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中之重的三農成為揮之不去的噩夢

重中之重的三農成為揮之不去的噩夢

                        2007年12月24日

何必

昨天，為期兩天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結束……（略。）

嘿嘿。

這樣的內容，成為今天全國各大“主流”媒體的頭版報道不可缺少的玩意兒。

這每年一度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例行召開啦。

看著會議公開的內容，無非是老生常談吧？咱還是將這種貨色稱之為“八股八卦”。

昨天晚上，與兩個結識了近28年的朋友見麵喝酒，一個是當時在全國紅極一時的“人才學”創始人、現在全世界首創電影課的雷禎孝，另一個則是後來就一直沒有見麵、這幾年因為執導電影《盲井》、《盲山》而獲得包括柏林電影節銀熊獎在內的多項國際大獎的李揚聚會敘舊東拉西扯。咱也可以用“席間，賓主頻頻舉杯，共祝三國人民友誼萬古長青”這種八股八卦的文字來給人們添堵。不過，要說的是，席間，李揚說起他拍攝那兩部至今我也沒有看過（當然，說起來很是慚愧，我很久不進電影院了，因此，無論中外電影，我都很少看）的電影，都是涉及農村題材的，一部是描述中國礦難的，一部則是拐賣婦女的。他在老家陝西省的周至采訪時，發現那裏居然沒有電，要知道，原來這裏是有電的，沒電的原因，是那裏的水電站承包給了個人，而承包者拒絕出錢對水電站進行維修，發包的當地衙門與承包者就此前的電費收取責任無法達成一致，於是，供電就一直這麽中斷著，什麽時候能夠恢複供電，還是遙遙無期的事。

我對老雷和李揚談起，這種情況在現如今非常普遍。

北京當局作秀般的在公開場合聲嘶力竭地標榜提前完成停止征收農業稅的任務，被國內媒體恬不知恥地稱之為對中國的農民的一個大禮包，卻隻字不提，全世界唯獨中國在向農民收取專門的農業稅；也置若罔聞於，原本屬於納稅人的權利（當然，有荒誕不經者認為取消農業稅會使農民缺乏納稅人意識，這種混賬邏輯不說也罷），卻被媒體偷梁換柱成了中央對農民的禮品；當然，在自欺欺人的“穩定壓倒一切”的統治原則之下，也不能涉及盡管取消了農業稅，但是由於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以及包括水電油煤氣等資源性產品的悉數節節攀升，而如此原材料價格上漲的情況下，什麽提高農民收入就成為地地道道的扯淡，抵消了農業稅減負效果不說，讓農民背上了通貨膨脹的包袱，農產品生產已經被逼到了死角，隻要還能夠奔波勞作者，基本上都外出打工，從事農業勞動的基本上屬於老弱病殘，農業整體的貧困化邊緣化垃圾化趨勢不可阻擋；媒體更別有用心不說的是，取消農業稅，使得農村基礎委府組織失去了財政收入來源，而北京方麵繼續著攬權卸責的路數，維持著財政“分灶吃飯”的路數，抱殘守缺於實在讓人唏噓不已的發自前一任“以錢為綱”唯利是圖委府的“財權上收事權下放”這種強盜行徑，在所謂“鄉財縣管”的“製度創新”下，村鎮一級財政幾乎全麵崩潰，農村治理幾近成為癡人說夢，伴隨著農業稅的取消，委府也幹幹淨淨地從向農村提供基本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領域裏全身而退，導致農村大規模的凋零破敗。至少，全國農村的水利設施絕大多數都已經處於年久失修不堪一擊的“病險”狀態，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而且，人們服從的所謂荊輪效應，也就是在生活水平方麵能上不能下的不可逆進程，在農村卻被阻斷了。按照李揚所舉的例子看，農民從有電到沒電，體驗著並非憶苦思甜帶來的真實生活的倒退變遷，實際上印證了新農村建設到底是個什麽東西。

其實，有目共睹的是，新農村建設已經淪為地方委府赤裸裸的新一輪圈地運動。我們姑且假定，北京方麵還是想執政為民，還是真心實意地想提高農民收入，但是，在中南海失靈的情況下，所有政策都會被變異成為公權力對私權利強取豪奪的合法借口。新農村建設演變到現在，就是經典的範本。按照俺老潘作為中國“空”軍裏堅定不移的分子的立場，看空唱衰是一以貫之的，在新農村建設剛剛被高調祭出、坊間爭先恐後讚不絕口之際，俺就對其大潑冷水。到現在怎麽樣呢？被俺這悲觀主義失敗主義的烏鴉嘴“不幸言中”了吧？

好事者煞有介事地指出，新農村建設要“操之有方”。一些做法仍流於形式；國家投入收益如何最大化；試點階段暴露出五大矛盾，一是，新農村建設不是操之過急，而是操之無方。二是，一些地方政府反哺農村構建和諧社會還隻停留在口頭上。三是，沒有真正調動農民群眾作為主體參與到農村建設中來。四是，各個職能部門沒有協調一致，各自為政。第五，新農村規劃多是城市小區規劃的套用和延伸。（《瞭望》新聞周刊2006年12月11日）

多才多藝的胡星鬥更是將目前的流動性過剩的出路放到了新農村建設上。他發給我的郵件裏就涉及了這樣的內容。

huxingdou

2007年6月28日 12:26

Fw: 冰火兩重天的中國經濟

（何必注，略。）

問題出在哪裏了呢？

眾所周知，現在掌握政權者是依靠農民起家的。采用“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動員農民作為核心政治與軍事資源，是得到天下的法寶。但是，現如今我們卻發現，公權力已經在農村大規模失守；如果這樣的說法還有著被迫的意味的話，那麽說公權力從農村主動全線撤離，則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對此，鄭永年有著專門的討論。

老規矩，引用完畢用加長省略號表示。

鄭永年：地方民主、國家建設與中國政治發展模式：對中國政治民主化的現實估計 

（何必注，略。）

引用完畢。

不管是鄭永年稱之為“製度性回撤”也好，還是“合法性下墜”也罷，目前中國農村的險象環生，卻是一個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

我對老雷和李揚還說，隨著北京具有了越來越大的財權，看上去挺美的通過加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力度，能夠為農村提供盡可能良好的公共服務。但是，由於中國大多數縣鄉級財政已經破產，這一級財政的基本狀況就是“工資財政”或者“養人財政”，也就是說，財政支出基本上用於養活四大機關，而就像鄭永年所說的那樣，地方截留了中央給予農民的權力，其中就包括轉移支付當中的絕大多數。

比如，李揚就提到，北京到三峽庫區進行慰問演出，就導致了一場涉及成千上萬人的群體性事件，原因就在於演出當中一個小品裏，不經意間透露出中央給每個移民的補償是三萬元，還有其他的政策支持，而現場觀看演出的農民卻隻得到了區區三千多元，導致群情激奮，無法控製。這恐怕也是那些藝術家們做夢都想不到的事情。

如此這般，我們再去看開篇那些讓咱們不厭其煩的說辭，恐怕也就心中有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