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職合法化的憂慮

兼職合法化的憂慮

                                         2004年7月14日

何必

昨天，江蘇正式出台了鼓勵支持員工兼職兼薪、實行崗位績效工資製、優秀人才協議工資製和按項目分配的事業單位新分配製度……（略。）

作為江蘇人，筆者一直很關注江蘇的變化；而作為宜興人，我也為蘇南模式的逐漸衰落被浙江模式所取代而感到些許旁落，更為不久前的鐵本事件的出現和事後當地各方的反應而惶恐。

如今，江蘇針對用人製度改進方麵所遇到的老大難問題動手，試圖給事業單位職工兼職以合法性地位的社會身份。

其實，這種措施，隻不過是將早已存在的問題擺到桌麵上來、給妾妃以明媒正娶的做法。不管行政部門是否願意正視或者願意麵對，兼職在我們這李是一個廣泛而久遠的社會現象，以至於在90年代有過“停薪留職”之類的很稀奇古怪的職業現象；而往後，人們發現職業原來並不需要太多堂而皇之的借口也照樣可以保留，既然在一些貧窮地區的出現過3歲兒童就已經獲得了公務員身份的事情，於是不管怎麽樣，畢竟還是名正言順地一個論資排輩按部就班到了今天職位，即使不再去弄什麽停薪留職這種出於職業責任感需要而做的製度安排，隻是身在曹營心在漢、通過一仆二或多主獲取多份白色、灰色甚至黑色收入，最多也就落得個不務正業的名聲，隻要與頂頭上司處好關係，並出手周全而大方些、別犯著什麽同事非和自己叫勁不共戴天你死我活，通常是沒什麽大不了的，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為自己、家庭和國家建設作貢獻，哪怕服務社會隻是一種心理安慰、或自欺欺人甚至口是心非；而從社會範圍看，對於兼職也采取了更為包容而隱忍的態度，並且隨著惟利是圖氛圍的興盛，兼職是能力的表現，是很體麵而風光的身份外在化特征，假如什麽人被很多工作同時纏繞著，那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說明了這個人的社會價值，相比起來，沒有兼職機會者卻更多地被看作是職業失敗。

同時，在政教合一的體製裏，兼職又是通過上行下效的途徑而愈演愈烈的。通常情況下，級別越高的官員所具備的頭銜越多，往往既是要員，又是顧問，還是什麽領導小組負責人、大學特聘教授等身份，這給了全社會以強烈的示範效應，身份的多元化才是個人成功的標誌。

如此說來，兼職已經是很普遍的現象；對其進行規範，總比視若無睹要好些。

但是，也應該看到，事業單位的存在是很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體存在方式，帶有很強的計劃經濟遺留痕跡。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包攬了城市人的工作，能夠進入機關是很榮耀的事，沒有什麽公務員的身份。改革開放後，國家逐步縮小由財政負擔的供養範圍，把很多原來吃財政飯的單位劃撥出來，但卻無法從根本上歸並到企業裏麵去，於是就形成了“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這種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過度性模式，從曆史角度看，應該屬於一種階段性現象，但就目前來說，卻是一個揮之不去的痼疾。這個領域沉澱著大量人力資源，是社會人力財富的集中之地，又由於科研院所、大專院校、醫療為生、文教體育、新聞出版、演藝娛樂等行業雲集於此，牽一發而動全身，不可造次。

因此，事業單位用人製度改革一直以來都是人們談虎色變的區域，比起企業製度變遷來難度要大得多。而市場經濟發育比較成熟的領域中的社會分工體係看，沒有事業單位這種屬性的存在。也正由是，我們的製度和法製框架裏很難給予事業單位以明確而長期的定位。

現如今，江蘇方麵敢為天下先，在事業單位職工兼職上做出了規定，使問題付出水麵，並給予兼職合法性。或許還是值得稱道的。

不過，考慮到事業單位在計劃經濟時代所具備的準行政的曆史屬性、以及上述事業單位基本上都是當下某些社會資源壟斷者的現實地位，在實施用人製度大刀闊斧改革時，也必須注意到這種局麵所可能帶來的問題。很多事業單位本身就是資源壟斷者，其職工完全有可能拿著這些被壟斷著的資源與市場進行交換。今年6月2日中科院學部第二屆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提出，積極宣傳科學精神文化和優良的科學道德與學風，不通過新聞媒體炒作自己的科研成果，杜絕商業廣告行為。這些都是有的放矢，針對目前科學界廣泛存在的學術腐敗行為而製定的；同樣是在今年，上海出現9名博士生集體炒導師的事件，起因也是導師隻顧經營自己的公司而疏於對學生學業的指導；類似醫生拿紅包、有償新聞等等，都是事業單位中由於用人製度存在缺陷而導致的醜聞此起彼伏聲勢浩大延綿不絕；而去年清華大學28歲的副教授董關鵬有10個“身份”：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助理、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主持人、遼寧省鞍山市人民政府對外貿易經濟與合作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副局級）、……事件由於此公被疑造假而使得事業單位職工兼職現象所附帶問題一時間成為萬夫所指達到登峰造極。按照江蘇目前這種規定，董關鵬的做法是值得鼓勵和提倡的，而其對自身本職工作的影響、所可能導致的權錢交易、個人收入灰色化、對社會就業的排斥性效應等等一係列問題（筆者相關討論已經見報於此不贅）卻被束之高閣置若罔聞，但卻並不因此而使這些問題銷聲匿跡無影無蹤。

我們習慣於亡羊補牢，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出了問題再去救火，而對於一些本來可以未雨綢繆防患未然的工作卻由於很難表現於政績而被有意忽視偏離，非要等到出了亂子再來掛一漏萬，可卻造成了社會財富無可挽回的損失。

比如蘇南模式的衰敗，比如鐵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