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興東北需要振興良知

振興東北需要振興良知

                                      2004年2月4日

何必

東三省高幹頂風作案震怒中央，收受200元者將撤職（略。）

看了這些觸目驚心的消息，真是讓民眾對未來擔憂。

這其中，從技術層麵上看，本身就有著不少值得思索的地方。例如，如果人們將精力放到200元與199.99元的區分上，究竟意義何在？即使反腐需要有個量化指標，但如何區分貨幣化所帶來的可操作性問題？而非貨幣化（類似冤假錯案還行政不作為）腐敗又當如何處置？進一步說，進行新的製度安排時是否由於不得不抓而流於形式？在權力反腐向製度反腐轉變過程當中，從製度設計和實施層麵應該有何種脈絡？頂風作案之說是否還是有運動反腐的痕跡？如果不是頂風作案是否就不會有此反應和開篇的報道？

筆者不想就這些技術問題說太多。如果仔細考察一下東三省用於反腐所用的經費，也許更能發現在當今的東北，司法成本已經節節攀升到了很高的水準，換句話說，腐敗所涉及的財富已經形成了社會資源構成中的龐大而凶險的部分，而這種存在是相當危險的。

新一屆黨政領導班子上任以來，把發展當作了全力以赴的施政方向，要一心一意去做。在此當中，提出要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這是中國繼西部大開發後又一個全國性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人們對東北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國內外都把目光放在東北自身究竟如何能擺脫現狀，依靠國家和地方的努力實現振興。

但擺在人們麵前的，卻是東三省腐敗案件的層出不窮。按照黑龍江省那位紀檢幹部的話說，綏化市300名處級幹部，隻有4名沒有涉案，廉潔率隻有1.3％，真是到了百裏挑一的程度！而王純在白山時“全市的科以上幹部除了他兒子和兒媳外，均向其行賄過”，所涉及人數更多，比例也因之更高。這種腐敗的嚴重的確到了不可思議發聾振聵的地步。

涉及腐敗及其所成就的結果時，用聯合國開發署的人文發展指標來衡量，幾年前中國最富省份和最窮省份之間的差距幾乎相當於西方發達工業國家與最窮國家之間的差距；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中國的整體不平等“是所有有資料國家中惡化最快的”；世界銀行還指出，“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城鄉差距尤其突出。在其他國家，城市收入和農村收入之比通常在1.5倍左右，很少超過2倍。而在中國，如果考慮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福利收益，則城市的實際收入對農村收入之比要超過4倍”；近期邱曉華則宣稱這個比例已經是1:6；清華大學社會學者孫立平最近則做過研究，結果表明，按照國際上的計算方法，中國社會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了0.45，居全世界首位。

在這些資料所反映的現實條件下，東北卻以如此驚人的政府高官對於地方財富的非法掠奪侵占行徑，製造著社會更加不平等的分化，加劇著社會矛盾的激化。在中國，東三省大概怎麽說也不算是最富的省份，否則也許就不會依靠著國家政策支持及其財政轉移支付來實現振興，完全可以像東南沿海地區那樣憑借自身的實力和市場去贏得一片蔚藍而振爽的開闊天空。但如此困境中的東北，在腐敗現象產生上卻是在全國獨占鼇頭，當仁不讓地占據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高位。還沒有從人們記憶中褪去的不久前的遼寧劉湧案、以及至今還未審結的黑龍江寶馬車撞人案，之所以在社會上引起如此廣泛而強烈的反響，與東北地區官民關係極度緊張、社會治安狀況快速惡化、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有關。

去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於建嶸在《戰略與管理》雜誌發表了一係列有關農民有組織對抗地方政府的調查文章，引起廣泛關注。在一次報告會上他公開指出，與以外農民運動不同，當前農民有組織的集體抗爭運動，目的已非簡單的經濟，而是直接指向政治與人權。

而事實上，東北的官民關係緊張早就通過了下崗人員、農民等諸多弱勢群體各種形式的抗爭向社會傳遞了強有力的信號，也讓人為東北的社會安定狀況捏一把汗；同時，很難想象一個僅有1.3％幹部廉潔率的地方政府能夠為東北振興幹什麽好事——如此官員群體性穿透社會公德底限為非作歹的現象，實在讓人不寒而栗，對於其所可能造成的後果也確實不堪設想。

在中紀委三次會議上，胡錦濤關於“推進反腐倡廉工作，要繼續堅持標本兼治、懲防並舉，必須繼續嚴肅查處違紀違法案件，特別是要堅決查處大案要案。對腐敗分子，發現一個就要堅決查處一個，絕不能姑息，絕不能手軟”的講話，很大程度上是針對東北反腐敗問題來講的。

如此說來，東北振興最主要的問題並不是經濟的振興，而是社會良知的振興。作為民眾財富的掌握、管理與使用者，東北一些地方政府現在麵臨的已經不是避免決策失誤防範行政風險的問題，而是如何能夠保持在任官員遵紀守法而不是去禍國殃民的起碼品德的問題。否則，即使投入再多的社會資源，給予再強大的政策支持，在數百倍於綏化那98.7％的涉足腐敗幹部數量的官員們無法饜足的貪欲麵前也隻能是杯水車薪最終打了水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