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個教育創新

又是個教育創新

                                            2004年3月4日

何必

交大實行彈性學製  6名導師指導1名博士（略。）

這報紙，做標題成了這樣，嚇了我一跳。用觸目驚心的大黑字號標題來吸引讀者，以假亂真也當屬時尚。本來嘛，誰都知道讓6個導師帶1個研究生的時代恐怕一輩子也趕不上了。

就交大新推出的這個舉措上看，好像是頗具新意，形成了對傳統師傅帶徒弟、一個導師帶若幹研究生方式的突破，似乎是把目前流行的形式做了改進。可是想想，還是有些困難。

這項改革最大的地方，就在於形成了導師小組，設立一個組長，下設幾個副導師，共同帶總數不超過8個博士研究生，無論是“組長”還是“副導師”，最多平均每個導師組成員帶1.33個研究生。其實，事情就這麽簡單，那則新聞的標題要是改作“1個導師最多隻能帶1.3名博士生”就萬事大吉了，根本沒有“6:1”那麽斜乎。

可是，這項創舉在設立時就為日後留下了可見的漏洞。規則設計裏，這個小組成員的人數是可以調整的，那麽，如果是人數減少了，所帶研究生人數將如何調整？如果小組裏有5個成員，研究生數目按照四舍五入是招收6個還是7個？如果是7個，那麽師生比例就成為了1:1.4；如果小組成員減到4人，能帶研究生數目是5個還是6個？如果是6個，比例就變成了1:1.5；……還有，按照新聞裏的表述，“副導師每增加1人，可增招1—2名博士研究生”，如果考慮到帶研究生是與導師個人收入掛鉤這種實際情況，恐怕都會向上限靠攏。在小組規模沒有剛性限製的條件下，容量是可以任意擴大的，增加人數是不受約束的。這樣，在小組的名義下，擴充到班、排、連等建製規模也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按照每增加1個“副導師”可以增加1—2名博士研究生的規定，再考慮到實際操作中多多益善的效益分配機製，於是，就自然會形成以6人小組為基數，規模越大越能向小組裏平均1:2的師生比例的目標靠近，把原來1:1.33的比例架空甚至拋到九霄雲外。而到這時，說穿了，不過是在導師能夠帶博士生數量方麵做了規定，最多不能超過兩名。而且，這還僅僅是一年期間裏的數字，博士研究生學製通常是3年，如此下來，“小組”裏人均可同時帶的博士生數量為6個。

再考慮到交大這次頗為得意的改革裏鼓勵學生搞積極進行科技研發和創業實踐活動，可以分段完成學業和累計學分的停學製度，停學期限一般不超過兩年的規定，停學研究生並不計入小組帶博士生名額，如此一來，假如所有博士生都有“一般不超過”兩年的停學經曆，那麽“小組”人均可同時帶博士研究生數量就成了10名！更不用說，這個“一般”也照樣是個很模糊化的界定，有一般就有不一般，真是出現停學三、五年也不足為奇，而假如是，人均同時帶博士弄出個天文數字也還是可能的。

這樣一來，與改革前導師帶博士生數量並沒有發生什麽變化，其空間依然龐大，照樣改變不了博士研究生生產線的批量處理狀況，沒有對這種流水線生產方式做丁點貢獻。表麵上看，交大這種改革是通過限製招收博士生數量而提高教學質量，但預設好了的製度餘地，給這種改革最終形同虛設做了鋪墊，在改革開始時就已經存在了重蹈覆轍的前景與路徑。

故而，交大的此項創舉不過是舊瓶裝新酒換湯不換藥，巧立名目嘩眾取寵而已。

更耐人尋味的是，如此改革中，把個人負責製改作了以“小組”名義出現的集體負責製。眾所周知，集體負責製裏最大的問題就是名義上是誰都負責但實質誰都不負責。在改革前，導師個人帶研究生至少還有個臉麵，帶出的博士還得口口聲聲“我是某某的學生”，那個“某某”也還必須顧及自己的榮譽和地位，而交大這種小組負責製實施後，博士研究生該怎麽說呢？“我是某某小組的學生”？人們常說的“師從某某教授”變成“師從某某小組”？可想而知的是，一旦學生遇到了問題，直接責任人是誰？如果沒有，而是麵對一個集體，那麽導師個人學術水平、表達方式、知識結構等方麵的差異，會對學生產生什麽樣的影響？而從人類趨利避害的本性上說，以最小的投入獲取最大收益是理性選擇，那麽，出現躲避學生求個清淨與安閑當屬正常之事，而如果學生論文沒有獲得通過，責任是否也要由小組整體來承擔？其中造成內訌的隱患就成理所當然之事；而如果學生功成名就，則注定又會發生爭先恐後搶功擺好的行徑。功過麵前，自然會有不同的嘴臉，彰顯人性中醜惡的一麵，製造惡性競爭；最終無非就是好處往自己身上撈壞處往集體身上推，沒有是非沒有原則沒有責任。而其體製上的原因，蓋出於這種異想天開但又名不符實的製度創新。

另外，爭權奪利之中，組長爭奪戰的血腥也是在所難免的。在已經很複雜的權力體係外，以改革的名義派生出新的權力，而這種權力是與利益密不可分的，在當下唯權至上的環境裏，創新就成了弄權的把戲。

高等教育改革，別老是弄些個花拳秀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