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論壇與你我何幹?
2006年11月2日
何必
中非論壇峰會期間,地鐵列車的運行時間將隨客流變化而調整……(略。)
記者在建議觀點裏寫道:(略。)
這是一則典型的正麵宣傳的文字。在該節目播出的前一天,也有一條類似的報道。
中非論壇11月1日正式召開,屆時首都國際機場及高速公路在下午和晚間將采取臨時交通管製措施。10月31日上午,朝陽區人民政府的224輛公務用車都貼上了這樣的封條,從明天開始,這裏的公務用車將削減到56輛。封存量大於總數的80%。朝陽區政府機關後勤服務中心黨委書記霍金華:“我們提供我們的公務活動提前或者推遲,另外我們提倡大家坐公交路出行,這樣工作也不會受到影響的。”不僅僅是朝陽區區政府,北京各機關、企事業單位也相繼采取了措施以削減出行流量。交管部門一旦發現封存車輛在峰會期間上路行駛,將予以嚴重處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朝陽支隊副支隊長趙輝:“將在全區範圍內通報,我們采取追查措施,而且和年底的交通安全表彰掛勾。”為了保證中非論壇順利召開,交管部門也首次啟動了預報措施,每天下午五點左右將對第二天的交通管製道路進行提示。明天首都國際機場及高速公路將在下午和晚間采取臨時交通管製措施,長安街沿線也將采取臨時交通管製措施。字幕:從11月1日至6日 每天6時至23時,四環路(含)以內道路禁止本市貨運車輛通行(含持有貨運通行證車輛)。空駛出租車禁止在長安街(大北窯橋--新興橋),東二環路(東直門橋--東便門橋)主路,三裏河路(木樨地--甘家口),天安門廣場東、西側路,大會堂西側路通行。禁止本市運送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氣的車輛通行,其他危化品運輛車輛晝夜禁止通行(含持有通行證車輛)。懸掛外省市號牌的危險化學品運輛車輛一律禁止進京。
其實,在中非論壇開幕前,北京市各新聞媒體就接到了市委宣傳部統一發布的長達幾米的傳真,布置對中非論壇過程中交通方麵的報道計劃,讓人們看到,如今的宣傳部門管得真是事無巨細,到處插手,甚至要規定有關中非論壇舉行時交通方麵的具體報道內容、方式、口徑等等,並且發布了如此長篇大論的報道計劃指令,這在以前是很少見的,凸顯出宣傳控製的日趨嚴密。
中非論壇的舉行,最讓待在北京的人們感受到的,就是交通方麵的管製,這種管製可以說是前所未有,尤其是在北京道路交通狀況日益惡化的現在,如此管製就會牽動著很多人的利益。
據介紹,這次中非論壇是建國以來中國舉辦的與會各國首腦人數最多的一次活動,因此就有著非同小可的政治意義。
其實,中非論壇已經不是第一次。第一屆中非論壇2000年10月10-12日在北京舉行。 第二屆部長級會議2003年12月15-16日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舉行。這次在北京舉辦的是第三屆。
而考慮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這次中非論壇可以算是奧運會期間城市運行、安全保衛和社會治理工作的一次絕佳的演練機會,北京市委府當然不會坐失良機。
到了正式開始實施交通管製第一天的11月1日,聽到好多人說起,當天城市道路很好走,車輛行駛速度很快。人們由此推想,看來采取封存大量公用車輛的措施是見到效果了,換言之,平常北京道路交通擁堵,應該就是由於大量公用車輛所造成的。這樣看來,如果下決心整治北京的公車,就能夠改善北京的道路交通狀況,使之變得順暢起來,或者說,北京的交通狀況的好轉還是有盼頭的。
聽了這些周圍人的議論,我還是動心了。我知道,媒體上現在謊話連篇,那些官方部門發布的消息基本上全都不可信,連公交部門的許諾也如是。但身邊人的說法還是可以信賴的。於是,1號晚上抱著試試看或者賭一把的心理,前往舉世聞名的北京300路公交車站。
距離薊門橋車站還遠遠的,就看見三環主路上猴屁股(汽車刹車燈)密密麻麻一片,車輛摩肩接踵首尾相連擠在那裏,我想這可能是暫時或者區域性的,過了這裏就會好了。
到了車站,左等右等車也不來。車站上人越來越多,逐漸,窄窄的站台上已經無法容下那麽多人,人們開始站到了馬路上,一個個都歪著頭翹首巴望著車的到來。
周圍共同等車的人逐漸聚積,近在咫尺堵成一團的車輛不住地排放著尾氣,更是此起彼伏地按著喇叭,使得道路兩旁為了中非論壇而張燈結彩花花綠綠的中國結和旗幟標語都顯得那麽雜亂無章刺眼生厭。
這就是將要舉行中非論壇的中國首都已經被交通管製了的主幹道。我們該怎麽評價這個中非論壇呢?
剛剛看到當天出版的《華盛頓觀察》,李焰以“對衝西方勢力,中國拓寬非洲之路”為題,對這次中非論壇進行了算是洋洋灑灑的分析。
深秋的北京即將迎來其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元首級外交盛宴。眼下,非洲大陸約50個國家的領導人正風塵仆仆趕赴那裏,參加2006年11月3日~5日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暨第三屆部長級會議。據悉,中非雙方將在這次外交聚會上簽署眾多貿易、投資、援助和債務減免的協議,全麵發展深層次的合作;該會規模空前,難怪引來了世界各國關注的目光。即使是正在忙著中期選舉的華盛頓,政治分析家們也格外留意這件大事。眼看著中國進一步走進非洲,美國人既擔憂自己在那裏既有的政治優勢受到威脅,又不得不麵對一個崛起的新興強國在那裏日益增大的影響。
“中國和非洲進一步加深聯係,是中國將地區實力轉為全球實力的一種必然結果。這種關係對中非雙方都有潛在的好處。”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研究員、非洲問題專家莫羅•德•洛倫佐(Mauro De Lorenzo)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但是,中非合作論壇不可能自動地把這一影響力轉化出來。非洲國家希望通過峰會保證它們能繼續從中國企業得到好生意,而中國也希望確保非洲各國成為自己可以依賴的夥伴。”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非洲則是全球第二大大陸。這兩大地區頻頻攜手,讓一些美國保守人士頗感擔憂。美國馬裏蘭大學政治學及非洲-美國研究(African-American Studies)教授歐內斯特•威爾遜(Ernest Wilson III)曾經就此問題兩次到美國國會相關委員會作證。
“在一些保守的共和黨議員眼中,中國已經成了另一個蘇聯。”威爾遜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采訪時說,“中國在非洲的能源之旅讓美國擔憂自己的國家安全,而美國的人權和非贏利組織也在批評中國在蘇丹等人權發展不如人意之地的作為。同時,中國正在該地和美國爭奪外交空間。一些議員甚至說,中國在貿易、石油等方麵都在欺騙美國,雖然中國將之解釋為純粹的經濟合作,但實際上,中國正在非洲成長為一股重要的勢力。”
中國為非洲大陸帶來“尊嚴”
11月3日開始的中非合作論壇已經是第三屆了。從2000年起,中國就開始邀請眾多非洲國家代表聚首北京,探討經貿領域的合作,並將之列為南南合作範疇內的集體對話機製。按威爾遜的話說:“此次峰會是中國高層領導繼續實施加強中非友好政策的一個部分,它之所以比前兩次更加重要,是因為這兩年發生的一些背景事件使中非雙方的合作關係更加值得關注。”
“首先,中國政府發布了關於中非關係的白皮書,並在最近一段時間加強了從非洲進口石油和其它自然資源的腳步。隨著這種經濟合作的加強,雙方在外交和戰略上的合作關係開始延展,”威爾遜說。
威爾遜提到的是中國政府於2006年1月12日發表的“非洲政策白皮書”。這份政策文件表示,中國與非洲在相互投資領域的合作前景廣闊,雙方的關係從過去的援助進入前所未有的合作狀態。 但有分析家認為,真正促使中國擴大與非洲國家合作的最主要原因是非洲豐富的資源。
“在1950和1960年代,中國努力在非洲等地區拉攏戰略盟友是因為冷戰的大背景和惡化的中蘇關係,那時,中國對非洲的需要主要是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而現在,中國重返非洲,其利益則主要是經濟和政治方麵的,”美國伊利諾伊州大學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Champaign)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研究主任喬治•於(George T. Yu)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今天,中國將非洲視為能源產地,30%的中國石油進口都來自非洲大陸,中國還從讚比亞購買了大批的銅。同時,中國對非洲的出口和投資也在快速增長,除了蘇丹的石油開采項目,中國還“涉足”到加蓬、阿爾及利亞、安哥拉和埃及的石油工業。據中國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2006年中國在非洲的總投資已經高達63億美金,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法國的非洲第三大貿易夥伴。
“不可否認,中非合作論壇將進一步加深二者已經建立起來的合作與友好關係。”喬治•於說,“非洲擁有中國經濟發展所需的各種能源,中國則願意向非洲提供資本、技術和管理的實用知識,以及低廉的產品,並分享發展中國家經濟騰飛的經驗和教訓,而這些都是先進的西方國家無法提供給非洲的。”
除了物質與技術上的幫助之外,洛倫佐將非洲國家的收益升華到“尊嚴”的高度:“非洲能從中國得到的最大的利益是一種認知的變化。我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到,非洲國家可以向這個世界貢獻些什麽,而不是要從外部世界得到什麽了。這說明中國在非洲的利益已經將這一地區在世界上的政治經濟地位都提高了,這是一件好事。”
當然,在這種蓬勃的經濟互動當中,威爾遜不忘指出,中非合作中也有一些不和諧的因素。比如,中國紡織品在世界上持續不斷的出口,讓非洲的紡織品同行們感到了競爭的壓力。這不僅是因為中國產品的成本更低廉,生產效能更高,很多非洲人還在顧慮,人民幣匯率偏低也是幫助中國紡織品出口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非的關係發展得非常快,以至於各方都很難真正將這一發展引向自己都滿意的方式。”華盛頓智庫史汀生研究中心(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非洲問題專家艾裏森•貝利(Allison Bailey)博士對《華盛頓觀察》周刊深入分析說:“中國在非洲興建的基礎設施為發展當地經濟提供了交通的便利,但一些非洲人則將之看作實現中國自身經濟利益的副產品。因為中國在那裏的投資大部分是為中國人,而非非洲的工人,提供就業機會,讓中國的企業受益。中國需要在這片大陸上為自己開放市場,但是非洲國家並非總是歡迎外來的成熟競爭者和本土的發展中企業搶生意。”
也許正因為積極因素中蘊涵著某種摩擦,非洲並沒有因為接納中國這個新的經貿夥伴而放棄一直依賴的西方國家。喬治•於提到,中國雖然憑借著利益互補的優勢逐漸在非洲大陸顯現身影,但西方國家畢竟是曾長期殖民非洲的強國,現在與非洲國家之間仍有千絲萬縷的聯係,控製著那裏的重要資源。
曾在石油工業界供職的威爾遜說:“目前在非洲的主要石油公司都是美國、日本或是歐洲的,它們擁有的石油資源非常龐大。中國公司雖然在非洲發展很快,但是基礎薄弱,因此,目前手中能掌握的石油資源較前者要少得多。二者對比,決不是一半對一半,或是60%對40%的差異。”
“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是,非洲國家將怎樣看待中國因素的擴張。從經濟角度上來講,它們大部分都歡迎中國帶來的生意機會,但是,當經濟影響力轉化成政治影響力的時候,它們要如何回應,我認為他們仍在觀察,”威爾遜說。
喬治•於則回應道:“大部分的非洲國家都歡迎中國的到來,特別是當他們看到中國能為它們的經濟發展提供援助。當然,在另一方麵,它們也抓住了中國和西方世界爭奪非洲影響力的競爭機會。既然中國和希望國家之間的關係中既有積極因素,又有消極因素,那麽非洲國家與其選邊站,倒不如同時從雙方得益。”
美國在學習對中國因素說“是”
“中國走進非洲,不僅僅是加強經濟合作,而且也在外交和戰略上延續中非關係,鞏固自己的大國地位,”威爾遜說。
即使中國從非洲國家那裏得到了雙邊合作的通行證,當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發現它們參與開發的領土上突然多了一個玩家時,心裏卻未免有些不舒服。一方麵是商業利益的競爭,一方麵則是戰略上的警惕。
“不可否認,中美在非洲進行著某種競爭,雙方的分歧由此而生。”威爾遜說,“美國的商人擔心中國在搶他們的生意,將他們逐漸從非洲市場擠出去;而美國的人權和非贏利組織也在批評中國在蘇丹等地不盡如人意的作為。雖然美國國務院對中國的主流看法仍是積極的,這些聲音傳到一些議員耳中,讓他們變得很緊張。同時,我知道美國國務院一些主管非洲事務的官員心裏的確在思考,如何才能加強美國和非洲的接觸。”
洛倫佐承認:“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國有石油企業的確能在和非洲談生意的時候,從中國政府得到某些低息貸款,這就成了西方的石油企業在實際競爭中的不利條件——這也是我們希望西方政府回應的事情。”
喬治•於則有不同的解釋:“很多西方企業家擔心中國積極地走進非洲,會讓中國企業從友好的政治關係中撈取經濟甜頭,從非洲國家的合同中得到一些優先或特別的待遇。但是這並不是什麽新鮮事,所有國家的企業都會從各自政府的支援中得到好處。中海油競標尤尼科(Unocal)的例子中,不也有美國政府的身影嗎?”
“我個人的感覺是,既然我們所處的是個公開而自由的市場。所有的人都在一起。隻要我們能將事情處理好,就會有足夠的自然資源和市場供大家發揮潛力,”喬治•於說。
華盛頓的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非洲項目主任霍華德•沃爾普(Howard Wolpe) 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采訪時認同喬治•於的看法:“美國有些人將中國走近非洲視為一種威脅,有些商業團體更是害怕中國從這種緊密的合作中將經濟利益轉移到自己的公司手裏。我認為這種擔心沒有必要。我們處在一個全球化的社會中,所有的國家、企業都可以自由競爭。我隻是希望,這種競爭能進一步推動當地的社會發展。”
“目前來看,我不認為中國已經將自己置身於和美歐在非洲直接競爭的處境。”貝利說,“從大部分的例子來看,中國和西方國家的利益不同。中國需求的是為自己的經濟騰飛尋找新動力,而美歐更關注的是嚴防恐怖主義在非洲大陸的蔓延。美國和歐洲更擔心的是,中國會利用‘金元’在國際舞台得到非洲國家更多的政治支持。”
整體而言,洛倫佐說:“我沒有看到歐洲和美國因為中國在非洲的投資而‘失去’了什麽。相反,如果中國的企業發展新的能源,它會降低所有能源商品的價格。因此,我不將中國在非洲的能源投資視為對美國的威脅,”。但他同時提醒,“中國應該記住,為什麽西方國家過去沒有完全攫光非洲的資源:因為那裏的不穩定和腐敗。因此,中國將從西方公司身上學到同樣艱難的教訓。”
威爾遜同樣對中美在非洲的競爭關係保持著樂觀態度。但他的理由是戰略上的:“雙方不可能因為這些分歧而擦出對抗的火花。因為非洲問題在中美雙邊關係中仍然是次要問題,遠不如台灣問題的重要性。
“我認為,中美雙方都在學習。中國在學習如何成長為一個新興的國際強國,而非洲隻是這一目標中的一部分;而美國則在學習如何回應,認知這個成長中的強國。”威爾遜說,“最終,美國會逐漸承認中國因素存在的事實。就像一談到非洲事務時,美國會自然而然地思考法國、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利益,美國今後也會想想中國會就一個問題如何反應。這樣的政策推廣到全球,正符合了美國如今的對華政策主流:關注並希望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
同時,威爾遜希望中美雙方能迅速學習成長,將二者與非洲國家的合作向積極的方麵引導。其實,中美在非洲碰頭也是一個機遇,讓中、美、非三方能坐下來,好好談一談有關各方共同利益的問題,比如如何推動非洲國家的發展和民主建設。
中國不該重複美國的教訓
在貝利看來:雖然中美目前在非洲沒有直接的利益衝突,但是它們用來尋求利益的方法有時會產生摩擦。美國偏重於防範那裏的恐怖主義,建立清廉的政府管理,保障民眾安全。因此,美國希望非洲能擁有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能力。而中國更注重的是貸款、投資,不願卷入非洲的政治。
“對於到非洲來尋求商業機會的國家,無論是中國、美國還是歐洲國家,都有責任幫助非洲改善其社會狀況。”頗為關注非洲社會發展的沃爾普強調,非洲有很多政權是在殖民時代結束後才建立起來的,有很多政權仍然不穩定,沒有建立起民主政體。人權、戰亂仍然困擾著這個地區,很多國家還無法做到公平分配社會資源,透明管理的問題也頗為嚴重。
基於此,沃爾普說,“如果一個國家隻重視在非洲的短期經濟受益,而忽視將非洲建成一個長期穩定繁榮的地區,將是目光短淺的。”
中國在非洲發展經貿關係,向來秉持著“互不幹涉內政”的原則。一種觀點認為,這一政策體現了中國對非洲國家的尊重,它帶給非洲國家的是實際的幫助,對發展非洲經濟具有積極作用。但是,一些人權鬥士則批評說,給一個人權記錄很差的政權,如蘇丹和津巴布韋,提供經貿援助,實際上就是對它們縱容,這對所在國和國際社會都是不利的。
“中國對如何對待非洲的人權問題非常敏感。最近,世界銀行行長沃爾福威茨對中國忽視非洲人權的問題進行批評,馬上招來中國的自辯。中國的立場是,中非的互動是本著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則,不會幹涉別國的內部事務。這也是中國與所有有著不同價值體係的國家交往的原則。應該說,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直接應對過非洲的人權問題,”喬治•於分析說。
沃爾普也本著體諒的原則說:“中國之所以將政治和經濟問題分開對待,我的理解是出於有一些經濟合作上的考慮,這不能算是短視。但是我希望中國今後能在非洲發展的長遠規劃中扮演個更加積極的角色。一個因戰亂而問題叢生的非洲,長期而言,對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是好事。其實,中國可以利用它已經在非洲建立起來的聯係和資源,同蘇丹等國家展開對話,尋找停止那裏流血衝突的機會。美國也有這樣的責任。”
“中國曾參與非洲大陸的聯合國維和使命,這是受到世界歡迎的,但是它在那裏的原則則是‘不幹涉政策’。”洛倫佐分析說,“其實,當你在一個國家的主要經濟建設中有重要利益的時候,你就無法再保持‘不幹涉’的幻想,裝作你在那裏沒有利益。讚比亞2006年9月總統大選時,中國的身影若隱若現。這其實已經在暗示:當中國有重要的經濟利益需要保護時,所謂的‘不幹涉’承諾已經在弱化了。”
2005年10月2日,讚比亞總統姆瓦納瓦薩(Levy Mwanawasa)贏得連任,而曾強烈表示會“驅逐”中國投資者的反對派領導人薩塔(Michael Sata)則以29%的選票敗北。由於中國近年來對讚比亞的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特別對讚比亞的經濟命脈--銅礦產業、紡織業、築路業和零售業等領域,涉足頗深,因此惹得一些政治反對派排斥中國在當地的影響。
洛倫佐總結說:當一個國家成為某些冷酷的非洲政府的保護者或擁護者的時候,它的國家形象就會受到影響,並且將迅速失去它在非洲已經獲取的尊嚴。這是美國已經學到,而中國不應該重複的另一個教訓。
貝利則建議道:“未來,中美在非洲是有些領域可以合作的。比如,中國在許多非洲國家投資醫療項目,這是美國和一些非洲政府可以出力幫忙的領域。同樣,在發展教育和反恐中,中美也能攜手。目前,中非關係的發展性質對中、非、美、歐各方而言,都是個重要的合作機會。如果幾方都能參與,而不一定要競爭,就能創造互利的機會。如果彼此無法接觸,則會造成幾方利益都受損的局麵。”
……
這應該是比較全麵介紹了這次中非論壇的背景和國際上的反應。
等了許久,那300路終於來了。車上黑壓壓的,停穩後連車門都很難打開。開門後,一群人蜂擁而上。售票員不住地重複叫嚷著“上不來等下輛吧!後麵車跟著呢!”我向後看了看,根本沒有什麽車,也隻得豁出去往上擠,與周圍的大量農民工兄弟們一拚力氣。我身後一個農民工用手捅我的腰,大概是要讓我往上去,我衝著他“你把手拿開!我要是能上還用你捅我?!”費了好大勁,終於擠上來了,卻隻能一隻腳著地。湊合著吧。中非論壇嘛。
實際上,中非論壇在世界上引起了廣泛關注,與中國目前的國際地位和形象密不可分。全世界都在看,自己號稱是個“負責任的大國”的中國,在麵對黑非洲的事務上究竟是怎麽個負責任法。
外電10月24日報道,據負責中非合作論壇(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本屆峰會籌備工作的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翟雋說,(何必注,略。)
目前正值美國等一些國家的某些人士正越來越以憂慮的目光看待中國日益深入地涉足非洲事務之際,這方麵的最新例證是蘇丹,中國在該國有大量的石油利益。翟雋反駁了有關中國沒有對製止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動亂盡全力的指責。他說:“我認為達爾富爾問題和中國與蘇丹間的經濟與能源合作以及貿易關係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說中國因為與蘇丹政府有著良好的合作關係就對達爾富爾地區的形勢視而不見,那是不對的。”翟雋還批評了美國的政策。他問道:“美國一直堅持單邊製裁,但這有效嗎?”
……
上了這條著名的“農民工專線”,就動彈不得,不僅是車裏麵昏暗擁擠,車外麵也是寸步難行,主路上各式各樣的車輛堆積起來,又是個巨大的停車場。搖搖晃晃在北三環上起步停車地折騰,許久也沒丈量多少中非論壇期間處於管製下的道路。
中非論壇召開,讓中國各種官員為此事費了不少唇舌。10月27日外電,中國日前駁斥了外界對它的批評,這些批評稱,中國在與非洲交往的過程中忽視了環境和反腐敗標準。(何必注,略。)
本來嘛,世行(當然,也有亞行,不過日本人的事就先不說了)在中國的投資項目,不也由於明目張膽壓低對被占農用土地農民補償,而變成了與中國地方委府沆瀣一氣搜刮民脂民膏的把戲了?
國際上認為,中國目前正在步前蘇聯之後塵,展開著新一輪的勢力範圍的爭奪。雖然中國自命和平崛起,但其巨大的人口壓力和積重難返的社會困局,迫使其不得不采取邊汙染邊治理(不隻是環境方麵,在經濟、政治、社會、法治等領域都是如此)的發展路徑,而不可能采取以放棄增長為代價強行規製政治運行的方式。而如此,必須要以高昂的資源和環境代價作為支撐,也必須用巨量的資源補給作為基礎性條件。
而中國與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打交道過程中,飽償了失敗和教訓,在鐵礦石等大宗貨物的談判中,中國無不以一敗塗地告終。這迫使中國不得不將目光轉向開發程度較低的黑非洲。
與黑非洲人打交道,我還算是有些許體會和夜以繼日的感受。
我在奧斯陸時,同樓道住著一個博茨瓦納人,叫做幸運(Lucky)。當時我和現在北師大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所的徐月賓也住在那個樓道裏不同的房間,經常在廚房聊天,老是能趕上這個幸運烹調。他把魚子醬、黃油、牛奶、蔥頭、胡蘿卜、咖啡、醬油……一股腦都放在一起,像國內東北亂燉那樣煮,而且一煮就要很久,這時,整個樓道都彌漫著一股無法形容的味道,怪得很,他倒是幸運了,全樓道都倒黴了;經常逼迫得我們隻能跑到廚房外麵的陽台上抽煙來驅除那種味道。幸運的家鄉——博茨瓦納人口中,有1/3已經感染上了艾滋病,HIV呈陽性,不知道幸運是否果然幸運免過病毒的侵襲。
而幸運也討厭樓道裏家庭間(就是自己有廚房而不會與我們共用的套房)裏住著的到現在我都不知道究竟是黑非洲哪個國家的男男女女。那些家夥,年齡相仿,聲音古怪而且高分貝,經常在樓道了大聲喧嘩,我們自始至終也弄不清其中到底是住著那些人。隻是其中那個總在拋頭露麵的男子為我們熟知。由於那時我每天要往國內打電話,總是能夠看到他抱著整個樓道裏唯一的電話沒完沒了地用我永遠也聽不懂的話高談闊論唧唧歪歪包電話粥,弄得我經常得小聲打斷他的交談,提醒說我要用電話。
這哥們兒,最精彩的就是,我一次走在他後麵,看到他把頭向一旁轉過去,啪的一口痰能夠吐到肩膀後麵!要知道,那個樓道裏我們經常是隻穿著襪子走動的。
他們那個家庭間,人來人往非常多,而且總是弄些個不知道從那裏淘換來的廢舊家用電器,用箱子裝著,或者用袋子捆著,一會兒拿來一個,一會兒又拿來一個,逐漸堆滿樓道,經常堵得我連門都進不去。他們是將人們淘汰了的廢舊家電運回他們的家鄉去。
所以,今年9月份有荷蘭公司往科特迪瓦傾倒垃圾引起大規模人員中毒並引發當地騷亂,這種事情雖然可惡,但我卻知道,這種行徑在他們自己的同胞中卻是屢見不鮮的。
更讓人無法容忍的是,那個樓道的大門是自動鎖上的,門口有一派門鈴,要去哪家就按照房間號碼按,主人聽到鈴聲後開門。可家庭間裏那些黑人經常不在房間裏,或者就是在房間裏也因為大聲吵鬧聽不到鈴聲。這時,我的房間的鈴就會響起來。一次兩次以後,我就對按我房間鈴的黑人嗬斥著類似中文“你丫閑的幹嗎按我的鈴”的話,讓他們知道中國人也不是好惹的。對方倒也不以為然,聳聳肩就走了。好在此後不再按我的鈴,估計我的鄰居那個來自法國的白人小夥兒就經常是門童了。
與黑非洲的人打交道,隻是千萬別借給他們錢,他們往往借了是不還的;而且,如果到了你的住處看到了什麽好東西讚不絕口,無論如何不能信口開河說什麽可以先拿去享受幾天,那樣就會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頭。
不過,那些黑非洲的人與我聊天中,認為中國人比他們奸詐。
其實,就像我所在的300路上,農民工通常也是如此看城裏人的。
11月1日《北京娛樂信報》報道,中非論壇期間,承諾不開車者達25萬人,八成受調查者支持不開車。
我不知道,那些口口聲聲表示不開車的主兒是否也乘坐這300路,體驗過這光景。
我對農民工並不反感,更不仇視,但我卻對熊德明時代後的農民工拜物教很不以為然,認為現如今農民工簡直成了像耶穌那般受苦受難而且聖潔光輝的形式化臉譜化宣傳,實際上也是對他們這個群體的另一種醜化,而失去了其本來麵目的真實。輿論上,我們能夠看到太多的對農民工的禮讚和崇拜,無非是葉公好龍的一葉障目。最簡單的,到300路上來體會一下,什麽叫做情緒敗壞和公共空間的垃圾化。
另據報道,北京交警學習非洲禮儀,一位來自尼日利亞的留學生向警察介紹,“有些手勢在我們國家是不能用的”。
我真是奇怪,這種禮儀到底是哪兒的禮儀,為什麽在留學生祖國不能用的手勢到中國來也不能用。我從來沒看到尼日利亞國家不能用的手勢在歐美也不能用,而中國為什麽就得在這方麵如此崇洋媚外?
按說,中國在對黑非洲交往時也強調尊重對方國家,那麽中國為什麽就不能讓對方也尊重中國的風俗呢?國際交往當中,講究的是入鄉隨俗,既然到了中國,就應該遵守中國的風俗,而不是把比如尼日利亞的手勢也拿到中國來說三道四。
實際上,中國在與黑非洲交往中,有著太多的為國際詬病之處,以不幹涉內政為由,坐視對方腐敗和踐踏人權行徑。也正是這種策略,才導致當蘇丹達爾富爾問題被國際化並引起聯合國關注,並使得中國企業在那裏的投資化為烏有。這種在已經運用了半個多世紀也未曾與時俱進的所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下的國際交往思維方式,凸顯了中國外交基本思路上的落後。
歐美將中國視為“流氓國家”,對中國采取了敵視乃至抵製的態度。目前,國際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對中國且恨且怕。美國財長鮑爾森今年來華時反複強調,美國國內排華勢力迅速強大,而近年來發生的幾乎歐洲全境的排華浪潮,也凸顯了中國在國際上地位的尷尬。
而中國與黑非洲一些人權記錄有問題的國家本著不幹涉內政的態度交往,會進一步激起國際上的反感,甚至更加強烈的排擠,會將中國在當今世界上的飛地地位和邊緣化垃圾化趨勢愈演愈烈。
在這300路上,我更可以體會到,現在這第三屆中非論壇,實行了前所未有的交通管製,表征著公權力的為所欲為無法無天,隨意定奪和改變交通主體出行方式和路線。
可即使如此,三環路上還是那麽堵,堵得讓人心灰意冷,堵得我精神恍惚。
等我喪魂落魄地從被蹂躪得亂七八糟的300路公交車下來,從北三環到東三環這麽點子路程,用了兩個多小時。
聽著開篇公交部門頭麵人物那些冠冕堂皇的說辭,再看看公交車上真實的景象,就足以看出我們的社會是何等荒誕不經了。
這說明了什麽?或者,是很多車輛屢禁不止,根本不拿禁令當回事,反映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實;或者,即使中央單位50%、北京市單位80%的公車被封存卻依然堵成那樣,那就說明公車的公害已經到了何種地步,無論怎麽整治都無濟於事;或者,即使公車被收拾,私家車也足以讓北京道路交通癱瘓,那麽接下來注定就是私家車該倒黴了。由於管製而增加的成本。比如學校提前放學,孩子們的看護成本,比如,電視台外出采訪的交通成本,比如按照行政級別分派管製期間公車的製度成本,比如無法依靠班車上下班隻能自己乘坐出租車的通勤成本,等等。按理說,製度轉換應該由這項製度的執行方為此付出製度轉換成本的全部或者大部分,但現在,北京市委府方麵卻一毛不拔,這種管製成本全部由社會承擔,這又是憑什麽?
而且,這所謂的交通管製,限製了大量公車,並給社會帶來了
不管怎麽著,中非論壇期間這交通管製及其有關的道聽途說,實在害了我一把。
如果中非論壇隻不過是奧運會的預演,要真是到了北京奧運會期間,這管製會是什麽樣呢?
反正,可以預期的是,人文奧運?啊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