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土地到底姓公姓私？

中國城市土地到底姓公姓私？

                              2007年11月10日

何必

繼年初展開全市閑置土地清理後，深圳又決定開始征收土地閑置費……（略。）

這應該又是個新的招數了吧。對閑置土地收費，盤活已經出讓土地存量，怎麽著也是個讓人欣喜的事情吧。

但問題還是揮之不去。

為什麽呢？通看整個《辦法》，涉及主體無非是政府與土地使用者。政府（實際上應該是委府）作為土地出讓方，同時又作為土地製度製定者，集各種權力於一身。這種集交易主體、交易規則製定權壟斷者、交易行為監管者等多重角色的章魚，不腐敗也難。

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城市土地的性質到底如何？

清華崔之元發來上海王煉利大姐的文字。應該說，崔之元發這篇文字時，我與王煉利大姐還沒有直接的聯係，但卻由於崔之元的轉發而得以神交。王煉利的觀點很有啟發性。

弊病叢生的現行土地使用權出讓製度和土地儲備製度

       ——解剖上海“土地”麻雀

王鍊利

（何必注，略。）

此文的其他部分，還涉及到了更為廣泛的論題。比如：

?    “搬來”的土地製度原本是讓少數人得益的殖民地製度

短期內爭取土地利益最大化

是殖民地香港土地政策的根本宗旨

?    與港英政府不同，此地政府為“少收房地產稅費”而努力

 選擇“協議出讓”是為了“靈活簡便”？

?    香港與內地相比，土地出讓金“落袋”有區別

?    權利部門得到“得地權利交易費”，房地產商得到炒賣權

?    土地使用權的交易是非市場交易

?    土地儲備和收購在為政府的“眼前利益”服務

?    現行的土地儲備製度是將金融業與房地產業陪綁的製度

……

從王煉利大姐的文字當中，我們可以嗅出一些非常尖銳的問題，那就是土地製度的合法性、及其基本走向的問題。

有趣的是，我認識的另外一位大姐，是北京的華新民。這個為了保護民居而奔走呼號的堅強女子，按照王煉利對華新民的評價，是讓中國男人汗顏的。

說句題外話，我近來所幹的，就是撮合我非常敬佩的這兩位大姐彼此直接結識。幸運的是，她們也樂意於此。

華新民依據1949年以後各種城市土地相關法律和政策，指出現如今包括北京市在內的全國各地城市委府強製性拆遷活動，本身就是違法行為。當然，在我看來，雖然人們口口聲聲談論憲政，但是在違憲審查還隻不過是紙上談兵的情況下，類似城市當局強製性拆遷這種違憲行為所殃及的包括我本人在內的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在這個行為過程中的權利救濟呈現出令人絕望的情勢。這種絕望，可以通過今年被全世界稱之為最牛釘子戶的重慶事件表現出來，更可以通過各地被強製性拆遷戶興訴但無一例外全部敗北的結果上讓人不寒而栗。

華新民的基本立場是，按照1949年以後中國各種相關法律政策，對於類似祖產房所附著的土地，是有著私有化的規定的。她也是基於此，才展開著各類權利救濟活動的。

但王煉利卻認為，城市土地公有製（她叫做公有化）在全世界是大勢所趨。

中國法律規定，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但是，這並不妨礙華新民提出類似祖產房附著土地的模糊性質。

問題在於，城市土地的國家所有，這種規定本身就意味著，城市土地具有公共性；同時，作為越來越稀缺的資源，城市土地的商品化和市場化，就成為了將公共品私有化的倒行逆施。

作為具備著公共性的城市土地，應該向城市居民提供公共服務，滿足城市居民的居住以及其他與土地相關的空間需求。這應該是城市土地製度的基本功能和現實要求。

但是，我們看到的情況卻是，自從1993年在稱謂上將全民所有改為國家所有之後，就開始了一場聲勢浩大且延綿不絕的對於國民財富的劫掠。國家所有，在所謂委托—代理關係形同虛設的情況下，被偷梁換柱為政府（委府）所有；更是由於同期展開的所謂分稅製以及分灶吃飯等混賬政策，裹挾著財權上收事權下放這種權力格局的盈利性變遷，讓城市土地作為地方財政的最大來源和堅強保證，逐漸顯現出其血淋淋的麵孔。在製度性的破敗當中，政府（委府）所有就向著部門所有、以及部門首長所有的方向一日千裏地蛻變。於是，在全國各地，在公有製的法律環境裏，各地建委就成為最為牛氣衝天和肥得流油的地界兒，而建委以及委府主管房地產的要員屢屢鋃鐺入獄，也就不可避免了。這就應了鄭筱萸遺書中所謂當官也不要當大官的警句。換句話說，如此製度環境裏，在逆向淘汰機製下，如果真是高風亮節清正廉潔，隻能是最先出局者，如果想在官僚體係當中混下去，再好的人也不得不同流合汙，最終很可能被製度逼迫得半途夭折命喪黃泉。

而且，就算城市土地公有製是個必須認可的製度性前提，不過，現實情況卻遠不是咱們幻象上那麽回事。比如，開篇深圳市對閑置土地取費，其合法性如何？依據在什麽地方？更為重要的是，政府對於閑置土地收費，表現出政府作用土地擁有者（而不是法律上應有的管理者）身份下的胡作非為。

按理說，國家（選民）委托政府管理土地，並沒有讓渡土地的所有權，委府不能拿著別人的財產當作自己的所有物為所欲為。可咱們看到的是，無論是協議出讓土地，還是招牌掛方式，委府都儼然是土地擁有者，全部收益都揣進了自己的腰包，真正的主人——國民（在此則是城市居民）卻在國家機密的借口當中對於委府收益狀況一無所知。

非但如此，委府不光是拿著城市居民所有的土地中飽私囊，還拒絕利用土地收益為城市居民提供保障性住房。現如今連經濟適用房都開始采取搖號的方式發售，而廉租房更是要憑借著類似勞動模範等政治待遇而不僅僅是居住需求來博彩獲取，就可以證明委府在大量侵吞城市土地收益的同時，在為城市居民住房需求問題的解決方麵是何等萎靡不振。

更可怕的是，委府不僅僅在向城市居民提供保障性住房方麵無所作為，還在經營城市、美化城市的幌子下，通過強製性拆遷，把原本住得好好的居民趕出家門，把對方擁有產權的房子夷為平地，活生生平地製造出房地產市場的“有效需求”來。這就如同把一個端著飯碗正要吃飯的人的碗搶走砸掉，讓他到市場上去購買食物，形成新的食品“有效需求”，一方麵可以與食品經營者官商勾結狼狽為奸相得益彰，另一方麵則可以通過這種人為製造的“有效需求”而增加GDP。其用心也算是歹毒得登峰造極了吧。

所以，在王煉利堅持城市土地公有製趨勢的時候，我的提醒則是，要看所謂的公有製在中國特色中究竟被填充了什麽樣的內容；也就是說，在中國是不是有貨真價實的公有製。

咱還別忘了，被現如今委府口口聲聲要堅持發展指導理論的馬克思主義當中，對於公有製的論述是在物質極大豐富到了全世界都可以具備按需分配的情形下才可以具有現實性，而目前以民族國家為邊界的利益格局，使得公有製的非排他性與共享性隻能在國土邊境之內形成；而近來法國人提出，隨著信息化的影響，國土邊境的界限日益模糊。但是，我們麵臨的情況是，生產要素的全球化配置，卻是在全部要素當中最活躍的成分——人在簽證製度這種國際化的戶籍製度（有趣的是，中國那些言必稱美利堅的人們對於殲滅中國的戶籍製度眾誌成城，但卻對發達國家首當其衝的簽證製度的惡貫滿盈卻隻字不提）當中被死死固定在本土的趨勢愈演愈烈、全球化所帶來的南北分化以及全球性的貧富差距逐漸擴大。這種背景下，在一個民族國家當中的公有製，對外則日益表現為高度的排他性和非共享性，換言之，具有高度的私有化特征。

這也是雖然處於區域性經濟一體化氛圍當中的北美自由貿易區裏麵，美國要在與墨西哥接壤的地方修建起像柏林牆那樣的壁壘森嚴的高牆來阻擋日益洶湧的墨西哥非法移民進入的原因所在。這更是現如今歐美各國對於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訪問者發放簽證方麵越來越嚴格（提高收費水平、實施指紋政策等）的背景基調。

就算在中國國內，我們還能夠看到公有製嗎？對此，我也可以算是連篇累牘說過太多了。公地悲劇的無處不在，國有資產自上而下被生吞活剝，使得中國內地真正的公有製產物隻剩下了公共場所。而像魏小安作為參與中國旅遊界政策製定者的話來說，世界廁所大會在中國的舉行，是力圖改變中國公共場所在全世界“臭不可聞”的臭名遠揚狀況。這也倒是符合中國公有製的性狀：邊緣化、貧困化、垃圾化、廁所化。

其實，中國的公共事務莫不如此。凡是能夠被私有化的，都在市場化的名義下中飽私囊了。什麽公共政策、公共財政、公共開支、公共選擇、公共管理、公共衛生、公共教育、公共交通、公共空間、公共道路……有哪個沒有被私有化？就那個公共場所，還是為了防止像俺這等時不常內急者實在找不到方便之處隻能大庭廣眾之下與其他相同急不可耐者萬炮齊轟鄧小平了。

由是，咱們的問題並不是城市土地所有製，而是如何對待三番五次進門打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