》與美國多維網合作，將內地不能發布傳播的內容交由海外媒體發布。

……………………

穆兄看了，說這個活動策劃，而不是我本人的發問。

我把這個內容發給了馬麗珍，她很是不解。我告訴她，這是穆兄的創意。

穆兄說，可以動員各式各樣的媒體，參與到如此思想解放活動當中來。我先寫，然後由他潤色，並進行媒體安排。

我曾經問過盧躍剛，他說他對潘曉討論是有話可說，但他現在已經不能在中國青年報有什麽發言權。穆兄也知道這個情況。

然後，我就寫了潘曉再度發問的文字，發給了穆兄。結果就處於漫長的等待當中。其間，我多次用穆兄所謂“喂喂”（指小靈通的通話質量差，給持有小靈通者打電話總是不得不大聲地“”喂！“喂！”然後氣急敗壞地“！”）給他發短信，問他的進度，都不了了之。

每次見到穆兄，他都認為稿子並不能讓他滿意。但究竟他滿意的是什麽，卻說不清楚。我給他總結道，他知道不要什麽，但不知道要什麽。

就這樣，奧運會之前沒戲，奧運會之後還是沒戲。

如此，到了11月份，每天收到我的胡說八道的冼岩發來郵件，希望我能夠用“潘曉”的名字在《鳳凰周刊》上寫評論。我沒有就冼岩的內容進行回複，而是找到了剛剛從深圳回來的穆兄。穆兄很有些沮喪，說是此行見到了南方報係的各色人等，與他們通報了潘曉再度發問之事，但他們無一例外沒有興趣，隻是對賺錢興高采烈。穆兄告訴我，南方報係口口聲聲什麽普世價值，實際上也不過都是些個見錢眼開的主兒，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精打細算，而沒有人會為了深層的問題看上一眼。他原本是為了能夠讓周圍人醒悟，而放棄了官方對於嘉利來案件當中他的損失的賠償，但看來他錯了，中國現在根本不會有什麽人會為此大徹大悟了。對於我寫的文字，他也無能為力了，我隨便找個網給發了算了。

這時我提及冼岩的郵件，他才看到峰回路轉，馬上說他去找冼岩安排此事。

沒兩天，冼岩告訴我，穆兄對他講起過此事，並把我的文字給了他。緊接著，我與冼岩和穆兄一起，討論此文的安排。穆兄還是那麽運籌帷幄的氣派，說是此事可以搞大，形成連鎖反應。而就在這次麵談當中，我在介紹我的寫作思路與感受時，告訴他們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我一直貫穿著一個追問，“中國人怎麽了？”這才有了此次的發問的彈著點。

穆兄問我，馬麗珍那方麵怎麽樣？我隻是說沒有動靜。我沒有說的是，6月份以後，我再也沒有就此與馬麗珍聯係過，因為當初我就已經看出來，此事凶多吉少，很可能是虎頭蛇尾，不了了之。我不能煽動起那些老頭老太太，最後無聲無息沒有任何反饋。

當然，從6月份開始，馬麗珍也每天能夠收到我怨天尤人的文字。我出獄後，馬麗珍所在單位的人都說她是我幹媽，我則喊她“馬列主義老太太”，而且這個“老太太”還是用馬麗珍與我的家鄉話（江蘇，她是常州，我是宜興）來說的。

穆兄答應，鳳凰周刊文字形成後，他來過目並修改，並安排其他討論稿件。

我告訴冼岩，稿子由他來改寫，我根本無法再看那些文字，如果我來刪節，會繼續回到老路上去。

然後我就收到冼岩發來的他索性重新寫了一遍的稿子。標題是“中國人怎麽啦”，作者是潘曉。

我對他說，怎麽啦很口語化，不如改作“怎麽了”；我希望別用“潘曉”的名字，因為這並不是潘曉的意思。冼岩有了前麵提及的有關“皇甫平”的說辭。在我的堅持下，冼岩加上的“潘曉作者之一”的字樣。

過了幾天，我問冼岩，得知穆兄方麵沒有動靜。我對冼岩說，以我對穆兄的了解，冼岩還是別等了，自己安排吧。

最終，還是冼岩的初稿麵世。穆兄的修改、潤色、安排都沒有能夠榮幸地見到。

而冼岩寫作的依據，則是我今年6月份形成初稿，此後根據情況變化作了相應調整的如此垃圾。

28年後路就不是越走越窄了嗎？

潘禕

題記

潘曉討論已經過去28年。時光荏苒，回首望去，討論提出的問題如何？無盡思忖帶來的結論讓人大吃一驚。人生的路是不是越走越窄的命題不僅僅存在，而且有著擴大化的傾向和趨勢。並且，越走越窄的，已經不僅僅是某些顧影自憐的個人，而是我們的共同體，不管這個共同體是家庭、社區、政黨、國家、還是民族。既然個人與共同體都是如此，那麽改革本身的路也就自不待言了。改革開放30年來，情況變得愈發微妙而沉迷。於今看來，潘曉討論時看上去五彩繽紛的選擇性已經利空出盡，不管是人生路寬窄有無這種客觀判斷，還是人生意義的如此觀念評估，都從個人層麵蔓延到了整個共同體領域。人們目瞪口呆於，中國所有人無限的自私與無望的權利，以及二者之際不共戴天的你死我活。於此，也成就了世道的無聊。如果說，潘曉討論近30年後我們還可以再度發問的話，那麽這個共同體是不是還能夠有足夠的氣數恭候下一個輪回？我們又是不是能夠在製度性的弱不禁風之中苟延殘喘到彼時？

媒體總是希望我用“潘曉”的名義出現。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也不可能是潘曉，我隻能是我自己。

……………………

1980年5月號的《中國青年》雜誌上，發表了潘曉的“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的來信，自此，開始了一場席卷全國的人生觀大討論。

那場討論到現在，已經過去了28年。

這些年裏，很多媒體不斷地回顧此事，並對潘曉來信的作者以及討論的其他當事人進行采訪。

特別是到了今年，正是改革開放30周年。委府（是我自己纂的省略語，指黨委和政府，下同）高調紀念，媒體更是發現，隻要提及改革開放進程，潘曉討論就是無法回避的一個事件，於是乎沒完沒了地試圖采訪到我。

現在媒體選題設計的路數，都還是老生常談與討論前因後果來龍去脈，當事人情況介紹以及討論前後的個人經曆，幾乎全部媒體都還是在如此題材操作路徑下千篇一律。實際上，這個題材，已經早就被媒體吵得滾瓜爛熟。如果再度著眼於此，既浪費媒體資源，對於討論當事人而言，也有著像祥林嫂那樣重複同樣話題炒冷飯的味同嚼蠟。

也正因此，我拒絕了所有媒體就此對我的采訪。

當然，僅僅就我所知道的，像中央電視台、一些衛視、《南方人物周刊》（今年，下同4月11日）、《新京報》（6月12日）、《北京日報》（12月10日）等媒體，在遭到我的拒絕、或幹脆根本沒有找我的情況下，或者從網上或者他人處找到我的照片，未經我同意就刊發出來，給人們的感覺似乎是采訪了我；或者無中生有，暴露出現在的官方媒體的恬不知恥，以及群體性肆無忌憚侵害公民（肖像）權利的行業風氣。

另一個原因是，我拒絕為粉飾太平歌功頌德之舉進行禮讚。

這些年來，有無數次這樣的經曆。在什麽場合，被引薦給陌生人，介紹內容無非是“這是……，他曾經是……”我在這種已經習以為常的符號化程式當中，用自己稱之為奇醜無比的臉洋溢出皮笑肉不笑的璀璨來，為標誌性的瞬間凝固下我恬不知恥的酸甜苦辣，並像三陪小姐似的應邀在人們吃喝玩樂之際聽我背誦千篇一律的經濟讓受眾大快朵頤，謀殺在場列位的幸福時光。不勝其煩之後，無論在什麽地方，我從來不去主動觸及這段往事。

我從來沒有借助“潘曉”的名義欺世盜名過。至於說有人願意把我與那個虛幻而且並不光彩的人物強拉硬扯在一起，那並不是我能夠左右得了的。

而且，自從“潘曉”麵世那一天起到現在，與之牽扯而涉及我的流言蜚語造謠中傷就沒完沒了，讓我不勝其煩。我對名利沒有能力，更沒有興趣，不能、更不想成為公共人物。

需要說明的是，過去，從包括潘曉討論在內的經曆裏，讓我以切膚之痛領略了媒體暴力的滋味；後來，長年累月的在官方媒體圈子裏坑蒙拐騙的謀生曆程，更讓我對話語霸權殺人越貨的本事與禍害爛熟於心。

但是，一方麵，1980年討論組織發起人之一、到北京經濟學院對我進行采訪者、後來與我成為忘年之交被其同事戲稱作是我“幹媽”的馬麗珍，對我說起現在媒體炒作潘曉討論的辭不達意與避重就輕，鬧得她和同樣退休了的當時《中國青年》總編輯關誌豪等都對當下媒體如此操作不以為然；另一方麵，還是有太多媒體前赴後繼，通過各式各樣的渠道找到我的聯係方式，在電話裏甜言蜜語死纏爛打，希望我能夠對其網開一麵，接受采訪。而我又不可能對每一個找到我的媒體記者循循善誘苦口婆心地解釋緣由。

如此，能夠把我對潘曉討論後斷斷續續的回想進行簡單整理，公諸於眾，也算是今年改革開放紀念年份當中我對潘曉討論的公開表態。如果媒體想繼續於如此題材，這也可以算作是通稿。

一，個人經曆不堪回首

想當初，參與潘曉討論，是個非常偶然的機會。討論發起者自己也表示，對於這場討論能夠引起如此廣泛而劇烈的反響，始料未及。換言之，討論拔地而起歪打正著，一不留神觸動了當時中國社會最敏感的部位，形成了聲勢浩大而深入人心的民間思想啟蒙。2000年，是潘曉討論的20周年。《中國青年》雜誌社找到了討論的部分當事人撰寫相關文字，編輯成文集出版。而書的題目就是：《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從編輯部對討論的如此定性上，就可以看到，那場討論對中國的影響。

對於討論組織者發起者來說，潘曉討論是其職業生涯的頂點，是空前絕後的高峰，是無法再現的輝煌。這些人，基本上都離退休賦閑下來，依然被媒體關注，就是因為那場討論。

對於那場討論的參與者（我指的是在當時的《中國青年》雜誌以及後來加入進來的《中國青年報》上的討論專區發表文章者）來說，不少人也於此成就了人生最值得回味的階段。

現如今，互聯網功能強大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人肉搜索在轉瞬之間就可以把包括隱私和機密在內的所有個人信息了如指掌。網絡暴力也因此甚囂塵上。故此，有關潘曉討論的前前後後，也就犯不上我在此婆婆媽媽。相關的內容，即使使用國內的搜索引擎，也可以一覽無餘。

既然如此，我還絮絮叨叨個什麽勁呢？

大概，應該是潘曉討論帶給我心路曆程上的變化吧。

可以說，在參與討論之前，我是個非常憤世嫉俗的青年學生。1977年恢複高考，實際上是1978年春季進行的第一次高考，我超過錄取分數線很多，卻被告知因為是在校生而不予錄取，隻能等到1978年暑期再度考試，秋季進入北京經濟學院（現首都經貿大學）經濟數學係計算機程序設計專業。

轉過年來，1979年5月31日晚，我在學校操場上服用濃縮來蘇水自殺。後來被搶救回來。

這也是1980年經濟學院推薦我與《中國青年》雜誌社接觸的背景因素。

當時，高考的錄取比率是4%。能夠進入大學是太多人的夢想，而進入大學的天之驕子感覺確實美不勝收。

但我卻絲毫沒有這份情愫。對自己的人生的彷徨苦悶壓抑憤怒乃至絕望，與我形影不離，導致最終一了百了。

那麽，參加了討論之後呢？又怎麽樣了呢？

同樣可以在網上搜索到的是，我後來的經曆，被我概括為經濟學院“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把我推入了這場討論，又因為這場討論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把我轟出了校門”。

1997年12月，我向經濟學院提出恢複學籍並授予學位的申請，被北京青年報頭版以“潘曉申請恢複學籍”為題進行了報道。對此，有人專門進行過討論，分析經過如此長期之後，主張受教育權利的法律依據。不過，校方根本不予理睬。

被學校趕出來之後，就開始了別樣的生活。從此，失去了正常人生活資格的身份，一直伴隨我到今天。

對於學校方麵在沒有得到我的同意而隻是根據父母的代理簽字就做出我自動退學的違法決定，我四處告狀，但卻屢屢碰壁。周揚得知此事，讓閔琦轉告我他的看法：“在真理與真理的追求者當中，我更傾向於後者。”

然後就是流浪、乞討、在火車站候車室過夜被警察毆打後趕出來寒冬臘月隻能在立交橋下麵苦渡時光；再後來，就是看大門，當裝卸工，一直到1983年被抓，在監獄裏待了三年半。在那裏，知道了什麽是生不如死。一次，一個暴躁的獄警對原本沒錯而拒絕承認的我竟然接連換了四次警棍電池“伺候”，造成我的背部多處嚴重燙傷，到現在留有痕跡，被醫生認為很容易發生癌變。

我曾經有過感慨，當中國的右派們都在摘帽子時，我卻被戴上了異曲同工的牌子。而且，由於僅僅是一個人，沒有什麽群體性影響，因而也不會受到廣泛關注。這個招牌的陰影到現在也未能消失，以至於很可能會如影相隨直至黃泉。

也是在監獄裏，當習以為常的現實生活上升為理想時，我也確定了在大調上活著的基本路線，並且以認認真真做事踏踏實實做人為原則。到現在，還抱殘守缺於類似一言九鼎得哪怕不遲到的地步。

出獄之後，幹過很多活計。

勞改釋放人員、高中學曆，這種身份去找工作，結果可想而知。

迄今為止，我沒有任何社會保險，我檔案所在街道辦事處告訴我，因為我自己沒有上失業保險，所以雖然我是不折不扣的失業人員，卻無法享受失業待遇。故而，到現在我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到現在還債台高築的我也沒有能力投具商業保險。就這樣毫無遮攔地不得不迎接不期而至的天災人禍。

1997年年底《南方周末》盤點記述年度采訪人物現狀時提及，當年我曾經發作過心髒病。而後，我的腰椎間盤毛病困擾了我有十幾年的光景，時不常發作之際，我洗臉時隻能一隻手扶水池，另一隻手進行貓那般的清洗，就差用舌頭了。就這樣還得成天到晚在北京的公交車上與農民工們拚死拚活地擠位置，以東奔西走在到處胡說八道。

一直到現在每天晚上至少半斤高度二鍋頭讓自己醉醺醺入睡，少了疼痛的感覺。

緣起於那場討論，一直就處於被邊緣化的過程中，成為了社會生活的局外人。也經曆過1989年北京的槍林彈雨。

把自己稱之為社會最底層的混混兒。泡妞喝酒，結婚離婚，到後來孤獨索居，至今孤身一人形影相吊，柴米油鹽衣食住行而已。人們說我是個迸發故事以及被故事所追逐的人。1987年出獄後，到1996年，光是在官方媒體上，就刊登了14次征婚啟事，閱人無數（當然，大多數僅僅是過眼癮）；僅有的一次婚姻後，在網上的交友領域與數以千計的號稱異性者打情罵俏海闊天空。到現在以我的名義出版的兩本書，就是通過這種方式而有了始料未及的機會；網友裏不少人給了我真誠的幫助，一起共同成為殘存的互助與德行守望者，雖然基本上今生今世也未曾謀麵。

這期間，先後混跡於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新聞單位打零工，成為了不少媒體新聞民工。當然，在這些單位，我不得不對自己的經曆隻字不提，以防禍從口出丟失糊口騙錢的資格。

當然，還要提及的是，這些單位沒有一個不克扣我辛苦勞作的血汗錢的。迄今為止，我打過交道的所有媒體幾乎沒有一個能夠足額發放勞動報酬的。

以這種身份，要想騙吃騙喝，就得付出比正常人多若幹倍的代價，以求勤能補拙笨鳥先飛。

這期間，也騙得了各式各樣的新聞獎項，得到了“業內人士”的社會評價。

故此，也就一直沒有敢於停下腳步，而是長年累月地筆耕不輟。特別是2003年在央視論壇以後到現在，每天一篇文字節假日無休風雨無阻，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外，沒有間斷過。也因此，被稱作辦了“一個人的報紙”，以“何必”作為筆名，收集整理、並無償發布了2500多篇、數千萬字的信息，並且逐個進行嬉笑怒罵陰陽怪氣的點評。從發文量上說，也算是創了個紀錄。有人說，按照文字數量與篇幅量計算，我應該在中國的博客作者裏名列前茅，在全世界恐怕也鮮有可以相提並論者。我不知道這種說法是否名副其實。

逐漸，我已經對官方媒體是否有償采用我的文字不感興趣，而在完全山寨化或者民間化的道路上樂此不疲。這種無償勞作，也經年累月地證明，在如今這個唯利是圖的孔方兄時代，還是有人可以錯過掙錢的機會，放棄娛樂休閑泡妞諸多時光與機緣，在委府拒絕提供知情權方麵的信息時，心甘情願地獨守空房，每天耗費大部分時間，分文不取地將這每天一篇的文字無償發送給數以幾千計的人們，自認為是彌補委府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上的空缺，為人們的知情權提供些個亂七八糟。

可是，這正緣於這種無休無止的思索，才有了越來越大的困惑。

摧毀我對中國法律殘存的信任的，是兩個至關重要的官司。1993年，北京市東城區法院判我取得被別人借用的11萬餘元，但是到現在也沒有得到執行；1998年我拒絕對方如數發放我全額報酬而放棄興訴的條件，代表十多個被克扣工資者與中關村一個企業就勞動糾紛進行仲裁與訴訟，對方假手而獲得了勞動仲裁的勝利，而一審及二審法院則粗製濫造走過場連案卷都懶得看就維持原判，最終我們所有人分文未取。

居高不下的訟累使得我在企業與新聞媒體資本家無處不在的強取豪奪麵前實在無法得到權利救濟。

我祖祖輩輩在蘇州大麵積的房產，無法索回；現在北京的經租房，也麵臨著強製性拆遷。

或許，可以認為當前的生活水平比潘曉討論時期有所提升。不過，這種提升相對於日益擴大的困惑來說，似乎不成比例。也就是說，我習慣性地把自己稱之為“社會最底層的混混兒”，如此的生存狀態以及這種狀態下的朝思暮想，使得討論時那種痛不欲生之感並沒有任何排遣或者消解，反而因為這些年來的思忖而愈發苦悶、彷徨與絕望。

前麵說，我自殺是因為“彷徨苦悶壓抑憤怒乃至絕望”。這種心境和情緒，越是到後來，越是根深蒂固。

我沒有想去對什麽悲觀主義失敗主義一往情深，卻在不知不覺當中成為了周圍人熟悉的烏鴉嘴，用實際行動踐行著墨菲定律，那就是如果凡事設想壞處，那麽結果會比設想的還要壞。

二，潘曉討論提出命題是不是已經成為曆史

回過頭去看，現在的困惑比起潘曉討論時來，更為深廣，更為驚心動魄。

實際上，潘曉討論的發端的那封被中國青年雜誌社編輯鬼斧神工後的作品，提出的絕大部分命題，就是對自私的將信將疑。在當時的語境和學養下，還不夠具備清理抽象出類似“權利”、“自由”之類的字眼兒來的輿論功底與傳播氛圍。不過，以今天的視角返回去看，潘曉討論所觸發的，就是在集體主義名義下對於個人權利與自由的赤裸裸的蔑視與剝奪情境下人們忍無可忍的猜忌、惶惑、喧囂甚或抵製。

或許，正是可以從“自私”、“自我”作為一個維度，用“權利”、“自由”作為另外一個維度，來考量自己以及從此折射和擴散出來的變遷。

潘曉討論已經過去28年之久。討論成為那一代人揮之不去的印記，與改革開放如影隨形。那麽，討論所提出來的問題，到現在的實際狀況又是如何呢？

可能，有了越來越多的發問。

今年奧運聖火在國外傳遞遭遇騷擾，國內有著抵製家樂福的言辭。新華社發表息事寧人的評論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愛國。或許，在我這裏，做好自己工作的全部內涵，就是堅定不移地看空唱衰？

這並非我有吹毛求疵雞蛋裏挑骨頭的心理需求，而是二十幾年的曆程表現出，人生的路卻隻能越走越窄？

有人說，委府開銷占經濟總量比例讓人大驚失色地看到，改革開放30周年來，我們隻不過是走了一個圓圈，現在又回到了原點。這種說法，基於財政的基本狀況，卻忽視了一個更為重要的事實，那就是改革開放到現在，國民福利水平大幅度下降，比起30年前，家庭和個人承擔的責任越來越多，而委府的責任卻越來越少。數據顯示，30年前，委府開支占整個公共開支的4.7%，而30年後的現在，這個比例已經到了20%。納稅人供養這個龐然大物越來越不堪重負。同時，我一直在我的文字之中提請人們注意這樣的細節，那就是我們人雲亦雲的是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但是，如果考慮到改革開放是與計劃生育政策幾乎同時開啟的，現在家庭人口數量進行強製性限製，因此製度性因素使得家庭規模處於持續下降的趨勢，不會出現改革開放之前一對父母養育多個子女的狀況。而如果設想一下，一對父母養育多個子女，即使是雙職工是不是可能承受，也是個問題。如此背景下再來看生活水平升降，恐怕就會另當別論了？

有學者認為，如果說1990年代中期住房製度改革還可以算作是好壞參半的話，那麽此後的所有改革措施，都是強勢利益集團對弱勢群體的剝奪。這是不是實情？

眾所周知，1949年之後，為了保家衛國，委府實施了工業化、特別是國防工業首當其衝的戰略。而城市化進程卻一直沒有開啟。戶籍製度導致中國社會的二元結構。對農民、農業和農村的透支成為中國發展的基本路線。這種狀況，一直到現在也還在維持。前幾年，中國還保持著全世界唯一向農業征稅的光榮稱號。可以說，中國向三農伸手，是幾十年如一日的。這也造成了三農的邊緣化、貧困化。現如今的中國農村，已經是老弱病殘的棲息地，入不敷出的農業勞作，讓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年累月地對農民的剝奪，才成就了共和國的今天？

接下來，掠奪目標就從農村轉向了城市。國有企業改製當中，原本是中國憲法規定的國家體製基石（表述為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工人階級，一夜之間從國家的債權人變成了債務人，所有的身份以及附著於此的福利被強製性贖買，成為了下崗人員，身份感與認同感蕩然無存。工農共同成為改革開放最大的利益受損群體，這應該不會是改革開放的全部要義吧？

再往後，就是用教育、醫療、住房這“新三座大山”向所謂中產階級（官方為了避免階級鬥爭的聯想而采用中等收入階層取而代之）納入有效射程。在福利體係形同虛設、社會保障殘缺不全的狀況下，作為社會中堅力量的中產階級也迅速被邊緣化貧困化。於是，一個正常狀況裏財富人口應該是橄欖型的社會分布，卻成為了倒丁字形狀，或者是燈座型：絕大部分的貧困人口，襯托著寂寥而為富不仁的“一小撮”富有資本原始積累原罪的群落。這種社會財富分布，會有著什麽樣的風雨飄搖？

然後，就是對富人群體的剝奪。河北孫大午事件、北京嘉利來大坑事件、上海鬆江交通樞紐事件、等等，都顯示出在權力麵前資本如果不選擇委曲求全進行勾兌，會死無葬身之地。是不是像嘉利來事主穆兄說的那樣，“在貪腐實力麵前，無論窮人還是富人，都是孫誌剛”？

現在，則發展到準星對著基層的黨政幹部。最近的四川地震、貴州甕安事件、華南虎假照片事件等等的處理上，已經清晰地顯示出如此的製度選擇和政治邏輯。基層黨政幹部的邊緣化，意味著什麽呢？

可以看到，從農民到工人到白領到富人再到黨政幹部，這種對象序列呈現出抱殘守缺的政治生態路線圖，詮釋出官家主義的別有風味？

由此，是不是正在經曆既可以瞥見自由的逐漸消融、也可以看到權力對於權利的褫奪盤剝的脈絡的進程？

三，改革開放到底給咱們帶來了什麽？

改革開放之初，人們興高采烈。農村土地聯產承包責任製，讓農民成為了改革成果的受益者。城鄉之間打破大鍋飯成為了時尚。那時，國退民進是被得意忘形的人們樂不可支歌功頌德的主旋律，全社會幾乎都在相信，經濟快速發展足以抵消所有的問題。但是沒過多久，情況就發生了變化，鄉鎮企業一蹶不振，城市個體工商戶數量急遽萎縮。這些都暴露出改革先易後難的必然結果，那些容易改的都改了，甚至不應該改的也改了（比如公共衛生、義務教育以及社會保障等等）；而不容易改的，到現在卻成為繞不過去的攔路虎。經濟自由與政治專製在改革初期距離遙遠相安無事，可越到後來越是水火不容勢不兩立。這之中，到底孰為主次，是個問題嗎？

於是乎，改革的悖論出現了，改革要向改革者自身開刀了。這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頑強抵製。以至於改革攻堅年一攻就是十幾年，能夠十幾年都當作是攻堅年，也成為人類曆史上最為離奇可笑的荒誕不經。這更體現出，委府壟斷改革的不可避免的尷尬結局。長期以來，中國一直以經濟體製改革作為改革的全部自欺欺人的內容。逐漸地，改革涉入了所謂的深水區，委府攬權卸責的態勢愈演愈烈，權力無限大責任無限小。為了防止文革的再現，鄧小平力促集體領導體製，卻成為治理責任消弭於無形的製度避風港。一矣發生問題，趨利避害的人性選擇致使所有人無一例外都會本能地推卸責任。領導者無時不刻都在忙於個人利益的精打細算。在人們看不到當權者任何的政治理想、抱負、追求與德行之際，對自身生存狀況以及未來預期還能夠指望什麽呢？

中國的土地製度是全世界最嚴酷的，但中國的土地侵占也同樣是全世界最嚴酷的；中國的金融領域裏的法律是全世界最多的，中國的金融領域也是全世界最混亂的，《證券法》裏竟然沒有法律責任規定，成為全世界的大笑話……如此，也就讓人看到了中國版本的“洛克的忠告”，那就是政策法律多如牛毛隻能讓人無所適從，甚至政策法律設計本身就成為腐敗重鎮。

改革，有多少惡行假汝名義而行？

現在，改革，已經被神化，成為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意識形態圖騰，成為內部人自娛自樂的遊戲，成為金玉其表敗絮其中的綁架時代的符號，成為外強中幹的經幡，成為與越來越多的人漸行漸遠的魑魅魍魎。

如此，經濟增長就成為政權存在的唯一但卻是讓人憂心忡忡的合法性。人們分析認為，隻要中國經濟保持6%以上的年度增長率，那麽中國就可以風雨飄搖下去；換句話說，如果中國經濟低於這個增長率，那麽積重難返的各式各樣的問題、麻煩、矛盾、禍患、痼疾、病毒等等都會一發而不可收拾。也緣於如此考量，委府不得不冒著巨大的經濟風險，保持高速的增長率，為此不惜透支環境、資源、子孫後代賴以安身立命的所有根基。經濟增長完全服從於政治化的目標，於是，我們這一代，誰又沒有在幹斷子絕孫的勾當呢？

當局瞞天過海地用人均收入來粉飾太平，全然不顧這個人均收入對貧富差距擴大事實的掩蓋。

而中國的經濟學家們，也對這個人均收入緘口不言。實際上，如果考慮到現在中國的所謂城鎮登記失業率口徑下連真實失業率都無人知曉的情況，這種自欺欺人也就順理成章。

吊詭的是，專家學者禦用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在人均收入概念當中，到現在中國的經濟學家裏竟然沒有如果進行福利以及保障方麵的考量、那麽中國的人均收入與國際上這個概念的差異究竟如何、也就是說，中國人均收入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這個巨大問題的任何理論。

當然，如果看到中國經濟學家有著“腐敗不是最好，也是次優的帕累托改進”、“改革就是要以犧牲一部分的利益”（這部分人被鎖定在了農民和城市貧困人口如此總數在10億規模占比超過總人口四分之三的龐大群體）的言論的話，那麽就可以知道，他們不僅僅沒有了知識分子應有的公器情懷，甚至連做人的底線也拋到了九霄雲外。

由是，1990年代也成為中國的經濟學家們風光無限的日子。他們把握了主流的話語權，什麽靚女先嫁論、冰棍論、賣光論、無限開放論等等，都成為官方媒體熱衷於喋喋不休老生常談的五彩繽紛。但是，嚴峻殘酷的現實以其冷冰冰的實體，消解著人們對改革的禮讚，冷靜著社會對改革的熱情。有人說，現在的情況是，改革的共識基本破碎，改革的動力基本消失。我又給加上一句，那就是改革的成果基本否定。我這麽說，並不是空穴來風。無論是70多名老幹部聯名上述十七大的公開信，還是中國憲政派“改革是世界末日”的論斷，不是都從不同視角對改革給出了驚天動地的評價？

到現在，GDP拜物教依然暢行無阻。最新的黨的代表大會報告對此擲地有聲。在GDP光環的籠罩下，國民福利、失業率、人均收入的真正含金量等等，悉數被閉口不談。舉目四顧，全世界還有哪個國家對GDP如此死死抓住不放成為唯此唯大的特立獨行？

改革開放到現在，中國在對外開放上走得令人瞠目結舌。舉例來說，銀監會發布指令，所有的中國的銀行必須引入國外的戰略投資者。這就成全了一個讓人無論如何也無法相信的事實，那就是在中國的本土上，沒有中國的獨資銀行，卻有著外資的獨資銀行。這種勾當，古今中外還有誰如此這般過？

無論是日本還是歐洲，從來沒有放開過裝備製造業，但是中國卻放開了。

常言道，隻要中國金融平安無事，那麽中國經濟哪怕出再大的事也屬小事一樁；而如果中國經濟出了大麻煩，一定是中國的金融出事了。連美國自己都從來沒有進行過什麽金融自由化，但是中國卻將金融城門洞開，將國民經濟命脈的金融製空權拱手讓人。這就是開放？

現在，國民經濟28個生死攸關領域裏，已經有21個被外資壟斷。這就是市場換技術？

中國的核能領域，已經被擁有核心技術的日本全部控製。以至於好事者驚呼，中國的核武器按鈕掌握在日本人手中。這就是中華民族的安全？

中國是全世界稀土資源最為豐饒的國度。但是在國內惡性競爭當中，寶貴的不可再生的重要戰略資源，稀土資源賣到了連黃土的價錢都不足。這就是我們對待老祖宗留下寶貴資源的態度與行徑？

中國的煤炭資源被掠奪性開采，廉價出口到日本，被日本人用來填海，儲藏起來。人們將此稱之為煤礦的國際間平移。這就是一衣帶水？

中國的環境汙染狀況盡人皆知。在中國喜不自勝地歡呼成為人類加工廠之際，放逐國民的健康乃至生命，讓中國成為世界車間，在微笑曲線當中淪為最下端的血汗工廠，成為人類的垃圾場，更是以世界飛地而把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魚米之鄉在我們這一代人手裏糟蹋成不毛之地。這就是改革開放的豐功偉績？

作為公權力掌握者，委府在監管上無所作為。招商引資時什麽基礎設施什麽軟硬件環境說得美輪美奐。但是，外資把其來中國的理由說得很清楚，並不是因為什麽招商引資的條件，不是什麽基礎設施，而隻因為一個，那就是中國委府的監管蕩然無存。在華跨國公司最為流行的說法是什麽？“把利潤都帶走，把GDP留給中國”。照方抓藥還可以加上一句，把產品都帶走，把汙染留給中國。這就是改革開放的堅定不移？

中國一直人為低估資源以及生產要素價格，土地、水、電、煤、貨幣（利率及匯率）、勞動力、環境……用低價獲取出口創匯來的增長。於是，中國用極低的價格甚至無償（比如土地出讓和免稅）來吸引外資，兩頭在外的生產方式使得中國隻能用自己的資源與環境換取價值鏈最低端的微薄收益，卻讓自己的國民在自己的國土上任人宰割給外資做牛做馬。而這樣做的結果，是中國成為全世界通貨膨脹的穩壓器，用中國國民的健康、生命乃至未來作為代價，向全世界提供物美價廉的產品以及全球通貨膨脹的波瀾不驚。或者，我們可以將此看作是中國在國際上作為負責任大國的高風亮節？

而當中國由於積累下來太多的麻煩、價格壓低過程不可能曠日持久、委府必須有壓力緩慢有限可控釋放的操作，結果就造成了通貨膨脹形勢迅猛惡化，而長年累月劫貧濟富的政策結果，則導致了大多數中國家庭在被稱之為“合法的盜竊”和“不見麵的洗劫”的通貨膨脹麵前不堪一擊。這種狀況，如果將真實而不是統計造假的數據拿出來，人們會是何等的大驚失色？

而曾經是穩壓器的中國的通貨膨脹成為全球性通貨膨脹的第一張骨牌。接下來就是國際性通貨膨脹的迅速蔓延。這反過來又由於國際市場上大宗商品價格的迅猛攀升，讓中國麵臨著輸入型通脹的巨大壓力，為經濟增長帶來了靚麗的成色與苦悶的收成。而伴隨著全球性經濟危機，中國又在通縮上異軍突起。麵對著積貧積弱的景象，還要為高增長而彈冠相慶？

能夠如此這般為所欲為的製度性本源之一，那就是將中國的社會資源壓製到極限。改革開放後修改憲法，取消了罷工等基本權利，這是個揭開麵紗的肇始，也就是公開合法削弱權利的起步。此後，官方對民間、委府對社會的逼仄與彈壓日甚一日。看上去，是不是很像波瀾壯闊的絢麗表演？

人們看到，中國農村的全部問題，在於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太低，因此，提高農民的組織化水平就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當務之急。但是，在委府長年累月的努力下，農村的組織資源已經嚴重匱乏，作為一個可以自我再生產的體係，民間已經根本不存在了，鄉紳階層早就溘然作古，農村完全被官方壟斷起來。當黨政力量顧此失彼無法覆蓋所有領域時，不得不讓所謂村民自治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但此時卻發現，自治所必需的習俗、教化、規約、傳承、禮數、儀式、風土人情等等悉數土崩瓦解，根本無法完成自治所要求的最基本功能。至少，那些原汁原味的鄉村文化早就銷聲匿跡了吧？

城市又何嚐不是如此？革命幹掉了士大夫體係以及知識分子（現在振振有詞的研究員、博導們是配不上知識分子稱號的）群體。居民自治也是被官方嚴防死守的地帶。社區業主委員會設置，遭遇到基層官員千方百計的阻撓；而中國官方對於民間團體的敵視與警惕，使得所有社團登記都會遇到千奇百怪的製度乃至人為的障礙。委府這麽做的目的，是不是隻有一個，就是萎靡社會力量，為官方統治提供製度環境與必要的安全條件？

官方的強大與民間的孱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也是在這次四川地震當中，民間自我救助狀況慘不忍睹的製度背景。社會力量的缺失，導致了多少災區同胞生命的絕跡？

同時，委府出台的各式各樣的政策，也為破壞社會不遺餘力。人們看到，曠日持久的攬權卸責過程，實際上對應著將委府推脫下來的責任交給社會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中，既是社區工作越來越讓位於官僚機構（比如此前的農村村委會和城市居委會具有調解夫妻不睦、鄰裏糾紛、維護治安等社會性功能，後來逐漸被政策法律所取代）的演變，更是由家庭來承接委府推脫下來的責任的進程。當越來越多的比如贍養老人、撫養子女、家庭安全、住房、教育、醫療、文化、傳統、救濟、保障等等五花八門的功能逐漸壓到家庭身上時，使得家庭不堪重負，搖搖欲墜，很多不得不分崩離析；而類似宏觀調控當中建設部7090（新建房屋中90平方米的住房要達到建築總麵積70%以上）政策，實際上就是在壓縮家庭規模。作為讓全世界豔羨的中國家庭製度，會讓我們眼睜睜地送終？

同時，還要看到的是，作為寫進憲法的國策的計劃生育政策，在幫助委府打壓社會上更是勞苦功高。強製性的人口限製政策，不僅僅為中國在國際上贏得了在生育權上蔑視人權的名聲，更是讓中國在未富先老的發展道路上跌跌撞撞。獨生子女突然之間成為舉國上下的家庭模式，同時伴隨著改革開放當中劇烈的社會轉型，這種珠聯璧合可謂史無前例。獨生子女教育培養成為全社會手忙腳亂無法應對的現實，而如此政策帶來的更大的禍患卻不期而至。麵對始於去年的肉價上漲糧價攀升，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肉荒糧荒說到底都是人荒。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中國農業全麵荒蕪，土地撂荒現象愈演愈烈。長此以往，不用說美國通過生物燃料途徑製造糧食武器，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將使得人口限製表象之下的虛幻景象灰飛煙滅。這是一個地地道道慘烈凶殘的民族自殺，中國也將在巨大的無法逆轉的人口災難麵前國將不國。這種強製性的人口政策，在法理、現實以及可持續領域，有哪一個是可以為人津津樂道的？

委府如此處心積慮經年累月地對社會的壓製與扼殺，最終的成效是民間力量的不堪一擊。人們現在越來越對一黨專製很有微詞，甚至要對執政黨的地位發起挑戰。我對此很不以為然。因為，就目前以及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中國國內外沒有任何一個或者一些政治力量可以對中國共產黨取而代之。

北京奧運會召開了。其實，中國的競技運動，從1950年代就是作為民族振興的道具。榮高棠與黃中參加1952年赫爾辛基奧運會，領略了競技運動在人們心目中所觸發的強烈情緒，特別是榮高棠跟隨蘇聯代表團返回莫斯科時遇到民眾對運動員英雄凱旋般的歡呼，使得中國得到了百廢待興之中聚攏民心的法寶。也就是說，中國的競技運動從開始就是政治化了的。當時，群眾性鍛煉身體活動像雨後春筍般遍地開花，毛澤東題詞“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我很不願意使用“體育”這個很中國特色的詞匯，實際上，1950年代，有人就指出，不應該用體育physical education代替運動sport），在普遍提高國民體質層麵給予了關注。但是，1960年代開始，競技運動三級選拔體製導致了精英路線逐漸與大眾化的漸行漸遠；文革中基層各式各樣健身活動五花八門，但是改革開放之後，特別是1981年中國男排勝利北大學生喊出“振興中華”口號之後，競技運動的政治化與精英化路線就一往無前。到現在，在沒有經過納稅人認可的舉國辦奧運的體製下，人們在揣度中國代表團能夠獲得多少金牌多少獎牌。實際上，雅典奧運會時我就曾經援引過文字，分析說中國取得一塊金牌的代價要6億多人民幣。這種用金牌作為民族凝聚力乃至增長強心針的做法，在政治化的道路上恐怕無其右者。與此對照的是，中國國民的體質有著顯而易見的退步，無論是近視占人口比例已經達到全球第二的高度，還是中國精神病耗費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兩倍，以及中國肥胖人口快速增加的現實，都距離全民體質改善的目標相去甚遠。所以說，中國能夠在奧運會上拿多少金牌和獎牌，確實與國民的相關度越來越小。這也反映出，舉國辦奧運與國民體質下降鮮明反差當中，委府對社會及其人力資本狀況的不屑一顧。當我們不得不麵對越來越多的近視眼乃至過勞死時，金牌的意義何在？

當社會完全失去了自我修複和自我糾偏功能時，其穩定性如何，恐怕自不待言了吧？

如此環境當中，要求國民還大公無私見義勇為，恐怕隻能是癡人說夢？

在包括基尼係數、失業率、環境、資源等等方方麵麵，我們都早就超越了人類的警戒線。於是乎，就有了中國式的警戒線下得過且過的生存。

這也應該算是給了潘曉討論所提出的自由與權利的發問做出了與時俱進中國特色的注解？

改革開放甫一麵世，我們看到的是撲麵而來的西方文明，曾經讓閉關自守的中國人目不暇接。已經完成工業化的發達國家走上了信息化的道路。國境線越來越變得不那麽重要。國際貿易的日為重要，讓全球化成為眾口一詞。服從比較優勢原則，接受國際貿易分工，後發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小心翼翼照貓畫虎就足以衣食無憂。中國更是出現了很多言必稱美利堅的仁人誌士。一時間，美國的現在就是中國的未來，美國的治理方式就是人類的標本和模範。到現在，認為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的人群恐怕也為數不少吧？

可是，人們越來越發現，情況並不隻是這麽直截了當。美國的發展方式的可複製性到底如何，這是個國際上爭論不休的問題。美國用強勢美元維持著全世界向其進貢的狀態，以及試圖充當世界警察在全球進行公權力的議程設置並且保有對任何看不上眼的國家或者政權乃至組織動手動腳舞刀弄槍興師問罪的權力，遭到越來越多的國家與人群的質疑、抵抗、蔑視與仇恨。越來越多的人在討論“後美國時代”也許並不是茶餘飯後的無事生非吧？

所有這些，都讓中國原本就四不像似的市場經濟更失去了改革的方向與路徑。

四，路越走越窄的現實版本

有趣的是到現在，經濟體製改革聲勢浩大洶湧澎湃，而政治體製改革卻淺嚐輒止畏首畏尾。人們以為這就是與時俱進的中國特色。殊不知，在國際事務上，正好成為中國這種經濟改革先於政治改革的國際鏡像。國際間行政權力及其所應該具有的監管的缺失，使得聯合國、以及世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貿組織都成為可有可無的擺設。美國繞開聯合國攻打伊拉克，就暴露出國際間公權力的形同虛設。而行政權力的萎靡不振，也恰恰為國際資本提供了無法無天為所欲為無孔不入無惡不作的巨大空間。同時，多哈回合談判的僵持不下、全人類貧富差距的擴大，讓整個地球的無政府狀態下的全球公共性付諸闕如，在主權國家之外的國際性事務領域，全然被自私自利的本位主義所涵蓋。這恐怕是改革開放當中的中國人始料未及的吧？

在生產要素當中，到現在為止，隻有資本和技術可以在全世界暢通無阻，而另外兩個的土地、特別是作為核心要素的勞動力，卻被國際化的戶籍製度的簽證製度拒之門外，無法形成國際間的自由遷徙與流動。特別是，冷戰之後鐵幕落下，西方人彈冠相慶，以為地球村的實現指日可待。當全世界用意識形態作為阻隔的格局被清除之後，剩下的就是福山和亨廷頓式的預言景象了。美國記者弗裏德曼一本《世界是平的》，讓太多國家的人們心潮澎湃熱血沸騰，仿佛一夜之間邊境線就會拆除，主權就會銷聲匿跡。911給了人們當頭一棒。接下來，美國的次貸危機更是讓人毛骨悚然。人們張口結舌地看到，美國政府與美聯儲根本不是什麽市場經濟的原教旨主義者，而是高舉起民族主義和行政幹預的旗幟，在攪擾市場方麵一馬當先。政府最小化在什麽地方呢？

這也讓歐洲和日本以儆效尤，特別是在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久攻不下直至最近徹底破裂、發達國家在各自農產品補貼政策博弈當中互不相讓的情況下，世界性的貿易格局不得不重新回到雙邊和多邊貿易框架之內。而且，美國的所作所為，也是讓其道德製高點的光環日漸荒疏暗淡。美國在現如今熱火朝天的全球性糧食危機當中所扮演的讓全世界、特別是貧窮國家的人們用口糧當作美國人的汽車燃料，以及通過人為設計的通貨膨脹讓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財富快速蒸發，則暴露出美國為了自身利益無所不用其極的真實麵目。另外，美國在物質與精神上的貪得無厭以及背信棄義，也讓全世界如何在華盛頓共識成為曆史後的生存成為時髦話題。這之中，德國工人為了避免產業轉移到中國而主動要求降低工資，也算是中國為全人類做出的貢獻，那就是用中國的低自由和低福利，拉低全世界的自由與福利水平，讓全人類體會中國式發展的無惡不作。如果中國人在世界上扮演著這種角色，恐怕也不會風光無限吧？

到現在還風起雲湧的華爾街金融海嘯，讓全世界看到了美國的軟肋，看到了市場經濟的先天不足，更是讓社會主義獲得了匪夷所思的公有空間。

這之中，人們看到了市場經濟的先天不足，有限責任的企業製度是形成盈利私有化而風險社會化的本源。建立在“看不見的手”原則基礎上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肆虐了幾十年後，終於在資本主義聖地的美國奄奄一息。

如此，說中國的確處於內憂外患的麻煩當中，恐怕並非危言聳聽乎？

更為麻煩的是，中國有著愈演愈烈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民意過不了長安街的執政困境。央地博弈之中，地方處於實際操作的優勢地位。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這種態勢有恃無恐。論者言及，中國最大的政治資產，就是有著一個尾大不掉的官僚體係。這個官僚體係相對於民不聊生的中國社會來說，有著及其精密雅致的自我繁衍自我調節自我試錯自我修複能力。毛澤東曾經試圖通過文化大革命繞過這個官僚體係而直接與民間形成勾連，卻發現這是徒勞無功的嚐試，根本無法避開這個體係而進行有效的治理，頂多就是拿下個把官僚體係成員，走馬換將。但是，按照中國官場逆向淘汰機製，換上來的還不如拿下的。近百年來中國風風雨雨，實際上就是在走著一場權威遞減的征程。換上來的主兒比起過往的來更加慘無人道。這也許就是中國無法擺脫的宿命。到現在，官僚體係已經無處不在。相對於已經分崩離析的中國民間社會來說，就愈發顯示出官僚體係的碩大無比和威力無邊。如果說，毛澤東還敢於進行諸如文革那樣的玉石俱焚的嚐試的話，那麽鄧小平以降，對官僚體係則越來越采取聽之任之的態度。尤其是在領導人任期製的情況下，將所有麻煩與禍害盡可能向繼任者傳遞確保自己在位時平安無事的擊鼓傳花路數，就成為各界委府屢試不爽的保存烏紗帽法寶。官僚體係已經成為一個龐大而病入膏肓的機體。前麵說過，有人測算中國委府用於自身的開支在國民經濟總量占比與改革開放之初相差無幾。考慮到中國的預算內收入、預算外收入以及像行政性收費與罰款這種預算收入三足鼎立三分天下的狀況，中國國民的實際稅費負擔已經超過發達國家。但是，中國國民享受到了公共服務，卻實在讓人不足掛齒。這是不是頗令人膽戰心驚？

數據顯示，中國0.4%的群體掌握著70%的國民財富，而資本主義國家裏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也不過是5~6%的群體掌握著國民財富的半壁江山。就這樣，我們還口口聲聲是社會主義製度？

我們習慣於說中國又創造了什麽世界之最。那麽，中國有什麽樣的世界之最呢？媒體報道，中國政府向民生的公共投入上全世界倒數第一；按照支付能力計算中國現階段大學學費世界最高；中國醫療公平性全世界倒數第四；中國的貧富差距在世界銀行有資料國家裏是擴大幅度最快的；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中國環境可持續指數在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中位列第133名；中國已成為地球上大氣汙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中國的礦難死亡人數占全世界總量的80%；中國人口約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自殺人數則占世界自殺人數的四分之一，居世界第一位；中國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國家；中國是世界上規定死刑罪名的絕對數量最多的國家；中國是執行死刑人數最多的國家，死刑人數超過全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中國是全球文盲或半文盲人數最多的國家；中國人的稅負痛苦指數全世界排名第三（如果換成稅負快樂指數則是全世界倒數第三），位於中國前麵的是法國和比利時，我們能夠在賦稅壓力上與法國比利時相提並論，但是在福利與自由方麵又該如何？過去的話說，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現在這話應該改作什麽呢？

這樣，人們越來越處於一種無處不在的無解困境當中。比如，國有企業是不是該賣掉實施股份製？國有企業效率低下是個普遍的事實，但是，管理層控股等方式，成為了一場國有資產的強取豪奪，這就進入了死角，賣也不是，不賣也不是。現如今，國資委的做大做強卻成為了再國有化乃至再封建化的序曲，昭示著逆改革風潮的一往無前。而太多的改革都處於這種進退維穀的境地。再譬如，是不是該遵紀守法照章納稅？按理說，似乎無可爭議。但問題是，其一，納稅人有納稅的義務，卻沒有納稅人的權利，這種權利義務上嚴重的不對等，讓納稅人何去何從？其二，這種情況下，無官不貪的盡人皆知，納稅人又如何心甘情願忍受日益沉重的苛捐雜稅？

共產黨已經沒有了自我救贖的動力、願望、追求與行動。但是，全世界都對有著地球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國驚恐萬狀，生怕中國如果出現混亂，數以億計的難民呈現“黃禍”之狀，在轉瞬之間把全世界毀於一旦。這也是像此次華爾街海嘯裏美國政府不得不出麵救助房利美、房地美兩房和美國國際集團模樣的另類版本的“大到不能倒”。

別忘了，咱們成天到晚不厭其煩地聽到，是處於社會主義的體製。

而全人類公認的社會主義精神中對公平、集體主義、福利、保障的價值取向全部被掏空後，咱們不會像英國人那樣，會有“如果我們的理論與世界不符，那麽一定是世界錯了”這種論調吧。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者是中國特色錯了，或者是社會主義錯了。二者必居其一，舍此無他。

改革開放，經濟似乎取得了眼花繚亂的成就，但是，社會萎靡不振，政治裹足不前，文化凋零敗落，意識形態則更是抱殘守缺。改革開放到現在，沒有任何可以稱得上自成體係的理論麵世，無非都是東拚西湊生拉硬拽的一些政治口號。在理論創新乏善可陳的情況下，不得不反過頭來，向過往尋求合法性根源。在人們對現在的滿意度每況愈下的背景下，社會上彌漫著向毛澤東時代頂禮膜拜的思潮，把毛澤東神化的趨勢漸漸成為民間越來越強大的勢力。不止如此。當改革開放的歌唱家們用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論調吹拉彈唱了30年，卻鼓噪得民怨沸騰權利貧困化，叢林法則與市場競爭隻不過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發展原則在劫貧濟富上的掩耳盜鈴把戲，人們開始求助於中國的傳統文化。但是，最後看到的卻是，陽儒陰法，或者說表麵上的和諧社會，實際上的嚴刑峻法。隻不過在法律麵前具有高度選擇性而已，就是人們常說的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如此，很豐富多彩不是？

五，悲觀主義成為主旋律

有人曾經設想，潘曉能夠再度發問，並引發當下人們的議論紛紛。我對於這種建議及其結論不以為然。《中國青年》雜誌社也一直把發起類似討論當作看家的本領，可逐漸發現，現在已經沒有了討論的客觀環境。

這是因為，與28年前不同的是，現在價值觀多元化，人們已經失去了思考問題的興趣甚至能力；在經濟增長作為政權唯一合法性的意識形態當中，消費主義也就別有用心地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主流地位，急功近利浮躁虛偽成了時代的精神，民族文化也在其中被快餐化，演繹為速配式的一見鍾情。

中國處於紛繁雜陳的狀態。古今中外所有的思想，都可以在當下的中國找到痕跡，甚至那些慘無人道的觀念，也照樣可以平步青雲。也正因此，有人熱炒人類普世價值，有人則強調文化的多樣性。有人則要回到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委府則是為我所用：哪邊可以得到實惠就用哪個，反正手裏有著萬變不離其宗的兩張牌，一個是與國際接軌，一個是中國特色。什麽時候用哪個，取決於利弊權衡，取決於當權者個人利益的精打細算。在沒有了任何道德理想與政治追求的情況下，這是不是也就理所當然的了？

看看中國的互聯網就可以知道，網絡暴力已經變得無以複加。每個人都可以躲在屏幕之後，用道德裁判者來滿足支配他人的私欲，並且還是由於監管缺失，通過互聯網的高科技手段，將他人的隱私公諸於眾，進行所謂的民意判決，以浩蕩的口水荒唐地扮演著衛道士的正義角色。更有甚者，則是將網絡民意演繹為現實當中的人身攻擊。對於暴力的熱衷與追捧，使得暴力比比皆是不斷升級。有時，純屬個人學術言論，在網路上會成為眾目睽睽的攻擊對象，祖宗八輩下三路的內容花樣翻新。我因為每天的文字，博客留言或者收到電子郵件當中被惡語詛咒得麻木不仁了。如果在自由的角度看，言論自由是不是包括可以罵對方祖宗八輩的自由？當現實的法定權利收到壓縮之際，在網絡暴力上實現權力的宣示，是不是也為自我的存在以及自由的蠱惑推波助瀾？

汶川地震，讓人們看到了，校舍的豆腐渣工程的犧牲品是孩子；三鹿事件裏，受害者還是孩子。當一個民族竟然對自己的孩子下毒手時，該如何評價這個斷子絕孫的群體呢？

有人曾經說過中國人的“八無”：無知、無能、無情、無義、無道、無德、無恥、無賴。我在與發明者的麵會當中，動員其對仗著八有。但是後來杳無音信。我就自己弄了個現如今中國的八無八有，是不是也算是為八榮八恥附加個八股八卦——“有增長無發展，有開放無改革，有經濟無社會，有增產無增收，有效率無公平，有繁榮無富裕，有肉體無靈魂，有物質無精神”？

戊戌變法以及五四運動以來，梁啟超、胡適、魯迅等對中國人國民性的批判，隻是在後來台灣的柏楊那裏得到了繼續，而在中國大陸則根本沒有了聲息。實際上，中國人國民性的解析，更不應該被當下置若罔聞。現在，中國出現的是全民腐敗。有人說中國當今正在進行“底線的淪陷”。試想，底線淪陷，那會是什麽樣的結果？

黑磚窯告訴我們，奴隸製還在我們身邊招搖過市無法無天殺一儆百；假冒偽劣告訴我們，有毒產品甚至食品還在刻畫著網路上流行的“餐桌上的十麵埋伏”；無處不在的消費陷阱告訴我們，啟動或者振作內需並不僅僅是增加收入或巧立名目設立信貸產品那麽簡單；見利忘義的同胞告訴我們，中國進入了全民喪權辱國的時代。為了蠅頭小利，不惜損害他人的健康乃至生命；比比皆是的毒食品和俯拾即是的生存環境等同於毒氣室的現狀，也無時不刻告訴我們，當所有人都齊心協力眾誌成城幹著喪盡天良勾當之際，這個區域該是什麽以及應該是什麽？這是不是也可以被視作自我是絕對的？如果自私發展到這種地步，我們是不是該對國際著名研究機構針對中國的國民性或者說中國人的品行下結論說是“迷失的狗”的論調置若罔聞、莫衷一是、還是頂禮膜拜？

從自私或者自我的角度看，自私自我資源分布越來越不公。從內在的個人約束上，道德完全成為不毛之地。信仰與信用資源的嚴重流失、特別是這些資源被委府身先士卒進行自殺式透支，形成了全方位的對於信仰、信用、規則、倫常、德行、環境、他人乃至生命亙古未有的蔑視、挑釁與殘害，進行著比賽誰可以更加寡廉鮮恥和窮凶極惡的殘酷之極的競爭；從外部對於人的行為的約束上，立法與司法的選擇性，以及法律至少而回避約定俗成行為規範以及包括宗教在內對人向善的心靈內外強製製約，而造成道德或者守法成本越來越高以至於無法生存、而缺德以及違法成本卻越來越低被習以為常，表現為形形色色的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欣效應，並以慘烈的現狀否定著貝卡裏亞“法不在定而在必行”的著名論斷。這時候，哪兒還有什麽“客觀為他人”的內外體製與機製的存在和招搖過市？當全民都在比試看誰能夠更缺德與無法無天時，會是什麽樣的景象？

由是，中國這個號稱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及其社會裏，現在的任何事務都卻越來越倚重於對暴力的終極崇拜以及在此的無所不用其極，不管是物質上對人身損害、肉體侵犯乃至消滅的暴力，還是精神上感情、文化現實以及政治上的冷漠、歧視、抑製等所帶來的權利漠視、言論屏蔽和思想禁錮。其實，我們是不是越來越可以感覺到，文明古國的傳承者的我們，在全世界也是非常容易激怒到得意而忘形、或者叫做忘乎所以程度的人群？

故此，委府身體力行地作為實質上自私自利的鼓吹、縱容、默許、倡行、示範和陪綁者，雖然一如既往不會對由此產生的任何後果義不容辭，但或許真的是卻無法逃脫民意責任？

而且，當對權利的剝奪從集體主義的麵目改換為新發明的比如《物權法》裏語焉不詳的公共利益等時，權利被排擠卻一直是權力者們興風作浪的巨大偏好，麻煩的是，我們對此還無可奈何，是不是很慘？

當權力的自私把權利的自私逼入窘境時，自私的惡性膨脹也呈現出官方的合法侵害權和民間無惡不作的交相輝映，形成著以權力腐敗為核心和動力的全民腐敗。如果在腐敗定義上也與國際接軌的話，那麽包括行政不作為在內的官場行徑、以及民間隨地吐痰所折射的公地悲劇，都在演繹全民腐敗的盛氣淩人所向披靡？

回過頭來再看潘曉討論。來信當中“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成為警世名言；而“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趙林文章標題）則更是擲地有聲？

有趣的是，2000年我與馬麗珍去湖北電視台錄製有關潘曉討論的節目，第一次與趙林見麵。我問他，中國曆史上有哪個朝代道德敗壞能夠與現如今相提並論？他半晌沉思後回答，隻有隋末，而且比現在要好。這是不是耐人尋味？

馬麗珍說，潘曉討論是當時對極左思潮的否定。或許這就是討論的背景？

那麽，對於自私自利的讚頌，對於自我的合理性的認可，在當時發聾振聵，或許是起到了撥亂反正的作用？

可是，潘曉討論到了今天，我們又該如何評價這樣的內容呢？

在“自私”、“自我”的坐標係裏，可以看到的是改革開放之初，假借理想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名目對個人權利的壓製防不勝防，對個人主義與合理的自私的肯定具有積極的意義。

但是，改革開放的進程體現出，如果沒有相應的措施能夠製約自私自利和自我欲望，那麽就會出現個人主義的惡性膨脹，演繹到無官不貪並逍遙法外的地步，發展到為了蠅頭小利而置他人生死於不顧的地步。

遺憾的是，最糟糕的情況還是發生了，並且繼續發生著。

這時候，我們再說自我是絕對的，麵對黑磚窯、四川地震當中的範美忠、以及貪官汙吏們，等等，還能夠斬釘截鐵？

在這個意義上，說潘曉討論打開了中國社會的潘多拉盒子，恐怕並非駭人聽聞吧？

魔鬼被放出來，人們能夠如何？

如果再從“權利”、“自由”的象限裏看，會是什麽樣的情形呢？改革開放到了今天，潘曉討論發聾振聵於世的對於自由與權利貧瘠狀況的詰難，是不是得到了改善了呢？

在潘曉討論過去兩年後的1982年，修訂憲法之際將罷工權利以及大字報大辯論等權利取消，成就了憲法壓縮國民（還是不說公民了吧，公民的稱號對於中國人來說還顯得過於矯情而奢侈，雖然身份證正麵說是公民，但反麵就成了居民）權利的濃墨重彩之筆。有人發問，這是結束的開始，還是開始的結束？

到現在，國人的權利狀況如何呢？權力對權利的排擠愈演愈烈。權利的邊緣化貧困化垃圾化成為有目共睹的事實。1998年10月5日，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今年是中國簽字整整10周年。但是，10年過去了，這個公約竟然還沒有交付全國人大進行審議，如此又成為了全世界的笑柄？

透過對暴力拆遷以及各地強製性製止攔劫上訪的現象可以看到的是，權利狀況並沒有伴隨改革開放而得到改善，從對異議排斥的力度上看，比潘曉討論時還有所倒退。

同時，不要忘記或者忽略的一點是，在權利邊緣化貧困化的同時，國人所能夠享受的福利也急遽衰敗。

也就是說，在權利貧困化的同時，還發生著福利貧困化。

別再坐而論道地引經據典，別再言必稱美利堅，別再拉大旗作虎皮。比潘曉討論時不同的是，現如今已經沒有了權威，消解神聖、戲弄尊嚴，解構信任，或者故弄玄虛嘩眾取寵，在近來的中國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吧。應該看到的是，隻不過國內外還不都是如此？

無論是閑極無聊還是手忙腳亂，我念念不忘的就是在理論上可以暢行無阻而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向往，那就是：我起訴中國。

六，結語

有人說，在現如今的語境下，中國的左派讚賞高福利，右派則鼓吹高自由。人們擔心的是，如果中國左派指斥低福利，右派攻擊低自由的話，後果會不堪設想。實際上，在我看來，這種自由與福利雙重低下的狀況不可避免。這樣，中國也才有資格成為全世界的物質以及文明的垃圾場或者世界飛地？

有人對改革開放30年來的功過是非總結、對從階級鬥爭為綱轉向經濟建設為綱之後淪為徹頭徹尾的以錢為綱的路徑進行描摹之後，把出路放在了和諧社會與公平公正上，似乎公平正義可以成為挽救危局的靈丹妙藥。問題在於，公平公正本身是很難以實證量化的，國際上對此也一籌莫展。更困難的地方是，在習慣於政治口號或者幹脆就是口號政治的體製裏，所有這些都有沒有任何方法能夠避免其成為又一個自欺欺人的口惠而實不至的把戲？

潘曉討論過了這麽多年。但是，困惑更是不依不饒寧死不屈地呈現在我們麵前。

是不是？

……………………

嘿嘿。

（官方）媒體圈兒流行一個詞，叫做“媒體暴力”，說的是媒體利用權力侵害他人權利。

現如今，中國每況愈下，媒體自然未能幸免。我在媒體圈兒混了也是經年累月了，太知道江湖之險惡了。

我管理的那幫子電視記者，在辦公室老老實實，言聽計從，畢恭畢敬，嬉皮笑臉，我太知道他們幾斤幾兩了；可一出了門，什麽無冕之王，什麽第四權力，就都來了，牛氣衝天啊。

更不用說，洋鬼子在中國的媒體，則更是無法無天。實際上，近乎婦孺皆知的是，隻要在涉外機構，或者外國在中國的機構，最壞的就是在那裏的中國人。

此即話語霸權之惡果。

馬麗珍們很看不順眼的是，潘曉討論時，還讓作者看經過編輯的稿子，並經過作者的同意。現在，根本不理睬作者啦。

這也是改革開放的豐功偉績之一吧。權力越來越集中而強大，權利則節節敗退痛不欲生。

客觀地說，潘曉討論當中，我是個受害者；易言之，我是“媒體暴力”的直接犧牲品。從那場討論之後，我就失去了正常人生活的資格。

有律師曾經建議，我應該去找中國青年雜誌社打官司。我一笑了之。如果我真是個訟棍，或許會這麽幹。而如果我較真的話，對洛恪、葉德英、等等，都應該對簿公堂。隻不過，我對中國的法律，沒有任何信任。更何況，權力壓迫權利，這有什麽新鮮的？而且現在不是愈演愈烈了麽？

後來，我自己進了媒體圈兒，更知道媒體殺人不眨眼的路數。隻不過，比起別人來，我可能會更加注意，盡量避免媒體暴力導致的災難發生。當然，對媒體暴力的存在，我無能為力。就如同對官僚體係的存在一樣，連中南海都無可奈何。

所以嘛，別拿潘曉對我津津樂道。洗洗睡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