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就業當作首要大事

把就業當作首要大事

                                       2004年1月27日

何必

群眾關心的5大熱點問題分別是：51.42％受訪者表示關注就業問題……（略）

在一個由黨的最高紀律檢查部門所做的專項調查裏，黨風廉正問題被置於中間的位置，而就業問題則躍然到首要位次。這個調查與社會實際狀況基本相符，也反映出民意的趨勢。而就業成為社會最關注的熱點問題，值得所有人深思。

毋庸置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高速增長，這使得中國的國力有所提高與攀升，也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為此，國人曾經沾沾自喜得意忘形過。

但是，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就業形勢卻沒有得到相應的緩和，反而有越來越惡化的趨勢。而且，長期以來，由於內需不振，出現了為各方深感擔憂的總體物價水平在低穀徘徊而導致的通貨緊縮現象。這種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就業形勢吃緊、通貨緊縮局麵頻仍，由於違反了英國人菲利普斯所創設的曲線效應——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勢必為就業增加和通貨膨脹、而且也與美國新經濟中出現的對於“菲利普斯曲線效應”的某個側麵的反叛（經濟高速增長、通貨膨脹但就業卻沒有增加）大相徑庭、而出現了很具有“中國特色”（獨一無二）的一高兩低的奇怪景觀，而被中國經濟學界稱之為中國經濟領域的“哥德巴赫猜想”，也由此可見問題的難度。

西方政界選舉時，競選人都紛紛就如何增加就業作為競選綱領當中非常重要的施政目標，乃至有些幹脆將其當作唯一的競選口號；而人們在評價當屆政府政績時，往往並不看經濟增長幅度，而拿就業說事。

而在我國，從改革開放以來，事實上的經濟掛帥的方針已經實行20多年，追求經濟發展成為唯一目的，不少地方政府都把當地GDP增長良當作考量政府施政成績的指標，並由此運行著幾乎所有的製度安排、權力分布、資源配置和財政走向；社會上也對失業諱莫如深，例如，上述中紀委調查結果就被不少媒體別有用心地隻發布有關反腐倡廉部分而沒有將全部調查項目及其結果公諸於眾。

就在這樣一切為經濟發展讓路的情況下，出現了就業形勢嚴峻化的趨勢。國有企業轉軌當中，造成了工人下崗，雖然說這是體製變遷過程中的可能屬於暫時性的問題，但2002年再就業還是破格被提升到了異乎尋常的高度；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和城鎮中轉移是這些年來風起雲湧不可逆轉的事實，去年底為民工討要被拖欠工資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農村人口就業領域所麵臨的緊迫問題。而1998年開始的高考擴招的學生去年走出校門加入到就業競爭大軍當中，出現了“畢業即失業”的人群恐慌，隨著擴招生日趨增加地步入社會使得這個趨勢隻能有所增加，失業白領化則由於這個人群社會負擔較少而動能較大而引起了全社會更高層麵的關注。

現實情況是，中國經濟對於就業所能帶動的效應越來越小（就業彈性越來越低）的同時，中國目前隻有兩億人充分就業，能夠享受到醫療、養老、住房等方麵的社會保障，而有五億人處於不正規就業，遊離於社會保障體係之外，而還有兩億多的農村人口在城市、城鎮裏打工處在被邊緣化的地位。隨著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未來將會有更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會離土並離鄉流入城市，加劇就業競爭的行列。

就業形勢惡化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國際上有個通行的習慣，10%的失業率是個警戒線，如果超越這個界限就有社會安定之虞。雖然我國現在通行的統計口徑是“城鎮登記失業率”，這裏的“城鎮”和“登記”本身就屏蔽掉了不少實際失業人口，但卻未能因此而改變就業狀況令人擔憂的事實。去年，國家經貿委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如果把下崗人員、未登記的失業者、農民工以及農村剩餘勞動力悉數計算在內，中國實際失業人口已經達到總人口的約25%，也就是說，即使把老人小孩重度殘疾人都算上，不管是否具有勞動能力，每四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個人失業，由此把國際警戒線遠遠地拋在了後麵。

人們對於假冒偽劣產品泛濫恨之入骨，對於公路超載現象痛心疾首，但是否站在就業層麵上思考過這類現象出現的必然性？民以食為天，當溫飽麵臨威脅時，為了活命而拚命是理所當然的。筆者不想從道德或法律層次上討論假冒偽劣製造行為，隻是，如果就業問題得不到重視和有效解決，空泛的社會安定就勢必成為紙上談兵。在不少國民衣食住行方麵存在著起碼的困難時，求生本能所挾持的各種各樣的行經必然衝擊和蕩滌人的道德底線社會上的和倫理空間。

而這時，各方還是將地方GDP增長作為當地政府工作的核心內容。翻開各地政府工作報告，鮮見哪個政府把失業率當作硬性指標擺在其中，在政府職能當中更傾向於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督，卻把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仿佛經濟發展了一切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麵對失業人口增加社會保障範圍過於狹窄這樣嚴重的社會問題盡量避重就輕。

中國的現實問題就是人地關係緊張，巨大的人口與有限的可利用土地是我們所麵對的長遠性問題。如何用這有限的土地養活如此龐大的人口，並使得人民興高采烈奉公守法，必須使絕大多數人有居可安有業可樂，而這“安居樂業”當中，首要的當然是由於日趨突出而為各方越來越關注的“業”。

著名三弄問題專家溫鐵軍把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核心與實質說成是“就業的現代化”；經濟學家胡鞍剛說就業問題是21世紀中國將麵臨的最大的社會問題；社會學者李強則認為，失業、特別是去年出現的大學畢業生失業是“社會的癌症”。就目前情形看，把中國就業形勢嚴峻程度再怎麽提高都不為過。

人們曾就為國民隻儲蓄不消費造成內需疲軟的實際情況而憂愁，但在如今就業得不到有效保證、教育醫療等方麵的費用卻節節攀升到了離譜的程度、社會保障體係成為少數人的樂園卻不能覆蓋社會上大多數人因而被當作貴族化的奢侈品的情況下，人們隻能把來之不易的有限收入作為不得不自己構築的保障，對於未來的無可把握造成了現實生活當中的節衣縮食。在如此狀況下，所謂啟動或振作內需當然隻能是美好憧憬中的海市蜃樓。

一方麵，經濟高速增長，地方政府都在忙不迭地做扮靚城市的“善舉”：擴大公共綠地、與國際接軌搞“國際化大都市”、增加城市照明甚至搞“不夜城”、爭取第幾大古都稱號、創立“花園城市”等等，增加有限土地上的開支並由此提升城市成本形成實際上的就業壁壘，另一方麵卻是大量失業人口的存在並威脅著社會發展。這種鮮明而尖銳的矛盾中，蘊藏著讓人不寒而栗的危險。

經濟發展到底是為了什麽？如果經濟發展的結果卻是使社會上大多數人不能享受到這種發展所帶來的成果，卻要在發展過程當中被當作代價而僅僅承擔發展的義務卻沒有從中得到權利，發展本身從手段異化為目的，為了發展而發展，速度標誌著一切，在眼花繚亂的數字背後卻是近乎天文數字的人口處於失業、半失業狀態，並經此形成不良的社會預期，那麽這種發展的合法性就存在問題。

因此，將就業列為各級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標，並在政府對於社會還有不可替代全方位作用的現實條件下，把追求GDP增長代之以就業率的提高，注重存量就業崗位的保護與利用和增量就業崗位的設計和開發，形成合理的就業製度，去除就業當中現存的不合理限製與歧視，加大失業成本，提高失業保障，遏製失業的提升與蔓延，把失業當作社會安定首當其衝的威脅，切實理順經濟發展與就業之間的關係，使之形成良性互動，讓具有勞動能力的人都能有業可就，應該是能夠形成社會共識的，而且也必然為大勢所趨。

發展是硬道理，就業更是硬道理；發展僅僅是手段，就業及其所帶來的生活質量的提高才是根本的目的。沒有就業的發展是不健康的發展，是不能給人民帶來實惠的發展，是脫離了群眾利益的發展，是違背時代要求的發展。在追求充分就業前提下的發展，才是我們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