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觀時事

潘曉來信的作者之一。老麽哢嚓眼的。不迎合不爭論,不自以為是否定其他,不以為掌握真理,隻是口無遮攔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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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牌號取消“4”的疑惑

(2022-12-05 12:55:52) 下一個

車牌號取消“4”的疑惑

                                    2004年2月11日

何必

從2月10日起,在深圳入戶的新機動車號牌尾數不會再出現“4”……(略)

看上去,這又是件為民著想、順應民意的好事。改革開放之處,廣東得風氣之先,利用毗鄰香港的優勢,成了轉向市場經濟的排頭兵;更是由於對外開放最初的外資絕大多數是來自港資,港商成為外資主體。一時間,粵語成為時尚,其中的“8”也緣其在粵語中發音近似“發”而具有了財富的意義,成了接近乃至達到致富目標的話語標準。由於廣東位於改革開放前沿,對於內地有著很強的標誌和示範作用,此風迅速蔓延至全國,甚至通過華人輸出到海外,並在長大20多年的時間裏影響了華語的語境,占據了強勢的話語地位。即使是在非粵語方言區,也比照著這種流俗而對於這個本來很單純的數字出現了泛化的膜拜之風的長盛不衰,形成了文化屈就於金錢的特有景象,也滋生並助長了新型拜金主義的無孔不入。

那時被不少內地人當作文化沙漠的廣東,並沒有憑借著自身的努力和拚搏,而是依托著自然與曆史優勢,歪打正著地挨上了香港,並在市場經濟初發時期莫名其妙地具有了“先發位勢”,居高臨下地俯視著內地的百廢待興。當時借著普遍存在的粵人與港人千絲萬縷的親戚甚至血緣關係,成了中國“先富起來”的人,而且因此而得意忘形,出現了“文化北伐”的信誓旦旦,要剝除掉頭上戴了許久的文化匱乏帽子,指望著用大把的金錢形成精神優勢塑造文化貴族形象。廣州甚至有人浩究史料、並從粵語與北方方言的區別中別有用心地發出“粵語不是漢語,廣東人不是中國人”的喧囂。這種心態與輿論在1997年香港回歸前在港澳和海外形成了非常強烈而廣泛的影響,造成了惹人注目的負麵效果。

在海外,由於曆史原因,初期遷徙華人群落當中很多都是廣東籍人,很多國家的唐人街居民多講粵語,在事實上存在著的崇洋媚外群體心理的影響下,也是粵語占據優勢地位的原因之一。不過,隨著中國人大量走出國門,這種情況已經在發生著巨大的改變,國外漢語熱潮早已從粵語主導轉向了普通話認知。

在我國現狀當中,粵語作為一種中國地方方言,受到了尊重與維護。但是,對於地方習俗的尊重並不等於要拘泥於其中;地方習俗中也並不都是精華。眾所周知,舊中國婦女裹小腳,也是一種習俗,但對於婦女身心的殘害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這種習俗隨著時代的發展與文明的演進而被曆史所淘汰,並沒有因為其民意與傳統心理地位而殘存。類似的還有屈膝跪拜禮節的消失等。

在現實生活當中,粵語對於“4”、“8”發音的語義聯想與暗示未必不帶有迷信的色彩與成分,在中國這樣的泛宗教化(在西方那些基督教文化中,對於“13”數字的傳統忌諱有其宗教內涵)與實用理性認識環境裏,有著其存在的土壤。而這種傳統心理與科學認識卻有所衝突。恐怕沒人會認為如果“911”換成了“914”就能可以理解,更沒有研究表明“4”就是災禍萬劫不複的根源。但是,對於這種民俗的妥協卻未必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在機動車牌尾號裏取消“4”的做法,毫無疑問會造成一種地方社會意識,那就是官方認可民俗當中類似“4”、“8”所蘊涵習俗意義的認可、維護與弘揚,並對於科學知識的普及與社會文明的進化形成反動性質的力量。

按照這種做法推演,機動車車牌尾號可以如此,那麽凡是牽涉到“4”的地方是不是都要尊重這種範例而行為?簡單來說,孕婦都要避免在尾數是4的年份月份與日期臨盆、考試成績也要避開4而有所改動、去年震驚天下的哈爾濱“8•4”事件在廣東的表述裏要改為“8•3+”,今年雅典奧運會也要被廣東語境弄成了“2003年後”?如此下去,去年“9•18”日本嫖客珠海買春事件是否也由於那個數字的存在而具有了某些吉利色彩?再往下看,如果這種做法被肯定,那麽那些聲稱“粵語不是漢語,廣東人不是中國人”的主張是否也由於具備一些“民意色彩”以及海外別有用心者的追捧而得到考究、研判甚至尊重?

而且,中國是個地大物博方言眾多的國度。在不同方言區對於數字的發音都各有不同。廣東實行了這種在某個公共服務設施中取消數字的做法,是否也會形成某種判例,對於其他方言區根據自己對於發音的理解而取消特定的數字?如果這樣下去會形成什麽局麵?是否會有某省決定在從1到9這10個數字中出於“順應傳統心理”、“尊重民意”而隻用其中7個、某民族地區幹脆就認可5個這種荒唐但卻前赴後繼的場麵?發展下去,形成了各自地區的獨特數字文化,公共服務當中的順序、號碼、機製都有了強烈的地方特色,而且彼此迥異無法通行,造成社會資源浪費、秩序混亂,桎梏生產力發展,並經由此強化而具有文化色彩地間隔了區域,成就對於統一文化延續的潛移默化蠶食性否定和反叛?設想裏,人們在國際化進程中,由於各地對於數字好惡方麵五花八門的區別造成國際行為的手足無措。

對於民俗、特別是其中並不健康成分的無原則遷就與屈從,並不是維護公眾利益,卻由於其非科學性質而使得行政舉措的出發點存在著很值得反思的漏洞。但願這種做法隻是曇花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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