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對民政部門進行清算

應該對民政部門進行清算

                                    2006年4月2日

何必

為防止火災的發生，八寶山墓區從上周開始啟動了300 個電子眼對周邊各角落進行實時監控。進駐現場的民政、消防、救護等各部門針對安全隱患和一些突發事件也製定了相關的解決辦法。……（略。）

央視這則新聞的標題是“清明掃墓高峰到來 人多花多秩序井然”，光是看這種標題而不用看內容，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歌功頌德塗脂抹粉的玩意兒。節目中，還采訪到了北京市民政部門的人員，麵對攝像機搖頭晃腦人模狗樣如數家珍地絮叨著什麽八套預案，鬼知道真要發生了火災，這幫子官僚是不是又會弄出像新疆那種“讓領導先走”的把戲。

而熟悉類似北京電視台《首都經濟報道》等北京電視新聞節目的人都知道，在祭掃高峰日來臨之際，墓地周邊又出現了太多的鮮花攤販，有的攤販所兜售的鮮花低於市場價很多，何以如此？就是因為那些鮮花是從墓地中揀回來稍微歸置一下繼續出售形成一本萬利的生意；而現在祭掃活動越來越出現著攀比擺闊奢華甚至在祭掃用品行列中赫然出現比如二奶小蜜情婦等種類，折射出當下中國的風尚。因此，央視這種新聞，姑且也就當作是宣傳任務，粉飾太平，麵對著滿大街的花販隻當是沒看見。

而央視節目中的最大亮點，大概還是要數能夠采訪到北京市民政局的相關人員了。

臨近清明節，各個新聞媒體都在追求可以預期的新聞，將那些固定的具有特殊含義或傳統習俗的日子（比如清明節、中秋節、端午節、重陽節、教師節、護士節、愛眼日、環境日、水日等等）當作題材，提前進行操作。

3月30日，《南方周末》以“殯葬為何如此暴利？中國人喪葬成本調查”為題，進行了主題報道。文章提到：據民政部披露，2004年，中國火化遺體436.9萬具，按平均每人最低消費1500元人民幣計算，中國每年殯葬行業的市場經營額約65.5億元。……而《中國民政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2004年，全國殯葬事業收入達75億元，盈利總額10.98億。一位杭州老板在全國各地進行6000份問卷調查後統計，殯葬中介利潤豐厚。僅以杭州市為例，每年火化遺體2萬具，按3000元／人算，每年純利潤可在2500萬－3000萬間。……民政部社會福利和社會事務司司長張明亮對《人民日報》記者稱，現有的殯葬管理體製既有缺位又有越位，……媒體驚呼“死不起人”。作為公益事業的殯葬，再次受到苛責。……這幾年每逢清明，殯葬業屢遭輿論的“狂轟濫炸”——“壟斷”、“暴利”、“混亂”……“公益事業”被冠以各種惡名……

這篇文章一問世，給中國新聞界帶來了始料未及的麻煩。其原因並非是《南方周末》做了什麽不實報道，而恰恰是由於其內容觸及到當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又一個軟肋，雖然該報也許並未預謀，但卻將目標直指民政係統。而這種結果導致了民政係統猶如驚弓之鳥，全係統都戒備森嚴，致使很多媒體就清明節所做的題材由於民政部門拒絕接受采訪而根本無法進行，在北京，很多媒體也早就針對諸如殯葬行業存在暴利的現象布置了選題計劃，卻因為南方周末一文的出現，采訪主體突然銷聲匿跡，就算記者作為不速之客突然到了北京市民政局，各個辦公室的大門都禁閉，室內空空蕩蕩，被告知這些工作人員都外出開會，近期內不會回來。

筆者因為工作之故，也經常參加行政機構組織的各種會議，深切體會到在那些會議上說的都是些什麽亂七八糟無關痛癢的內容，更知道這種會議通常都要捎帶上七大姑八大姨吃喝玩樂花天酒地遊山玩水揮金如土；卻很少聽說，因為媒體的一則報道，整個係統的人員為了躲避嫌疑的日子而傾巢出動唱起了空城計。就這，還他娘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呢！

近年來，人們對於教育、醫療、房地產這新時期三座大山等領域的暴利耳熟能詳恨之入骨，這些領域早就成為眾矢之的，這些領域裏的行政主管部門的頭頭腦腦也因此而承擔了太多的罵名，經受了太多的民間非議，抗打擊能力顯著提高，臉皮驟然增厚，大都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式，一副副愛誰誰、“走你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的姿態；而其中的教育、醫療、以及人們關注的公共交通等帶有公共產品和服務性質的領域的逐利趨勢，更使得全社會都將其公益性的喪失當作靶子口誅筆伐。

而早就被列位10大暴利產業的殯葬業（甫一上榜就位居老三的位置，可見其暴利程度），卻一直不為所動，有什麽錦囊妙計？沒什麽新鮮的：《南方周末》不是說“這幾年每逢清明，殯葬業屢遭輿論的‘狂轟濫炸’”嗎？民政部門幹脆就將清明節當作部門外出腐敗的日子，全體人員幹脆拿著納稅人的錢胡吃海塞酒色迷離，而將本職工作撒手不管，直至過了清明再回到辦公室。

2002年新一屆政府親政後，在依法行政公開行政方麵加大了力度，宣稱政府部門麵對媒體采訪時，不得以“無可奉告”為托詞回避問題，應該主動積極與媒體配合，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幹脆外出開會，這不能說是不與媒體配合吧；連個說“無可奉告”的人都沒了，這種說辭當然也就不會出現了。

我的朋友、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徐月賓博士給我發來了他參與的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師範大學聯合課題組共同製作的《構建和諧社會與民政工作改革發展問題研究報告》。這是2005年4月進行的課題，也算是北京市民政局出資幹的一件事。讓我們看看這份掛著北京市民政局大名的報告中是怎麽說的。

“一是發揮民政部門在部分行業上的主導作用。應該認識到，民政部門加快職能轉變、嚴格依法行政、推進改革創新，本身就是優化發展環境的體現。同時，在養老服務、殯葬服務、福利彩票等事業上，民政部門承擔著政策引導、行業監管、市場培育等職責，對這些行業的發展環境有著主導性影響。二是發揮社區平台作用。在社區建設的推動下，社區環境不斷改善，人際關係逐步和諧，社區治安趨於好轉，社區資源得到整合，與居民相關的服務更加周全。社區是民政工作服務於和諧社會構建重要的一個切入點、一個平台，對發展環境的優化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占據著基礎性地位。三是發揮民間組織載體作用。民間組織對完善市場秩序、促進政府職能轉變、規範行業行為、提高社會組織程度、解決社會問題、推動服務性產業發展等具有重要意義，是構建和諧社會的載體和力量。四是發揮行政區劃布局作用。要適應加快城鎮化進程和深化行政管理體製改革的需要，加強區劃管理工作，宏觀規劃、理順體製、分配資源、優化環境，為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城鄉統籌發展、地區協調發展創造科學的合理的空間布局。”

聽聽，多麽冠冕堂皇與時俱進。“加快職能轉變、嚴格依法行政、推進改革創新”，結果上還是集體躲開媒體的采訪，更不用說對社會服務時還能夠找到個喘氣的了，這些文過飾非的內容，實在讓人感覺我們民政部門的公務員們的厚顏無恥；養老、殯葬、福利彩票領域裏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就這麽個部門，如何不出現行政不作為和權錢交易？至於說到社區，大概應該算是中國所有體製中最弱不禁風而最潰不成軍的了，所有社會問題都集中在這裏，而民政部門在此的所作所為大概也應該是居功之偉了。

這讓我想起前不久同仁給我發的一個東西：《陳傑人：無聊的遊戲 卑劣的伎倆——就本人被解除《公益時報》主編職務並遭總編輯劉佑平惡意中傷事件告天下書》，（何必注，略。）

《北京市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麵臨的主要問題及對策研究報告》中還寫道，“現代政府的主要職能或活動都是圍繞為社會成員提供福利和服務或保證人民的生活需要得到滿足這一目標展開的。”“造成政府失靈的原因可以通過分析政府組織與私營組織在體製和管理方麵的區別看出：（1）二者的責權利關係不同。政府組織往往多元領導，組織內部的責權利關係模糊，沒有一個人擁有絕對的權力或責任，因而往往導致人事、財政等不易決策；而私營組織中的責權利關係則都很明確，管理者可以按照組織的目標進行決策。（2）二者的動機不同。私營組織的收入來自客戶，因此以滿足客戶需要為第一；政府組織的收入雖然來自稅收，但卻是以財政撥款的形式出現的，因此在運作過程中往往以滿足撥款部門或上級政府的要求為第一，這樣必然會影響服務質量。（3）服務的對象和目的不同。私營組織為其職工和股東服務，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對象和目標都很具體明確；而政府組織的服務對象既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甚至應該說是整個社會，其目的是社會公平，因此其服務對象模糊，目標易受觀念或不同利益主體的影響，效益和效率等經常也是一個認識問題，自然也難以被普遍認同。”

我靠，怎麽看這也像是北京市民政局不打自招的路數：哪兒可以看到“為社會成員提供福利和服務或保證人民的生活需要得到滿足”的蛛絲馬跡？而政府失靈上的所有表現，也正是北京市民政局所幹下的勾當。

徐月賓也參加了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師範大學聯合課題組所製作的《構建和諧社會與民政工作改革發展問題研究報告》。其中的說辭，也許更可以讓我們領略到什麽。

“民政工作的性質是預防或修補人與社會的關係出現不相適應的狀態。……民政工作的特點是技術不確定，結果不肯定。……任何技術都必須具備的兩個特征是：具有能建立因果關係的知識體係和對結果可以進行客觀評估。民政工作的技術顯然不具備這兩個特征。”

皮埃爾•卡藍默在其《破碎的民主》一書中指出，納粹主義表明，一旦技術人員認為服從的義務位於個人良知之上，他們就會協助使邪惡變得平常起來。本著同樣的理念，漢斯•約納斯（似乎出於偶然，他也是一個德國人）早在1954年就指出，技術不再是一種工具，而是一種信仰，結果，技術的任何負麵效應都被看成為“使用不當”或是進步的“代價”，這種免除技術創造者思考自身責任義務的信仰如今已不再被大家所接受。

而正是這種預防或修補人與社會的關係出現不適應狀態、並且具備著技術和結果不確定的特點，因而使得民政工作具有了舉世聞名的監督難度，無論是在預算編製、人員配備、業績考核、效果監測等方麵，都成為黑洞。自然，相對於教育、醫療、房地產、公共交通等領域那些比較容易物化和計量的績效來說，民政係統則更是個難以確權和問責的領域，因此就更是兼具著中國事業單位改革失敗（2005年世界銀行公布的中國深化事業單位改革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事業單位人浮於事，公共服務效率低。政府增加的投入並未帶來公共服務收費價格下降，而是更多地被用在了事業單位人員開支上。2000年到2002年期間事業單位從業人員增加了23％，平均報酬增加25％。雖然國家總的預算撥款增加量達82％，然而，除了幾項國家強令減少收費的服務項目外（如義務教育），增加的投入似乎並未相應降低各種收費標準。報告還指出，地方政府財政難堪公共服務重負：地方財政在預算總支出中占到了70％，縣鄉兩級政府占衛生支出的55％－60％，教育總支出的70％公共服務資金使用不當；公共服務資金使用不當；目前一些市場已經可以調節的領域依然享受政府資金，而教育、醫療等至關重要的核心服務的資金卻嚴重短缺。尤其在貧困地區最為突出）、以及公益事業再度成為以民政係統為實體的利益集團的囊中之物的典型屬性。

相對於卡籃默的技術成為信仰的說法，我們的民政部門更是在技術失靈領域完成著獨樹一幟的基於信仰失靈的腐敗。而這種行政方式讓我們領教，人性的喪失在官僚主義盛行的當下是如何形成非物質腐敗的，也就是說，按照魯迅的話說，耽誤他人時間也無異於謀財害命，如此一來，我們的官府衙門利用自身組織體係特性而將公共利益放逐九霄雲外，形成了一個個十惡不赦的劊子手聚集的屠宰場。

《構建和諧社會與民政工作改革發展問題研究報告》還寫道：“事實上，居委會不僅不是政府的辦事機構，也不是一個為居民服務的機構，而是一個在基層實施民主政治的決策機製。更具體地說，居委會的職能是在社區居民廣泛參與的基礎上、通過民主的機製對有關社區問題進行決策的機構，而具體實施這些決策或為居民提供服務則要通過專業的服務機構來提供。”

而目前，針對居委會的功用到底應該如何，坊間有著太多的討論。北京電視台《城市》節目本周就曾經就此進行過深入討論，但從實際情況看，居委會如今已經完全失去了其原本應該具有的效用，淪為一個奴性十足的官方附庸。這裏所謂的“在基層實施民主政治的決策機製”，即使是在北京也純屬無稽之談。北京目前出現的太多的居民小區中的與物業公司間的糾紛，實際上就是居委會已經演變為政府的辦事機構、傳聲筒、應聲蟲的必然結果。在愈演愈烈的業主與物業發生的糾紛乃至暴力衝突當中，居委會的缺位，已經成為坊間廣泛認可行政不作為的具體體現。

《構建和諧社會與民政工作改革發展問題研究報告》還寫道：“民政工作要完成上述（促進社會發展、維護社會公平、規範社會管理、培育公民社會、弘揚社會正氣）任務，麵臨著多方麵的挑戰。包括：民政工作的任務環境充滿了利益衝突；對環境資源的依賴性大；缺乏支持性的法律環境；社會政策缺失，社會管理能力先天不足；缺乏社會科學理論的支持。”“民政工作的重點必須從社會救助向社會保護的方向發展。社會保護是近年來國內外較為流行的一個社會政策概念。它涵蓋了幾乎所有旨在滿足社會成員的發展需要，以及提高他們適應經濟和社會變化能力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真正做到困有所濟、災有所救、老有所養、殘有所助、幼有所撫，是和諧社會的最低要求。”……

可看來看去，就是沒看見說民政係統中的人員已經嚴重地蛻化為官僚體係中麻木不仁的機械性工具，已經徹底失去了完成那些大而化之的任務所必須具備的起碼的職業品質和為人操守；而就這種恬不知恥的民政機構真正做到所謂和諧社會的最低要求，癡人說夢呢吧！

《禮運【大同篇】》裏說，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但書，在如今“公”已經無可奈何地向“私”退守和嬗變的過程中，我們還能指望中國古人的這種說法在現實中兌現或者昭彰？

高尚全曾經撰文認為，行政管理體製改革的重點：一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把政府職能切實轉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上來；而是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建立“決策科學、分工合理、執行順暢、運行高效、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製；三是健全科學民主決策機製；四是全麵推進依法行政，完善行政管理權力的監督機製。

而從當今民政係統的表現上看，行政管理體製改革，似乎是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樓。如果去除掉那些自欺欺人的誇誇其談，真實的景象給了我們當頭一棒，得知到底什麽才是中國當代的宦官風氣及其禍害。

目前，氣象學家已經清楚熱帶氣旋（在大西洋和東太平洋地區稱颶風，西太平洋地區稱台風）的成因。熱帶海洋不斷蒸發形成的暖濕空氣上升後，其中的水蒸氣遇冷凝結，形成雲層和降水，同時釋放出潛熱，使失去水分後的空氣變得更輕，上升得更高，外圍暖濕空氣不斷填補由此形成的低壓區，使這一過程不斷增強。在地球自轉的作用下，氣旋開始轉動，最終形成台風/颶風。登陸後，它會失去暖熱水汽來源，強度迅速減弱。

聽起來，這種氣象現象與我們的社會發展進程是不是很有些相似之處？設想，按照北京市民政局的所作所為，我們社會中出現這種社會氣象的時期還會遠嗎？哪一天，說是中國出現了社會台風，我們似乎也應該知道，這種是氣象的形成原理及其在中國發生的必然性。

200多年前，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中就指出，按照自然自由的製度，君主隻有三個應盡的義務——這三個義務雖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護社會，使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第三，建設並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其建設與維持絕不是為著任何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

200多年了，我們現在不僅僅在工業化，而且還在信息化，可比照北京市民政局的行政方式，我們實在要向那位現代經濟學鼻祖說，中國特色於所有社會製度與政策都隻為了少數人的利益，“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的義務在這裏死無葬身之地。

就這樣，當教育、醫療、衛生、城市公交、鐵路、民航、房地產、汽車、通訊等一個個領域紛紛成為公眾唾棄的對象、其各自的行政主管部門也招致了一輪輪的口水汪洋後，民政部門的暴利和昏庸，也該成為大庭廣眾之下的過街老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