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觀時事

潘曉來信的作者之一。老麽哢嚓眼的。不迎合不爭論,不自以為是否定其他,不以為掌握真理,隻是口無遮攔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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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中國人口老齡化與社會保障研討會側記

(2023-01-08 05:18:49) 下一個

博客中國人口老齡化與社會保障研討會側記

                  2006年10月28日

何必

10月28日,博客中國“人口老齡化與社會保障”專家研討會如期舉行。

10月13日我接到網站一直負責這種研討會聯係工作的編輯的電話,問是是否可以出席如此話題的研討會,我想這是個聽取不同聲音的機會,回答說可以;那個挺漂亮的小女孩接著問我是否可以做專門發言?我答複說試試。然後,她就將邀請函的電子文本給我發過來。

(略。)

此次活動具體安排

(何必注,略。)

由於我的工作中,有太多的內容是與這兩個領域相涉及,因此找個機會和新聞由頭對此再說點子什麽,也是很容易的事;何況,我算是個心裏放不住事的主兒,隻要還有什麽承諾沒有兌現,我就總是感到壓力;如果能夠提早交差,我也就又可以隻當沒這回事般的胡作非為苟且偷生了。

於是,10月17日我拿著《首都經濟報道》的一則報道寫了一篇題為“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與社會保障殘缺”的稿子,上傳到博客上,同時抄送給那個聯絡編輯,很快得到了她的回複。

多謝您!

潘老師:

    非常感謝您這麽快就準備好了發言稿,費心了,多謝!我會提前幫您做首頁的推薦。

工作愉快  順意

李豔菲

10月28日又是個周六,該網站安排這種研討會好像都是在周六,而我每周打一次羽毛球也是安排在周六,不過好在是上午10時至11時,而且羽毛球算是雷打不動的安排。11時下場趕回來洗澡吃飯,基本上沒有時間幹別的了。這樣,為了能夠保持每天都有文字上傳,我就不得不趕早起來,與電腦鍵盤過意不去,拚命地在我那個被同事比劃著幹脆從高處往下一仍摔碎了完事的配置很低速度很慢的惠普AMD筆記本上鼓搗時光,並在研討會之前將第一批稿子發出去,(這是因為我所用的搜狐郵箱是搜狐聘請我作為其專欄作家時開通的,但去年突然對於一次性發送郵件的數量有所限製,而且經常因為發送郵件數量而封鎖我的郵箱,鬧得我那時三天兩頭給搜狐企業郵箱管理部門打電話,經過多次協調,我隻能將這種稿子的郵件分作兩批發,中間間隔必須一小時以上。)等到晚上回來後再發另一批郵件。

提前出門,稱作公交車,看著雜誌。不想,在西單處卻發生了堵車,原因不詳,隻是那裏的車堵得浩浩蕩蕩摩肩接踵。車上的乘客紛紛請求駕駛員能夠打開車門提前下車,司機以沒到站而不答應。按照北京話說,這個司機是夠“紂”的——一根筋,趕上開通的司機打開車門讓人下去,大家互利互惠也算雙贏,但誰也不能說司機的做法是錯的,因為製度上要求必須進站開門,如此機械地執行製度未可厚非,但卻敗壞了太多的人的心情和對社會主義的好感。不止如此,在堵了許久後車終於動彈了,進到站上,隻是因為沒對準站牌,駕駛員也許因為剛才與乘客的對壘情緒不佳,差一點也要挪,還是不開門,而旁邊不時有其他加塞的公交車兜頭擠到前麵去,致使我所在那輛倒黴的車總是等啊等的。誰也不會更無法追究司機的責任,但耽誤時間卻是千真萬確的。

我一看手表,知道為了這麽個大周末莫名其妙的堵車和杠頭司機,今天要破天荒遲到了。要知道,遲到對我來說可是天大的事,我一年中也不會有什麽遲到的景象。這次卻發生在這麽個場合,特別是,我所在《城市》節目的製片人和編導攝像都會前往研討會,我口口聲聲說自己從來不遲到,這下可讓他們丫抓住把柄了。

14時8分,趕到會場,與那個聯係編輯打了個招呼,進入。正在開始。李峙冰等人已經架上攝像機工作。我負疚地看著四周,坐了下來,看著分發的文字。

博客中國專欄作家“人口老齡化與社會保障”研討會議議程

(略。)

按照這份材料,我抬頭看看,很多人都沒有到場。王俊秀本人就缺席了,改由郭明虎代辦。

溫鐵軍還給我發郵件時,其中就有仲大軍所辦的所謂“大軍經濟觀察中心”的文章集錦。我知道,這個仲大軍原本也是個報紙記者,弄到後來自己很有感覺,弄了個觀察中心,將時下熱門的經濟話題和表述匯集起來,采用收費的方式向社會兜售。我看過一些其中的文字,在網上都可以免費找到,於是對他這種贏利模式很不以為然。

主題演講後進行專題發言,左小蕾風風火火趕到,並告知她還要趕飛機,請求先發言,其中建議可以采用幾種方式將國有資產轉入社保基金。發言完畢行將離開,原本第一個發言的高書生對左小蕾提及,這種將國有資產轉入社保基金的說法並不新鮮,而且早就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

接下來的專題發言,基本上所有人都會超時。

會上,高書生贈送給我一本他所寫的《就業、分配和社會保障》,並告訴我他經常看我的那些稿子。

後麵的發言,基本上是各說各話,有些內容距離主題實在相差十萬八千裏,把小布什的霸權與當前構建和諧社會的思路等等稀裏糊塗地強行放在了一起,而且沒完沒了地說著,即使主持人用字條提醒超時也全然不顧。

其中有人提到,目前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實際上就是農村人口老齡化,中國農村由於社會保障覆蓋問題,已經成為人口老齡化的最大困難。

對於這種說法,我感覺還是停留在望文生義的層麵,而且,看上去,很多的與會者對於新聞的掌握實在欠缺。

就在這個研討會召開的前一天,《北京晚報》發布消息,根據我國的國家貧困線,目前全國貧困人口約4800多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大約為3.7%;而根據國際貧困線,目前中國約有1.35億人還處在國際貧困線以下,相當於總人口的十分之一。(何必注,略。)

這個消息透露出來什麽?中國的貧困人口當中,一半在城市!

而且這裏麵的問題還有:首先,中國的統計數據從來都是不可信的,4800萬貧困人口的數字無非是為了惹人耳目文過飾非;其次,中國的貧困線設定從來不與國際接軌,聯合國規定的貧困標準是日消費在兩美元以下為貧困,日消費在一美元以下為極端貧困。而這時,我們卻別有用心地將貧困線中國特色化了,即使是在如此報告中,也還是對聯合國的貧困和絕對貧困的區分隻字不提。如果按照聯合國的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日消費在兩美元以下),那將有多少?還有,必須看到的是,我們的主流宣傳口徑向來是人均收入,但卻從來沒有聯合國這種人均支出。我從來都認為,所謂人均收入,或者人均可支配收入,在目前的社會保障體係下,拿出來與其他國家比較毫無意義。

我發言時,主持人介紹了我那篇稿子的標題。我說那篇稿子已經掛在網上,前麵夏業良談到,搞人文科學的人都以為自己是最正確的。我不是搞研究的,而是做媒體的,這個工作決定了我們可以看到大量鮮活的現實,也可以聽到不同的聲音。我倒是想說說我們在采訪過程中麵臨的困惑。

《城市》是個深度調查節目,製片人李峙冰今天也來到了會場。人口老齡化、未富先老、銀發世界等等說辭,我們已經屢見不鮮了。在這個節目中,我們曾經用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側麵探討過人口老齡化問題,從誰來為我們養老、空巢老人等很多題材進行過報道。其中有些報道很有意思。比如,上個世紀70、80年代,農民很熱衷於得到城鎮戶口,使得自己的身份得到轉換。可是,現在的情況大有不同,農民不願意如此,進行農轉非,因為如果農轉非,就會麵臨失去土地的結果,而到了城市,則會出現社會保障殘缺所導致的問題。一個40歲農轉非的人,進入到城市,社會保障無法銜接,工齡隻能按照從農轉非時刻開始計算,此前的所有社會保障都沒有了。應該說,這種情況表明,城市社會保障製度的退化,相對於農村來說更加迅速,農民以其切身感受和理性選擇已經在拒絕城市化。

現在中國社會的發展很奇特。新中國建立後,工業化進程大大超前於城市化,到現在我們不得不為這種不協調付出高昂的代價,要在幾十年中將6、7億人口從農村轉向城市,完成城市化,而這在人類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西方國家城市化進程中伴隨著向海外移民甚至殖民的行徑,但當中國進入城市化過程中時,地球上已經沒有了如此空間,必須要在本土上完成這一無論從數量規模上還是時間緊迫程度上都沒有任何先例可循的任務。

原本,城市化追逐工業化已經給我們空前的壓力,現在卻又麵臨著老齡化的現實。法國的老齡化進程用了110年,中國隻用了18年。於是,工業化、城市化、老齡化集中在同一時間,各種矛盾和隱患集中起來,更是給中國社會提出了古往今來從未有過的挑戰。

我們所麵臨的,是一個社會保障製度逐漸空缺的社會,這種狀況已經極大地影響到了作為社會核心成分的家庭的穩定性。中國的家庭是全人類所矚目的寶貴製度,但短短幾十年中,我們卻看到了中國家庭的危機,其中,老齡化的衝擊有目共睹。一旦進入老年,就迅速被社會運行秩序所拋棄,淪為邊緣人,伴隨著的就是貧困化,以及夏業良所說的社會福利的急遽減少。

同時,社會轉型時期製度供給的欠缺,更是導致社會保障資金監管方麵巨大的漏洞。上海市社保資金案、郴州社保資金案等,昭示著現在已經進入社保資金挪用乃至貪汙案件高發時期。人們自己掏腰包拿出來的養老錢,卻被人為所欲為,極大地動搖了社會對於政治製度的信心。

項懷誠最近談到,中國的社會資金缺口不是數以千億計,而是數以萬億計;並且,目前由於缺乏準確的指標和參數,其中的測算都很有問題;中國的社保資金的投入上,必須加大到每年遠遠超過目前的2300億元的水平,才有可能彌補如此巨大的缺口。這種說法表明,中國存在著巨大的社保資金黑洞,製度缺失使這個領域麵臨嚴峻的形勢。

當然,這些內容由於隨感即興,並不完整。

而這時,夏業良給我遞過來主持人的字條,“時間已過”。我隻好草草結尾。

其實,就算不按照稿子,可以說的事情還有很多。

比如,現在有人提出,中國應該延遲退休,將人們的工作年限向後推遲,借以緩和老齡化壓力。

我感覺,這又會是一場對國民新的掠奪。發達國家延遲退休,法國已經將退休年齡從60歲延遲至65歲,其背景是發達國家在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條件下,出現人口的負增長,麵臨勞動力短缺。而中國目前還存在著嚴峻的就業問題,如果延遲工作人口的退休,將會極大的排擠失業人群的就業空間,犧牲其就業機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就業壓力;同時,發達國家有著相對完備的社會保障體係,使得工作人口退休後能夠有所依托,而中國卻是在社會保障體係逐漸瓦解的情況下,如果采取延遲退休政策,將會讓工作人口更多地繳納社會保障費用,而享受到社會保障的時間卻由於退休年齡的提高而縮短,從而形成更大的社會不公。

現收現付的社保資金使用模式,將現在工作人口的社會保障支出與現在退休人員的保障資金賬戶混同,寅吃卯糧,埋藏了巨大的定時炸彈,同時由於製度缺失也為腐敗提供了操作空間。

說到底,人口老齡化問題帶來的,就是老齡人口的貧困化邊緣化垃圾化,也就是所謂的公地悲劇。

如果我們將工業化、城市化、老齡化、貧困化、垃圾化、邊緣化等放到一起,是不是可以描述出當下中國的真實景況?

時間過了就不說,不像那些倡導什麽“雙向思維”的“專家”一旦把上了話筒就喋喋不休,根本不管會議主題和其他與會者的感受,放逐研討會上的公共利益,隻顧自己先說著痛快。咱還是有那麽星星點點的公共道德,知道如果我超時,將會擠占別人的發言時間。

研討會結束,馬立誠對著我:“何必,再給我一張名片。”我衝著他開玩笑:“你寫我寫了那麽多,(指其在《交鋒》那本書中對我1980年代經曆的敘述和評論,他告訴我,1987年在人民日報社他所宿舍裏與我進行過交談,當天他的室友吳祖光聽了我的遭遇後忿忿不平了好久。)怎麽居然忘了我是誰?”

我對侯寧提及李峙冰也來了,大家什麽時候應該一起喝酒。他又問到了幾乎所有人都會提及的問題,就是我為什麽沒有手機?這個時代性的問題也就這麽著吧。

郭明虎私下裏介紹了網絡麵臨的管製,很大程度上比其傳統媒體來控製得還要嚴格,比如不準討論博客實名製!很多網民並不了解內幕,一味指責網站刪除稿件,可來自官方的關注日益密切頻繁。

會後的晚餐時,我從王曉毅那裏才得知,他們所的陸建華已經在押,罪名是間諜。雖然我對此人一向反感,但如今落得個階下囚,我就不那麽想指責了。

夏業良則對參與我所在電視節目頗有微詞。雖然此前我在辦公室裏曾經與他討論過,但他看過我那篇有關媒體的專家依賴症的稿子,認為媒體實在多此一舉,並且總是斷章取義。這當然是媒體的愚蠢,可我和李峙冰還是勸他不能因噎廢食。

馬立誠倒是因為現在還作為鳳凰衛視的節目策劃,對電視並不反感,認為如果有機會可以到《城市》介紹他在香港的體會。夏業良附和說其實美國很多小城鎮的管理也是可以介紹的。我順水推舟說這正是《城市》未來的發展方向。可以……細節嘛,等著節目出來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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