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地等待黑社會時代的到來

無奈地等待黑社會時代的到來

                               2006年10月3日

何必

昨天上午7點多，海澱區香山北新村一處停車場內，兩名男子遭4名男子持砍刀追砍，均被砍成重傷，其中一人右手無名指被砍斷……事發現場附近的居民說，兩撥人中都有在停車場附近趴活的黑車司機……（略。）

這應該是一則典型的市井新聞，諾大個北京市，發生如此打鬥事件並不新鮮，或者，這種打鬥致傷殘的情況絕不是當天北京最激烈和慘重的。

過節期間，絕大多數單位都放假了，新聞媒體缺少了太多的新聞信息來源，不得不逮著些個打架鬥毆促銷打折稀奇古怪等無厘頭的文字來填充版麵。

北京打擊黑車已經有些年頭了。今年，由於出租車價格調整，為了安撫出租車司機和社會不滿，對黑車采取了更加強有力但卻存在著極大的合法性問題的措施，比如沒收車輛、罰款最高額度為50萬元、對黑車駕駛員進行拘留等等。這種重拳出擊的最初幾天，黑車幾乎絕跡了，但我無論如何也不相信，黑車能夠被斬盡殺絕。

北京接近10萬輛黑車，就至少有10萬名駕駛員，背後就至少有10萬個家庭。這10萬個家庭能夠決策其成員從事黑車的營生，並且冒著如此巨大的就業風險，也是經過利弊權衡的，也就是說，越來越多的家庭經過測算，認為開黑車的收益要大於這種黑色本身所帶來的風險，決意與當局對抗，不理睬政策和法規方麵現實的威脅和危險，置法律的威信和強力於不顧，為了養家活口鋌而走險。

所以，打擊黑車行動到現在還聲勢浩大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但剛開始那轟轟烈烈的風口浪尖勁頭已經式微，中國式的虎頭蛇尾自不待言，黑車們又紛紛堂而皇之地招搖過市，充斥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為了生計，黑車司機之間發生搶生意的火並，這也夠熱鬧的。而且事發地點為何處？北京著名的香山景區，那是黃金周期間太多的遊客會去光顧遊玩的區域。在那裏，光天化日之下幾個人手持砍刀追傷對方兩個人，這種情景想想都會令人毛骨悚然。為了活命，就要采取如此慘無人道的手段，如此窮凶極惡血刃對方，實在讓我們領略到生存壓力是何等巨大。

不難設想的是，為了生存就不惜踐踏法律和良知，這種意念及其主使的行為如果再向前發展會是什麽樣。坊間認為，中國已進入黑社會犯罪高發期。在黑惡勢力發展的各個階段，都存在弱勢人群由“弱”轉“黑”的現象。在河北省林潤良黑惡團夥20餘名涉案人員中，近一半為無業人員，其餘包括下崗職工、農民等。在吉林省展文波涉黑案件中，被檢查機關起訴的19名犯罪嫌疑人中，無業者、農民、單位司機等人員占了2/3。當前中國打掉的涉黑犯罪團夥中，無業人員、兩勞釋解人員等社會閑散人員占較大比例。失業、收入分配差距等問題，使黑惡勢力的產生有了社會基礎。

而如何評價這種趨勢，更是給與時俱進的中國帶來的全新課題。我們接受的教育是那麽黑白分明是非清晰，為了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這種對現實生活來說過於虛無飄渺空洞無物的說辭更是幻象了價值判斷的常識性基礎，而改革開放進程裏的中國又是如此無奇不有，人類曆史上空前絕後的時空上觀念中規範裏的交錯重疊衝突矛盾非常壯觀而別扭地共存著，官方肯切誠實的聲音與民間憤世嫉俗的叫喊，都被各自心悅誠服地信用供奉和斬釘截鐵地把持堅守，可兩者之間卻又如此水火不容勢不兩立，出現了兩個持有者都認為自己是真理擁有者而將對方針鋒相對的觀點和立場視若死敵的奇觀。如果這種情形發生在科學領域，類似地心說與日心說、大陸漂移與內生演變等之間的對立，倒也無妨（姑且不說中世紀布魯諾被宗教裁判所加害、或者米丘林對摩爾根生物學爭論被蘇聯人演變為政治權力爭鬥的工具），可要是到了社會事務上，就會衍生出全社會的錯亂。

朋友給我發來了一段網上廣泛流傳的很值得回味的文字。

山西殺人犯胡文海的最後一段話

（何必注，略。）

看到這些，我們該如何評價胡文海？從事實上看，他是個十惡不赦的殺人犯，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理應受到法律的嚴懲。但從他在死刑判決儀式上的發言，我們是否應該認為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至少行將走上不歸路的他不會在最後陳述上還像無處不在的貪官汙吏那樣信口雌黃謊話遍地吧。如果是這樣，他應該是英雄還是什麽？這種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情形，我們都習以為常了，但胡文海並未喪盡天良，很自不量力地充當起了替天行道的角色，無法無天而冷血殘酷地殺死了他認為的貪官汙吏，在殘破的法律麵前自己擔當起來權利救濟的責任，試圖彌補製度的真空，以自己的視死如歸踐行和諧社會的要義。

從法庭上聽眾席中爆發出來的對殺人犯臨終發言的掌聲裏，我們能夠聽到些什麽呢？一個殺人犯竟然受到如此禮遇，反襯出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嚴重缺失，和人們對這種狀況的極大擔憂和不滿。

更可怕的是，當胡文海的行為被民間傳播並演義之後，這種應該被強製性製止的行為模式會得到越來越廣泛的同情、支持乃至效仿，進而為了降低風險走向組織化和更加殘忍的地步，也就是說，會形成黑社會的泛濫和主宰社會生活進而填補權利救濟製度的空缺。

令人唏噓的是，當殺人犯的犯罪行為得到日益普遍而深入地讚頌和崇敬之時，中國社會的是非善惡之分會更加模糊和混亂，陷入一場徹頭徹尾的沒有原則和規範的極端自私自利和弱肉強食當中。

這還不夠讓人膽戰心驚的？

官方不失時機而且不厭其煩地利用形形色色的宣傳工具向我們灌輸著改革開放至今所取得的光輝成就和舉世矚目的業績，我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上馬不停蹄一日千裏揮灑自如一往無前，市場化成為政府權力無限大責任無限小政策走向的正當性和合法性的理論依據和製度安排目標和方向。可是，被中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和市場拜物教們閉口不談的是，現代經濟學的祖師爺、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開山鼻祖、理性經濟人始作俑者亞當•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論》中提出，在自私自利之外，人還有另一個本性，就是獲得社會的認可、尊重。為什麽有的民族進步、有的民族落後？所有的民族都需要這種道德情操來獲得進步和發展，但很不幸，隻有一小部分民族能擁有這種高貴的情操，因此他們的社會就能夠比其他社會更快地從野蠻進步到文明。

社會治理完全交付給市場那隻斯密稱之為看不見的手，在80多年前已經被凱恩斯認定無效，會由於市場失靈而造成效率非但不能提升反而會導致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以及社會公平的嚴重損毀。對於當前的中國來說，我們必須麵對的是市場和政府雙失靈的狀況，於是，無論是開篇械鬥的慘狀，還是胡文海現象的普遍化，這些都是我們必須不得不接受的未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