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陽法院再度強製執行

朝陽法院再度強製執行

                                    2005年11月27日

何必

朝陽法院……11月26日上午，采取了下半年第三次集中強製執行……（略。）

又一起強製執行的行動公諸於眾。

畫麵中，那個被強製執行的孫某，過了5分鍾才打開家門。想必在這5分鍾裏，他和家人有過激烈的思想波動並進行了密集的商議。這是什麽樣的5分鍾！門外是一群全副武裝的執法人員，是為代表物業利益的法律，是可以采取法定手段闖入民宅將主人帶走拘留的鐵麵無私剛正不阿的執行法官和麵對手無寸鐵的居民卻要荷槍實彈頭戴鋼盔身著防彈服的法警。經過這5分鍾的思忖，孫某一家也知道了，躲是躲不過去的，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國家機器會讓其無處藏身並死無葬身之地，合法的暴力麵前，最佳方式還是乖乖地打開門，把法律請進來，老老實實交了錢完事。至於說以後還是不交，那是以後的事，再執行唄；麵對媒體召開一個倉促準備的新聞發布會，也算是花錢宣傳了自己，並在客觀上為其他被執行人傾倒了不滿。法律沒有禁止在這種場合不準對媒體說三道四，因此法院執行人員無權幹涉孫家人對記者的喋喋不休，特別是還有那麽多媒體在場，否則早就把丫挺的按在地上了。

10月30日，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公開對拒不執行法院有關交納物業費判決的被告人采取強製執行措施，並邀請新聞媒體報道執行過程，顯現出法律的透明性和執法決策者的自信心之後，全社會都能從媒體上看到這次執行的畫麵，看到業主被清晨堵在被窩裏，當著業主孩子的麵被強行拖走，甚至采用武力將反抗的業主打翻在地的情形，看到了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無往不勝。

這種消息一經公布，立即引起了全國上下的眾說紛紜。媒體幾乎一邊倒地指責朝陽區法院這種執行行動。人們對於這種“選擇性執法”給社會關係調整上所帶來的顯而易見的負麵影響非常擔憂，並在討論中逐漸清晰化於當今的法律究竟是在維護社會安定還是助紂為虐；現在的司法體係到底是社會正義的衛道士還是富人的幫凶；法院的執法人員究竟是古道熱腸的人道主義分子還是狼心狗肺的劊子手。

媒體說歸說，法律就是法律，法律無論如何不能被媒體上離經叛道惟恐天下不亂者的搬弄是非所左右不是。雖然民意幾乎完全站到了業主一邊，並且通過此次執行行動更加深化了權力與權利、國家與社會、政府與民間、法律與民意之間的裂痕與衝突，可法院卻根本無視越來越激蕩的社會反抗情緒，一往無前地繼續著自己的作為。

這不，11月19日又有過一次強製執行行動。那次為什麽媒體沒有報道？原因很簡單，那時候美國總統小布什正在華訪問，如果在強製執行過程中出現什麽亂子，並被媒體張揚出去，那可是當局吃不消的。所以，悄悄地進村，打槍地不要，執行就執行了，還是不讓媒體參加，省得鬧出個國際影響來。

換句話說，小布什把那次執行的知情權歪曲了，法院的公開執行就這麽被暗地裏幹了。

布什走了，第三次執行也就不會有什麽一向以中國人權為借口找茬的米國人在了，當然就能大張旗鼓無所顧忌了。

還是那身打扮，還是那套說辭，還是那種斬釘截鐵。

媒體不是叫喚嗎？讓你們丫知道馬王爺到底幾隻眼、知道老子天下第幾、知道媒體和民意算個屁；北京的執法人員就與民意過不去了，怎麽著？誰說不能為強勢利益作代言人？誰說要考慮執行時在場的孩子的感受？誰說執行還要考慮人性？見鬼去吧。

對於此種情勢，媒體還能作何反應？繼續連篇累牘感慨萬千？繼續口誅筆伐疾惡如仇？就像麵對礦難那樣，現在幾乎所有媒體當新的礦難發生時已經失語，這並不是由於媒體的立場問題，而是力量問題，畢竟，根本無法應對每時每刻都在出現的礦難，所有的言詞都用盡了，可這礦難還是不依不饒地此起彼伏。同樣，朝陽區法院的強製執行不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媒體還能說些什麽？事件本身的性質與後果似乎已經很讓人理屈詞窮欲言又止了。大概還剩下的，隻是超出事件本身的想入非非了。

神學家魯本斯泰因在談到納粹帶來的災難時說，“將國家社會主義者當成魔鬼或者變態的人，這很吸引人。因為這種觀點保護了我們對自己的幻想。如果我們將國家社會主義者當作或多或少普通的人，這並不表明我們原諒他們的行為或低估他們帶來的危險。相反，這意味著我們認識到，道德和正直讓人類集體免於徹底崩潰的束縛是多少弱小。”

德國戰後在清理納粹罪行時，出現了一個特殊的概念“辦公桌旁的殺人犯”，就是指那些為數眾多、雖沒有直接參與黨衛軍一點暴行，甚至根本沒有去過任何集中營的所謂管理官員。他們製訂規章，起草執行辦法，簽署信件，打電話，參加各種會議。正如德國曆史學家勞爾•希爾貝格所尖銳指出的，“他們用不著離開辦公桌，卻能夠滅絕一國的人民”。特拉維爾索教授指出，像“辦公桌旁的殺人犯”這種現象，19世紀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早就察覺到了。後者在其名著《經濟與社會》中談到一個官僚階層隨著工業化而出現時，曾經說過，官僚管理的特殊的、受到資本主義歡迎的特點發展得越完備，它就越“非人化”。“越完備”是指官僚機器的特殊之點在於，它摒棄了一切純粹屬於個人的諸如愛、恨等無法計算的感情因素，一切讓位於完成官方任務。這不正是對納粹國家機器中的“盡職盡責”的“辦公桌旁的殺人犯”們精神世界的一個預見嗎？特拉維爾索尖銳地指出，納粹創造了一部屠殺的工作體係，這個體係需要現代技術、勞動分工和有效的管理，如同一個互相滲透的企業。以毒氣室為標誌的新階段不能掩蓋它是自18世紀末期以來一個漫長的發展階段的終點這個事實。特拉維爾索在這部研究著作的結束語中說，當然不能說，清理了一番納粹的大屠殺的“家譜”，就得出歐洲文明發展自然會導致這場人類大浩劫的結論。但是，不管怎樣解釋，卻不能否認奧斯維辛不是西方文明的對立物，盡管它可能是一個病態的產品，卻是西方文明的一個“合法的兒子”。

有鑒於此，我們該如何評價朝陽區法院執行人員那種暴戾、凶悍、殘酷、無情、以強淩弱、慘無人道？這或許是東方文明合法的丫頭？

不知道。